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学信

本文原刊于《举目》官网2018.05.02

罪人唯独因信称义、唯独在基督里称义，这是潘霍华神学观的中心要旨。他深深拥抱路德的主张，认为称义——也就是唯独信心、唯独恩典、非靠功德的称义——是使教会屹立不摇或衰败崩解的核心教义（注1）。

对路德来说，称义可看作：（1）全然为基督与其公义；（2）是为我们好，并透过赦罪将基督的义归给我们；（3）凭著信心接受上帝的饶恕，不是因此我们就身居新位，而是要紧紧抓住慈爱的应许；（4）是瞬间发生，而非慢慢累积的；（5）因上帝的饶恕，使我们的生命得以更新；（6）在终结老我的律法与带来新生命的福音之间做出适当区分（注2）。

本文是要探讨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45。又译为朋霍费尔。编注）的称义论，目的是辩证潘霍华这位信义宗出身的子弟，不但坚信路德强调的因信被称义，而且这是其神学观的基础要义——潘霍华认为，基督论（Christology）和伦理道德都是因信称义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潘霍华说：“称义是新人的新造。”（注3）因此，对潘霍华而言，称义必定是看作“使成为义”（注4）。麦葛福（Alister McGrath）则直接了断地说：“路德并没有将称义和成圣的区别，与后来出现的新教教义连在一起。”（注5）

早期的路德，承袭了奥思定会（Augustinians，或译为思定会。编注）与多玛斯主义之传统，认为上帝确实使信徒成义；但是自1518年后期，路德开始宣称上帝不单只视罪人为义人，而是上帝“从我们自身之外（extra nos），透过在基督里”（注6）使罪人成为义。

罪人被宣告为义，基督的义就被归到罪人身上。这份宣告后来被称作“法庭的称义，因为这样的法庭语言通常将上帝视作法官，宣判信徒无罪。”

对路德来说，善行与罪人的称义无关；基督徒之会做好事，是他成为新造之人后所结的果子，而他里面的基督，也会使他行得正。称义——从属亚当的人转变成属基督的人——使破碎孤立的心恢复为初始上帝神圣心意的创造。

无论称义或成圣，都来自同一个源头——那位被钉十架的耶稣基督（参《林前》1：2，6：11）。

 

廉价的恩典

对潘霍华来说，“廉价恩典”使人无法正确认识因信称义（the Christ event，即“基督事件”：死、复活、升天、圣灵降临、救赎）。

所谓廉价的恩典，基本上是“用来认可与证实这个世界”，也是人类创造出来解释和操控这世界的方法，即，“罪得赦免为一般的真理（general truth）”（注7），而且“只有罪得赦免，罪人没有称义”（注8）。

若罪得到权力，可以不被挑战，那么罪人将继续受罪的掌控，至终孤立无援、无法称义，只能靠自己回头再跳进律法主义：不用艰辛的行善来使自己称义，只要靠着自订的恩典原则来饶恕自己使自己称义。这般“饶恕”的唯一代价，就是宣告放弃我们能永远与罪分离的梦想！

潘霍华在此抨击大家对“同时是义人和罪人”（simul iustus et peccator）教义的滥用：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变成犯罪的许可证，而不要付作门徒代价与恩慈的饶恕。

• 虚假的顺服

把恩典廉价化会创造一种属灵环境，使作门徒与全然顺服不再是基督徒生命之必要。如此，“使世界的罪人称义，变成使罪和这世界称义”（注9）。在上帝百姓的历史中，恩典与饶恕又再次变成令世界运行的默认前提，而非对罪人所作的宝贵宣告，其结果非常可怕——重价的饶恕恩典变成廉价的许可恩典。

“廉价的恩典”是人类企图用来脱离罪的辖制，但无须真正脱离犯罪的心态；用来免去审判，但无需真心悔改；用来作为我们行事为人与世界价值观的慰藉，不用真的寻求上帝到底是谁。

“廉价恩典”让“世界” 维持它自己的律法、教义和信仰不变，因此恩典最后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它只证实我们罪的存在（注10）。各种形式的“廉价恩典”，变成个人犯错的借口，使教会和神学世俗化（注11），也把基督错当为“文化中的基督”（注12） 。

