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學信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18.05.02

罪人唯獨因信稱義、唯獨在基督裡稱義，這是潘霍華神學觀的中心要旨。他深深擁抱路德的主張，認為稱義——也就是唯獨信心、唯獨恩典、非靠功德的稱義——是使教會屹立不搖或衰敗崩解的核心教義（註1）。

對路德來說，稱義可看作：（1）全然為基督與其公義；（2）是為我們好，並透過赦罪將基督的義歸給我們；（3）憑著信心接受上帝的饒恕，不是因此我們就身居新位，而是要緊緊抓住慈愛的應許；（4）是瞬間發生，而非慢慢累積的；（5）因上帝的饒恕，使我們的生命得以更新；（6）在終結老我的律法與帶來新生命的福音之間做出適當區分（註2）。

本文是要探討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45。又譯為朋霍費爾。編註）的稱義論，目的是辯證潘霍華這位信義宗出身的子弟，不但堅信路德強調的因信被稱義，而且這是其神學觀的基礎要義——潘霍華認為，基督論（Christology）和倫理道德都是因信稱義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潘霍華說：“稱義是新人的新造。”（註3）因此，對潘霍華而言，稱義必定是看作“使成為義”（註4）。麥葛福（Alister McGrath）則直接了斷地說：“路德並沒有將稱義和成聖的區別，與後來出現的新教教義連在一起。”（註5）

早期的路德，承襲了奧思定會（Augustinians，或譯為思定會。編註）與多瑪斯主義之傳統，認為上帝確實使信徒成義；但是自1518年後期，路德開始宣稱上帝不單只視罪人為義人，而是上帝“從我們自身之外（extra nos），透過在基督裡”（註6）使罪人成為義。

罪人被宣告為義，基督的義就被歸到罪人身上。這份宣告後來被稱作“法庭的稱義，因為這樣的法庭語言通常將上帝視作法官，宣判信徒無罪。”

對路德來說，善行與罪人的稱義無關；基督徒之會做好事，是他成為新造之人後所結的果子，而他裡面的基督，也會使他行得正。稱義——從屬亞當的人轉變成屬基督的人——使破碎孤立的心恢復為初始上帝神聖心意的創造。

無論稱義或成聖，都來自同一個源頭——那位被釘十架的耶穌基督（參《林前》1：2，6：11）。

 

廉價的恩典

對潘霍華來說，“廉價恩典”使人無法正確認識因信稱義（the Christ event，即“基督事件”：死、復活、升天、聖靈降臨、救贖）。

所謂廉價的恩典，基本上是“用來認可與證實這個世界”，也是人類創造出來解釋和操控這世界的方法，即，“罪得赦免為一般的真理（general truth）”（註7），而且“只有罪得赦免，罪人沒有稱義”（註8）。

若罪得到權力，可以不被挑戰，那麼罪人將繼續受罪的掌控，至終孤立無援、無法稱義，只能靠自己回頭再跳進律法主義：不用艱辛的行善來使自己稱義，只要靠著自訂的恩典原則來饒恕自己使自己稱義。這般“饒恕”的唯一代價，就是宣告放棄我們能永遠與罪分離的夢想！

潘霍華在此抨擊大家對“同時是義人和罪人”（simul iustus et peccator）教義的濫用：上帝在耶穌基督裡的恩典變成犯罪的許可證，而不要付作門徒代價與恩慈的饒恕。

• 虛假的順服

把恩典廉價化會創造一種屬靈環境，使作門徒與全然順服不再是基督徒生命之必要。如此，“使世界的罪人稱義，變成使罪和這世界稱義”（註9）。在上帝百姓的歷史中，恩典與饒恕又再次變成令世界運行的預設前提，而非對罪人所作的寶貴宣告，其結果非常可怕——重價的饒恕恩典變成廉價的許可恩典。

“廉價的恩典”是人類企圖用來脫離罪的轄制，但無須真正脫離犯罪的心態；用來免去審判，但無需真心悔改；用來作為我們行事為人與世界價值觀的慰藉，不用真的尋求上帝到底是誰。

“廉價恩典”讓“世界” 維持它自己的律法、教義和信仰不變，因此恩典最後變得毫無意義，因為它只證實我們罪的存在（註10）。各種形式的“廉價恩典”，變成個人犯錯的藉口，使教會和神學世俗化（註11），也把基督錯當為“文化中的基督”（註12） 。

