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风
本文原刊于《举目》83期和官网2017.04.26
巴黎的蒙马特区,有个著名的小丘广场。那里有各种艺术家,画肖像的,玩剪影艺术的……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讽刺画(编注:又叫夸饰画,caricature)——画家捕捉人物的特色,加以夸张、扭曲,却仍能让人分辨得出画上的人物。
乔治‧克鲁尼
这种画的特点是:画家夸大了特性,不关心真实性。也就是说,在达到夸张效果的时候,很可能牺牲了真实性。
扭曲的不只是画像
不只是画像,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解读,也往往是扭曲的,仿佛经过了“讽刺画家”的处理。例如“奥巴马窃听川普电话”事件。风风雨雨之中,事实似乎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你看的是哪幅画。
奥巴马
再进一步,人对“非我族类”的了解,也仿佛是“讽刺画家”处理过的——“非我族类”肯定“其心必异”,不是吗?所以我们毫无顾忌地对“异类”充满疑惧,认为他们(比如穆斯林)是对“西方文明”的威胁,可作为“次人类”对待。
就连我们对自己的了解,其实也往往经过了某些“处理”——那些“正面思考”的心理学家让我们感觉良好,前途一片光明。那些“负面思考”的哲学家(或文学家),却让我们感到人生一片黑暗,痛不欲生……
甚至我们对上帝的了解,对圣经的解读,也经过了“讽刺画家”的处理。这个“讽刺画家”可以是“现代主义”,可以是“成功神学”,也可以是某个宗派的神学思想。
基督教内的“讽刺画家”
1922年讽刺“现代主义”的画作
宗教信仰,照理说是人在信仰上委身,并接纳一套教理。实际上,人却常常因自己的观念或文化的视觉,让教理转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上帝,给上帝画个脸谱。在新教里,因为没有统一的权威,这种现象格外普遍。
历史背景
美北长老会(PCUSA)成立于美国革命时期,在美国公布宪法那年(1789),在费城举行第一次大会,采纳《西敏寺信仰信条》,以“西敏寺大要理问答”和“西敏寺小要理问答”,作为圣经之外的次要标准。不论我们是否接纳改革宗的系统神学,我们都当承认,美北长老会的开创,符合“宗教改革”的一贯精神,即:只要不流于宗派主义,教理是重要的。
然而自19世纪末,纽约联合神学院的查理斯‧布里格斯(Charles Augustus Briggs),引入了深受现代主义影响的德国自由神学,及其对圣经的“高等批判”,对美国新教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直至20世纪初。名布道家孙培理(Billy Sunday)甚至愤怒地说:“把地狱翻转过来,你知道底下写的是什么吗?德国制造!”
为什么现代主义能给基督教造成这么大的威胁?因为文化有独特的侵蚀力量,能潜移默化地改变人对现实和真理的看法。
笔者无意讨论神学上的正统性,那是神学家的领域。本文仅从近代历史上的3位人物入手,从这3个人的互动和对比看出,良好的动机并不能防止人按照自己的观念重新塑造宗教,结果宗教失去了原味,失去了力量,也失去了对真理的执著……
范戴克牧师
可能大家或许都知道,圣诗《快乐崇拜》(快乐欢欣向主敬拜,荣耀真神大慈爱……),其配音改编自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的《欢乐颂》。这首诗歌的作者是亨利‧范戴克牧师(Henry van Dyke,1852-1933)。
这位多才多艺的牧师,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以及普林斯顿神学院,在纽约当过17年牧师。他参与诗歌编辑,出版过厚厚一本颇具份量的诗歌集。1899年,他在普林斯顿开授英国文学。后被校友威尔逊总统派驻为荷兰以及卢森堡公使。一战时,他任海军随军牧师。晚年他专事写作,担任全美文学艺术协会的会长。
他的文学作品(散文、小说)畅销世界,包括《第四位博士》、《第一株圣诞树:森林的故事》、《伤心的牧人:圣诞节的故事》、《蓝色花》、《逝去的话:圣诞传说》、《失丧的童子》等。他的作品都带着乐观、阳光的色彩,以及对上帝的信心,内容温馨、平和,包装得就像圣诞礼物一样美丽动人。他的故事多是道德感召以及主角的觉醒,对基督教理中的恩典和赦罪观并不太触及。
