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健

本文原刊于《举目》82期和官网2017.07.12

 

在台湾读完大学，服完兵役，1965年初靠父亲关系来了美国。

因为从小没有好好读书，拿不到任何美国大学的 I-20，只好在纽约打工。时来运转，国庆假日（July 4）到 Amherst 的麻州大学看朋友，遇到了一位好心的化学系主任 Dr. MacWen，给了我一张 I-20，进了麻州大学。等到一开学问题就来了，英文和化学都不行，压力之大无以复加。

在台湾读大学的时候我已受洗，不过在圣经的真理上没有根基，只是对上帝蛮认真的，主要的原因是希望借着信仰得着力量和帮助，以渡过难关，这时马上就想到了主。

记得开学不久，一天上午从研究生的办公室出来，遇到了一位中国同学，马上冒出来了一句话问他说：“学校有中文查经班吗？” 他大吃一惊地回答说：“我们刚刚成立了查经班，这个周末有迎新聚会，欢迎你来参加。”他的名字是张兆平，物理系的高材生。

 

还记得那个礼拜六，我们到附近的一个湖边公园叫 Windsor Dam 去野餐，孙宝年邀请了哈佛大学的严开仁医生和麻省理工学院（MIT）查经班的梁铭时姐妹来分享。

严大夫口才不怎么样，讲什么一点都不记得，只是对他这个人的身份非常敬重，之后差不多每个月他都会来 Amherst看望我们一次。他来不一定能做什么，单单以哈佛大学教授的身份，星期五下班后开两小时车，风雨无阻到我们中间来看我们（冬天 New England 常有风雪，平常他回到家都是半夜了），就足以让我们敬重了，无形中对我们查经班的稳定性产生了极大的帮助。

那时候查经班的成员，来自各种不同宗派的背景，大家灵命都不深。所以我们中间从来没有做过个人谈道或门徒训练等培训，也不知道什么是归纳式查经，当然更没有教派或教义之争，大家一星期一次在一起唱唱诗歌，“扯扯”圣经，也挺快乐的。

除了严开仁大夫，对我们帮助最大的应该是基督使者协会，他们每年办一次大型的夏令会，把美东查经班的成员聚在一起，增加互相之间的认识和沟通，也借着聚会给我们灵命上一些帮助和造就。其他时间周主培牧师和他的同工偶尔会来探访我们，给我们一些鼓励和劝勉。

尤其是周主培牧师，每次他来，他的爱心和 热情带给我们说不出的喜悦和温暖。春风化雨用在他身上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当偶尔有好的讲员来美国访问，他也会帮忙安排来拜访我们。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大学城查经班，那几年薛玉光牧师，焦源廉牧师，林三网弟兄、韩婆婆等都来过 Amherst。

记不得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开始用台湾的校园诗歌了。除了喜欢那些诗歌的弦律，也喜欢歌词的内容。对我个人来说，因为不会查经，唱诗比查经对我的灵命更有帮助。后来才明白，那些诗歌都是先圣先贤的属灵遗产，也有很丰富的神学意义。那时候在查经班里面，有内容的诗歌对成员灵命造就的功用，是不容忽视的。

一般大学查经班的问题就是学生流动性太大，不出三年（到1968）孙宝年、李诚、陈明湘、刘重铮、符黄裳、傅中夫妇，还有其他几位都先后离开Amherst。再加上我们剩下几位灵性不足，之间又有一些困难，严开仁大夫又忙于在 Boston 成立教会。到了1970年，查经班几乎濒临关门的边缘—-没人来参加聚会了。

 

那时校园浸信会教堂的钥匙在我手中，连续好几个星期，开了门后只有我一个人出席，连我的太太都问我去干什么，我说查经班的钥匙既然在我手中，我有责任去把门打开，其余的都交给上帝了。到了那，就打开诗本，圣诗一首一首的唱下去，到了九点半还没有人来就关门离开了。

哪知秋季开学，来了几位新生是基督徒，也有几位老契友回来了，这样 Amherst查经班又能继续下去。多年后最终成立了教会。

Amherst 对我一生太重要了。在那里我认识了我的另一半并结为连理；在那里我完成了学位；在那里我开始学习事奉；也买了我第一部车子，第一栋房子，到现在还有一些家具是当时在 Amherst 旧货店买的。我第一个女儿的名字也是以当地诗人 Emily Dickson的名字来取的，中文叫忆安。她已不在多年了，但Amherst 和 Emily 一直藏在我心深处。

在此我也要谢谢Amherst 查经班的老友，在各方面给我的帮助和鼓励，使我们在美国踏出第一步（读完书），并站立得稳（在信仰上打的根基）。相信很多早期的基督徒留学生，对那时的查经班都有类似的情感。

当今美国社会和中国的留学生，和 60 年代虽大不相同，但查经班的功用还是相似的。愿在查经班服事的弟兄姐妹，都有严开仁大夫、周主培牧师那样的态度，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上帝的仆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对年轻人来讲比他们怎么说、怎么敎，影响更为深远。

 

编注：本文选自《大洋彼岸的长河》增订版。

作者现住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