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家骅

本文原刊于《举目》官网言与思专栏2017.06.19

 

我在神学院读硕士时，和好友采访了北美某间华人教会的第一代牧者。我们问他，该教会中，第一代华人移民和第二代ABC（在美国出生的华人）之间是否存在着张力？他尴尬地笑了一笑，回答：“每个教会都不是完美的！但就我所知，我们教会的第一代移民很尊重第二代ABC。”

我那位好友就是ABC。访谈结束后，她无奈地耸耸肩，对我说：“依我从小在华人教会长大的经验，否认两代间的张力，虽然是出于善意，但往往会使事情恶化。”

 

权力结构无所不在

只要有两个人，就存在着权力结构。权力结构的产生，通常不是一个人强加在另一个人身上，而是由于处境，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对应关系。

举例来说，我在神学院教课时，与学生之间就存在着“权力结构”。有些同学和我年纪相仿，有些同学年纪甚至比我父母还大。然而在教室中，不论我怎么想，他们都视我为“老师”。

在学生中，若有人是我父母的老同学，而我们是在我父母的介绍下认识，那么又存在着另一种权力结构——他们视我为“晚辈”，我视他们为“叔叔、阿姨”。

在上述两种情况中，即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权力结构”。

教会里，许多长辈感到很无奈：“年轻人到底要什么？我们能给的，都给了！”“英文堂到底还要争取什么？英文堂人数不多，但我们还是请了全职传道人来牧养他们。”“哪有什么不公平？教会的执事都是会员选出来的。我们也给了年轻人机会，是他们自己不主动争取，才导致长执会中没有年轻人。”“不尊重第二代？为了第二代，开会改用英文了。还不够尊重他们？”

同样的，年轻人也很无奈：“都给我们了？是啊，每次需要人手帮忙搬东西，或者临时需要人当招待、义工，都找我们……”“争什么？我们没有在争什么！只希望平等对待我们，不因我们年轻而不把我们当一回事。”“公平？每次我们争取什么，都劝我们以大局为重，多数算那些已经给我们的。我们争取的，不给我们；我们没有要的，却塞给我们。还要我们感恩！”“尊重？每次开会时，只要我们提出不同意见，要么一片沉默，要么被和谐掉。我才不要开会时当橡皮图章呢！”

赋权，从认识权力差异开始

许多第一代领袖，愿意给予年轻人更多的权力，愿意年轻人参与教会的决策，却常感到是在热脸贴冷屁股。许多年轻领袖也愿意更多委身、参与教会的建造，却在大小会议中屡屡受挫、心灰意冷。

为何两方都有善意，却迟迟无善果？从权力结构的角度切入，或许可以帮助人了解当代教会中的代际冲突和对抗。

首先，我们要意识到各样权力结构的存在。在教室中，无论老师多希望和学生平等相处，都不能否认：老师有评分的权力，就导致权力不平等。同样，许多年轻人在教会长大，在面对第一代的领袖时，他们面对的是长辈，而且是看着自己长大的长辈。这些长辈无心的一句玩笑或表情，都可能被年轻人误解为“轻视”和“漠视”。

第二步，应当反思：当权力不平等时，该怎么应对。比如说，教会的长辈意识到，他们的一个眼神或表情，对年轻人的影响很大，甚至让年轻一代绑手绑脚时，他们会调整自己的言行举止，多鼓励下一代。同样，当教会的年轻人意识到，自己对长辈“过度反应”——这可能来自长期积压的不满——并看到长辈努力改变时，他们或能重新评估自己，以合作取代对抗。

漠视权力结构的存在，不能化解张力。只有正视问题，才可能解决问题。

正视，不是消除权力结构，而是创造空间，使有权者在承认自己享有更多权力的同时，主动与他人分享权力；无权者在看见自己的无权时，愿意被赋予权力（empower），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三种不同的领导模式

教会的代际冲突，一方面源自人对既存权力结构的无感，另一方面也因为，不同的世代喜欢不同的领导模式。

早期华人教会的领导风格以家长制为主。华人心理学家郑伯壎，透过研究华人企业，提出了“华人家长式领导”概念（注1）。在这种领导模式中，领导者一方面强调其权威不容挑战，要求部属毫无保留地顺从；一方面关怀部属个人的福祉，取得部署的效忠；再一方面表现出高于常人的道德、修养与操守，赢得部属的景仰和效法。综观北美华人教会的领导模式，处处可见到“华人家长式领导”的影子。

光阴荏苒，早期的魅力型领袖逐渐老迈、淡出。许多教会因受到西方法治文化的薰陶，渐渐从“家长制”转向了“法制”，力图建立制度和章程，强调程序正义。

然而，华人教会走向制度化的治理模式，未必就真的脱离了家长制。郑伯壎认为，西方法制原本强化“制度”，但在华人社会中，法制其实强化了“角色的规范”，包括“家长”这个角色（注2）。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那么多教会在努力建立制度之后，实质的决策和主导权，仍在少数个人或家族的手中。