這些都是走在“好走的大路”上（參《太》7：13-14）。

廉價的恩典會迷惑人心，因為它看起來好像是真心誠意地、要活出唯靠信心稱義的所有內涵。在廉價恩典的面具下，信心是順服的預設前提，那份順服是真的順服，因為它並沒有企圖要爭取救恩。

擁護廉價恩典的人並非放蕩不羈的自由派人士，他們不會說：“既然我已因著信心稱義了，所以我可以為所欲為。”相反地，他們會說：

“既然我已因著信心稱義了，我就不會假裝變成另一個人，而是仍然作我自己——一個唯靠恩典被救贖的罪人；我會停止以順服來賺取律法主義的積功之義（work-righteousness），並放棄對更高層次之公義的傲慢渴望。憑著對恩典的喜樂與感恩，等候主再來的這段期間，我會在創造的秩序（orders of creation）中謙卑地服事神。”

廉價恩典的擁護者都是誠摯且講求道德的信徒。但他們所相信的並不是上帝！

對他們來說，恩典的原則已變成“上帝本身、恩典本身”（註13）。那份使人被稱義的信心，最終變成對我們是靠恩典得救之原則的信心，而不是對耶穌基督的信心。恩典的原則，取代了上帝在基督耶穌裡的存在。

諷刺的是，那些所謂相信純“恩典”的“信義宗”（Lutheran）擁護者，歸根究底認為耶穌其實並沒有以任何真實形式存在這裡，而是一直在天上與上帝同在。

他們對上帝的定義，並沒有包括耶穌的在世生活與死亡，而是上帝以一種抽離世界的狀況存在，也就是耶穌升天回去的地方。耶穌的升天確立了上帝與世界之間的真實界線，只有等到最後一日，世界才能到達彼岸，上帝的國才會真正降臨。

• 善工

透過“善工”得救贖，也是信奉“廉價恩典”的一項特殊觀點。

潘霍華認為，相對於“廉價恩典”的“重價恩典”仍是恩典，但無法透過“善工”來賺取（註14）。然而，他愈多談論門徒的代價（他認為門徒的代價與恩典密不可分），愈發現更需要清楚區分“作工”和作門徒之間的差異，並且須強調恩典的角色。

潘霍華極力推崇順服的重要性，也就是奉獻自己作基督的門徒。這點看起來也許真的很像要以“善工”來交換恩典，也彷彿使“唯獨恩典”的教導受到質疑。潘霍華聲明：“比起其他關於作工的命令，廉價恩典的說法反而令更多基督徒走入歧途。”（註15）

潘霍華對於作門徒的重視，並不是在強調“作工”。鑒於“作工”隸屬於“廉價恩典”的範疇內，人們認為那是憑自己能力可能做到之事，或做自己擅長的事，為要贏得救恩的保證；作門徒，則先從承認“我們能作的都是徒然”開始（註16）。

潘霍華看見恩典與作門徒處在一種相互矛盾的關係中：“那是恩典，因為付上了極大的代價；因為要付上極大的代價，所以那是恩典。”（註17）如果“代價”在潘霍華的觀點裡不是恩典的先決條件，也許就能換個角度說，一個人作“工”直到發現那些工都是“徒勞”的，因而提升他對恩典的開放，而對恩典的開放意味著走向作門徒之道。

• “廉價恩典”的中心思想

就潘霍華的觀點，“廉價恩典”的中心思想是它能幫助人類向上帝“買時間”，並且“利用”恩典作為逃避在基督裡與上帝相遇的手段（註18）。結果恩典變成上帝用祂兒子的死來為我們付代價，將人類自由選擇遠離上帝的後果——也就是罪——一筆勾銷，並且使我們的那份自由不受質疑。

潘霍華認為，這種恩典的說法否定了基督耶穌的死與復活的本質——道成肉身（註19）。神聖的道成肉身來到“世界”，是針對那自我主張反對上帝的罪惡，就此而論，恩典即可視為與“世界”對立（註20）。

潘霍華說：“神對愛世界的人的愛是無庸置疑的。”（註21）並且“神與這世界的賜予是互不相容，因為世界的美好事物會企圖收買我們的心。”（註22）但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也是為要堅立受造物，使萬物恢復其“真正的生命”（註23），即“其受造物不加質疑地接受創造主的恩賜”（註24），使受造物在地上能有其一席之地（註25）。

 

重價的恩典

若恩典是一種審判，是“舊亞當”、罪惡的舊“世界”和 帶來“新創造”之死，那麼恩典就意味改變。“它代價高昂，因為需付上一個人的性命；它也是恩典，因為它給人唯一真實的生命。”（註26）

