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家驊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17.06.19

 

我在神學院讀碩士時，和好友採訪了北美某間華人教會的第一代牧者。我們問他，該教會中，第一代華人移民和第二代ABC（在美國出生的華人）之間是否存在著張力？他尷尬地笑了一笑，回答：“每個教會都不是完美的！但就我所知，我們教會的第一代移民很尊重第二代ABC。”

我那位好友就是ABC。訪談結束後，她無奈地聳聳肩，對我說：“依我從小在華人教會長大的經驗，否認兩代間的張力，雖然是出於善意，但往往會使事情惡化。”

 

權力結構無所不在

只要有兩個人，就存在著權力結構。權力結構的產生，通常不是一個人強加在另一個人身上，而是由於處境，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對應關係。

舉例來說，我在神學院教課時，與學生之間就存在著“權力結構”。有些同學和我年紀相仿，有些同學年紀甚至比我父母還大。然而在教室中，不論我怎麼想，他們都視我為“老師”。

在學生中，若有人是我父母的老同學，而我們是在我父母的介紹下認識，那麼又存在著另一種權力結構——他們視我為“晚輩”，我視他們為“叔叔、阿姨”。

在上述兩種情況中，即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權力結構”。

教會裡，許多長輩感到很無奈：“年輕人到底要什麼？我們能給的，都給了！”“英文堂到底還要爭取什麼？英文堂人數不多，但我們還是請了全職傳道人來牧養他們。”“哪有什麼不公平？教會的執事都是會員選出來的。我們也給了年輕人機會，是他們自己不主動爭取，才導致長執會中沒有年輕人。”“不尊重第二代？為了第二代，開會改用英文了。還不夠尊重他們？”

同樣的，年輕人也很無奈：“都給我們了？是啊，每次需要人手幫忙搬東西，或者臨時需要人當招待、義工，都找我們……”“爭什麼？我們沒有在爭什麼！只希望平等對待我們，不因我們年輕而不把我們當一回事。”“公平？每次我們爭取什麼，都勸我們以大局為重，多數算那些已經給我們的。我們爭取的，不給我們；我們沒有要的，卻塞給我們。還要我們感恩！”“尊重？每次開會時，只要我們提出不同意見，要麼一片沉默，要麼被和諧掉。我才不要開會時當橡皮圖章呢！”

賦權，從認識權力差異開始

許多第一代領袖，願意給予年輕人更多的權力，願意年輕人參與教會的決策，卻常感到是在熱臉貼冷屁股。許多年輕領袖也願意更多委身、參與教會的建造，卻在大小會議中屢屢受挫、心灰意冷。

為何兩方都有善意，卻遲遲無善果？從權力結構的角度切入，或許可以幫助人瞭解當代教會中的代際衝突和對抗。

首先，我們要意識到各樣權力結構的存在。在教室中，無論老師多希望和學生平等相處，都不能否認：老師有評分的權力，就導致權力不平等。同樣，許多年輕人在教會長大，在面對第一代的領袖時，他們面對的是長輩，而且是看著自己長大的長輩。這些長輩無心的一句玩笑或表情，都可能被年輕人誤解為“輕視”和“漠視”。

第二步，應當反思：當權力不平等時，該怎麼應對。比如說，教會的長輩意識到，他們的一個眼神或表情，對年輕人的影響很大，甚至讓年輕一代綁手綁腳時，他們會調整自己的言行舉止，多鼓勵下一代。同樣，當教會的年輕人意識到，自己對長輩“過度反應”——這可能來自長期積壓的不滿——並看到長輩努力改變時，他們或能重新評估自己，以合作取代對抗。

漠視權力結構的存在，不能化解張力。只有正視問題，才可能解決問題。

正視，不是消除權力結構，而是創造空間，使有權者在承認自己享有更多權力的同時，主動與他人分享權力；無權者在看見自己的無權時，願意被賦予權力（empower），承擔起更多的責任。

 

三種不同的領導模式

教會的代際衝突，一方面源自人對既存權力結構的無感，另一方面也因為，不同的世代喜歡不同的領導模式。

早期華人教會的領導風格以家長制為主。華人心理學家鄭伯壎，透過研究華人企業，提出了“華人家長式領導”概念（註1）。在這種領導模式中，領導者一方面強調其權威不容挑戰，要求部屬毫無保留地順從；一方面關懷部屬個人的福祉，取得部署的效忠；再一方面表現出高於常人的道德、修養與操守，贏得部屬的景仰和效法。綜觀北美華人教會的領導模式，處處可見到“華人家長式領導”的影子。

光陰荏苒，早期的魅力型領袖逐漸老邁、淡出。許多教會因受到西方法治文化的薰陶，漸漸從“家長制”轉向了“法制”，力圖建立制度和章程，強調程序正義。

然而，華人教會走向制度化的治理模式，未必就真的脫離了家長制。鄭伯壎認為，西方法制原本強化“制度”，但在華人社會中，法制其實強化了“角色的規範”，包括“家長”這個角色（註2）。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何那麼多教會在努力建立制度之後，實質的決策和主導權，仍在少數個人或家族的手中。

