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泉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17.01.19

早就聽說《山雨》一書（註1）。該書由英國籍傳教士富能仁（James Outram Fraser）的女兒所著，講述了20世紀上半葉，富能仁於雲南傈僳族傳教近30年的故事。猶如英國衛理公會傳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創建滇東北老苗文，富能仁亦發明了傈僳族拼音文字，編訂傈僳文聖經。今次閱讀《山雨》，終於讀到他如何帶領傈僳族信主的故事，不由得讚歎：“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羅》10：15）

 

光輝榜樣

讀這本書時，我正在柬埔寨工場看望中國宣教士。談及什麼使宣教士長期留在工場，宣教士大多回答：“對工場的愛，對使命的忠心。”讀《山雨》時，我眼前也總是浮現出富能仁充滿激情、充滿愛、對使命忠心的面孔。

1. 摯誠的愛

富能仁是內地會宣教士，被差派到雲南騰沖服事。剛開始時，他並不在傈僳族中服事。當他在集市上看到傈僳人時，一下子就被吸引了，“我確信自己愛上了這民族！”富能仁的心中，有聲音提醒他愛傈僳人。

1910年5月，富能仁走進傈傈人聚居的山區，才發現那是多麼原始的地方：路是驢子踩出來的，村落分散，常常要露宿在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山頭。他遭遇過泥石流，也被獵人追殺。他看到偶像遍地，許多人酗酒，生活與事工都非常艱難。

然而富能仁總是樂在其中，為他們的語言驚奇——所以他發明了傈僳文字；為他們的紅土壤驚喜——所以他研究新的農作物，以取代鴉片種植。他更為他們歸信基督而歡喜。

他是深愛這個民族，結婚僅5天，就帶著妻子，騎著騾子，走進山村，向傈僳人佈道。

1913年4月，騰沖歷史上第一間教會誕生了，一共有4人受洗。1916年2月6日，有4位年輕人說，要不顧一切跟從基督。從富能仁1910年開始接觸傈僳人算起，已歷時6年。其間數年傳福音不見效果，更有學習漢語、學習傈僳語等種種艱難。

筆者想到今天一些短宣隊，每次從工場回來，就炫耀這次在工場帶了多少人信主。我在歡喜的同時，也隱隱地擔憂——他們若有朝一日，真正進入跨文化拓荒時，能忍受長時間的無果子嗎？能在4年、6年的等候中，堅持下來嗎？

2. 順服

富能仁始終認為，上帝將這個民族放在他的心中，他的愛源自上帝給他的負擔。他甘心樂意地在傈僳人中間服事，也享受這服事。

1922年，富能仁從英國休假回到中國，卻有一個消息讓他大為震驚——內地會總部要派他到甘肅去，因為甘肅急需人，而總部無人可派。

富能仁心中不甘。他認為自己的呼召就在傈僳人中間，而不是在甘肅。然而，最終他在日記裡寫下自己的決定：“上帝的意念是完美的，希望人順服。”（註2）他學習邁爾的禱告說：“主啊，我不能說我願意，但我願意讓你來感動我願意。”

到達甘肅後，他學著去愛新的禾場。同時，他也記下自己內心真實的掙扎：“雲南是我的初戀，我的拉結……甘肅是我的利亞。”（註3）在這種掙扎與愛中，他成功地重建了甘肅的事工。直到1927年排外運動，他才被迫撤回上海。後來他又被總部留在上海從事行政管理……他總是以順服的心面對。

如今差派宣教士時，宣教士在自己的呼召與團隊的需要、工場的需要之間，也經常有張力存在。也許富能仁能讓我們有所學習和借鑒。

 

3. 婚姻

另外一份挑戰，是富能仁的婚姻大事。1909年，23歲的富能仁到達雲南。次年進入傈僳人中傳福音……直到40歲，他依舊孑然一人。他不是沒有想過婚姻，而是心繫福音工場。

1928年，42歲的他見到23歲的邰洛西——在中國苗族宣教士邰慕廉（F. J. Dymond）之女。他確定自己愛上了洛西，但依然花長時間禱告，然後才向洛西求婚。次年，他們在雲南宣教工場結婚。

