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臨風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16.07.07

被譽為“最偉大的人物”、3次登上世界重量級拳擊冠軍寶座的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 1942-2016。原名Cassius Marcellus Clay），於今年6月3日去世了，享年74歲（1942-2016）。

他的去世並不意外。早在42歲時，他就被診斷出患有帕金森氏症。長期與病魔抗爭，讓他衰老得很快，很早就喪失了說話的能力。

我從小對阿里印象深刻。我不懂職業拳賽，只記得他一直標榜自己是“最偉大的”、“最英俊的”、拳頭最大的。他的大嘴巴和拒絕服兵役，以及不檢點的私生活，讓我這個東方腦袋很難接受。

我一直覺得，他代表了美國人的膚淺、自私和狂妄。

因此，他去世時全世界對他愛戴和哀悼，讓我有點詫異：據說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以及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都無法爭取到在葬禮上致辭的機會。許多名人說，阿里是他們最景仰的英雄。他們不僅景仰阿里的拳王地位，更景仰他的精神。奧巴馬總統也說：“毫無疑義，穆罕默德．阿里是最偉大的。”

這讓我心裡產生了一個問號。

在上個世紀的60-70年代，除了拳擊以外，大多數人似乎都不認為阿里偉大。80年代以後，他拖著病體投入了世界和平的工作。但是，這就讓他變成了“最偉大的人物”嗎？

 

從克萊到阿里

阿里原名小卡修斯．馬塞勒斯．克萊（Cassius Marcellus Clay Jr.），生長於肯塔基州路易維爾市。12歲時，因自行車被偷，他向員警喬．馬丁報案。馬丁鼓勵他跟自己練習拳擊，他同意了。結果他表現優異，在1960年的奧運中嶄露頭角，得到羽量級拳擊的金牌。

之後，他進入了職業拳擊的圈子。因為他總是吹噓自己英俊、速度快、無人能敵，贏得了“路易斯維爾的大嘴巴”（Luisiville Lip，編註）的綽號。

1964年，他挑戰人人敬畏的重量級拳王桑尼．利斯頓（Sonny Liston, 1931-1970）。

克萊在賽前不斷嘲笑利斯頓，激怒他。他還宣稱，要在打敗利斯頓之後，把利斯頓送進動物園……雖然大家都不看好克萊，準備看好戲，然而克萊這位22歲的毛頭小伙，卻讓全美跌破眼鏡，竟然擊敗了利斯頓，坐上了重量級拳王的寶座。

這個消息如一個重磅炸彈，在全世界爆炸開來。

在1965年的衛冕賽中，克萊再度擊倒利斯頓。那幅著名的利斯頓倒地不起的照片，深深地印在了全國人的心中。

在20年的職業拳擊生涯中，他前後3次登上世界重量级拳王的寶座，受到全世界的矚目：他特有的拳風，他輕巧的身段（像蝴蝶般飄搖，像蜜蜂般蟄刺）；他的自大、傲慢，都令人刮目相看。

今天美國很多職業運動員喜歡說“垃圾話”（trash talk），阿里可說是始作俑者。

在第一次擊敗利斯頓後不久，克萊宣佈加入“伊斯蘭國度”組織（Nation of Islam）——儘管這個“黑色穆斯林”組織並不被伊斯蘭的主流教派接受。

他宣佈拋棄“奴隸”的名字——克萊（土塊），改名為默罕默德．阿里，象徵自己新獲的身份。他成為該組織的領袖以利亞．穆罕默德以及馬爾科姆．X的忠實夥伴。

在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高漲的時代，“黑色穆斯林”與馬丁．路德．金牧師所推動的民權運動正好南轅北轍，代表兩個截然不同的理念。一個受到基督教信仰的感召，推動和平抗爭和種族融合，一個從黑人種族優越主義出發，在伊斯蘭的外衣下高舉黑色權利，反對種族融合。

 

反戰與反種族融合

1964年越戰升級。阿里起初沒有通過陸軍的智力測驗（他高中時學業荒廢），得以免役。後來因為國家需要兵員，標準降低，他合格了。

可是，阿里對越戰非常反感，拒絕服兵役（當時是徵兵制）。為此，他受到了社會普遍的鄙視。當記者逼問他為什麼反戰，他著名的回答是：“我跟越共沒有任何恩怨！”他把自己稱為“出於良心的反對者”。

以他在拳擊界的名望，他就是當兵，也極有可能不用上前線作戰，而是擔當慰勞戰士的工作。但他認為，慰勞戰士比上戰場更惡劣。

他傲然地說：“美國，你能給我什麼？你要我放棄我的宗教，同白人一樣，去與我所不認識的人征戰，只是為另一批我所不知道的人爭取自由——那個我的黑種同胞都得不到的自由？”

1967年4月28日，阿里正式拒絕服役。如所預料的，他為這個決定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美國拳擊委員會撤銷了他的冠軍頭銜，並且禁止他參加任何比賽。