• 付諸行動的決定

“重價恩典”的一項要素，就是必須要做出決定，以及人必須依著恩典引發的改變而有所行動，也就是必須有“順服的舉動”（註27）。其“第一步”，如潘霍華在《追隨基督》中所說，就是“在人類自由的範圍內所行的外在作為”（註28）。信奉“廉價恩典”者盡力避免深入參與的那些事情，踏上“重價恩典”之路的人則是全然投入，這番行動就是潘霍華所贊成的初步“行為”（work）。

廉價的恩典不是恩典，而重價的恩典是純粹的恩典。廉價恩典是最無情的律法主義，而重價恩典是耶穌基督的白白賞賜，唯憑信心接受。廉價恩典是以恩典之名背叛恩典之實；重價的恩典是純然的恩典，無需資格、條件和代價。

《追隨基督》這本書強烈呼籲要結合恩典與作門徒，並認同基督徒的信靠在定義上就是作門徒。會提到這點，原本是針對納粹時期的具體歷史情勢和議題，以及信義宗教會對信心與行為兩者之間關係的看法。潘霍華主張真正信義宗對信心和行為的看法，是隱含在“作門徒”的概念之下。

對潘霍華來說，作門徒是基督徒存在的一種形式，其中包含了信心與善工，因為其源頭乃是與基督的聯合一致。事實上，“來跟從我！”這個命令的所有內涵就是耶穌，因此，那是純粹的恩典。

• 恩典的呼召——來跟從我！

跟隨的呼召與耶穌基督這個人密不可分；透過這位呼召者的恩典，所有律法主義都被打破了。那是恩典的呼召，充滿恩典的命令，超越了律法與福音兩者之間的對立（註29）。

“來跟從我！”這個命令既沒有提出待完成的事項，也沒有提供可以用來自我稱義的計劃——正是追隨廉價恩典者所害怕的。耶穌只是單純呼召人進入祂的同在。此命令終結了罪惡自我的奮力爭取本質，因此剩下的只有耶穌基督祂自己。

就在發出跟隨命令的當下，耶穌向人類跨出了最後一步，祂與人變得更親近，比人與人還親密。耶穌最後的恩典之舉，就是發出命令：“來跟從我！”祂藉此走向人，甚至到取代人的地步。因此，來跟從的命令是恩典的呼召，是充滿恩典的命令，“超越律法與福音兩者之間的對立”。

• 單純的順服

作門徒的本質，如潘霍華所定義，就是單純的順服。潘霍華認為，單單順服的表現就發生在耶穌呼召稅吏利未時：“耶穌經過的時候，看見亞勒腓的兒子利未坐在稅關上，就對他說：‘你跟從我來。’”（《可》2：14）他就起來，跟從了祂──耶穌。

潘霍華時代的信義宗教會拒絕單純的順服，將呼召與順服之間的立即關係另作解釋，忽視聖經原意。他們推測利未的立即順服，是因為他早已認識耶穌，已經準備好要來跟隨祂，並認為耶穌的呼召實施受限，耶穌的命令對當時的環境情勢實無用武之地。（註30）

潘霍華認為對單純順服的漠視，源於對路德的生命與神學觀的誤解。潘霍華時代的偽路德信徒（pesudo-Lutheran）認為，路德是抱著天主教的積功成義觀點進入修道院的，正如名句“只有順服的人才會信”所言。

為了尋求信心，路德來到了修道院，因為他當時認為信心取決於對律法的順服。後來，路德也是在修道院裡發現信心不是人努力爭取來的，而是上帝的恩典。（他當時還沒有透過離開修道院去跟隨耶穌基督的挑戰中得釋放）。相反地，路德發現在敵對福音的世界裡冒著莫大風險來真正追隨基督，反而讓他找到真正的自由（註31）。

作門徒的呼召，對路德而言，並沒有挪去要遵守耶穌之困難要求的責任，相反地，路德被激勵更要在這世界活出祂的信心。因此，並不是“只有順服的人才會信”，而是“只有信的人才會順服”。信在順服之先，也是憑著信心，因著信心跟隨。因著這番體悟，路德離開修道院的律法主義，重新進入了世界。

根據對路德生命的這番解釋，偽路德信徒反對“只有順服的人才會信”的律法主義或積功德的義，並極力擁護“只有信的人才會順服”原則下的因信稱義（註32）。

但對潘霍華來說，這樣的因信稱義會產生問題，因為它除去了順服的必要。

如果順服是要憑著信心，就會帶出順服對信心來說並非必要的結論，且大大排除順服之舉的必要性，變成潘霍華所稱的“廉價恩典”。恩典的功用，變成“掩飾罪的廉價手段，人無須痛悔自責，也不覺得自己需要脫離罪的轄制”（註33）。