进入21世纪，不论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还是从中港台移民来的千禧世代，和上一代又不一样。在领导模式上，他们更喜欢个体自治的网络式组织，强调自我领导。对他们来说，家长制或法制都可以。只要不来干预我的私人生活、强迫我，怎样治理教会都无所谓。结果是，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家长”，像治理家族般地治理著自己，不容许任何“外来势力”介入，更规避了彼此的责任。

每种模式背后都可能有偶像

传统的家长制，反映出前现代的思维模式，强调权威和群体的共生性。法制式领导，代表着现代的思维模式，强调制度和程序正义。个体自治的网络制，则展露出后现代的思维模式，强调个体的自由和灵活弹性的组织架构。

自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现代化已历经数百年。然而在中国，现代化不过百年历史，而且不是自发性地、从自身的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而是经过战争和屈辱，被迫向西方列强学习而来的……因此在华人社群中，往往可以看到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共存的现象。华人教会也不例外。

受前现代思维方式影响的人，可能会批评法制化领导太没人情味，网络式组织缺乏纪律和群体意识。受现代思维方式影响的人，可能觉得家长制太独裁，网络式组织又太松散。受后现代思维方式影响的人，则可能视家长制为“未开化”的愚民政治，法制化领导过于僵化，无法适应快速变迁的当代社会。

其实每一种领导模式，都存在着将权力来源偶像化的危险。传统家长式容易把领导者偶像化，领导者变成了上帝，领导者的决定被视为上帝的心意；制度式则容易把制度偶像化，以法规取代上帝的心意，程序取代祷告寻求的过程；网络式则容易把“自己”偶像化。无论是参与、结盟、合作或抵制，都以自我为中心来评估。成为自己的上帝，把自己的想法和欲望当作圣灵的感动。

截然不同的群体，彼此洗脚

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在逾越节的晚餐上，祂突然离席，脱掉外衣，像仆人一般用毛巾束腰，走到门徒的面前一一为他们洗脚（参《约》13：3-5）。这一晚，耶稣并没有交代门徒，在祂离开后要如何组织起来，也没有留话，把棒子交给某一个人，而是弯下身来为门徒洗脚。祂以此在门徒中埋下了一粒种子，催生了一个与这世界截然不同的新群体，一个以另一种权力逻辑而生的群体。

当时犹太社会的权力结构是：拉比与学生、主人与仆人。耶稣用为门徒洗脚，颠覆了主流逻辑——祂不只是教导门徒抽象的天国道理，更为门徒作出了榜样。

耶稣为门徒洗脚，跨越了时空的限制，揭露出各种权力结构背后的偶像——领导、制度和自我。前现代式的思维逻辑要求顺服领袖，现代式的思维逻辑强调顺服制度，后现代式的思维逻辑高举自己。耶稣跨越了文化、风俗、时代的局限，以仆人的姿态服事人，强调舍己，并邀请人效法祂。

透过为门徒洗脚，耶稣示范了神国的权力逻辑，是以权力去爱和服事。在上帝的国度里，权力不是用来操控或剥削他人的，而是用来爱和服事的。在彼此的服事中，人的生命被培育和塑造。

洗脚，是双向的。主只有一位，我们都是祂的门徒。我们被呼召彼此洗脚、彼此领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也当彼此洗脚。”（《约》13：14）若教会领袖只能单向地为他人“洗脚”，却没有人为他“洗脚”，他会非常孤单，甚至会以别种方式，比如“权力”和“性”，来弥平心中的孤寂。

这种高处不胜寒的孤寂，不知压垮了多少牧者和领袖——幸运一点的，辛苦撑到“善终”。也有人不幸跌落罪恶的深谷，身败名裂。耶稣吩咐门徒“彼此洗脚”，不只要彼得去洗其他门徒的脚，也呼召其他门徒为彼得洗脚。

彼此洗脚，今天还做得到吗？我们无需完全复制《使徒行传》2：43-47中的初代教会，而应视其为见证，从中看到罗马统治下的犹太人，如何被圣灵引导、以耶稣为榜样，转化成为全新的群体！

不论在北美、欧洲、港台、大陆，华人教会中永远存在着各式的权力结构和潜在的权力斗争。然而，除了顺着权力结构的张力彼此相向，我们还可以选择效法耶稣，以洗脚代替斗争。初代教会即是见证，激励我们在现今的环境中，成为彼此洗脚的群体。

注：

1.郑伯壎，《华人组织中的权威与领导》，《华人的心理与行为》，叶光辉主编（台北市：中央研究院，2013），169。

2.同上，163。

作者现在洛杉矶台福基督教会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