10天后他被逮捕。經過法院審判，他被陪審團認定有罪。法官判他最高的5年刑期，並處罰款。在上訴期間，他過著自我放逐的生活，與拳擊賽絕緣。

可是因為戰事不利，美國民心開始轉向，反對越戰的呼聲逐漸加強。阿里也逐漸被不願當兵的年輕人視為堅守原則的英雄。

1971年，美國最高法院終於全體通過，推翻了判決。他恢復了職業拳擊手的身份，但是已經損失了最佳體能的數年。

當年，他是個爭議性很高的人物，褒和貶幾乎到了兩個極端。他的私生活也充滿了矛盾。

阿里生長於重視家庭生活的基督教家庭，他本人也經常強調家庭的重要性。不過，他的性放縱卻是出了名的，而且相當公開。他對拳擊對手無情的挪揄，也讓人感覺他缺乏風度。大家不禁好奇：這些行為，如何與他的伊斯蘭信仰相調和？

 

退休與和平大使

1981年底，阿里宣佈從職業拳界退休。

42歲那年，他被正式診斷患有帕金森氏病。這個中樞神經系統退化性失調的慢性疾病，損害了他的行動和語言能力，極有可能這是他腦袋長期遭受重擊的結果。

一位靠大嘴巴威嚇對手的人，到頭來變成一個無法言語的人，相當的諷刺。

幸好，阿里40餘歲時娶了小他15歲朗尼（Yolanda “Lonnie” Williams。她於1986年與阿里結婚。編註）。朗尼是他的第四任妻子。

朗尼與阿里老早相識，她在5歲時就開始暗戀阿里。婚後她放棄自己的事業，30年如一日，悉心照料阿里的身體和事業，使得阿里的生活逐漸走上常軌，能夠不顧病痛，從事和平大使的工作。

根據阿里与女兒漢娜（Hana Yasmeen Ali。1976年為阿里的第三任太太Veronica Porché Ali所生。編註）合寫的自傳，阿里在1975年脫離黑色穆斯林，改宗遜尼宗伊斯蘭教，並成為蘇菲派信徒。在他的心目中，伊斯蘭是宣導和平的宗教。他的疾病，也逐漸使他變得柔和。

2011年父親節，漢娜撰文，引用阿里的話說：

“我一直希望不僅做一個拳擊手，不僅是三度重量級拳擊冠軍。我願意用我的名聲，我這張世界知名的臉，去激發世人。我犯過錯誤，但如今，如果我能讓任何一個人活得更好，那我就沒有白活。”

發病後的阿里，希望替那些沒有聲音的人說話。在很大程度上，他做到了。他多次收集食物和藥品，救助世界上的貧窮地區。

1985年，阿里到黎巴嫩，設法營救4位人質。在第一次海灣戰爭之前，他去伊拉克勸說薩達姆，釋放14位美國人質。2011年，在他疾病的晚期，他還去伊朗與宗教領袖交涉，營救兩位美國人。

卡特總統稱讚他為“世界友誼先生”。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威廉．羅登，在2013年這樣寫：

“阿里的行動，改變了我心目中‘運動員如何才算得上偉大’的標準。單在體育上表現突出還不夠，關鍵在於你為群體爭取自由做過什麼貢獻？你為不辜負建國原則做過哪些事？”

2005年，小布希總統給阿里頒發“總統自由勳章”（the 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編註），肯定他對人類社會和平的貢獻。

 

對阿里的“蓋棺論定”

6月初，記者羅伯特．里普賽特（Robert Lipsyte, 1938-），為《紐約時報》和《時代雜誌》寫了兩篇長文，紀念阿里的一生。

里普賽特是現今最瞭解阿里的媒體人。自從1964年他代表《紐約時報》採訪阿里與利斯頓的世紀之戰開始，他前後關注阿里52年。阿里也對他信任有加。

他的這幾篇文章，是我讀過的所有紀念文中最翔實、也最公正的，可以說是對阿里的蓋棺論定。

里普賽特認為，阿里一直是個有爭議性的人物，他既不是聖人，也不是泰迪熊。他描述阿里，有“靈活的頭腦，熱情樂觀的個性，傲慢的自信，以及不斷演進的一套信念。這些組合培養出一個充滿磁性（非常有吸引力。編註）的人物，不能單單被拳擊場所定義。”

在無意中，阿里介入了美國三大議題：種族、戰爭、宗教。他成為了穆斯林，而那時，絕大部分美國人還不知道伊斯蘭為何物。他成為主流文化中的異類——自戀、狂傲、勇敢的異類！

現今許多人推崇阿里為民權鬥士，里普賽特認為，這並不符合事實。

阿里當初主張黑色種族優越主義，而不是平等的民權。他嘲笑其他黑人拳擊手的做法，更是和他的信念不一致。例如，黑人拳王喬．弗雷澤（Joe Frazier, 1944-2011），在阿里落魄時救濟過他。阿里卻多次侮辱弗雷澤，稱其為猩猩。對此，弗雷澤終身耿耿於懷。

