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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虽至于死──台约尔传》(张陈一萍)

张陈一萍

本文原刊于《举目》47期

不磨灭的贡献

    这是一个家庭、两个世代、五个人的故事。在“每月百万中国人死于没有基督”的时代,台约尔(Samuel Dyer)祖孙三代,立志为中国人而活、为中国人而死,正应了圣经里面的一句话 :“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启》12:11)。

       台约尔(Samuel Dyer, 1804-1843),生性和善、身材瘦小,却胸怀大志,影响中国人以迄于今。

       1823年,他被“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句话所震撼,1827年与妻子谭玛莉(MariaTarnDyer, 1803-1846)赴南洋,向华侨宣教,至1843年去世。20年间,他持守这话,超越了重重考验,一路走到底,完成神对他的托付。

传扬耶稣

        当时清廷施行闭关政策。在禁教的情况下,他和谭玛莉未能进入中国,留在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华侨中传扬耶稣、传讲福音。

       他在英国时,师从马礼逊学习官话。到了南洋,更向中国老师学习闽南语。经百般艰难,终能用流畅的闽南语证道,深得华侨喜爱。他更以基督无比恒忍、谦和的爱,赢得了华侨的心。

中文活字

       为了能快速、经济地印刷中文圣经,他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放下身段成为技师,亲自反复尝试,终于以西方正统的造活字方法,为中国人造出永久性字范。

        今日中文印刷使用最广的明朝体活字,即由他亲手研制、逐字铸造而传承下来。

重译圣经

        为使华人普通民众都能读懂神的话,他主张以简易浅白的中文重译圣经,谓之“达”;但不主张意译,而是根据原文、忠实地翻译,谓之“信”;并在信与达之外,兼顾“雅”。

        由于他对圣经原文的深入研究,也因他在宣教工场上直接的经验,他的意见为伦敦会所采纳,从而成立了翻译委员会,出版了圣经“委办译本”。该版本优美的文笔,得到极高的评价和普遍的赞赏。

女子教育

        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他与谭玛莉看到了女子在基督里的可贵。因而,无论遭遇多少阻拦,他们都坚持提倡女学,甚至将女校设在自己家中。

        今日新加坡的圣玛格烈特女校,就是从他们家中小小的一粒种子长成大树的。

没有一样落空

        1843年,台约尔蒙召20年、马礼逊来华36年,众宣教士所期待的中国之门终于开启。第一次宣教士大会在香港举行,台约尔从香港远远眺望,看见了中国的山,看见了他的老师马礼逊未能眼见之地。

       他在大会期间,因过度劳累而感染热病,在澳门去世,葬于马礼逊墓旁。然而信实的主,在156年后(1999年),使他葬身中国的愿望得以成就。

       台约尔去世后,谭玛莉接续丈夫的遗愿,留在当地从事女子教育。1846年,她去世于槟城,墓碑上刻着:“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

        7 年后(1853年),两个女儿──宝丽娜(Burella Hunter Dyer, 1835-1858),与玛莉亚(Maria Jane Dyer, 1837-1870),应父母同窗艾迪绥女士(Mary Ann Aldersey, 1797-1868)之邀,踏着父母亲的脚踪,进入中国,任教于宁波女校,成为中国女子教育先躯。

        不久,宝丽娜嫁给圣公会宣教士包约翰 (John Shaw Burdon,1829-1907),玛莉亚嫁给独立宣教的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1905)。再后,她们各以23与33岁英年早逝。宝丽娜未有儿女,玛莉亚与戴德生的后代,如儿子戴存仁、孙子戴永冕、曾孙戴绍 曾,乃至曾曾孙戴继宗,则坚立在福音的岗位上,代代相承直到今日。

        1877年,台约尔与谭玛莉赴华50周年,他们的独子台慕尔 (Samuel Dyer Jr., 1833-1898),在父母和两个妹妹相继去世后,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踏上中国的土地,开始了他在上海大英圣书公会18年忠心的事奉。他接过父母的棒 子,为中国人的救恩尽心竭力,直至1898年,以相对高龄的65岁去世,葬于上海。

        台约尔一家人,合计为203岁,其中115年活在华人中。神藉他们手所做的,无论兴办女校、铸造活字、印刷圣经、翻译圣经、传讲圣经、活出圣经,所有做在中国人身上的,没有一样落空。

        2007年,台约尔来华180周年之际,中国教会亦庆祝圣经印刷5,000万册。其中900万册对60个国家输出、4,100万册销售国内(对象包括汉人与少数民族)。

        从决心写中文《台约尔传》开始,戴绍曾院长(即上文所提的戴德生曾孙、台约尔曾曾外孙)和我就决定,要规规矩矩地按严谨的史学方法来写,呈现出真实的台约尔,与他所处的时代。

        这一决定,让我们不杜撰、不创作,而是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

       我们从2006年1月开始,收集第一手的史料、并加考证。因实地考察宣教所在,对认识宣教士十分重要,所以2007年7月,戴绍曾院长夫妇,邀我同往东南亚。

       按著台约尔宣教的足迹,我们倒著走──从新加坡、而马六甲、而槟城。我们走过台约尔与谭玛莉当年走过的路径、寻访他们的脚踪、揣想他们的感受;归来,重新修订、补充书中的内容和地图,期盼能将台约尔描述得更加准确。

        此外,将台约尔同时代的人物,无论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呈现出来,也是不可或缺的。直接与台约尔相关的,我们将其写入了“人物小传”;间接的,则散见各章附注 中,不在正文中出现,以免影响行文。近1,000的附注、大小21个附录、经过一再浓缩的生平年表,虽不在正文内,却都是重要的。

        足足3年工夫,我们字字辨识180年前的笔迹、句句揣摩写信者的心思。然后下笔落实成文,由我透过网络电话,逐字读给院长听,充分讨论后才定稿。两年来总计通话时数,不下八九百个小时。这期间,双方家人的忍耐、支持,是我们所要深深感谢的。

        我更是谢谢戴院长、师母给我这宝贵的机会,参与本书写作,让我见证了从台家到戴家,绵延至今的生命历程。

        正当本书进入排版阶段,戴院长因肝癌复发去世。他说:“我生在中国,一生为华人工作,我准备死在中国。”他所继承的,乃是与台约尔、戴德生一脉相承的爱的精神。

        记得那日网上通话,当我念到,伯驾医生问台约尔:愿否葬在澳门,马礼逊墓旁?台约尔回答:“不,让我埋身中国,以赢得中国归属基督。”156年后,澳门回归中国,神果然成全了台约尔的心愿……戴院长听罢,久久哽咽,不能言语。

        戴德生的墓也在中国。当他的墓碑找到后,有人问,是否也应将他的墓地找出。戴绍曾院长答说:“不必!因戴德生的骨早已化入中国大地。”

       戴绍曾院长在台湾宣教期间,感染了慢性肝炎,后转成肝癌,于2009年3月20日,在香港去世,葬于薄扶林基督教墓园,得偿“生于中国,死于中国”的夙愿。这第一本中文的《台约尔传》,可说是他留给华人最后的遗产。

2009/09/21,写于波士顿,全书出版之日,院长去世半年之际。

作者来自台湾,与夫婿张子义牧师牧会于波士顿,喜好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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