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泉

本文原刊于《举目》官网言与思专栏2017.01.19

早就听说《山雨》一书（注1）。该书由英国籍传教士富能仁（James Outram Fraser）的女儿所著，讲述了20世纪上半叶，富能仁于云南傈僳族传教近30年的故事。犹如英国卫理公会传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创建滇东北老苗文，富能仁亦发明了傈僳族拼音文字，编订傈僳文圣经。今次阅读《山雨》，终于读到他如何带领傈僳族信主的故事，不由得赞叹：“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罗》10：15）

 

光辉榜样

读这本书时，我正在柬埔寨工场看望中国宣教士。谈及什么使宣教士长期留在工场，宣教士大多回答：“对工场的爱，对使命的忠心。”读《山雨》时，我眼前也总是浮现出富能仁充满激情、充满爱、对使命忠心的面孔。

1. 挚诚的爱

富能仁是内地会宣教士，被差派到云南腾冲服事。刚开始时，他并不在傈僳族中服事。当他在集市上看到傈僳人时，一下子就被吸引了，“我确信自己爱上了这民族！”富能仁的心中，有声音提醒他爱傈僳人。

1910年5月，富能仁走进傈傈人聚居的山区，才发现那是多么原始的地方：路是驴子踩出来的，村落分散，常常要露宿在前不著村、后不著店的山头。他遭遇过泥石流，也被猎人追杀。他看到偶像遍地，许多人酗酒，生活与事工都非常艰难。

然而富能仁总是乐在其中，为他们的语言惊奇——所以他发明了傈僳文字；为他们的红土壤惊喜——所以他研究新的农作物，以取代鸦片种植。他更为他们归信基督而欢喜。

他是深爱这个民族，结婚仅5天，就带着妻子，骑着骡子，走进山村，向傈僳人布道。

1913年4月，腾冲历史上第一间教会诞生了，一共有4人受洗。1916年2月6日，有4位年轻人说，要不顾一切跟从基督。从富能仁1910年开始接触傈僳人算起，已历时6年。其间数年传福音不见效果，更有学习汉语、学习傈僳语等种种艰难。

笔者想到今天一些短宣队，每次从工场回来，就炫耀这次在工场带了多少人信主。我在欢喜的同时，也隐隐地担忧——他们若有朝一日，真正进入跨文化拓荒时，能忍受长时间的无果子吗？能在4年、6年的等候中，坚持下来吗？

2. 顺服

富能仁始终认为，上帝将这个民族放在他的心中，他的爱源自上帝给他的负担。他甘心乐意地在傈僳人中间服事，也享受这服事。

1922年，富能仁从英国休假回到中国，却有一个消息让他大为震惊——内地会总部要派他到甘肃去，因为甘肃急需人，而总部无人可派。

富能仁心中不甘。他认为自己的呼召就在傈僳人中间，而不是在甘肃。然而，最终他在日记里写下自己的决定：“上帝的意念是完美的，希望人顺服。”（注2）他学习迈尔的祷告说：“主啊，我不能说我愿意，但我愿意让你来感动我愿意。”

到达甘肃后，他学着去爱新的禾场。同时，他也记下自己内心真实的挣扎：“云南是我的初恋，我的拉结……甘肃是我的利亚。”（注3）在这种挣扎与爱中，他成功地重建了甘肃的事工。直到1927年排外运动，他才被迫撤回上海。后来他又被总部留在上海从事行政管理……他总是以顺服的心面对。

如今差派宣教士时，宣教士在自己的呼召与团队的需要、工场的需要之间，也经常有张力存在。也许富能仁能让我们有所学习和借鉴。

 

3. 婚姻

另外一份挑战，是富能仁的婚姻大事。1909年，23岁的富能仁到达云南。次年进入傈僳人中传福音……直到40岁，他依旧孑然一人。他不是没有想过婚姻，而是心系福音工场。

1928年，42岁的他见到23岁的邰洛西——在中国苗族宣教士邰慕廉（F. J. Dymond）之女。他确定自己爱上了洛西，但依然花长时间祷告，然后才向洛西求婚。次年，他们在云南宣教工场结婚。

