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風

本文原刊于《舉目》83期和官網2017.04.26

 

巴黎的蒙馬特區，有個著名的小丘廣場。那裡有各種藝術家，畫肖像的，玩剪影藝術的……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諷刺畫（編註：又叫誇飾畫，caricature）——畫家捕捉人物的特色，加以誇張、扭曲，卻仍能讓人分辨得出畫上的人物。

喬治‧克魯尼

 

這種畫的特點是：畫家誇大了特性，不關心真實性。也就是說，在達到誇張效果的時候，很可能犧牲了真實性。

 

扭曲的不只是畫像

 

不只是畫像，人們對現實世界的解讀，也往往是扭曲的，彷彿經過了“諷刺畫家”的處理。例如“奧巴馬竊聽川普電話”事件。風風雨雨之中，事實似乎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你看的是哪幅畫。

奧巴馬

 

再進一步，人對“非我族類”的瞭解，也彷彿是“諷刺畫家”處理過的——“非我族類”肯定“其心必異”，不是嗎？所以我們毫無顧忌地對“異類”充滿疑懼，認為他們（比如穆斯林）是對“西方文明”的威脅，可作為“次人類”對待。

就連我們對自己的瞭解，其實也往往經過了某些“處理”——那些“正面思考”的心理學家讓我們感覺良好，前途一片光明。那些“負面思考”的哲學家（或文學家），卻讓我們感到人生一片黑暗，痛不欲生……

甚至我們對上帝的瞭解，對聖經的解讀，也經過了“諷刺畫家”的處理。這個“諷刺畫家”可以是“現代主義”，可以是“成功神學”，也可以是某個宗派的神學思想。

 

基督教內的“諷刺畫家”

 

1922年諷刺“現代主義”的畫作

 

宗教信仰，照理說是人在信仰上委身，並接納一套教理。實際上，人卻常常因自己的觀念或文化的視覺，讓教理轉彎——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上帝，給上帝畫個臉譜。在新教裡，因為沒有統一的權威，這種現象格外普遍。

 

歷史背景

 

美北長老會（PCUSA）成立於美國革命時期，在美國公佈憲法那年（1789），在費城舉行第一次大會，採納《西敏寺信仰信條》，以“西敏寺大要理問答”和“西敏寺小要理問答”，作為聖經之外的次要標準。不論我們是否接納改革宗的系統神學，我們都當承認，美北長老會的開創，符合“宗教改革”的一貫精神，即：只要不流於宗派主義，教理是重要的。

然而自19世紀末，紐約聯合神學院的查理斯‧布里格斯（Charles Augustus Briggs），引入了深受現代主義影響的德國自由神學，及其對聖經的“高等批判”，對美國新教造成了極大的衝擊，直至20世紀初。名佈道家孫培理（Billy Sunday）甚至憤怒地說：“把地獄翻轉過來，你知道底下寫的是什麼嗎？德國製造！”

為什麼現代主義能給基督教造成這麼大的威脅？因為文化有獨特的侵蝕力量，能潛移默化地改變人對現實和真理的看法。

筆者無意討論神學上的正統性，那是神學家的領域。本文僅從近代歷史上的3位人物入手，從這3個人的互動和對比看出，良好的動機並不能防止人按照自己的觀念重新塑造宗教，結果宗教失去了原味，失去了力量，也失去了對真理的執著……

 

范戴克牧師

 

可能大家或許都知道，聖詩《快樂崇拜》（快樂歡欣向主敬拜，榮耀真神大慈愛……），其配音改編自貝多芬《第九交響曲》中的《歡樂頌》。這首詩歌的作者是亨利‧范戴克牧師（Henry van Dyke，1852-1933）。

這位多才多藝的牧師，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以及普林斯頓神學院，在紐約當過17年牧師。他參與詩歌編輯，出版過厚厚一本頗具份量的詩歌集。1899年，他在普林斯頓開授英國文學。後被校友威爾遜總統派駐為荷蘭以及盧森堡公使。一戰時，他任海軍隨軍牧師。晚年他專事寫作，擔任全美文學藝術協會的會長。