这些都是走在“好走的大路”上（参《太》7：13-14）。

廉价的恩典会迷惑人心，因为它看起来好像是真心诚意地、要活出唯靠信心称义的所有内涵。在廉价恩典的面具下，信心是顺服的默认前提，那份顺服是真的顺服，因为它并没有企图要争取救恩。

拥护廉价恩典的人并非放荡不羁的自由派人士，他们不会说：“既然我已因着信心称义了，所以我可以为所欲为。”相反地，他们会说：

“既然我已因着信心称义了，我就不会假装变成另一个人，而是仍然作我自己——一个唯靠恩典被救赎的罪人；我会停止以顺服来赚取律法主义的积功之义（work-righteousness），并放弃对更高层次之公义的傲慢渴望。凭著对恩典的喜乐与感恩，等候主再来的这段期间，我会在创造的秩序（orders of creation）中谦卑地服事神。”

廉价恩典的拥护者都是诚挚且讲求道德的信徒。但他们所相信的并不是上帝！

对他们来说，恩典的原则已变成“上帝本身、恩典本身”（注13）。那份使人被称义的信心，最终变成对我们是靠恩典得救之原则的信心，而不是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恩典的原则，取代了上帝在基督耶稣里的存在。

讽刺的是，那些所谓相信纯“恩典”的“信义宗”（Lutheran）拥护者，归根究底认为耶稣其实并没有以任何真实形式存在这里，而是一直在天上与上帝同在。

他们对上帝的定义，并没有包括耶稣的在世生活与死亡，而是上帝以一种抽离世界的状况存在，也就是耶稣升天回去的地方。耶稣的升天确立了上帝与世界之间的真实界线，只有等到最后一日，世界才能到达彼岸，上帝的国才会真正降临。

• 善工

透过“善工”得救赎，也是信奉“廉价恩典”的一项特殊观点。

潘霍华认为，相对于“廉价恩典”的“重价恩典”仍是恩典，但无法透过“善工”来赚取（注14）。然而，他愈多谈论门徒的代价（他认为门徒的代价与恩典密不可分），愈发现更需要清楚区分“作工”和作门徒之间的差异，并且须强调恩典的角色。

潘霍华极力推崇顺服的重要性，也就是奉献自己作基督的门徒。这点看起来也许真的很像要以“善工”来交换恩典，也仿佛使“唯独恩典”的教导受到质疑。潘霍华声明：“比起其他关于作工的命令，廉价恩典的说法反而令更多基督徒走入歧途。”（注15）

潘霍华对于作门徒的重视，并不是在强调“作工”。鉴于“作工”隶属于“廉价恩典”的范畴内，人们认为那是凭自己能力可能做到之事，或做自己擅长的事，为要赢得救恩的保证；作门徒，则先从承认“我们能作的都是徒然”开始（注16）。

潘霍华看见恩典与作门徒处在一种相互矛盾的关系中：“那是恩典，因为付上了极大的代价；因为要付上极大的代价，所以那是恩典。”（注17）如果“代价”在潘霍华的观点里不是恩典的先决条件，也许就能换个角度说，一个人作“工”直到发现那些工都是“徒劳”的，因而提升他对恩典的开放，而对恩典的开放意味着走向作门徒之道。

• “廉价恩典”的中心思想

就潘霍华的观点，“廉价恩典”的中心思想是它能帮助人类向上帝“买时间”，并且“利用”恩典作为逃避在基督里与上帝相遇的手段（注18）。结果恩典变成上帝用祂儿子的死来为我们付代价，将人类自由选择远离上帝的后果——也就是罪——一笔勾销，并且使我们的那份自由不受质疑。

潘霍华认为，这种恩典的说法否定了基督耶稣的死与复活的本质——道成肉身（注19）。神圣的道成肉身来到“世界”，是针对那自我主张反对上帝的罪恶，就此而论，恩典即可视为与“世界”对立（注20）。

潘霍华说：“神对爱世界的人的爱是无庸置疑的。”（注21）并且“神与这世界的赐予是互不相容，因为世界的美好事物会企图收买我们的心。”（注22）但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也是为要坚立受造物，使万物恢复其“真正的生命”（注23），即“其受造物不加质疑地接受创造主的恩赐”（注24），使受造物在地上能有其一席之地（注25）。

 

