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我”与属灵生命的成长──试析50后、60后大陆知识分子的自我形成及其行为表征(施玮)

施玮

本文原刊于《举目》47期

        近年来,越来越多大陆背景的信徒成为海外华人教会的主要同工;一大批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学人学者,也成为教会的传道人。这些同工和传道人大多是第一代信徒,且信主时间不太长就 蒙神呼召、装备,并很快投入繁忙的事工。在服事的过程中,他们之间,或他们与其他文化背景的同工之间,常产生一些磨擦,从而对自身以及他人造成程度不同的 伤害,以及关系上的紧张。

        作为这个人群中的一分子,我尝试从自我形象这一角度,对我们这代人“自我”的形成、特征、偏失,及其在心理、行为上的反映,进行简略的分析与反省,帮助我们自己进行自我认识和自我心理辅导,也帮助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工彼此理解,减少“误读”。

        近年来,教会界对80后、90后的心理分析与关注较多,对50后、60后的分析与关注反而甚少。然而,恰好是这些50后、60后,人到中年,在目前的思想、 文化、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都占有了最重要的位置。因此,对他们加以关注和研究,是我们在中国宣教事工中,必须尽早进行和必不可少的。

        本文仅是初步地在几个较普遍的共有特征上进行分析,为进一步的研究,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认识自我

        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上帝是丰富的,是万有之源,而被造的人和被造的万有一样,丰富多彩,是被看为好的。所以从本质上来说,人的价值在于其是在神完全的爱和美善中被造,是在于个体性的“生命”,而非仅仅是团体性的“人类”。

        自我形象的低落与偏误,不仅与个体成长中的家庭环境有关,也与社会环境有关。对于大陆五、六十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影响“自我”形成的因素中,我认为社会环境的变迁甚至大于现在普遍受重视的“原生家庭”。

        对于我们这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虽然我们在著书立说中大谈人本主义,追求自由、捍卫人权,但实质上,我们的整个成长环境是“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服从 国家”这样一个个性被压抑、被否定的时代。并且,相对于上一代和下一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我贬抑,与革命理想中的自我牺牲,在我们这群人的心理上,形成 了尤为巨大的双重否定。

        人类文化远离神本主义后,渐渐迷失于人本主义之中。但在中国文化中,“人本主义”的体现,不是个人意识的觉醒、张扬、独尊,而是以“皇权”代替神权,以各种范畴的“集体利益”淹没个体的人。

        浸泡在这种文化中的人,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后,若不真正经历自我的重新认识、接纳、释放、重建,会很容易简单地以宗教的“集体”代替原有的“集体”,陷入律法主义,忽略个人与耶稣基督在生命上的联结,而更多看重宗教这一“集体”的认同。

        因为没有经过自我重新认识过程中的释放与医治,或对此环节只是在理性认识上浅略地掠过,那么,过去生命中的伤痛、自我形象的偏差,都会带入今天的信仰生活和事工,并且难以自知,也容易让别人误读。

       “胜过自我”、“向己死”,这是基督徒生命、成圣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也是必须长期经历并学习的部分。但我们常常简单地理解了“自我”与“己”,没有分辨我们 个体生命中的神创造之美,与罪带来的偏误。所以,我们恨恶罪性,却迁怒、厌弃“容器”──性格;羡慕美善生命,却急于以压抑、求同来装饰外表。

       前者,加深了我们对自己的否定(其实也是否定神的创造),并易陷入绝望、放弃,或是走入“面具”宗教徒的困境,不敢活出真实;后者,就成了挂满塑料果实的枝子,虽竭力维持,仍渐渐枯干。

        以厌弃被罪污染的性格,代替对罪性的认识与恨恶,也使我们难以更深地认识神的救恩,难以获得来自天父,那不能夺去的真正的“安全感”,以及由此而来的喜乐与满足。

        没有安全感,其实就是一种“不信”。而“信”对于大多数大陆背景的中年知识分子来说,并非如所期望的那样,可以简单的抛开或忽略理性。对我们来说,“信”很大一部分产生于认知,并与认知产生互动。

