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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诺贝尔奖的羊(一禾)

一禾

本文原刊于《举目》47期

        2010年的10月竟如此热闹,先是大陆作家、异议人士刘晓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网络上顿时热闹起来。很短的时间里,朋友就发来邮件,征集基督徒签名,对此事表示支持。几天之后,中国基督徒前往南非参加第三届洛桑世界福音大会被阻,事件及详情也通过网络传播出来。

       中国政府发言人在公开场合接受记者提问时,对上述这两件事情的表态,令我深感羞愧。羞愧不是因为又听到那种扯著嗓子说话的腔调,而是因为经上说“属灵的人能 看透万事”,而我这个自以为渴慕灵性且对大陆了解较深的基督徒,临到事情发生时,竟然还是感到惊讶。我不得不问自己:除了这种反应,你以为政府方面还会作 何应对?

(一)

        这两天,妻子刚好在读Henry Cloud写的Changes That Heal(《改变带来医治》),她不时与我分享她的读后感: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而来的;当恩典与真理同时出现,真实的自我才可能袒露出来,而且恩典必须展现在真理之前。这是主耶稣在面对行淫的妇人时所告诉我们的:先是无条件的接纳,然后有真理的指引,这是改变与治愈的唯一方式。当我们躺在神的手术台上, 真实的自我在恩典中被接纳,才能经历医治,愿意遵守真理的心也一同成长。

       阖上书本,我们惊讶地发现,许多我们熟识的人,包括我们自己,都因为生命中经历了各样的问题,而成为“病人”。甚至在信主之后,也仅仅是维持表面的基督徒生活,却未更深地经历神,翻转生命,为他而活。

        我联想到,人如此,那么国家呢?比如中国,近现代以来持续处于生死存亡的巨大压力下,几乎没有感受过白白的恩典,百余年来总结出的最刻骨铭心的经验,就是 “落后就要挨打”。“他”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只有在全然接纳中才能逐渐平复,否则真理对于“他”不过是律法。你批评“他”出席晚宴怎么不系领带,“他” 索性当场把衣服脱了。

(二)

        2007年,妻子刚从大陆来美,就被邀请参加一个特别聚会。因当时“中国热”的流行,那个聚会设定的话题是“一起想像50年后的中国”。

       “那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妻子告诉我,当她听着来自欧美各国的精英,意气风发地描述中国的未来,她却欲言又止,她的内心被太多熟悉而又混沌的现实所纠结。在阡陌纵横的原野上,在一场头脑风暴与无限畅想之后,中国像一只已经走失的羊,任凭在座的人如何努力都找不回来。

       在美国,我常会遇见一些大陆或港台背景的精英人士,频繁穿梭在中美之间。他们谈论中国的方式,让我很不厚道地联想起一幅场景:动物园里几只信仰进化论的猩 猩,怀着亲近且厌恶的感觉,观察著隔壁的猴子,同时揶揄自以为文明却把同宗的族类关进笼子的人类,间或搔首自嘲两声:“我爷爷怎么会爱上一个二流演员,竟 然为她爬上帝国大厦的尖顶?”(电影《金刚》)。

       这些人中不乏有信仰的,但比起关注灵魂得救,他们似乎更关注如何在教会中维持中产阶级会员身分。或许,这就是眼下这个时代最容易受到追捧的智慧。中国缺少行走的自由,固然不差;而美国,人们太过自由的行走,其实就等同于迷路。中国将形成哪种 新的意识形态固然是一大问题,美国能否回归到神的路上同样值得关注。中国既然那样,美国也不过如此;错误是前人的,结局是后代的;分歧是宿命的,欲望是相 通的。我们能够确定自己已经走出了一个地方,却不知道自己将走向哪里。

(三)

       以往,人经常收获不想要的批评与指责,如今却会收获不想要的表扬与奖励。美国《时代》周刊,就以“中国不想要的诺贝尔奖”为题,报导了刘晓波的获奖。其实,这次获奖并不代表什么,它只是更加彰显了中西方交流的错位,并把这种错位凸显到一个不容忽视的位置!