漫长的等待，显示出富能仁是清心等候主的人，他也明白如何过单身的生活。也因为如此，他等来了上帝给他预备的人。他们不仅建立了美满的家室，更同心协力地投身禾场，。

《山雨》书中，记录了他对婚姻的期待：夫妻两人同负一轭，一起同工。他希望洛西和他一起到各地探访，一起传道……他对妻子的期望不单是管家，更是伴侣加同工（注4）。

正如他的期待，洛西成为了他的好同工、好伴侣。两人在10多年的婚姻生活中，相亲相爱、彼此互助。虽然居无定所，但洛西毫无怨言。

他们生养了3个女儿，最小的一位是遗腹子。在洛西的养育下，孩子们都健康成长。二女儿爱琳‧克蕾斯曼，就是《山雨》一书的作者。

笔者认为，现今的年轻宣教士，在婚姻上，应当以富能仁为榜样。

 

4. 祷告

《山雨》一书里，多次提及富能仁的祷告生活，以及他对祷告的认识。富能仁强调祷告的重要性。他在工场呆得越久，越认识到祷告的重要。他认为传讲的信息如同炮弹，祷告则如同给炮弹点火。祷告带来能力，带来得胜。

他指出，祷告分一般性祷告和特殊性祷告。“一般性的祷告要靠信心。在这种祷告中，我们并不知道上帝在每件事情上的旨意……特定性的祷告有明确的请求事项。抱着确定的信念，相信上帝一定会回应。”（注5）

他也喜欢内地会总干事何斯德所说的：“多祷告可以帮助自己节约时间、精力。不祷告就会浪费时间、精力。祷告是上帝在中国一切工作的根本。”（注6）他总结道：我过去一直以为第一是祷告，其次是教导；我现在觉得第一是祷告，第二是祷告，第三还是祷告，第四才是教导（注7）。

他每天早上花大量时间祷告。有时他留在宣教站，一连几天单单祷告。1915年10月，他有感动，开始向主祈求“傈僳人中有数百人归主！”当时傈僳人中尚无人真正信主，但就在持续祷告一年之后，1916年10月，他到滩岔一带乡村探望布道时，共约600人归信基督。

他也经常写祷告信回国，让后方的代祷伙伴帮助一起祷告。他的代祷信，不单分享工场的需要，也分享他对圣经的理解、对祷告的理解。他希望借此更好地建立代祷伙伴。

他依然觉得这不够。他鼓励代祷伙伴找到更多愿意代祷的人，加入代祷队伍。连回国休假期间，他也不忘为每位在傈僳人中间服事的宣教士找10位代祷伙伴。数年后，这个后方代祷团发展到上千人规模。

今天中国宣教能走多远，我想离不开后方祷告的托住。想到前几天读经时上帝的感动：你要设立守望所！守望所，就是祷告的祭坛，后方祷告的队伍。有人只记得宣教士的光环，但其实不能忘记的，是后方膝盖下的委身。

 

教会自立

 

从一开始进入傈僳人中宣教，富能仁就清楚，当地的教会需要自立。他虽然没有说，但一直朝着自立的方向开展事工。

 

1. 文字事工

傈僳族没有文字。为了更好地传福音，富能仁在跟傈僳人交流时，总是将对方说的话，用拼音一一记录下来。傈僳人很惊讶：原来自己的话，还可以记录下来？

富能仁开始着手编写《傈僳语入门手册》。第1部分，介绍中国西藏东部和云南一带傈僳族的起源、傈僳人迁移的历史及风俗；第2部分，介绍傈僳语的方法、句法，并编制了发音表；第3部分，是傈僳文和英文互译的词典，即简明傈僳语—英文词典（注8）。1922年，《傈僳语入门手册》在仰光出版，共108页。

《傈僳语入门手册》出版，一方面标志着傈僳语开始有文字载体，同时也意味着，宣教士可以借此更好地学习圣经。《傈僳语入门手册》的出版，也标志着一个新的开始——可以翻译傈僳语圣经了。

1936年初，富能仁来到里吾底村，开始翻译、修订傈僳语圣经。傈僳语圣经翻译不是富能仁一人能完成的，主要由杨思慧夫妇执笔，富能仁负责校译，并带领傈僳族本地宣教士查经。傈僳语圣经的出版，带给整个傈僳族极大的祝福。

 

2. 工人供给

傈僳族居住在怒江大峡谷到滇缅边境，自然风光美好，但经济落后，一度是鸦片供应地。傈僳人信主后，不再种植鸦片，经济作物却缺乏。当越来越多的傈僳人信主后，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傈僳族的全职传道人的生活问题，如何解决？