他的文學作品（散文、小說）暢銷世界，包括《第四位博士》、《第一株聖誕樹：森林的故事》、《傷心的牧人：聖誕節的故事》、《藍色花》、《逝去的話：聖誕傳說》、《失喪的童子》等。他的作品都帶著樂觀、陽光的色彩，以及對上帝的信心，內容溫馨、平和，包裝得就像聖誕禮物一樣美麗動人。他的故事多是道德感召以及主角的覺醒，對基督教理中的恩典和赦罪觀並不太觸及。

1913年復活節，范戴克在南加州河邊市的戶外崇拜中禱告

這樣一位舉足輕重的牧師，卻是非常熱心的現代主義者。他高度推崇布里格斯的“高等批判”，大力推動修改《西敏寺信仰信條》，減少信條中的神學氣息。

在1896-1899年間，他前後寫了兩本比較嚴肅的書。一本是《疑惑時代的福音》。他在序言裡寫道：“信心的活潑經驗遠比神學理論更為重要。”另一本是《罪世的福音》。他在序言中告訴讀者，他的書不討論救贖的理論：“相反地，它在教導：沒有一個理論可以夠寬、夠深地解釋事實。”

他的基本立場是，耶穌的人性遠比祂的神性重要，人只有藉著耶穌完美的人性才能體會祂的神性。人在不斷經驗上帝的愛時，才能體會“救贖”的意義。他故事中的英雄的救贖也是這樣，《第四位博士》中的主角亞特班（編註：也譯作“阿塔班”）感受到內心的光照，這種內在意識激勵他做出無私的決定，他照此盡力了，這就是他的救贖。

這故事非常溫暖、動人。然而在這個講述聖誕節的故事中，耶穌的名字只被提到兩三次。大多數的讀者好像也不在意，只要內容是聖誕節，有上帝、耶穌，就OK了。至於“現代主義”對文化的影響，大家則毫無概念。

因為不能忍受普林斯頓神學院梅欽教授（John Gresham Machen）的講道，范戴克在1923年宣佈放棄自己在“普林斯頓第一長老會”教堂裡的座位（早年的教會老會友都有自己固定的座位），要轉換教會。梅欽當時即為教會牧師。范戴克認為自己的時間“太寶貴，不能浪費在聆聽這種令人沮喪、充滿憤怒和嘲弄式的福音”。他稱梅欽的教導是“苦澀、製造分裂和不合聖經的”。他說到做到，直到後來梅欽離職，他才回去。

范戴克牧師因著他的學問和名氣，按照自己的形象建構基督信仰，所影響的不僅僅是他那一代人。他與梅欽的差異，定義了基要信仰與自由派的分野（後詳）。

 

富司迪牧師

 

1930年《時代》雜誌的封面，介紹富司迪牧師與新“開張”的紐約“河濱教會”

為了獻堂典禮，富司迪牧師（Harry Emerson Fosdick，1878-1969）寫了聖詩《榮耀真神、恩惠之主》（慈愛恩主、榮耀君王……），傳誦至今（現用的是John Hughes 1907年的調子）。

哈里‧愛默生‧富司迪，是1920年代美國最受歡迎的牧師。如果范戴克代表維多利亞時期的宗教小說風格，那麼，富司迪就代表20世紀初自由神學的講章風格。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對群體的個人心理輔導”。

他的講道，不但讓教會的聽眾著迷，更藉著NBC電臺每個禮拜天下午的“國家晚禱”時間，風靡全國。他的講題非常吸引人，“處理生活中的第二好”（即如何處理失望）、“把糟糕變成美好”、“寧靜的好處”、“直面變革的挑戰”，都是他著名的講章。

他的信息也十分新穎，走在提倡“正面思考”大師諾曼•文森特•皮爾的前面。他受到歡迎的原因，與現今那些傳講“成功神學”的牧師，其實是一樣的（筆者聲明：筆者絕對不反對提供正面的信息、給人希望，但是，我們不能因此修改聖經的教理以配合信息）。