重价的恩典

若恩典是一种审判，是“旧亚当”、罪恶的旧“世界”和 带来“新创造”之死，那么恩典就意味改变。“它代价高昂，因为需付上一个人的性命；它也是恩典，因为它给人唯一真实的生命。”（注26）

• 付诸行动的决定

“重价恩典”的一项要素，就是必须要做出决定，以及人必须依著恩典引发的改变而有所行动，也就是必须有“顺服的举动”（注27）。其“第一步”，如潘霍华在《追随基督》中所说，就是“在人类自由的范围内所行的外在作为”（注28）。信奉“廉价恩典”者尽力避免深入参与的那些事情，踏上“重价恩典”之路的人则是全然投入，这番行动就是潘霍华所赞成的初步“行为”（work）。

廉价的恩典不是恩典，而重价的恩典是纯粹的恩典。廉价恩典是最无情的律法主义，而重价恩典是耶稣基督的白白赏赐，唯凭信心接受。廉价恩典是以恩典之名背叛恩典之实；重价的恩典是纯然的恩典，无需资格、条件和代价。

《追随基督》这本书强烈呼吁要结合恩典与作门徒，并认同基督徒的信靠在定义上就是作门徒。会提到这点，原本是针对纳粹时期的具体历史情势和议题，以及信义宗教会对信心与行为两者之间关系的看法。潘霍华主张真正信义宗对信心和行为的看法，是隐含在“作门徒”的概念之下。

对潘霍华来说，作门徒是基督徒存在的一种形式，其中包含了信心与善工，因为其源头乃是与基督的联合一致。事实上，“来跟从我！”这个命令的所有内涵就是耶稣，因此，那是纯粹的恩典。

• 恩典的呼召——来跟从我！

跟随的呼召与耶稣基督这个人密不可分；透过这位呼召者的恩典，所有律法主义都被打破了。那是恩典的呼召，充满恩典的命令，超越了律法与福音两者之间的对立（注29）。

“来跟从我！”这个命令既没有提出待完成的事项，也没有提供可以用来自我称义的计划——正是追随廉价恩典者所害怕的。耶稣只是单纯呼召人进入祂的同在。此命令终结了罪恶自我的奋力争取本质，因此剩下的只有耶稣基督祂自己。

就在发出跟随命令的当下，耶稣向人类跨出了最后一步，祂与人变得更亲近，比人与人还亲密。耶稣最后的恩典之举，就是发出命令：“来跟从我！”祂借此走向人，甚至到取代人的地步。因此，来跟从的命令是恩典的呼召，是充满恩典的命令，“超越律法与福音两者之间的对立”。

• 单纯的顺服

作门徒的本质，如潘霍华所定义，就是单纯的顺服。潘霍华认为，单单顺服的表现就发生在耶稣呼召税吏利未时：“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腓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可》2：14）他就起来，跟从了祂──耶稣。

潘霍华时代的信义宗教会拒绝单纯的顺服，将呼召与顺服之间的立即关系另作解释，忽视圣经原意。他们推测利未的立即顺服，是因为他早已认识耶稣，已经准备好要来跟随祂，并认为耶稣的呼召实施受限，耶稣的命令对当时的环境情势实无用武之地。（注30）

潘霍华认为对单纯顺服的漠视，源于对路德的生命与神学观的误解。潘霍华时代的伪路德信徒（pesudo-Lutheran）认为，路德是抱着天主教的积功成义观点进入修道院的，正如名句“只有顺服的人才会信”所言。

为了寻求信心，路德来到了修道院，因为他当时认为信心取决于对律法的顺服。后来，路德也是在修道院里发现信心不是人努力争取来的，而是上帝的恩典。（他当时还没有透过离开修道院去跟随耶稣基督的挑战中得释放）。相反地，路德发现在敌对福音的世界里冒着莫大风险来真正追随基督，反而让他找到真正的自由（注31）。

作门徒的呼召，对路德而言，并没有挪去要遵守耶稣之困难要求的责任，相反地，路德被激励更要在这世界活出祂的信心。因此，并不是“只有顺服的人才会信”，而是“只有信的人才会顺服”。信在顺服之先，也是凭著信心，因着信心跟随。因着这番体悟，路德离开修道院的律法主义，重新进入了世界。