富能仁认为，傈僳人要学习奉献，供养自己的传道人。

富能仁很清楚，山里人家很穷，简直是一贫如洗。越是如此，富能仁越认定：“只有傈僳信徒一开始就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山里的教会才会日趋强大。他们先要自立，下一步才能自传……外来的钱和外来的控制，只会建立一个外国式的教会，到头来还是一个软弱的教会……富能仁强烈反对付钱给信徒去传福音，他甚至称之为邪恶的制度”（注9）。

他渴望看到教会自立，渴望傈僳教会不依附外国的经济帮助。

在富能仁的坚持下，傈僳族的执事、信徒才慢慢觉醒。他们拿不出现金，就用人工奉献——帮助外出宣教的传道人的家庭做农活等，让传道人可以安心去传道。每位奉献者都承认自己是心被恩感，甘心自愿奉献自己。傈僳人宣教站得以建立。越来越多的山区福音，是由当地宣教士传开，而非外国宣教士。

原先富能仁进入村庄，是面对一大批对福音一无所知的人。现在被邀请到村落，面对的是当地人已经建立的教会。他对此极为欣慰。

《山雨》中记录了一个故事——教会要差派一个年轻人去乡村布道。执事们提议，由他们来筹集经费的9份（共10份），富能仁负责1份。富能仁却始终认为，用外国的钱不合适。争辩到夜里，还是没有结果。富能仁提议先休息，实在不行，就晚一些差派。

第2天早上，执事们围着富能仁说，他们已经商量好了，由他们筹集全部经费。富能仁答：要慢一点。因为他觉得，这些执事是被他逼的。这种情况，不适合差派。

执事们告诉他，是他们自己昨天晚间祷告时有感动，而且已经商妥支持的方案，包括派人帮着那个年轻人种地、看顾家人等。于是，那位年轻人成为本族的宣教士，没有使用外国人一分钱。

 

3. 教堂建造

除了工人的自养，另一件体现自养的事，莫过于建教堂了。建教堂在教会事工中花费最多。傈僳族后来几乎整个民族都归信基督，每个村都有教堂。这些教堂，都是傈僳人自己奉献盖的。富能仁为傈僳人骄傲：“所有建堂费用，都是由傈僳人自己奉献的。他们不要外国传教士出一分钱。”（注10）

富能仁认为，正是坚持让傈僳人自养，才促成了傈僳族教会自立。他同时提醒宣教士，不要在一个村落呆太久，免得当地人对宣教士产生依赖。

这样的坚持，使得更多傈僳人起来，向周边的村子传福音；这样的坚持，让傈僳人教会在西方宣教士被驱赶之后，依然持守信仰。至今不但教会依在，还有傈僳族宣教士走向其他民族，开展宣教。

读《山雨》时，我身边发生了2件事，都跟傈僳人有关。

其一，我在一个跨文化地区，遇见一位傈僳族宣教士。他在没有完全支持时，凭信心踏上宣教工场，并在宣教工场找到一份职业，以带职宣教的方式，开始了跨文化服事。

其二，一位汉族同工，跟我分享最近在怒江傈僳人中间短宣的感受。短宣队一行10余人，来到怒江大峡谷后，山区的生活让他们感到经济的落差。队员纷纷慷慨解囊，给“穷人”送钱、送大米。许多“穷人”牵着马、驴前来拉大米……短宣队员兴致勃勃地分发、拍照。夜深时，这位同工不禁想起富能仁：如果当年富能仁也是这样送米、送钱，会有今天傈僳族的福音兴旺吗？

同样的问题，留给我以及所有的宣教团队。

 

注：

1. （英）爱琳·克蕾斯曼《山雨——富能仁传》，阿信、陈萍译，北京：团结出版社，2014。

2. 《山雨》，第193页。

3. 《山雨》，第194页。

4. 《山雨》，第214页。

5. 《山雨》，第86页。

6. 《山雨》，第126页。

7. 《山雨》，第185页。

8. 《山雨》，第173页。

9. 《山雨》，第170页。

10. 《山雨》，第184页。

 

作者来自中国温州，多年来一边牧会，一边从事媒体与宣教事工。现在跨文化宣教机构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