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瑋

本文原刊於《舉目》47期

        近年來，越來越多大陸背景的信徒成為海外華人教會的主要同工；一大批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學人學者，也成為教會的傳道人。這些同工和傳道人大多是第一代信徒，且信主時間不太長就 蒙神呼召、裝備，並很快投入繁忙的事工。在服事的過程中，他們之間，或他們與其他文化背景的同工之間，常產生一些磨擦，從而對自身以及他人造成程度不同的 傷害，以及關係上的緊張。

        作為這個人群中的一分子，我嘗試從自我形象這一角度，對我們這代人“自我”的形成、特徵、偏失，及其在心理、行為上的反映，進行簡略的分析與反省，幫助我們自己進行自我認識和自我心理輔導，也幫助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工彼此理解，減少“誤讀”。

        近年來，教會界對80後、90後的心理分析與關注較多，對50後、60後的分析與關注反而甚少。然而，恰好是這些50後、60後，人到中年，在目前的思想、 文化、經濟、政治等各個領域，都占有了最重要的位置。因此，對他們加以關注和研究，是我們在中國宣教事工中，必須儘早進行和必不可少的。

        本文僅是初步地在幾個較普遍的共有特徵上進行分析，為進一步的研究，起個拋磚引玉的作用。

一﹑認識自我

        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樣式造的。上帝是豐富的，是萬有之源，而被造的人和被造的萬有一樣，豐富多彩，是被看為好的。所以從本質上來說，人的價值在於其是在神完全的愛和美善中被造，是在於個體性的“生命”，而非僅僅是團體性的“人類”。

        自我形象的低落與偏誤，不僅與個體成長中的家庭環境有關，也與社會環境有關。對於大陸五、六十年代出生的知識分子，影響“自我”形成的因素中，我認為社會環境的變遷甚至大於現在普遍受重視的“原生家庭”。

        對於我們這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來說，雖然我們在著書立說中大談人本主義，追求自由、捍衛人權，但實質上，我們的整個成長環境是“個人服從集體、集體服從 國家”這樣一個個性被壓抑、被否定的時代。並且，相對於上一代和下一代，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自我貶抑，與革命理想中的自我犧牲，在我們這群人的心理上，形成 了尤為巨大的雙重否定。

        人類文化遠離神本主義後，漸漸迷失於人本主義之中。但在中國文化中，“人本主義”的體現，不是個人意識的覺醒、張揚、獨尊，而是以“皇權”代替神權，以各種範疇的“集體利益”淹沒個體的人。

        浸泡在這種文化中的人，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後，若不真正經歷自我的重新認識、接納、釋放、重建，會很容易簡單地以宗教的“集體”代替原有的“集體”，陷入律法主義，忽略個人與耶穌基督在生命上的聯結，而更多看重宗教這一“集體”的認同。

        因為沒有經過自我重新認識過程中的釋放與醫治，或對此環節只是在理性認識上淺略地掠過，那麼，過去生命中的傷痛、自我形象的偏差，都會帶入今天的信仰生活和事工，並且難以自知，也容易讓別人誤讀。

       “勝過自我”、“向己死”，這是基督徒生命、成聖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也是必須長期經歷並學習的部分。但我們常常簡單地理解了“自我”與“己”，沒有分辨我們 個體生命中的神創造之美，與罪帶來的偏誤。所以，我們恨惡罪性，卻遷怒、厭棄“容器”──性格；羨慕美善生命，卻急於以壓抑、求同來裝飾外表。

       前者，加深了我們對自己的否定（其實也是否定神的創造），並易陷入絕望、放棄，或是走入“面具”宗教徒的困境，不敢活出真實；後者，就成了掛滿塑料果實的枝子，雖竭力維持，仍漸漸枯乾。

        以厭棄被罪污染的性格，代替對罪性的認識與恨惡，也使我們難以更深地認識神的救恩，難以獲得來自天父，那不能奪去的真正的“安全感”，以及由此而來的喜樂與滿足。

        沒有安全感，其實就是一種“不信”。而“信”對於大多數大陸背景的中年知識分子來說，並非如所期望的那樣，可以簡單的拋開或忽略理性。對我們來說，“信”很大一部分產生於認知，並與認知產生互動。

