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陈一萍

本文原刊于《举目》47期

不磨灭的贡献

　　  这是一个家庭、两个世代、五个人的故事。在“每月百万中国人死于没有基督”的时代，台约尔（Samuel Dyer）祖孙三代，立志为中国人而活、为中国人而死，正应了圣经里面的一句话 ：“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启》12：11）。

       台约尔（Samuel Dyer, 1804-1843），生性和善、身材瘦小，却胸怀大志，影响中国人以迄于今。

       1823年，他被“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句话所震撼，1827年与妻子谭玛莉（MariaTarnDyer, 1803-1846）赴南洋，向华侨宣教，至1843年去世。20年间，他持守这话，超越了重重考验，一路走到底，完成神对他的托付。

传扬耶稣

        当时清廷施行闭关政策。在禁教的情况下，他和谭玛莉未能进入中国，留在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华侨中传扬耶稣、传讲福音。

       他在英国时，师从马礼逊学习官话。到了南洋，更向中国老师学习闽南语。经百般艰难，终能用流畅的闽南语证道，深得华侨喜爱。他更以基督无比恒忍、谦和的爱，赢得了华侨的心。

中文活字

       为了能快速、经济地印刷中文圣经，他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放下身段成为技师，亲自反复尝试，终于以西方正统的造活字方法，为中国人造出永久性字范。

        今日中文印刷使用最广的明朝体活字，即由他亲手研制、逐字铸造而传承下来。

重译圣经

        为使华人普通民众都能读懂神的话，他主张以简易浅白的中文重译圣经，谓之“达”；但不主张意译，而是根据原文、忠实地翻译，谓之“信”；并在信与达之外，兼顾“雅”。

        由于他对圣经原文的深入研究，也因他在宣教工场上直接的经验，他的意见为伦敦会所采纳，从而成立了翻译委员会，出版了圣经“委办译本”。该版本优美的文笔，得到极高的评价和普遍的赞赏。

女子教育

        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他与谭玛莉看到了女子在基督里的可贵。因而，无论遭遇多少阻拦，他们都坚持提倡女学，甚至将女校设在自己家中。

        今日新加坡的圣玛格烈特女校，就是从他们家中小小的一粒种子长成大树的。

没有一样落空

        1843年，台约尔蒙召20年、马礼逊来华36年，众宣教士所期待的中国之门终于开启。第一次宣教士大会在香港举行，台约尔从香港远远眺望，看见了中国的山，看见了他的老师马礼逊未能眼见之地。

       他在大会期间，因过度劳累而感染热病，在澳门去世，葬于马礼逊墓旁。然而信实的主，在156年后（1999年），使他葬身中国的愿望得以成就。

       台约尔去世后，谭玛莉接续丈夫的遗愿，留在当地从事女子教育。1846年，她去世于槟城，墓碑上刻着：“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

        7 年后（1853年），两个女儿──宝丽娜（Burella Hunter Dyer, 1835-1858），与玛莉亚（Maria Jane Dyer, 1837-1870），应父母同窗艾迪绥女士（Mary Ann Aldersey, 1797-1868）之邀，踏着父母亲的脚踪，进入中国，任教于宁波女校，成为中国女子教育先躯。

        不久，宝丽娜嫁给圣公会宣教士包约翰 （John Shaw Burdon,1829-1907），玛莉亚嫁给独立宣教的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1905）。再后，她们各以23与33岁英年早逝。宝丽娜未有儿女，玛莉亚与戴德生的后代，如儿子戴存仁、孙子戴永冕、曾孙戴绍 曾，乃至曾曾孙戴继宗，则坚立在福音的岗位上，代代相承直到今日。

        1877年，台约尔与谭玛莉赴华50周年，他们的独子台慕尔 （Samuel Dyer Jr., 1833-1898），在父母和两个妹妹相继去世后，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踏上中国的土地，开始了他在上海大英圣书公会18年忠心的事奉。他接过父母的棒 子，为中国人的救恩尽心竭力，直至1898年，以相对高龄的65岁去世，葬于上海。

        台约尔一家人，合计为203岁，其中115年活在华人中。神藉他们手所做的，无论兴办女校、铸造活字、印刷圣经、翻译圣经、传讲圣经、活出圣经，所有做在中国人身上的，没有一样落空。

        2007年，台约尔来华180周年之际，中国教会亦庆祝圣经印刷5,000万册。其中900万册对60个国家输出、4,100万册销售国内（对象包括汉人与少数民族）。

        从决心写中文《台约尔传》开始，戴绍曾院长（即上文所提的戴德生曾孙、台约尔曾曾外孙）和我就决定，要规规矩矩地按严谨的史学方法来写，呈现出真实的台约尔，与他所处的时代。

        这一决定，让我们不杜撰、不创作，而是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

       我们从2006年1月开始，收集第一手的史料、并加考证。因实地考察宣教所在，对认识宣教士十分重要，所以2007年7月，戴绍曾院长夫妇，邀我同往东南亚。

       按著台约尔宣教的足迹，我们倒著走──从新加坡、而马六甲、而槟城。我们走过台约尔与谭玛莉当年走过的路径、寻访他们的脚踪、揣想他们的感受；归来，重新修订、补充书中的内容和地图，期盼能将台约尔描述得更加准确。

        此外，将台约尔同时代的人物，无论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呈现出来，也是不可或缺的。直接与台约尔相关的，我们将其写入了“人物小传”；间接的，则散见各章附注 中，不在正文中出现，以免影响行文。近1,000的附注、大小21个附录、经过一再浓缩的生平年表，虽不在正文内，却都是重要的。

        足足3年工夫，我们字字辨识180年前的笔迹、句句揣摩写信者的心思。然后下笔落实成文，由我透过网络电话，逐字读给院长听，充分讨论后才定稿。两年来总计通话时数，不下八九百个小时。这期间，双方家人的忍耐、支持，是我们所要深深感谢的。

        我更是谢谢戴院长、师母给我这宝贵的机会，参与本书写作，让我见证了从台家到戴家，绵延至今的生命历程。

        正当本书进入排版阶段，戴院长因肝癌复发去世。他说：“我生在中国，一生为华人工作，我准备死在中国。”他所继承的，乃是与台约尔、戴德生一脉相承的爱的精神。

        记得那日网上通话，当我念到，伯驾医生问台约尔：愿否葬在澳门，马礼逊墓旁？台约尔回答：“不，让我埋身中国，以赢得中国归属基督。”156年后，澳门回归中国，神果然成全了台约尔的心愿……戴院长听罢，久久哽咽，不能言语。

        戴德生的墓也在中国。当他的墓碑找到后，有人问，是否也应将他的墓地找出。戴绍曾院长答说：“不必！因戴德生的骨早已化入中国大地。”

       戴绍曾院长在台湾宣教期间，感染了慢性肝炎，后转成肝癌，于2009年3月20日，在香港去世，葬于薄扶林基督教墓园，得偿“生于中国，死于中国”的夙愿。这第一本中文的《台约尔传》，可说是他留给华人最后的遗产。

2009/09/21，写于波士顿，全书出版之日，院长去世半年之际。

作者来自台湾，与夫婿张子义牧师牧会于波士顿，喜好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