漫長的等待，顯示出富能仁是清心等候主的人，他也明白如何過單身的生活。也因為如此，他等來了上帝給他預備的人。他們不僅建立了美滿的家室，更同心協力地投身禾場，。

《山雨》書中，記錄了他對婚姻的期待：夫妻兩人同負一軛，一起同工。他希望洛西和他一起到各地探訪，一起傳道……他對妻子的期望不單是管家，更是伴侶加同工（註4）。

正如他的期待，洛西成為了他的好同工、好伴侶。兩人在10多年的婚姻生活中，相親相愛、彼此互助。雖然居無定所，但洛西毫無怨言。

他們生養了3個女兒，最小的一位是遺腹子。在洛西的養育下，孩子們都健康成長。二女兒愛琳‧克蕾斯曼，就是《山雨》一書的作者。

筆者認為，現今的年輕宣教士，在婚姻上，應當以富能仁為榜樣。

 

4. 禱告

《山雨》一書裡，多次提及富能仁的禱告生活，以及他對禱告的認識。富能仁強調禱告的重要性。他在工場呆得越久，越認識到禱告的重要。他認為傳講的信息如同炮彈，禱告則如同給炮彈點火。禱告帶來能力，帶來得勝。

他指出，禱告分一般性禱告和特殊性禱告。“一般性的禱告要靠信心。在這種禱告中，我們並不知道上帝在每件事情上的旨意……特定性的禱告有明確的請求事項。抱著確定的信念，相信上帝一定會回應。”（註5）

他也喜歡內地會總幹事何斯德所說的：“多禱告可以幫助自己節約時間、精力。不禱告就會浪費時間、精力。禱告是上帝在中國一切工作的根本。”（註6）他總結道：我過去一直以為第一是禱告，其次是教導；我現在覺得第一是禱告，第二是禱告，第三還是禱告，第四才是教導（註7）。

他每天早上花大量時間禱告。有時他留在宣教站，一連幾天單單禱告。1915年10月，他有感動，開始向主祈求“傈僳人中有數百人歸主！”當時傈僳人中尚無人真正信主，但就在持續禱告一年之後，1916年10月，他到灘岔一帶鄉村探望佈道時，共約600人歸信基督。

他也經常寫禱告信回國，讓後方的代禱夥伴幫助一起禱告。他的代禱信，不單分享工場的需要，也分享他對聖經的理解、對禱告的理解。他希望藉此更好地建立代禱夥伴。

他依然覺得這不夠。他鼓勵代禱夥伴找到更多願意代禱的人，加入代禱隊伍。連回國休假期間，他也不忘為每位在傈僳人中間服事的宣教士找10位代禱夥伴。數年後，這個後方代禱團發展到上千人規模。

今天中國宣教能走多遠，我想離不開後方禱告的托住。想到前幾天讀經時上帝的感動：你要設立守望所！守望所，就是禱告的祭壇，後方禱告的隊伍。有人只記得宣教士的光環，但其實不能忘記的，是後方膝蓋下的委身。

 

教會自立

 

從一開始進入傈僳人中宣教，富能仁就清楚，當地的教會需要自立。他雖然沒有說，但一直朝著自立的方向開展事工。

 

1. 文字事工

傈僳族沒有文字。為了更好地傳福音，富能仁在跟傈僳人交流時，總是將對方說的話，用拼音一一記錄下來。傈僳人很驚訝：原來自己的話，還可以記錄下來？

富能仁開始著手編寫《傈僳語入門手冊》。第1部分，介紹中國西藏東部和雲南一帶傈僳族的起源、傈僳人遷移的歷史及風俗；第2部分，介紹傈僳語的方法、句法，並編制了發音表；第3部分，是傈僳文和英文互譯的詞典，即簡明傈僳語—英文詞典（註8）。1922年，《傈僳語入門手冊》在仰光出版，共108頁。

《傈僳語入門手冊》出版，一方面標誌著傈僳語開始有文字載體，同時也意味著，宣教士可以借此更好地學習聖經。《傈僳語入門手冊》的出版，也標誌著一個新的開始——可以翻譯傈僳語聖經了。

1936年初，富能仁來到裏吾底村，開始翻譯、修訂傈僳語聖經。傈僳語聖經翻譯不是富能仁一人能完成的，主要由楊思慧夫婦執筆，富能仁負責校譯，並帶領傈僳族本地宣教士查經。傈僳語聖經的出版，帶給整個傈僳族極大的祝福。

 

2. 工人供給

傈僳族居住在怒江大峽谷到滇緬邊境，自然風光美好，但經濟落後，一度是鴉片供應地。傈僳人信主後，不再種植鴉片，經濟作物卻缺乏。當越來越多的傈僳人信主後，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擺在眼前：傈僳族的全職傳道人的生活問題，如何解決？