       教会传统观念所要求的,或是我们主动渴望趋近的基督教“教徒”形象,有时反而阻拦了我们在新生命中对“自我”深度的重新认识。将罪性归咎于“性格”,也是潜 意识中对心灵重塑的一种逃避,是罪性的一种自我保护。所以,我们应当在圣灵的光照下,个人性地来认识“自我破碎”的含意。

        以宗教的压抑与剥夺代替社会的压抑与剥夺,以宗教的求同求荣来代替社会的求同求荣,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让人远离对神心意的认知。对此,50、60后的中年人,因本身成长背景的特殊性,应格外儆醒。

       魏乐德(Dallas Willard)在《心灵的重塑》(Renovation of the Heart)中,认为生命有6个基本面向:思想、感觉、选择、身体、社交情境、灵魂。这难以分割的6个部分融合在一起,就组成了“人的本性”。“信徒在基 督里所得的救赎,在本质上是全面性的救赎,意思是整个生命得蒙拯救。”(注)因此,要重新认识自我、建立“新我”,不能简单地将灵、魂、体分开来看,也不 能将一个人的生命走向,以信主那一刻隔断来看,更不能将一个人从社会文化中,抽离出来孤立解读。

二、面对自我

       一般说来,人生奋斗的最根本潜意识动力,是对安全感的追求。

        五、 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因逢60年代初的生育高峰期,加上社会生存形态单一化,小学、中学、大学、返城、出国等等,一路走来,每一步都是千万人挤在一条道上。 加上他们遭遇过社会的几次重大变迁,都在他们心中产生拼博追求、自我承担的压力。好的一面,他们因此有了积极、认真负责、独立思考的出色品质。但同时,在 与人相处中,有时也会表现出争竞、独断,对自己有过多的要求和自我隐藏的缺点。

        这个群体的信徒,特别是传道人和同工,从人群进入信仰的心理期望,主要是追求生命的丰盛与完美,其中有很大成份是理想主义情结,甚至是兴国兴邦的使命感。

        但因为他们大都是第一代基督徒,内心难免有自我形象的惶恐与怀疑。为了完成自己的理想与抱负,为了上帝的呼召与异象,他们盼望尽快投入事工,所以急于证明自我身分、获取被接纳的安全感。于是,过去文化中的求同心理,便会极大地增强,并无意识地掺入信仰追求中。

        这一时代的知识分子信徒,骨子里的求同意识,曾一度被知识思想上对西方文化的接纳而遮盖。但信主之后,因为简单接受对“人本主义”的批判,不细究和详辨批判的内容,以致全然否定自我个体被造的独特性与价值,造成“自我”的再度迷失。

        对自我形象的怀疑、不确定、甚至失望,形成了他们内心极大的张力。他们常常陷在困境中,却不明其究,只是在行为和思想的表层竭尽努力,最后形成更大的焦虑与失败感。而帮助他们的人,也常因不能正确解读,而加剧了彼此的焦虑与失败感。

        可以这样形容50年代出生的这一批人:该读书时下乡了;千辛万苦回城后,又没了地位;就算有少数幸运儿进入大学,也不过是“工农兵学员”;好不容易安定下来,有了工作,又遇上改革,下岗了,并且是上有老,下有小。

        这批人的自我成就感、生存安全感,都不断被打破,不断遭遇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弃绝。而其中少数“成功”的精英们,都付出了加倍的,甚至可以称为艰苦卓绝的努力,因而也就更惊恐被弃绝。这种惊恐与自我奋斗的习惯所形成的张力,有时会表现为极端性和不宽容。

       60年代出生的人,相对张力小些,但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也遭遇过两次重大的社会价值观的弃绝:一次是全民经商的浪潮,使得天之骄子“大学生”陷入价值感丧失的困惑中;一次是民主、自由的理想追求碰壁、破碎。

