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文化基督化”的口号谈起(范学德)

范学德

本文原刊于《举目》46期

“文化基督化”可行吗?

        在北美、在欧洲发达国家,基督教在整个文化中正在走向边缘化或者已经走到了文化的边缘,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在中国,基督教从来就没有处于文化的中心,并且至今还处在文化的边缘,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有鉴于此,有人提出了“文化基督化”或者“中国文化基督化”的口号。无论这个口号实际上产生了什么影响,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都是不容低估的,因为它极其鲜明地提出了基督与中华(或者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

       “中国文化基督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这方面,笔者所看到的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义,就是北美陈宗清牧师提出来的,他说,所谓文化基督化,“就是指所有文化领域 的呈现,包括文学、戏剧、艺术等的主调与信息,都与圣经的真理吻合”(注1)。他又指出,如果在广义的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那么,像法律、政治、宗教、教 育、经济、科学等,也都属于文化的范围。

       笔者以为,“文化基督化”口号中的“文化”一词,一般是广义上的。那么,就此而论,“文化基督化”的口号是否有可行性呢?

       提出一个口号,就是要用简明的语言,向世人表明自己的行动目标和纲领。一个行动纲领是否可行,历史是一面镜子。就文化基督化而论,这个历史之镜就变成了﹕自 基督后将近两千年的人类历史中,是否有一种文化,它的主旋律和基本信息都符合圣经的真理呢?或者更尖锐地说,西方文化是否是基督教文化?

       答案只有两个字:没有。

       到目前为止,在人类创造的那些大的文化中,只有西方文化被某些人说成是基督教文化。在十九世纪时,这种论断尤其突出,无论论者用的是过去时还是现在时。

       但是,上一个世纪,许多学者都指出,无论从起源上、历史内、还是现实中,西方文化都不是基督教文化,尽管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有着深刻、广泛而又持久的影响, 甚至在某些历史时期,基督教文化构成了整个西方文化的中心、重心,但基督教从来没有使整体的西方文化,包括它的各个领域所传达的基本信息,都符合圣经真 理。

       进一步说,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被基督化了,无论基督信仰对这些民族、这些文化的影响有多么深刻。

      文化是人的创造活动的结晶,同时,人又生活于文化中,并且为文化所化育。神学家奥古斯丁和加尔文都认为,人的堕落亦存在于人所创造的文化之中,且与基督对 立。保罗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套用他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不论古今中外,任何民族所创立的任何文化,都打上了罪的烙印,亏缺了上帝的荣 耀。因此,若指望一种大的文化能基督化,那无异于指望人不再作为罪人创造文化。

       文化基督化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是由人之为罪人决定的。

       将一个绝对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作为自己的目标,哪怕它能激发起天大的热情,也不能说它是明智的。对于不明智的口号,笔者以为还是放弃使用为好。

绝不放弃文化使命

       笔者建议放弃使用“中国文化基督化”的口号,绝对不意味着建议基督徒放弃自己的文化使命。恰恰相反,我认为基督徒必须切实地、实际地承担起自己的文化使命。

       据林荣洪主编的《近代华人神学文献》,在中国教会中,有人认为基督教能保存中华文化的价值;有的则认为基督教应当伦理化、社会化,此之谓自由派神学思想。而 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是赵紫宸的观点,认为基督教不是废除中华文化,而是成全它;二是以倪柝声为代表的,认为文化已经深深受罪恶所腐蚀,失去了改造的可能, 基督徒不要爱这个世界,而“政治、教育、文学、科学、艺术、法律、商业、音乐,等等──正是构成这世界(Kosmos)的事。”(注2)

      在上一个世纪中,认为基督教与文化相互对立的观点,实际上是中国的基督教会中,占支配地位的看法,并且一直流传到现代,到海外。

       正是在这样的神学思潮的影响下,虽然福音传入中国已经上千年了,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也过两百年了,也有极少数的基督徒在做文化方面的努力,但大多数的华人基 督徒放弃了自己对中华文化的责任,更由于中国的基督徒、特别是19世纪的基督徒,大都是没有受到高等教育的平民百姓,这样的放弃就显得更理所当然了。