       市场经济是必须的,改革开放是继续的,资本主义的挣钱方法完全可以为我所用,但中国至少在当下抱定了自己的逻辑:“穿别人的鞋,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坚持采取他们认为好的方式,想要影响中国。但当交流的基础、交流的技巧,甚至交流的意愿,都暴露出系统性障碍的时候,基督徒是不是应该勇敢地站出来,促进真诚的交流和接触?没有交流,谈何关系?没有建立关系,谈何互动?

        当然,他一杯咖啡,我一杯茶,他滔滔不绝,我滔滔不绝,在同一份报告里各自保留意见,从自己的脸上擦掉对方的唾沫——政治方桌前的方式,并不是理想的交流方式。理想的交流与沟通,是一个从各自的原点出发、走向对方的过程。

        面对镜子,我们都能意识到,人之间的差别,根本就没有大出同一个平面。我们都得接受一个满是污迹的自己,我们全都亏损了神的荣耀。我们不过是既骄傲又可怜的人,不过是牛粪上的花朵,趁著季节托举自己的美丽,仿佛不会枯萎一般地绽放。

        然而我们彼此交流的时候,我们却想显示自己与其他人处于不同的平面,想证明自己处于进化的更高阶段。其实,猴子爱吃香蕉,猩猩爱吃香蕉,我也爱吃香蕉,人类永远不必为了自己爱吃香蕉而感到遗憾,却应该为了不知人性、不知被社会达尔文主义带往何处而悲哀。

(四)

        我们以为交流是大脑的需要,其实,交流是根深蒂固的心灵需要。我的一位美国朋友John,住在北京,我与他一同出席过许多场合,每次他都能赢得大家的交口称 赞。John的秘诀就是,因着心中的基督信仰,他努力走到交流的话语背后,尝试理解他所对面的那些中国人,他们的开心与愤怒、焦虑与不安、紧张与激动。从 他身上我体会到,人与人的交流,表面上是理性的、知识性的,其实人最深刻的需要,是对方能理解我们的情绪。我明白了,触碰灵魂,才能影响灵魂。

        一位中国来的访问学者,从他抵达美国后的接机开始,到租房、买菜,当地教会启动了“全陪式服务”,更邀请他参加英文辅导、聚餐、聚会、旅行。临回国前,他对 教会的朋友说:“我相信,上帝在你们这里是存在的,但在中国并不存在。或者说,在我们这一代人里,他不存在。但我愿意他在我们下一代人中间存在。我信不 了,但我一定让我的孩子信!”这堪称是这一代人的标准的告白。无限况味,尽在其中。

       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月亮在中国圆,也在美国圆。在同一世界,我们都如羊走迷,偏行己路。古今中外,人类恐怕有一大半的创造力,都用在为自己的迷路制造借口上。而另外一部分精力,花在了错位的交流上。是 羊,就该说羊的话,即使我们就是一只得了诺贝尔奖的羊,即使我们是为了一只得了诺贝尔奖的羊,即使我们是一只颁发诺贝尔奖的羊。

(五)

       人在生命意义上的解放,不可能通过政治行动来实现——无论入狱还是出狱、改良还是革命。在全新的人出现之前,根本不可能出现新的国家。

       当许多人都期待中国发生改变的时候,人们忽视了神所看重的时间。没有耐心,改变同样不会发生。而改变之所以艰难,还因为中国的成长经历,使其陷在受害人心理 当中,真实的自我已经分裂,对自我形象的判断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偏差,有时壮硕得呼呼喘气,有时又自怜得哀哀叹息。外力作用在一个扭曲的结构上,自然无法产 生符合期待的结果。而神所要的接纳,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呀?70个7次可以吗?

(六)

       早晨的阳光穿过道路两旁深秋的树林,一树树的火红与金黄,把车窗装饰得如同画框,而我竟瞬间恍惚了:是的,有人仍在坐牢,有人被困家中,中国的廉洁指数最新排名全球第78位,钓鱼岛风波又起……

        终于,我想到了我自己——我一生犯下的罪,像电影在我眼前播放。中国人贪恋权势吗?我也是。中国人好色行淫吗?我也是。中国人爱物役人吗?我也是。神无条件地接纳了我,我则愿意为爱而改变。

        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显多!

作者来自北京,现在美大学做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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