        这种非个人错误而遭遇的遗弃,并且是整个时代和社会的遗弃,所造成的无力感是巨大的,在“自我”的意念深处形成的不安全感也是巨大的。这种不安全感、被拒绝感,也许会被以后的成功遮盖,但很难自动愈合。

        我们常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这批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不论是在慕道阶段、还是初信阶段,或者成为教会长执、传道人、牧师……都比较“喜欢”争辩。旁观者会认为这是一种强势、是“己”太大、不谦卑、骄傲、固执、独断等等,但若真正解读其心理,你会看到完全不同的一面。

        争辩的产生,常常可能出于这类人的求同心理。而求同心理,正是我们在成长文化中形成的,对安全感的一种追求方式。有趣的是,我们这代人最反对求同,却在潜意识里习惯于求同。这较易造成其他背景人群对我们的误读。

        另一方面,辩论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语言习惯中,属于正常交流,并没有太强的负面性。一般来说,港台文化背景的人把气氛的和谐看得很重,大陆背景的这代人却把“思想统一”看得很重,争辩的目的是取得共同的思想。虽然我们言词激烈,但内心并不在乎辩输。我们在乎的是不被接纳。

        不辨明思想的“爱心”接纳,很难给我们这群人真正的安全感,也就无法帮助我们重新确立自我形象。因为在我们思想形成的时间段里,阶级的划分、敌我的划分,形 成了对“爱”相对狭窄的观念。作为学生时代的学习榜样,雷锋日记中“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般的火热;对待缺点要像秋风扫落叶;对待 敌人要像冬天一样残酷无情”,在我们这代人的心中影响是巨大的(无论是否意识到)。因此,我们总渴望经过辩论统一思想,成为“同志”(同道之人),被接 纳,得到归属的安全感。我们很难相信,“志不同、道不合”的人之间有真正的爱。

        当我们的辩论与思想交流遭人回避时,1) 我们会觉得,归属问题只是被迫暂时搁置。下次,我们仍会挑起争论;2) 或者,我们会感到被轻视、排斥,加重不安感,觉得自己像是“局外人”;3) 或者,感到被否定,厌恶自己的争辩,进而厌恶、弃绝自我。

        进一步,当我们不仅遭受回避,更被指责时,我们心中的被否定感和弃绝感会更深。

        在教会久了,表面上看,有时变好了──不再争辩了,但,1) 里面的伤痛(来自原生家庭、社会经历等)未被医治,反而更深;2) 更难进入自我敞开、接纳、信任的健康状态;3) 错失了更进一步认识神、认识自我的机会。

        所以,我认为对于这批知识分子慕道友和信徒,首先不是追究他们讨论方式的“不谦卑”,而是了解他们心中的期待,以接纳、肯定的态度,正面地、诚恳地与他们一同探讨相关问题,并引导其学习正确的思想交流的方式。

        对于这个信仰群,先治里,后治表,其生命才能更稳定成长。就是说,要首先注意重建他们的自我,纠正其对神、对人、对自己的认识,然后才是对其行为和生活状态的渐渐引导。

三、重建自我

        如何重建正确的“自我”?如何进入良性的、真实的生命成长?如何解读自身或他人行为背后的心理,调整偏误,释放压力?答案是,最重要的是要走出传统的、经验的“认知”,真正地建根基于神的话中。

        走出传统的、经验的“认知”,一方面,必须借着信仰之光,借着神的话所启示的世界观、价值观,重新梳理中国传统文化、个人成长经验在我们思想中塑造的各种观念。也就是说,首先是面对,而不是一味回避;然后是分辨,而不是全盘否定。

        当我们将自我的价值、地位、归属等,建立在对上帝救恩的正确认识与信心接受上,我们就敢于敞开自己隐密、关闭的门,让圣灵和神的话,深入到我们思想的最私密之处,进行光照、医治的工作。