1913年复活节,范戴克在南加州河边市的户外崇拜中祷告
这样一位举足轻重的牧师,却是非常热心的现代主义者。他高度推崇布里格斯的“高等批判”,大力推动修改《西敏寺信仰信条》,减少信条中的神学气息。
在1896-1899年间,他前后写了两本比较严肃的书。一本是《疑惑时代的福音》。他在序言里写道:“信心的活泼经验远比神学理论更为重要。”另一本是《罪世的福音》。他在序言中告诉读者,他的书不讨论救赎的理论:“相反地,它在教导:没有一个理论可以够宽、够深地解释事实。”
他的基本立场是,耶稣的人性远比祂的神性重要,人只有借着耶稣完美的人性才能体会祂的神性。人在不断经验上帝的爱时,才能体会“救赎”的意义。他故事中的英雄的救赎也是这样,《第四位博士》中的主角亚特班(编注:也译作“阿塔班”)感受到内心的光照,这种内在意识激励他做出无私的决定,他照此尽力了,这就是他的救赎。
这故事非常温暖、动人。然而在这个讲述圣诞节的故事中,耶稣的名字只被提到两三次。大多数的读者好像也不在意,只要内容是圣诞节,有上帝、耶稣,就OK了。至于“现代主义”对文化的影响,大家则毫无概念。
因为不能忍受普林斯顿神学院梅钦教授(John Gresham Machen)的讲道,范戴克在1923年宣布放弃自己在“普林斯顿第一长老会”教堂里的座位(早年的教会老会友都有自己固定的座位),要转换教会。梅钦当时即为教会牧师。范戴克认为自己的时间“太宝贵,不能浪费在聆听这种令人沮丧、充满愤怒和嘲弄式的福音”。他称梅钦的教导是“苦涩、制造分裂和不合圣经的”。他说到做到,直到后来梅钦离职,他才回去。
范戴克牧师因着他的学问和名气,按照自己的形象建构基督信仰,所影响的不仅仅是他那一代人。他与梅钦的差异,定义了基要信仰与自由派的分野(后详)。
富司迪牧师
1930年《时代》杂志的封面,介绍富司迪牧师与新“开张”的纽约“河滨教会”
为了献堂典礼,富司迪牧师(Harry Emerson Fosdick,1878-1969)写了圣诗《荣耀真神、恩惠之主》(慈爱恩主、荣耀君王……),传诵至今(现用的是John Hughes 1907年的调子)。
哈里‧爱默生‧富司迪,是1920年代美国最受欢迎的牧师。如果范戴克代表维多利亚时期的宗教小说风格,那么,富司迪就代表20世纪初自由神学的讲章风格。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对群体的个人心理辅导”。
他的讲道,不但让教会的听众着迷,更借着NBC电台每个礼拜天下午的“国家晚祷”时间,风靡全国。他的讲题非常吸引人,“处理生活中的第二好”(即如何处理失望)、“把糟糕变成美好”、“宁静的好处”、“直面变革的挑战”,都是他著名的讲章。
他的信息也十分新颖,走在提倡“正面思考”大师诺曼•文森特•皮尔的前面。他受到欢迎的原因,与现今那些传讲“成功神学”的牧师,其实是一样的(笔者声明:笔者绝对不反对提供正面的信息、给人希望,但是,我们不能因此修改圣经的教理以配合信息)。
富迪克按牧于浸信会,却在纽约最负盛名的“第一长老会”牧会(1918-1925)。不过,由于他浸信会的背景,及其自由派神学(反对童女生子、圣经无误等等),他终于于1925年被迫离开了长老会。
他随即被3英里外的“公园浸信会”邀请为主任牧师。这个教会由富二代的小约翰‧洛克菲勒大力支助,1920年刚刚盖好一座哥德式教堂。由于富司迪深具魅力,信徒纷至沓来,教堂很快就容不下了。洛克菲勒再掏腰包,在哈德逊河边,盖了一所宏伟、壮观的新歌德式的教堂——“河滨教堂”。1930年,洛克菲勒与富司迪牧师共同主持了献堂典礼。这是一间超宗派的教会。富司迪在此牧会,一直到1946年退休。
河滨教堂
1922年5月21日,富迪克牧师尚在第一长老会,即发表了最具历史意义的讲章《基要信条派将取得胜利吗?》。他呼吁成立一个心灵开放、有智识性、有容忍度的“基督教团契”。这篇讲道是他对基要真理的宣战书。洛克菲勒立即将其印成小册子,分发全国。
在这篇讲道里,他反对基督教一些最重要的基要真理,例如:神蹟,特别是童女生子;圣经无误;基督宝血的赦罪;基督再来,在地上成立千禧年……他认为基督徒可以分作两类人,一类是心胸狭窄、唠叨烦人的基要信仰派,他们威胁著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另一类是张开手臂,具有宽容、接纳性的自由主义者(当时,宽容、接纳属于中性词)。宗教是私人之事,唯一的衡量标准就是“真挚”与否。所以,宽容变成最大的美德。
不过,似乎宽容的对象并不包括基要信仰者。笔者认为,这个说法就好像强盗来到你家,要抢劫。你如果不肯,就是不容忍,应当被赶出去。这样的逻辑,何其荒谬!
