文/临风

本文原刊于《举目》官网2016.07.07

被誉为“最伟大的人物”、3次登上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宝座的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 1942-2016。原名Cassius Marcellus Clay），于今年6月3日去世了，享年74岁（1942-2016）。

他的去世并不意外。早在42岁时，他就被诊断出患有帕金森氏症。长期与病魔抗争，让他衰老得很快，很早就丧失了说话的能力。

我从小对阿里印象深刻。我不懂职业拳赛，只记得他一直标榜自己是“最伟大的”、“最英俊的”、拳头最大的。他的大嘴巴和拒绝服兵役，以及不检点的私生活，让我这个东方脑袋很难接受。

我一直觉得，他代表了美国人的肤浅、自私和狂妄。

因此，他去世时全世界对他爱戴和哀悼，让我有点诧异：据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及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都无法争取到在葬礼上致辞的机会。许多名人说，阿里是他们最景仰的英雄。他们不仅景仰阿里的拳王地位，更景仰他的精神。奥巴马总统也说：“毫无疑义，穆罕默德．阿里是最伟大的。”

这让我心里产生了一个问号。

在上个世纪的60-70年代，除了拳击以外，大多数人似乎都不认为阿里伟大。80年代以后，他拖着病体投入了世界和平的工作。但是，这就让他变成了“最伟大的人物”吗？

 

从克莱到阿里

阿里原名小卡修斯．马塞勒斯．克莱（Cassius Marcellus Clay Jr.），生长于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市。12岁时，因自行车被偷，他向员警乔．马丁报案。马丁鼓励他跟自己练习拳击，他同意了。结果他表现优异，在1960年的奥运中崭露头角，得到羽量级拳击的金牌。

之后，他进入了职业拳击的圈子。因为他总是吹嘘自己英俊、速度快、无人能敌，赢得了“路易斯维尔的大嘴巴”（Luisiville Lip，编注）的绰号。

1964年，他挑战人人敬畏的重量级拳王桑尼．利斯顿（Sonny Liston, 1931-1970）。

克莱在赛前不断嘲笑利斯顿，激怒他。他还宣称，要在打败利斯顿之后，把利斯顿送进动物园……虽然大家都不看好克莱，准备看好戏，然而克莱这位22岁的毛头小伙，却让全美跌破眼镜，竟然击败了利斯顿，坐上了重量级拳王的宝座。

这个消息如一个重磅炸弹，在全世界爆炸开来。

在1965年的卫冕赛中，克莱再度击倒利斯顿。那幅著名的利斯顿倒地不起的照片，深深地印在了全国人的心中。

在20年的职业拳击生涯中，他前后3次登上世界重量级拳王的宝座，受到全世界的瞩目：他特有的拳风，他轻巧的身段（像蝴蝶般飘摇，像蜜蜂般蛰刺）；他的自大、傲慢，都令人刮目相看。

今天美国很多职业运动员喜欢说“垃圾话”（trash talk），阿里可说是始作俑者。

在第一次击败利斯顿后不久，克莱宣布加入“伊斯兰国度”组织（Nation of Islam）——尽管这个“黑色穆斯林”组织并不被伊斯兰的主流教派接受。

他宣布抛弃“奴隶”的名字——克莱（土块），改名为默罕默德．阿里，象征自己新获的身份。他成为该组织的领袖以利亚．穆罕默德以及马尔科姆．X的忠实伙伴。

在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高涨的时代，“黑色穆斯林”与马丁．路德．金牧师所推动的民权运动正好南辕北辙，代表两个截然不同的理念。一个受到基督教信仰的感召，推动和平抗争和种族融合，一个从黑人种族优越主义出发，在伊斯兰的外衣下高举黑色权利，反对种族融合。

 

反战与反种族融合

1964年越战升级。阿里起初没有通过陆军的智力测验（他高中时学业荒废），得以免役。后来因为国家需要兵员，标准降低，他合格了。

可是，阿里对越战非常反感，拒绝服兵役（当时是征兵制）。为此，他受到了社会普遍的鄙视。当记者逼问他为什么反战，他著名的回答是：“我跟越共没有任何恩怨！”他把自己称为“出于良心的反对者”。

以他在拳击界的名望，他就是当兵，也极有可能不用上前线作战，而是担当慰劳战士的工作。但他认为，慰劳战士比上战场更恶劣。

他傲然地说：“美国，你能给我什么？你要我放弃我的宗教，同白人一样，去与我所不认识的人征战，只是为另一批我所不知道的人争取自由——那个我的黑种同胞都得不到的自由？”

1967年4月28日，阿里正式拒绝服役。如所预料的，他为这个决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美国拳击委员会撤销了他的冠军头衔，并且禁止他参加任何比赛。