富迪克按牧於浸信會，卻在紐約最負盛名的“第一長老會”牧會（1918-1925）。不過，由於他浸信會的背景，及其自由派神學（反對童女生子、聖經無誤等等），他終於於1925年被迫離開了長老會。

他隨即被3英里外的“公園浸信會”邀請為主任牧師。這個教會由富二代的小約翰‧洛克菲勒大力支助，1920年剛剛蓋好一座哥德式教堂。由於富司迪深具魅力，信徒紛至沓來，教堂很快就容不下了。洛克菲勒再掏腰包，在哈德遜河邊，蓋了一所宏偉、壯觀的新歌德式的教堂——“河濱教堂”。1930年，洛克菲勒與富司迪牧師共同主持了獻堂典禮。這是一間超宗派的教會。富司迪在此牧會，一直到1946年退休。

 

河濱教堂

 

1922年5月21日，富迪克牧師尚在第一長老會，即發表了最具歷史意義的講章《基要信條派將取得勝利嗎？》。他呼籲成立一個心靈開放、有智識性、有容忍度的“基督教團契”。這篇講道是他對基要真理的宣戰書。洛克菲勒立即將其印成小冊子，分發全國。

在這篇講道裡，他反對基督教一些最重要的基要真理，例如：神蹟，特別是童女生子；聖經無誤；基督寶血的赦罪；基督再來，在地上成立千禧年……他認為基督徒可以分作兩類人，一類是心胸狹窄、嘮叨煩人的基要信仰派，他們威脅著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另一類是張開手臂，具有寬容、接納性的自由主義者（當時，寬容、接納屬於中性詞）。宗教是私人之事，唯一的衡量標準就是“真摯”與否。所以，寬容變成最大的美德。

不過，似乎寬容的對象並不包括基要信仰者。筆者認為，這個說法就好像強盜來到你家，要搶劫。你如果不肯，就是不容忍，應當被趕出去。這樣的邏輯，何其荒謬！

富迪克牧師描繪的耶穌，是一位喜愛戶外活動的“男人中的男人”，一位自我犧牲、善良的“超級英雄”。

 

梅欽

 

梅欽

 

20世紀上半葉，梅欽（John Gresham Machen，1881-1937）備受關注。《紐約時報》經常發表他的文章。他的故事可以說就是基要教條派與自由派交鋒的故事。而這兩派間的爭執，其實就是基督教與（現代）文化對抗的具體表現。

每當富迪克牧師含沙射影，批評“反啟蒙”、“變態”者時，他通常批評的就是梅欽。梅欽24歲在德國進修神學，深深被自由派的敬虔和投入所吸引，受到很大震撼。然而他最終拒絕了自由派的路線，認為敬虔與否，投入與否，不是判斷真理的唯一標準。

回美國後，他在普林斯頓神學院教授新約聖經，並在普林斯頓第一長老會任牧師。前文提到范戴克牧師不能忍受的牧師，就是梅欽。

1929年，大學董事會改組，梅欽被迫辭職。他遂與幾個同事，在費城創辦了西敏寺神學院。1936年，他被美北長老會免去神職。他只好退出美北長老會，成立了“正統長老會”（OPC）。隔年1月，他就突然因肺炎去世了。

梅欽對事情認真，學問淵博，長於理性思維。他的幾本針對自由派立場的學術性著作，是闡釋與辯護基本要義的關鍵性作品。他的第一本書《保羅宗教的根源》（1921），非常有說服力地闡明，保羅的信仰來自耶穌的教導和舊約，並非來自（如自由派所說）希臘哲學。