根据对路德生命的这番解释，伪路德信徒反对“只有顺服的人才会信”的律法主义或积功德的义，并极力拥护“只有信的人才会顺服”原则下的因信称义（注32）。

但对潘霍华来说，这样的因信称义会产生问题，因为它除去了顺服的必要。

如果顺服是要凭著信心，就会带出顺服对信心来说并非必要的结论，且大大排除顺服之举的必要性，变成潘霍华所称的“廉价恩典”。恩典的功用，变成“掩饰罪的廉价手段，人无须痛悔自责，也不觉得自己需要脱离罪的辖制”（注33）。

这个神学观点只申明信的人会顺服——它不仅教导廉价的恩典，也拒绝单纯的顺服。一种将信心或行为排出优先级的信仰，无法生出单纯顺服的门徒生命，反而会堕落成积功德的义或廉价的恩典（注34）。

 

  “信心”和“顺服的工”

信心与行为这两难问题该如何解决潘霍华在《追随基督》一书中论到，可透过他所谓“可产生信心之处境的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situation where faith is possible）来解决。关于此处境，潘霍华提出四要点：

第一，唯有耶稣基督的呼召能使其成为可产生信心之处境。第二，可产生信心之处境绝非人所造的。作门徒不是人自己提出来的，唯有呼召才能创造此处境。第三，该处境的价值绝非在处境本身，唯有呼召使其称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产生信心的处境只能在信心中发生（注35）。

潘霍华用“呼召”、“处境”和“信心”来描述顺服信心的生活，在这样的理解下，我们才能正确说明“信心”和“顺服的工”两者之间的关系——耶稣的呼召带出可产生信心的处境，同时也是信心才可能带出的这样处境。

潘霍华利用“处境”的概念来同时连结“信心”与“行为”，而不落入积功德的义或廉价恩典的圈套。

可产生信心之处境的概念，在以下两项真实的陈述中，只是对事实的一种描述：只有信的人才会顺服，只有顺服的人才会信（Only the believer obeys and only the obedient believes）（注36）。这两项陈述只有在论及“信心与顺服两者密不可分之合一”的情况下才是事实。

“只有信的人才会顺服”，若是意为“唯靠信心使我们称义，非靠顺服之举”，那就是真实的；然而，如果这个陈述被解释成事情的先后顺序──先有信心再有顺服，那么这个陈述就是错的。一旦冠上时间顺序，信心和顺服就被分开了。

同样，“只有顺服的人才会信”若意为顺服是信心的先决条件，而且“不会变成自欺的假虔诚──廉价的恩典”，那就是真实的（注37）；但如果顺服被当作第一步，接着能成就下一步──信心，那么这个陈述就错了。

只有以“信心和顺服的工”之合一整体作为背景来诠释，这两个陈述才是正确的（注38）。

 

基督才是焦点

潘霍华认为“密不可分的合一”来自对耶稣呼召的单纯顺服。那份呼召之所以能带来单纯的顺服，只因那是耶稣基督的呼召：“呼召与行动能够紧密相行，其最佳原因只有一个：耶稣基督祂自己。发出呼召的是祂。”（注39）

单纯顺服的生命不是基于一个“有关基督的想法”，因为这样的想法会变成一种原则，最后被抛诸脑后。正确的说，“作门徒的呼召是单只对耶稣基督委身”（注40），因为只有基督能呼召人的存在进入合一，因为唯有基督是真实的合一（注41）。

积功德的义的根本错误，如伪路德神学所阐述的，在于将信心的地位置于行为之下，而该神学又以行为的地位在信心之下来回应此错误。

然而，在潘霍华看来，积功德的义的错误不仅止于将信心的地位放在行为之下，而是将信心从那错误的次级观念中抽离。伪路德主义并没有因错置信心与行为的关系而解决律法主义的问题，反而以另一种形式重复了律法主义。

积功德的义与廉价恩典引发的灾难，源自将信心与行为两者之间作了严格区分。潘霍华的称义观，则是超越这二分法，把焦点回到基督身上；信心与行为是一整体，是在基督里首要的部分。

律法主义和伪路德主义将基督徒的存在划分为信心与行为，但在门徒的生命中两者是合而为一，以回应基督的呼召（注42）。

  