10天后他被逮捕。经过法院审判，他被陪审团认定有罪。法官判他最高的5年刑期，并处罚款。在上诉期间，他过著自我放逐的生活，与拳击赛绝缘。

可是因为战事不利，美国民心开始转向，反对越战的呼声逐渐加强。阿里也逐渐被不愿当兵的年轻人视为坚守原则的英雄。

1971年，美国最高法院终于全体通过，推翻了判决。他恢复了职业拳击手的身份，但是已经损失了最佳体能的数年。

当年，他是个争议性很高的人物，褒和贬几乎到了两个极端。他的私生活也充满了矛盾。

阿里生长于重视家庭生活的基督教家庭，他本人也经常强调家庭的重要性。不过，他的性放纵却是出了名的，而且相当公开。他对拳击对手无情的挪揄，也让人感觉他缺乏风度。大家不禁好奇：这些行为，如何与他的伊斯兰信仰相调和？

 

退休与和平大使

1981年底，阿里宣布从职业拳界退休。

42岁那年，他被正式诊断患有帕金森氏病。这个中枢神经系统退化性失调的慢性疾病，损害了他的行动和语言能力，极有可能这是他脑袋长期遭受重击的结果。

一位靠大嘴巴威吓对手的人，到头来变成一个无法言语的人，相当的讽刺。

幸好，阿里40余岁时娶了小他15岁朗尼（Yolanda “Lonnie” Williams。她于1986年与阿里结婚。编注）。朗尼是他的第四任妻子。

朗尼与阿里老早相识，她在5岁时就开始暗恋阿里。婚后她放弃自己的事业，30年如一日，悉心照料阿里的身体和事业，使得阿里的生活逐渐走上常轨，能够不顾病痛，从事和平大使的工作。

根据阿里与女儿汉娜（Hana Yasmeen Ali。1976年为阿里的第三任太太Veronica Porché Ali所生。编注）合写的自传，阿里在1975年脱离黑色穆斯林，改宗逊尼宗伊斯兰教，并成为苏菲派信徒。在他的心目中，伊斯兰是宣导和平的宗教。他的疾病，也逐渐使他变得柔和。

2011年父亲节，汉娜撰文，引用阿里的话说：

“我一直希望不仅做一个拳击手，不仅是三度重量级拳击冠军。我愿意用我的名声，我这张世界知名的脸，去激发世人。我犯过错误，但如今，如果我能让任何一个人活得更好，那我就没有白活。”

发病后的阿里，希望替那些没有声音的人说话。在很大程度上，他做到了。他多次收集食物和药品，救助世界上的贫穷地区。

1985年，阿里到黎巴嫩，设法营救4位人质。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前，他去伊拉克劝说萨达姆，释放14位美国人质。2011年，在他疾病的晚期，他还去伊朗与宗教领袖交涉，营救两位美国人。

卡特总统称赞他为“世界友谊先生”。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威廉．罗登，在2013年这样写：

“阿里的行动，改变了我心目中‘运动员如何才算得上伟大’的标准。单在体育上表现突出还不够，关键在于你为群体争取自由做过什么贡献？你为不辜负建国原则做过哪些事？”

2005年，小布什总统给阿里颁发“总统自由勋章”（the 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编注），肯定他对人类社会和平的贡献。

 

对阿里的“盖棺论定”

6月初，记者罗伯特．里普赛特（Robert Lipsyte, 1938-），为《纽约时报》和《时代杂志》写了两篇长文，纪念阿里的一生。

里普赛特是现今最了解阿里的媒体人。自从1964年他代表《纽约时报》采访阿里与利斯顿的世纪之战开始，他前后关注阿里52年。阿里也对他信任有加。

他的这几篇文章，是我读过的所有纪念文中最翔实、也最公正的，可以说是对阿里的盖棺论定。

里普赛特认为，阿里一直是个有争议性的人物，他既不是圣人，也不是泰迪熊。他描述阿里，有“灵活的头脑，热情乐观的个性，傲慢的自信，以及不断演进的一套信念。这些组合培养出一个充满磁性（非常有吸引力。编注）的人物，不能单单被拳击场所定义。”

在无意中，阿里介入了美国三大议题：种族、战争、宗教。他成为了穆斯林，而那时，绝大部分美国人还不知道伊斯兰为何物。他成为主流文化中的异类——自恋、狂傲、勇敢的异类！

现今许多人推崇阿里为民权斗士，里普赛特认为，这并不符合事实。

阿里当初主张黑色种族优越主义，而不是平等的民权。他嘲笑其他黑人拳击手的做法，更是和他的信念不一致。例如，黑人拳王乔．弗雷泽（Joe Frazier, 1944-2011），在阿里落魄时救济过他。阿里却多次侮辱弗雷泽，称其为猩猩。对此，弗雷泽终身耿耿于怀。