進入21世紀，不論是在美國土生土長的，還是從中港台移民來的千禧世代，和上一代又不一樣。在領導模式上，他們更喜歡個體自治的網絡式組織，強調自我領導。對他們來說，家長制或法制都可以。只要不來干預我的私人生活、強迫我，怎樣治理教會都無所謂。結果是，每個人都成為自己的“家長”，像治理家族般地治理著自己，不容許任何“外來勢力”介入，更規避了彼此的責任。

每種模式背後都可能有偶像

傳統的家長制，反映出前現代的思維模式，強調權威和群體的共生性。法制式領導，代表著現代的思維模式，強調制度和程序正義。個體自治的網絡制，則展露出後現代的思維模式，強調個體的自由和靈活彈性的組織架構。

自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以來，西方現代化已歷經數百年。然而在中國，現代化不過百年歷史，而且不是自發性地、從自身的文化土壤中生長出來的，而是經過戰爭和屈辱，被迫向西方列強學習而來的……因此在華人社群中，往往可以看到前現代、現代和後現代共存的現象。華人教會也不例外。

受前現代思維方式影響的人，可能會批評法制化領導太沒人情味，網路式組織缺乏紀律和群體意識。受現代思維方式影響的人，可能覺得家長制太獨裁，網路式組織又太鬆散。受後現代思維方式影響的人，則可能視家長制為“未開化”的愚民政治，法制化領導過於僵化，無法適應快速變遷的當代社會。

其實每一種領導模式，都存在著將權力來源偶像化的危險。傳統家長式容易把領導者偶像化，領導者變成了上帝，領導者的決定被視為上帝的心意；制度式則容易把制度偶像化，以法規取代上帝的心意，程序取代禱告尋求的過程；網絡式則容易把“自己”偶像化。無論是參與、結盟、合作或抵制，都以自我為中心來評估。成為自己的上帝，把自己的想法和慾望當作聖靈的感動。

截然不同的群體，彼此洗腳

耶穌被賣的那一夜，在逾越節的晚餐上，祂突然離席，脫掉外衣，像僕人一般用毛巾束腰，走到門徒的面前一一為他們洗腳（參《約》13：3-5）。這一晚，耶穌並沒有交代門徒，在祂離開後要如何組織起來，也沒有留話，把棒子交給某一個人，而是彎下身來為門徒洗腳。祂以此在門徒中埋下了一粒種子，催生了一個與這世界截然不同的新群體，一個以另一種權力邏輯而生的群體。

當時猶太社會的權力結構是：拉比與學生、主人與僕人。耶穌用為門徒洗腳，顛覆了主流邏輯——祂不只是教導門徒抽象的天國道理，更為門徒作出了榜樣。

耶穌為門徒洗腳，跨越了時空的限制，揭露出各種權力結構背後的偶像——領導、制度和自我。前現代式的思維邏輯要求順服領袖，現代式的思維邏輯強調順服制度，後現代式的思維邏輯高舉自己。耶穌跨越了文化、風俗、時代的局限，以僕人的姿態服事人，強調捨己，並邀請人效法祂。

透過為門徒洗腳，耶穌示範了神國的權力邏輯，是以權力去愛和服事。在上帝的國度裡，權力不是用來操控或剝削他人的，而是用來愛和服事的。在彼此的服事中，人的生命被培育和塑造。

洗腳，是雙向的。主只有一位，我們都是祂的門徒。我們被呼召彼此洗腳、彼此領導。耶穌對門徒說：“你們也當彼此洗腳。”（《約》13：14）若教會領袖只能單向地為他人“洗腳”，卻沒有人為他“洗腳”，他會非常孤單，甚至會以別種方式，比如“權力”和“性”，來彌平心中的孤寂。

這種高處不勝寒的孤寂，不知壓垮了多少牧者和領袖——幸運一點的，辛苦撐到“善終”。也有人不幸跌落罪惡的深谷，身敗名裂。耶穌吩咐門徒“彼此洗腳”，不只要彼得去洗其他門徒的腳，也呼召其他門徒為彼得洗腳。

彼此洗腳，今天還做得到嗎？我們無需完全複製《使徒行傳》2：43-47中的初代教會，而應視其為見證，從中看到羅馬統治下的猶太人，如何被聖靈引導、以耶穌為榜樣，轉化成為全新的群體！

不論在北美、歐洲、港台、大陸，華人教會中永遠存在著各式的權力結構和潛在的權力鬥爭。然而，除了順著權力結構的張力彼此相向，我們還可以選擇效法耶穌，以洗腳代替鬥爭。初代教會即是見證，激勵我們在現今的環境中，成為彼此洗腳的群體。

註：

1.鄭伯壎，《華人組織中的權威與領導》，《華人的心理與行為》，葉光輝主編（台北市：中央研究院，2013），169。

2.同上，163。

作者現在洛杉磯台福基督教會牧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