结论

20世纪的上半场，身为信义宗之子的潘霍华曾坚守新教之保罗式改教运动神学（Pauline-Reformation）的称义教义（注43）——罪人唯在基督里因信被称义。我个人认为，保罗式改教运动神学的称义教义，对潘霍华来说，不仅仅是信仰在传统上的里程碑，也成为他神学观的基本要义。

人类真正的自由，来自于能使人称义的道。称义之道中，从起初到末了，基督全然都是为了信徒。

潘霍华认为，基督徒生命就是要一再放弃想要更多称为义的想法，因为这只是一种自我的特质；我们反要凭著信心抓紧基督作为我们唯一的义。

如此，我们自己活着就是基督！人类在称义中得自由的时刻，就是宣告人手所作的工之罪恶，也同时因相信圣灵在里面动工而勇于去行的时候。如果有任何善要透过我发生，那么上帝就必须成就！

从起初到末了，潘霍华一直是个谈论恩典的神学家，而他的称义观是他对真理所做的最大见证，也就是唯靠恩典、唯凭信心在钉十架、复活、升天的神儿子里得救。

注：

1. Martin Luther,“Smalcald Articles”, The Book of Concord: the Confessions of the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ed Robert Kolb and Timothy J. Wengert, trans Charles P. Araus et al. (Minneapolis: Fortress, 2000), 301.
2. 这几点我要感谢Uuras Saarnivaara, Luther Discovers the Gospel (St. Louis: Concordia, 1951), pp. 9-13.
3. Discipleship. Dietrich Bonhoeffer Works, Volume 4. Translated by Barbara Green and Reinhard Krauss.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1), 260. (DBWE 4:260.)
4. Wolf Krotke,“Dietrich Bonhoeffer and Martin Luther.”In Peter Frick edited Bonhoeffer’s Intellectual Formation, (Tubingen, Germany: Mohr Siebeck, 2008), 71.
5. Alister McGrath, Iustitia De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227.
6. Krotke,“Dietrich Bonhoeffer and Martin Luther.”, 71.
7. DBWE 4:45.
8. DBWE 4:46.
9. DBWE 4:105.
10. DBWE 4:46.
11. DBWE 4:49.
12. H Richard Niebuhr, Christ and Culture,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51), 54-55.
13. DBWE 4:40.
14. DBWE 4:52-3.
15. DBWE 4:59.
16. DBWE 4:53.
17. DBWE 4:52.
18. DBWE 4:264.
19. DBWE 4:47-8.
20. DBWE 4:52.
21. DBWE 4:109.
22. DBWE 4:196.
23. DBWE 4:47, 67.
24. DBWE 4:199.
25. DBWE 4:277.
26. DBWE 4:47.
27. DBWE 4:61.
28. DBWE 4:70.
29. DBWE 4:47.
30. Michael DeJonge, Bonhoeffer’s Theological Form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131-132.
31. 出处同上，第132页。
32. DBWE 4:47-48; 63-64.
33. DBWE 4:43.
34. De Jonge, Bonhoeffer’s Theological Formation, 133.
35. DBWE 4:63.
36. 出处同上，第63页。
37. DBWE 4:63-64.
38. DeJonge, Bonhoeffer’s Theological Formation, 135.
39. DBWE 4:57.
40. DBWE 4:59.
41. DBWE 4:117.
42. DeJonge, Bonhoeffer’s Theological Formation, 135-136.
43. Wolf Krotke,“Dietrich Bonhoeffer and Martin Luther.”In Peter Frick edited Bonhoeffer’s Intellectual Formation, (Tubingen, Germany: Mohr Siebeck, 2008), 82. Wolfe Krotke在他的“Dietrich Bonhoeffer and Martin Luther”这篇文章中作结：“在潘霍华的神学与生命中，我们遇见他的热情，能在艰困局势中活出活泼、改革的信心──完全有别于任何路德宗派或路德宗认信主义（Lutheran confessionalism）。如果今日那些尊敬潘霍华、并将其视为殉道者的人，也能够这般在自己的时代局势下燃烧自己的心，那将是很激励人心的一件事。”

本文改自2017年10月31日至11月3日，于曼谷有“华人牧者团契”举办的“宗教改革500周年研讨会”中发表的论文：《潘霍华的称义神学与重价的恩典》。

作者为系统神学、灵命塑造、教会历史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