里普賽特認為，阿里最珍貴的遺產是他的奮鬥精神：就是“我不必成為你所期望的我，我可以自由地作我自己”的那種獨立精神。阿里在強權下不低頭、鍥而不捨、勇於承受打擊的性格，激發了人們的內在的勇敢。

他在發病後，勉力從事和平工作，使這一點更顯得突出。

1996年，在亞特蘭大舉行的奧運上，他排除萬難，用顫抖的手點燃奧運火炬，讓許多人激動不已。可以說，他的形象從此改變了。

阿里的葬禮，是他自己事先安排的。那是個多宗教的儀式，各大宗教都參與了。他不再是異類。他成為了主流，成為眾人歌頌的英雄。

 

文化的轉移與人性的不變

2012年《時代雜誌》（編註），把阿里列入美國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20人，與華盛頓、傑佛遜等人並列。《時代》稱他是“開拓者，有遠見的人，和文化大使。他定義了一個國家。”

他那個穆斯林的背景，早年不檢點的生活，自戀式的狂言，都不再成為定義他人生的標記。人們感念的，是他面對強權的勇敢，他講真話的性格，他不顧身體的殘障、積極關心人類福祉的心境。他成為美國文化的表徵，成為人們共同景仰的人物。

這固然是是阿里有所改變，但更是人們的觀念改變了。阿里的英雄形象，與謙卑、謹守、潔身自愛等等傳統價值十分不符。然而今天的美國社會，傳統價值縱使仍然受到尊重，但已是次要的考量。這是半個多世紀以來文化侵漸的結果。

不過，這並不表示，現在的人沒有是非觀念、不重視道德價值，或是“道德價值崩潰”——這是過分簡單的判斷。若真如此，這個世界就不再有神聖的價值了。

從對阿里形象的改變，我們看出，公平、正義、自由、人權，而非謙卑、謹守、自潔，在現今的美國社會更受重視。

在這個文化框架下，人們不畏權勢，敢於表達自己，具超黨派（宗派）思維，勇於追求夢想。這就是現今之人，特別是千禧世代，所重視的是非觀和價值觀。

然而，有一點千古不變，那就是人性。

人性雖然有光明的一面，卻也永遠是殘缺的。沒有人可以達到自己心目中的道德高原。人性中的殘缺，不論如何隱瞞或修飾，總是以各種臉譜出現。因此，人人都需要福音的拯救，才能脫離自我的牢籠。

 

在多元社會中的福音傳遞

不過，向不同的是非觀和道德觀的人傳遞福音信息，與在同質社會中傳遞福音，大大不同。最忌諱的就是不尋求瞭解對方，只用“我”的是非觀去評斷他人。這會造成對方在理性上、感性上和直覺上都難以接受福音。

這不是對方是否“心硬”的問題，而是觀念上的鴻溝。人不可能接受與自己道德觀和是非觀相抵觸的信仰。

例如，最近美國佛羅里達州奧蘭多市，發生了恐襲事件。一個“獨狼”穆斯林殺手，進入同性戀夜總會開槍，造成美國歷史上死傷最多的槍擊案。

事發後，有基督徒撰文，呼籲為死難者的家屬禱告。不過作者也特別聲明，不同意死難者的生活方式和道德價值。

如果受難的是股票投機團體，或是煙草公司員工，我想沒有人會在關心之餘，特別重申：我們不同意其價值或產品。為什麼對同性戀就有這樣的聲明？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別？我認為，這是文化上的差距造成的。

故此，這些基督徒付出的關懷，雖然是誠懇的，卻很可能有人不接受、不理解，因關懷者沒有認識到道德與是非觀的差距。

當年保羅在雅典，如果他不瞭解羅馬的文化價值，只從希伯來人的角度看問題、與人對話，我想亞略巴古的那批聽眾也可能會反感。

今天有些人只看重幾個與“性”有關的文化價值和道德問題，而忽略了與公平、正義和社會福祉有關的道德價值。因此，世人可能視這些基督徒為“沒有道德”的人，當然也就無法接受他們所傳的福音。

反之，如果基督徒瞭解並尊重他人所看重的道德價值，並且以行動來表明基督徒的愛心，他人才有可能瞭解和尊重基督徒所持的信仰的內涵，和基督徒所看重的道德價值。

今天，持有不同價值觀的各方，都做出過許多義正詞嚴的批評。然而這不過是浪費口水，因為都是擦肩而過——沒有對話，沒有交集，蓋因兩造生活在截然不同的語境和文化價值之中。

這就是阿里之死給我帶來的聯想。

（除了文中所註資料，本文亦廣泛參考了報章雜誌和網上媒體。）

編註：2016年6月20日出版的《時代》雜誌，在此以標題“最偉大的人物”（The Greatest / MUHAMMAD ALI / 1942-2016）與阿里年輕的照片為封面。這是阿里第5次登上《時代》的封面。前4次分別是1963年3月22日，1971年3月8日，1978年2月27日與2002年1月28日。

作者為本刊特約編輯。原任職科技行業，現專職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