針對富迪克牧師的《基要信條派將取得勝利嗎？》，梅欽前後寫了兩本書回應。第一本是《基督教與自由主義》（1923），接著又寫了《什麼是信心？》（1925）。

對富迪克牧師來說，他和梅欽只是表達了基督教中的兩種觀點罷了。對梅欽而言，這卻是真與假、是與非！基督教稱耶穌是主、救主，自由派稱耶穌是嚮導、範例。基督教認為耶穌是我們信心的對象，自由派認為基督（對上帝）的信心是我們的榜樣。“自由主義認為耶穌是人類最美麗的花朵，是超自然的人”，梅欽卻強調，耶穌不僅是我們的榜樣，更是人類救贖的創始者和完成者。如果不承認耶穌是神也是人，不承認兩者並重，就不是基督教。

梅欽對自由派的反駁非常有力。明顯地，自由派所信仰的不是聖經所記載的耶穌，而是按照他們的心意塑造的耶穌。他們給耶穌畫了臉譜。這讓我想起使徒保羅的話：“我希奇你們這麽快離開那藉著基督之恩召你們的，去從別的福音。”（《加》1：6）

梅欽顯然極其注重基要真理。孫培理和布萊恩（猴子訟案的控方律師、總統候選人和福音派領袖）都是標準的基要真理派，他們更關心人是否信耶穌，是否過敬虔生活，而不那麼關心教理的純正性。梅欽則更重視智識，他自己的智識和修養都遠超過一般人，是少數可以與現代主義人士對話的保守派。在政治上，他反對禁酒、禁煙，反對在公立學校公禱、公讀聖經。因此，他又被一般保守派視為異類。

歷史學家馬斯登認為，梅欽在政治上屬於激進的“自由意志主義派”（或作，自由至上主義）。筆者則認為，神學立場不等同於政治立場，兩者目的不同。沒有哪個政黨的立場，能與基督教的信仰完全吻合。

 

幾點反思

 

人總是功利的、自我中心的、自以為是的，很難完全客觀、公正、平衡。今天的信徒也有好幾類。一類人講究神學正統性，不過唯獨自家的神學是正統的。另一類人是唯獨敬虔、注重個人經驗，其他一律次要。還有一類人看重信仰的“醫療效果”，信耶穌是為個人心理治療，為家庭、事業成功，甚至是為某個政黨服務。不一而足。

更有一種人如此詮釋“唯獨耶穌”：所有社會問題，只要信耶穌都可以解決。這其實是“唯獨信仰”，是“還原論”（簡約論），不是改教者的原意。

在“唯獨”的信仰實踐中，每一類人都有一定的道理，也有自身的視野局限。這種分歧正是證明了人的有限性。拙文無意討論每一種人的是非對錯，而是希望聚焦於“到底基督教講的是什麼”（不是我們希望它講什麼）。不論是什麼派別，如果硬把基督教穿在流行文化的外面，那就是一種造神運動，是隨己意給上帝畫臉譜。

今年是改教500週年紀念，人們特別強調回歸聖經、唯獨聖經。筆者認為，“唯獨聖經”並不是把聖經當作武器，碎片化地引用，以證明自己有理。“唯獨聖經”就是尊重聖經的文本，從原作者的情境去瞭解寫作的原意，瞭解上帝所要傳達給我們的。“唯獨聖經”是尊重聖經的權威，承認自己的解讀有限度，自己的神學認知並不完備。

凱勒牧師說，現今教會3個最大的偶像是：經驗、教條和消費主義。這3者的共同點，就是不夠尊重聖經。本文介紹的這3位牧師，就表明：揭開臉譜、除去偶像並不容易。受歡迎的不一定信仰正確，信仰正確的也不一定受歡迎。我們要回到聖經，瞭解聖經到底在說什麼。現今“成功神學”、“宗教經驗主義”、“宗派主義”和“政教不分”等現象，都需要回到這裡來檢驗。

 

參考文獻：

1. Stephen J. Nichols, “Jesus Made in America”, IVP Academic, 2008.
2. Harry Emerson Fosdick, “Shall the Fundamentalists Win?”, 1922.

 

作者為本刊特約編輯。原任職科技行業，現退休專業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