富迪克牧师描绘的耶稣,是一位喜爱户外活动的“男人中的男人”,一位自我牺牲、善良的“超级英雄”。
梅钦
梅钦
20世纪上半叶,梅钦(John Gresham Machen,1881-1937)备受关注。《纽约时报》经常发表他的文章。他的故事可以说就是基要教条派与自由派交锋的故事。而这两派间的争执,其实就是基督教与(现代)文化对抗的具体表现。
每当富迪克牧师含沙射影,批评“反启蒙”、“变态”者时,他通常批评的就是梅钦。梅钦24岁在德国进修神学,深深被自由派的敬虔和投入所吸引,受到很大震撼。然而他最终拒绝了自由派的路线,认为敬虔与否,投入与否,不是判断真理的唯一标准。
回美国后,他在普林斯顿神学院教授新约圣经,并在普林斯顿第一长老会任牧师。前文提到范戴克牧师不能忍受的牧师,就是梅钦。
1929年,大学董事会改组,梅钦被迫辞职。他遂与几个同事,在费城创办了西敏寺神学院。1936年,他被美北长老会免去神职。他只好退出美北长老会,成立了“正统长老会”(OPC)。隔年1月,他就突然因肺炎去世了。
梅钦对事情认真,学问渊博,长于理性思维。他的几本针对自由派立场的学术性著作,是阐释与辩护基本要义的关键性作品。他的第一本书《保罗宗教的根源》(1921),非常有说服力地阐明,保罗的信仰来自耶稣的教导和旧约,并非来自(如自由派所说)希腊哲学。
针对富迪克牧师的《基要信条派将取得胜利吗?》,梅钦前后写了两本书回应。第一本是《基督教与自由主义》(1923),接着又写了《什么是信心?》(1925)。
对富迪克牧师来说,他和梅钦只是表达了基督教中的两种观点罢了。对梅钦而言,这却是真与假、是与非!基督教称耶稣是主、救主,自由派称耶稣是向导、范例。基督教认为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对象,自由派认为基督(对上帝)的信心是我们的榜样。“自由主义认为耶稣是人类最美丽的花朵,是超自然的人”,梅钦却强调,耶稣不仅是我们的榜样,更是人类救赎的创始者和完成者。如果不承认耶稣是神也是人,不承认两者并重,就不是基督教。
梅钦对自由派的反驳非常有力。明显地,自由派所信仰的不是圣经所记载的耶稣,而是按照他们的心意塑造的耶稣。他们给耶稣画了脸谱。这让我想起使徒保罗的话:“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加》1:6)
梅钦显然极其注重基要真理。孙培理和布莱恩(猴子讼案的控方律师、总统候选人和福音派领袖)都是标准的基要真理派,他们更关心人是否信耶稣,是否过敬虔生活,而不那么关心教理的纯正性。梅钦则更重视智识,他自己的智识和修养都远超过一般人,是少数可以与现代主义人士对话的保守派。在政治上,他反对禁酒、禁烟,反对在公立学校公祷、公读圣经。因此,他又被一般保守派视为异类。
历史学家马斯登认为,梅钦在政治上属于激进的“自由意志主义派”(或作,自由至上主义)。笔者则认为,神学立场不等同于政治立场,两者目的不同。没有哪个政党的立场,能与基督教的信仰完全吻合。
几点反思
人总是功利的、自我中心的、自以为是的,很难完全客观、公正、平衡。今天的信徒也有好几类。一类人讲究神学正统性,不过唯独自家的神学是正统的。另一类人是唯独敬虔、注重个人经验,其他一律次要。还有一类人看重信仰的“医疗效果”,信耶稣是为个人心理治疗,为家庭、事业成功,甚至是为某个政党服务。不一而足。
更有一种人如此诠释“唯独耶稣”:所有社会问题,只要信耶稣都可以解决。这其实是“唯独信仰”,是“还原论”(简约论),不是改教者的原意。
在“唯独”的信仰实践中,每一类人都有一定的道理,也有自身的视野局限。这种分歧正是证明了人的有限性。拙文无意讨论每一种人的是非对错,而是希望聚焦于“到底基督教讲的是什么”(不是我们希望它讲什么)。不论是什么派别,如果硬把基督教穿在流行文化的外面,那就是一种造神运动,是随己意给上帝画脸谱。
今年是改教500周年纪念,人们特别强调回归圣经、唯独圣经。笔者认为,“唯独圣经”并不是把圣经当作武器,碎片化地引用,以证明自己有理。“唯独圣经”就是尊重圣经的文本,从原作者的情境去了解写作的原意,了解上帝所要传达给我们的。“唯独圣经”是尊重圣经的权威,承认自己的解读有限度,自己的神学认知并不完备。
凯勒牧师说,现今教会3个最大的偶像是:经验、教条和消费主义。这3者的共同点,就是不够尊重圣经。本文介绍的这3位牧师,就表明:揭开脸谱、除去偶像并不容易。受欢迎的不一定信仰正确,信仰正确的也不一定受欢迎。我们要回到圣经,了解圣经到底在说什么。现今“成功神学”、“宗教经验主义”、“宗派主义”和“政教不分”等现象,都需要回到这里来检验。
参考文献:
- Stephen J. Nichols, “Jesus Made in America”, IVP Academic, 2008.
- Harry Emerson Fosdick, “Shall the Fundamentalists Win?”, 1922.
作者为本刊特约编辑。原任职科技行业,现退休专业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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