       教會傳統觀念所要求的，或是我們主動渴望趨近的基督教“教徒”形象，有時反而阻攔了我們在新生命中對“自我”深度的重新認識。將罪性歸咎於“性格”，也是潛 意識中對心靈重塑的一種逃避，是罪性的一種自我保護。所以，我們應當在聖靈的光照下，個人性地來認識“自我破碎”的含意。

        以宗教的壓抑與剝奪代替社會的壓抑與剝奪，以宗教的求同求榮來代替社會的求同求榮，本質上是一樣的，都是讓人遠離對神心意的認知。對此，50、60後的中年人，因本身成長背景的特殊性，應格外儆醒。

       魏樂德（Dallas Willard）在《心靈的重塑》（Renovation of the Heart）中，認為生命有6個基本面向：思想、感覺、選擇、身體、社交情境、靈魂。這難以分割的6個部分融合在一起，就組成了“人的本性”。“信徒在基 督裡所得的救贖，在本質上是全面性的救贖，意思是整個生命得蒙拯救。”（註）因此，要重新認識自我、建立“新我”，不能簡單地將靈、魂、體分開來看，也不 能將一個人的生命走向，以信主那一刻隔斷來看，更不能將一個人從社會文化中，抽離出來孤立解讀。

二、面對自我

       一般說來，人生奮鬥的最根本潛意識動力，是對安全感的追求。

        五、 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因逢60年代初的生育高峰期，加上社會生存形態單一化，小學、中學、大學、返城、出國等等，一路走來，每一步都是千萬人擠在一條道上。 加上他們遭遇過社會的幾次重大變遷，都在他們心中產生拼博追求、自我承擔的壓力。好的一面，他們因此有了積極、認真負責、獨立思考的出色品質。但同時，在 與人相處中，有時也會表現出爭競、獨斷，對自己有過多的要求和自我隱藏的缺點。

        這個群體的信徒，特別是傳道人和同工，從人群進入信仰的心理期望，主要是追求生命的豐盛與完美，其中有很大成份是理想主義情結，甚至是興國興邦的使命感。

        但因為他們大都是第一代基督徒，內心難免有自我形象的惶恐與懷疑。為了完成自己的理想與抱負，為了上帝的呼召與異象，他們盼望儘快投入事工，所以急於證明自我身分、獲取被接納的安全感。於是，過去文化中的求同心理，便會極大地增強，並無意識地摻入信仰追求中。

        這一時代的知識分子信徒，骨子裡的求同意識，曾一度被知識思想上對西方文化的接納而遮蓋。但信主之後，因為簡單接受對“人本主義”的批判，不細究和詳辨批判的內容，以致全然否定自我個體被造的獨特性與價值，造成“自我”的再度迷失。

        對自我形象的懷疑、不確定、甚至失望，形成了他們內心極大的張力。他們常常陷在困境中，卻不明其究，只是在行為和思想的表層竭盡努力，最後形成更大的焦慮與失敗感。而幫助他們的人，也常因不能正確解讀，而加劇了彼此的焦慮與失敗感。

        可以這樣形容50年代出生的這一批人：該讀書時下鄉了；千辛萬苦回城後，又沒了地位；就算有少數幸運兒進入大學，也不過是“工農兵學員”；好不容易安定下來，有了工作，又遇上改革，下崗了，並且是上有老，下有小。

        這批人的自我成就感、生存安全感，都不斷被打破，不斷遭遇社會主流價值觀的棄絕。而其中少數“成功”的精英們，都付出了加倍的，甚至可以稱為艱苦卓絕的努力，因而也就更驚恐被棄絕。這種驚恐與自我奮鬥的習慣所形成的張力，有時會表現為極端性和不寬容。

       60年代出生的人，相對張力小些，但他們在成長過程中，也遭遇過兩次重大的社會價值觀的棄絕：一次是全民經商的浪潮，使得天之驕子“大學生”陷入價值感喪失的困惑中；一次是民主、自由的理想追求碰壁、破碎。