        如果从人格结构的“本我”、“自我”、“超我”角度上说,就是我们不能有意无意地、简单地将原有生命中的“超我”,许多“应该”和“必须”的道德规范、理想 期许,直接穿上信仰的外衣。否则,我们的新生命不仅无法体会在真理中得自由的喜乐与平安,不能真正学到并享受交托与信靠,反而多了一层宗教的枷锁。层层加 码的“捆绑”,必然使3个“我”之间冲突加剧,因而产生过分的行为、强迫性的举动,以及从恐惧而生的敏感、易受伤、反叛等表现──这些实际上都是一种逃 避,是用来保护自我的。

        另一方面,简单地接受教会传统、其他信徒传递的观念,会在求同心理的作用下,形成似是而非的对信仰和教会的认知,也会成为属灵生命成长的障碍。

        所以,我们必须回到神的话中,从表面的宗教归属感、群体求同心理,进入到追求与基督的生命联合。只有认识到神创造自己这一个体生命的独特性:他对我们在母腹中的拣选,以及一生的预备,才能从容地寻求、相信并等候神对自己生命特有的旨意与带引。

       对待五、六十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向他们传福音,还是遇到事工中的争议,我觉得首先要考虑到他们对安全感的需要。他们的安全感并不全完建立在态度、语 气和生活关怀上,温柔的语气有时会被解读成“客套”。若回避问题的探讨,这种“客套”甚至会使其有被拒门外之感,从而引发个人经验中的被弃感受,调动起潜 意识里的自卫、抗拒,导致更激烈的争辩。

       上一节已略述了,对待这群独特背景的信徒,在思想交流和引导、生命认知与成长方面的注意事项。这 里还要特别强调,对这群人中的慕道友等传福音时,不能回避思想的交锋。在语气温柔、传递爱的同时,要了解形成他们观念的文化,对其进行分析与分辨。不能简 单地否定他们已有的思想观念和文化,那样会造成他们对安全感的恐慌,使得对观念、事件的争论,变成捍卫自我存在价值的“战争”。在这样的敌对、紧张的心态 中,人很难安静地审视争论的问题。无论争论结果如何,都只会造成心理创伤。

        在中国的以多神论为主的传统文化之下,在今天如此发达的资讯社 会中,有没有神的存在,并不是这些中年知识分子跨入信仰的最大难关。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对他的认知以及联结,将如何重整自己的人生,这才是他们信仰的关 键。他们大多感受到社会和自我都“病”了,然而基督信仰的光亮,能照出怎样的“病”因,如何医治,这是他们所关心的,也是他们愿意舍弃原有的“自我”、背 起十架跟随主的关键动力。

        我从自己接受福音以及后来传福音的亲身体会中感到,以“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的观念,和他们一起对已有的思 想和文化,特别是他们的“超我”理想,进行接纳、欣赏,然后分析、分辨、最后纠偏、超越,是一个必要的渐进的过程。使用教牧辅导学中的陪伴、引导原则── 首先给予对方安全感,然后陪伴并引导他认识自己(包括与自我相关的社会和文化),协助他探讨有关信仰与生命的各种他所关心的问题(包括自身的问题、与神与 人的关系、所处的环境与社会中的问题等),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只有帮助他们领受基督的心意,建立正确的神观、人观,他们才能不致受堕落人性的羁绊,从旧有文化和经验形成的、偏误的“自我”陷阱中走出来,到上帝天父的眼中重新认识“自我”,形成更像耶稣的属灵新生命的“自我”。

        任何一个文化背景的人群,都是复杂而多样的。人被造之荣美与上帝的爱,也体现在每一个人的独特性上。本文只是概略地,从历史文化对这代人成长的影响上,做一点反省式的、群体性分析。这类分析必有主观和偏颇之处,实望有更多的人来研究这个族群,为主得着这一代人。

注:
《心灵的重塑》,天道书楼,2006,29页。

作者来自北京,作家,本刊编辑。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

Discover more from OC举目网站

Subscribe now to keep reading and get access to the full archive.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