富能仁認為，傈僳人要學習奉獻，供養自己的傳道人。

富能仁很清楚，山裡人家很窮，簡直是一貧如洗。越是如此，富能仁越認定：“只有傈僳信徒一開始就在經濟上自給自足，山裡的教會才會日趨強大。他們先要自立，下一步才能自傳……外來的錢和外來的控制，只會建立一個外國式的教會，到頭來還是一個軟弱的教會……富能仁強烈反對付錢給信徒去傳福音，他甚至稱之為邪惡的制度”（註9）。

他渴望看到教會自立，渴望傈僳教會不依附外國的經濟幫助。

在富能仁的堅持下，傈僳族的執事、信徒才慢慢覺醒。他們拿不出現金，就用人工奉獻——幫助外出宣教的傳道人的家庭做農活等，讓傳道人可以安心去傳道。每位奉獻者都承認自己是心被恩感，甘心自願奉獻自己。傈僳人宣教站得以建立。越來越多的山區福音，是由當地宣教士傳開，而非外國宣教士。

原先富能仁進入村莊，是面對一大批對福音一無所知的人。現在被邀請到村落，面對的是當地人已經建立的教會。他對此極為欣慰。

《山雨》中記錄了一個故事——教會要差派一個年輕人去鄉村佈道。執事們提議，由他們來籌集經費的9份（共10份），富能仁負責1份。富能仁卻始終認為，用外國的錢不合適。爭辯到夜裡，還是沒有結果。富能仁提議先休息，實在不行，就晚一些差派。

第2天早上，執事們圍著富能仁說，他們已經商量好了，由他們籌集全部經費。富能仁答：要慢一點。因為他覺得，這些執事是被他逼的。這種情況，不適合差派。

執事們告訴他，是他們自己昨天晚間禱告時有感動，而且已經商妥支持的方案，包括派人幫著那個年輕人種地、看顧家人等。於是，那位年輕人成為本族的宣教士，沒有使用外國人一分錢。

 

3. 教堂建造

除了工人的自養，另一件體現自養的事，莫過於建教堂了。建教堂在教會事工中花費最多。傈僳族後來幾乎整個民族都歸信基督，每個村都有教堂。這些教堂，都是傈僳人自己奉獻蓋的。富能仁為傈僳人驕傲：“所有建堂費用，都是由傈僳人自己奉獻的。他們不要外國傳教士出一分錢。”（註10）

富能仁認為，正是堅持讓傈僳人自養，才促成了傈僳族教會自立。他同時提醒宣教士，不要在一個村落呆太久，免得當地人對宣教士產生依賴。

這樣的堅持，使得更多傈僳人起來，向周邊的村子傳福音；這樣的堅持，讓傈僳人教會在西方宣教士被驅趕之後，依然持守信仰。至今不但教會依在，還有傈僳族宣教士走向其他民族，開展宣教。

讀《山雨》時，我身邊發生了2件事，都跟傈僳人有關。

其一，我在一個跨文化地區，遇見一位傈僳族宣教士。他在沒有完全支持時，憑信心踏上宣教工場，並在宣教工場找到一份職業，以帶職宣教的方式，開始了跨文化服事。

其二，一位漢族同工，跟我分享最近在怒江傈僳人中間短宣的感受。短宣隊一行10餘人，來到怒江大峽谷後，山區的生活讓他們感到經濟的落差。隊員紛紛慷慨解囊，給“窮人”送錢、送大米。許多“窮人”牽著馬、驢前來拉大米……短宣隊員興致勃勃地分發、拍照。夜深時，這位同工不禁想起富能仁：如果當年富能仁也是這樣送米、送錢，會有今天傈僳族的福音興旺嗎？

同樣的問題，留給我以及所有的宣教團隊。

 

註：

1. （英）愛琳·克蕾斯曼《山雨——富能仁傳》，阿信、陳萍譯，北京：團結出版社，2014。

2. 《山雨》，第193頁。

3. 《山雨》，第194頁。

4. 《山雨》，第214頁。

5. 《山雨》，第86頁。

6. 《山雨》，第126頁。

7. 《山雨》，第185頁。

8. 《山雨》，第173頁。

9. 《山雨》，第170頁。

10. 《山雨》，第184頁。

 

作者來自中國溫州，多年來一邊牧會，一邊從事媒體與宣教事工。現在跨文化宣教機構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