        這種非個人錯誤而遭遇的遺棄，並且是整個時代和社會的遺棄，所造成的無力感是巨大的，在“自我”的意念深處形成的不安全感也是巨大的。這種不安全感、被拒絕感，也許會被以後的成功遮蓋，但很難自動癒合。

        我們常看到一個現象，就是這批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不論是在慕道階段、還是初信階段，或者成為教會長執、傳道人、牧師……都比較“喜歡”爭辯。旁觀者會認為這是一種強勢、是“己”太大、不謙卑、驕傲、固執、獨斷等等，但若真正解讀其心理，你會看到完全不同的一面。

        爭辯的產生，常常可能出於這類人的求同心理。而求同心理，正是我們在成長文化中形成的，對安全感的一種追求方式。有趣的是，我們這代人最反對求同，卻在潛意識裡習慣於求同。這較易造成其他背景人群對我們的誤讀。

        另一方面，辯論在我們這一代人的語言習慣中，屬於正常交流，並沒有太強的負面性。一般來說，港台文化背景的人把氣氛的和諧看得很重，大陸背景的這代人卻把“思想統一”看得很重，爭辯的目的是取得共同的思想。雖然我們言詞激烈，但內心並不在乎辯輸。我們在乎的是不被接納。

        不辨明思想的“愛心”接納，很難給我們這群人真正的安全感，也就無法幫助我們重新確立自我形象。因為在我們思想形成的時間段裡，階級的劃分、敵我的劃分，形 成了對“愛”相對狹窄的觀念。作為學生時代的學習榜樣，雷鋒日記中“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對待工作要像夏天般的火熱；對待缺點要像秋風掃落葉；對待 敵人要像冬天一樣殘酷無情”，在我們這代人的心中影響是巨大的（無論是否意識到）。因此，我們總渴望經過辯論統一思想，成為“同志”（同道之人），被接 納，得到歸屬的安全感。我們很難相信，“志不同、道不合”的人之間有真正的愛。

        當我們的辯論與思想交流遭人迴避時，1) 我們會覺得，歸屬問題只是被迫暫時擱置。下次，我們仍會挑起爭論；2) 或者，我們會感到被輕視、排斥，加重不安感，覺得自己像是“局外人”；3) 或者，感到被否定，厭惡自己的爭辯，進而厭惡、棄絕自我。

        進一步，當我們不僅遭受迴避，更被指責時，我們心中的被否定感和棄絕感會更深。

        在教會久了，表面上看，有時變好了──不再爭辯了，但，1) 裡面的傷痛（來自原生家庭、社會經歷等）未被醫治，反而更深；2) 更難進入自我敞開、接納、信任的健康狀態；3) 錯失了更進一步認識神、認識自我的機會。

        所以，我認為對於這批知識分子慕道友和信徒，首先不是追究他們討論方式的“不謙卑”，而是瞭解他們心中的期待，以接納、肯定的態度，正面地、誠懇地與他們一同探討相關問題，並引導其學習正確的思想交流的方式。

        對於這個信仰群，先治裡，後治表，其生命才能更穩定成長。就是說，要首先注意重建他們的自我，糾正其對神、對人、對自己的認識，然後才是對其行為和生活狀態的漸漸引導。

三、重建自我

        如何重建正確的“自我”？如何進入良性的、真實的生命成長？如何解讀自身或他人行為背後的心理，調整偏誤，釋放壓力？答案是，最重要的是要走出傳統的、經驗的“認知”，真正地建根基於神的話中。

        走出傳統的、經驗的“認知”，一方面，必須藉著信仰之光，藉著神的話所啟示的世界觀、價值觀，重新梳理中國傳統文化、個人成長經驗在我們思想中塑造的各種觀念。也就是說，首先是面對，而不是一味迴避；然後是分辨，而不是全盤否定。

        當我們將自我的價值、地位、歸屬等，建立在對上帝救恩的正確認識與信心接受上，我們就敢於敞開自己隱密、關閉的門，讓聖靈和神的話，深入到我們思想的最私密之處，進行光照、醫治的工作。