里普赛特认为，阿里最珍贵的遗产是他的奋斗精神：就是“我不必成为你所期望的我，我可以自由地作我自己”的那种独立精神。阿里在强权下不低头、锲而不舍、勇于承受打击的性格，激发了人们的内在的勇敢。

他在发病后，勉力从事和平工作，使这一点更显得突出。

1996年，在亚特兰大举行的奥运上，他排除万难，用颤抖的手点燃奥运火炬，让许多人激动不已。可以说，他的形象从此改变了。

阿里的葬礼，是他自己事先安排的。那是个多宗教的仪式，各大宗教都参与了。他不再是异类。他成为了主流，成为众人歌颂的英雄。

 

文化的转移与人性的不变

2012年《时代杂志》（编注），把阿里列入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20人，与华盛顿、杰佛逊等人并列。《时代》称他是“开拓者，有远见的人，和文化大使。他定义了一个国家。”

他那个穆斯林的背景，早年不检点的生活，自恋式的狂言，都不再成为定义他人生的标记。人们感念的，是他面对强权的勇敢，他讲真话的性格，他不顾身体的残障、积极关心人类福祉的心境。他成为美国文化的表征，成为人们共同景仰的人物。

这固然是是阿里有所改变，但更是人们的观念改变了。阿里的英雄形象，与谦卑、谨守、洁身自爱等等传统价值十分不符。然而今天的美国社会，传统价值纵使仍然受到尊重，但已是次要的考量。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文化侵渐的结果。

不过，这并不表示，现在的人没有是非观念、不重视道德价值，或是“道德价值崩溃”——这是过分简单的判断。若真如此，这个世界就不再有神圣的价值了。

从对阿里形象的改变，我们看出，公平、正义、自由、人权，而非谦卑、谨守、自洁，在现今的美国社会更受重视。

在这个文化框架下，人们不畏权势，敢于表达自己，具超党派（宗派）思维，勇于追求梦想。这就是现今之人，特别是千禧世代，所重视的是非观和价值观。

然而，有一点千古不变，那就是人性。

人性虽然有光明的一面，却也永远是残缺的。没有人可以达到自己心目中的道德高原。人性中的残缺，不论如何隐瞒或修饰，总是以各种脸谱出现。因此，人人都需要福音的拯救，才能脱离自我的牢笼。

 

在多元社会中的福音传递

不过，向不同的是非观和道德观的人传递福音信息，与在同质社会中传递福音，大大不同。最忌讳的就是不寻求了解对方，只用“我”的是非观去评断他人。这会造成对方在理性上、感性上和直觉上都难以接受福音。

这不是对方是否“心硬”的问题，而是观念上的鸿沟。人不可能接受与自己道德观和是非观相抵触的信仰。

例如，最近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发生了恐袭事件。一个“独狼”穆斯林杀手，进入同性恋夜总会开枪，造成美国历史上死伤最多的枪击案。

事发后，有基督徒撰文，呼吁为死难者的家属祷告。不过作者也特别声明，不同意死难者的生活方式和道德价值。

如果受难的是股票投机团体，或是烟草公司员工，我想没有人会在关心之余，特别重申：我们不同意其价值或产品。为什么对同性恋就有这样的声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我认为，这是文化上的差距造成的。

故此，这些基督徒付出的关怀，虽然是诚恳的，却很可能有人不接受、不理解，因关怀者没有认识到道德与是非观的差距。

当年保罗在雅典，如果他不了解罗马的文化价值，只从希伯来人的角度看问题、与人对话，我想亚略巴古的那批听众也可能会反感。

今天有些人只看重几个与“性”有关的文化价值和道德问题，而忽略了与公平、正义和社会福祉有关的道德价值。因此，世人可能视这些基督徒为“没有道德”的人，当然也就无法接受他们所传的福音。

反之，如果基督徒了解并尊重他人所看重的道德价值，并且以行动来表明基督徒的爱心，他人才有可能了解和尊重基督徒所持的信仰的内涵，和基督徒所看重的道德价值。

今天，持有不同价值观的各方，都做出过许多义正词严的批评。然而这不过是浪费口水，因为都是擦肩而过——没有对话，没有交集，盖因两造生活在截然不同的语境和文化价值之中。

这就是阿里之死给我带来的联想。

（除了文中所注资料，本文亦广泛参考了报章杂志和网上媒体。）

编注：2016年6月20日出版的《时代》杂志，在此以标题“最伟大的人物”（The Greatest / MUHAMMAD ALI / 1942-2016）与阿里年轻的照片为封面。这是阿里第5次登上《时代》的封面。前4次分别是1963年3月22日，1971年3月8日，1978年2月27日与2002年1月28日。

作者为本刊特约编辑。原任职科技行业，现专职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