       更不幸的是,反文化与重视文化的对立,常常与福音派、基要派与自由派的对立纠缠在一起。基要派反文化,自由派高举文化。

       笔者曾经亲耳听到唐崇荣说,在中国的教会中,反组织、反神学、反理性、反文化、(还有反美学──笔者注)的倾向,是根深蔕固的(注3)。可引以为证的是,中国的基督教会缺乏组织,缺乏神学,缺乏理性,缺乏文化和美学。

       所以,在中华文化这块土壤中,我们不仅出现不了像奥古斯丁、圣托马斯那样的神学家,出不了像帕斯卡尔、克尔凯戈尔那样的基督教思想家,也出不了像《神曲》、《失乐园》、《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伟大的文学作品,像《最后的晚餐》、《浪子回头》那样伟大的艺术品。

      于是,在哲学、政治、文学、艺术、法律、历史等众多的文化领域,基督徒放弃了自己必须承担的文化使命,任这些领域被反基督的力量所充斥。这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基督徒传福音越来越困难,因为他们面临的是越来越荒棘的坚硬土壤。

“中华文化基督化”?

      笔者认为,应当用“建设中华基督教文化”这个口号(注4),取代“中华文化基督化”的口号。

      这个口号首先表明,无论以基督信仰改变、更新中华文化的历史任务如何艰巨,一切持此共同异象的基督徒都要坚韧不拔地奋斗。

       其次,这个口号也表明:我们不是浪漫的理想主义者,我们承认,无论我们如何努力,都不可能使整个中华文化基督化。用基督教来取代中华文化,这是不可能的,除了引起国人对基督教的反感外,别无所取。

        我们切实的盼望是:第一,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创造出一个“中华基督教文化”。笔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赞同陈宗清文章的观点,就是在文化的各个领域,都创造出与圣经的真理相吻合的文化作品,以此构成“中华基督教文化”。

      中华文化好比是一个巨大的母文化系统,它是由许多的子文化系统构成的,如中华儒家文化、中华道教文化、中华佛教文化,等等。这些系统之间既存在着相融相济的 关系,也存在着相反相斥。以佛教为例,中国的佛教其实是中华佛教,它是从印度的佛教传过来的,经历了长达一千年的相激相荡的过程才产生的,并且,是作为中 华文化这个母系统下的子系统──中华佛教文化而存在的。因此,“中华基督教文化”不是作为中华文化这个母系统而存在的,而是作为其子系统而存在。这样的目 标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

       第二,我们更盼望使“中华基督教文化”这个崭新的子系统能对其母系统──整个中华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薛华(F.A. Schaeffer)曾经提出了几个很有意义的概念:“后基督教文化”、“圣经舆论”和“基督徒舆论”、“基督徒伦理”。他说,这些舆论“曾经对宗教改革 时期的文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并且塑造了北美、澳洲和新西兰的文化”。但是,“一旦基督教舆论不再影响这个世界,就如过去40年到60年的快速发展一般, 整个人类社会与生命都遭受蹂躏,道德观点也荡然无存。”(注5)这种情况在欧洲已经多年了,美国从20年代到60年代也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进入了“后基 督教文化”时代,基督教已经不再是舆论与伦理的中心。

      中国还处在前基督教文化的时代,但正在面临后现代化的挑战,在这样紧迫的形势下,能不能通过创造“中华基督教文化”,在中华文化中造成一种“基督徒舆论”,这将是几代中国基督徒,特别是信主的知识分子,不可逃避的福音文化使命。

注:

1.《恩福》杂志,2002年1月 ,第二卷第一期。
2.《近代华人神学文献》,中国神学研究院1986年版,第419 页。
3.参见《生命季刊》创刊号。
4.自上个世纪初,某些中国基督徒学者一再探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如谢扶雅提出“中国基督教文化”的概念,何世明牧师提出“基督教儒学”的概念。
5.《福音派危机》,华神出版社,1988年版,第22-23页。

作者原为马列哲学讲师,现住美国伊利诺州,自由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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