        如果從人格結構的“本我”、“自我”、“超我”角度上說，就是我們不能有意無意地、簡單地將原有生命中的“超我”，許多“應該”和“必須”的道德規範、理想 期許，直接穿上信仰的外衣。否則，我們的新生命不僅無法體會在真理中得自由的喜樂與平安，不能真正學到並享受交託與信靠，反而多了一層宗教的枷鎖。層層加 碼的“捆綁”，必然使3個“我”之間衝突加劇，因而產生過分的行為、強迫性的舉動，以及從恐懼而生的敏感、易受傷、反叛等表現──這些實際上都是一種逃 避，是用來保護自我的。

        另一方面，簡單地接受教會傳統、其他信徒傳遞的觀念，會在求同心理的作用下，形成似是而非的對信仰和教會的認知，也會成為屬靈生命成長的障礙。

        所以，我們必須回到神的話中，從表面的宗教歸屬感、群體求同心理，進入到追求與基督的生命聯合。只有認識到神創造自己這一個體生命的獨特性：他對我們在母腹中的揀選，以及一生的預備，才能從容地尋求、相信並等候神對自己生命特有的旨意與帶引。

       對待五、六十年代出生的知識分子，無論是向他們傳福音，還是遇到事工中的爭議，我覺得首先要考慮到他們對安全感的需要。他們的安全感並不全完建立在態度、語 氣和生活關懷上，溫柔的語氣有時會被解讀成“客套”。若迴避問題的探討，這種“客套”甚至會使其有被拒門外之感，從而引發個人經驗中的被棄感受，調動起潛 意識裡的自衛、抗拒，導致更激烈的爭辯。

       上一節已略述了，對待這群獨特背景的信徒，在思想交流和引導、生命認知與成長方面的注意事項。這 裡還要特別強調，對這群人中的慕道友等傳福音時，不能迴避思想的交鋒。在語氣溫柔、傳遞愛的同時，要瞭解形成他們觀念的文化，對其進行分析與分辨。不能簡 單地否定他們已有的思想觀念和文化，那樣會造成他們對安全感的恐慌，使得對觀念、事件的爭論，變成捍衛自我存在價值的“戰爭”。在這樣的敵對、緊張的心態 中，人很難安靜地審視爭論的問題。無論爭論結果如何，都只會造成心理創傷。

        在中國的以多神論為主的傳統文化之下，在今天如此發達的資訊社 會中，有沒有神的存在，並不是這些中年知識分子跨入信仰的最大難關。神是一位怎樣的神，對他的認知以及聯結，將如何重整自己的人生，這才是他們信仰的關 鍵。他們大多感受到社會和自我都“病”了，然而基督信仰的光亮，能照出怎樣的“病”因，如何醫治，這是他們所關心的，也是他們願意捨棄原有的“自我”、背 起十架跟隨主的關鍵動力。

        我從自己接受福音以及後來傳福音的親身體會中感到，以“普遍啟示”和“特殊啟示”的觀念，和他們一起對已有的思 想和文化，特別是他們的“超我”理想，進行接納、欣賞，然後分析、分辨、最後糾偏、超越，是一個必要的漸進的過程。使用教牧輔導學中的陪伴、引導原則── 首先給予對方安全感，然後陪伴並引導他認識自己（包括與自我相關的社會和文化），協助他探討有關信仰與生命的各種他所關心的問題（包括自身的問題、與神與 人的關係、所處的環境與社會中的問題等），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只有幫助他們領受基督的心意，建立正確的神觀、人觀，他們才能不致受墮落人性的羈絆，從舊有文化和經驗形成的、偏誤的“自我”陷阱中走出來，到上帝天父的眼中重新認識“自我”，形成更像耶穌的屬靈新生命的“自我”。

        任何一個文化背景的人群，都是複雜而多樣的。人被造之榮美與上帝的愛，也體現在每一個人的獨特性上。本文只是概略地，從歷史文化對這代人成長的影響上，做一點反省式的、群體性分析。這類分析必有主觀和偏頗之處，實望有更多的人來研究這個族群，為主得著這一代人。

註：
《心靈的重塑》，天道書樓，2006，29頁。

作者來自北京，作家，本刊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