這個神學觀點只申明信的人會順服——它不僅教導廉價的恩典，也拒絕單純的順服。一種將信心或行為排出優先順序的信仰，無法生出單純順服的門徒生命，反而會墮落成積功德的義或廉價的恩典（註34）。

 

  “信心”和“順服的工”

信心與行為這兩難問題該如何解決潘霍華在《追隨基督》一書中論到，可透過他所謂“可產生信心之處境的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situation where faith is possible）來解決。關於此處境，潘霍華提出四要點：

第一，唯有耶穌基督的呼召能使其成為可產生信心之處境。第二，可產生信心之處境絕非人所造的。作門徒不是人自己提出來的，唯有呼召才能創造此處境。第三，該處境的價值絕非在處境本身，唯有呼召使其稱義。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產生信心的處境只能在信心中發生（註35）。

潘霍華用“呼召”、“處境”和“信心”來描述順服信心的生活，在這樣的理解下，我們才能正確說明“信心”和“順服的工”兩者之間的關係——耶穌的呼召帶出可產生信心的處境，同時也是信心才可能帶出的這樣處境。

潘霍華利用“處境”的概念來同時連結“信心”與“行為”，而不落入積功德的義或廉價恩典的圈套。

可產生信心之處境的概念，在以下兩項真實的陳述中，只是對事實的一種描述：只有信的人才會順服，只有順服的人才會信（Only the believer obeys and only the obedient believes）（註36）。這兩項陳述只有在論及“信心與順服兩者密不可分之合一”的情況下才是事實。

“只有信的人才會順服”，若是意為“唯靠信心使我們稱義，非靠順服之舉”，那就是真實的；然而，如果這個陳述被解釋成事情的先後順序──先有信心再有順服，那麼這個陳述就是錯的。一旦冠上時間順序，信心和順服就被分開了。

同樣，“只有順服的人才會信”若意為順服是信心的先決條件，而且“不會變成自欺的假虔誠──廉價的恩典”，那就是真實的（註37）；但如果順服被當作第一步，接著能成就下一步──信心，那麼這個陳述就錯了。

只有以“信心和順服的工”之合一整體作為背景來詮釋，這兩個陳述才是正確的（註38）。

 

基督才是焦點

潘霍華認為“密不可分的合一”來自對耶穌呼召的單純順服。那份呼召之所以能帶來單純的順服，只因那是耶穌基督的呼召：“呼召與行動能夠緊密相行，其最佳原因只有一個：耶穌基督祂自己。發出呼召的是祂。”（註39）

單純順服的生命不是基於一個“有關基督的想法”，因為這樣的想法會變成一種原則，最後被拋諸腦後。正確的說，“作門徒的呼召是單只對耶穌基督委身”（註40），因為只有基督能呼召人的存在進入合一，因為唯有基督是真實的合一（註41）。

積功德的義的根本錯誤，如偽路德神學所闡述的，在於將信心的地位置於行為之下，而該神學又以行為的地位在信心之下來回應此錯誤。

然而，在潘霍華看來，積功德的義的錯誤不僅止於將信心的地位放在行為之下，而是將信心從那錯誤的次級觀念中抽離。偽路德主義並沒有因錯置信心與行為的關係而解決律法主義的問題，反而以另一種形式重複了律法主義。

積功德的義與廉價恩典引發的災難，源自將信心與行為兩者之間作了嚴格區分。潘霍華的稱義觀，則是超越這二分法，把焦點回到基督身上；信心與行為是一整體，是在基督裡首要的部分。

律法主義和偽路德主義將基督徒的存在劃分為信心與行為，但在門徒的生命中兩者是合而為一，以回應基督的呼召（註42）。

  

結論

20世紀的上半場，身為信義宗之子的潘霍華曾堅守新教之保羅式改教運動神學（Pauline-Reformation）的稱義教義（註43）——罪人唯在基督裡因信被稱義。我個人認為，保羅式改教運動神學的稱義教義，對潘霍華來說，不僅僅是信仰在傳統上的里程碑，也成為他神學觀的基本要義。

人類真正的自由，來自於能使人稱義的道。稱義之道中，從起初到末了，基督全然都是為了信徒。

潘霍華認為，基督徒生命就是要一再放棄想要更多稱為義的想法，因為這只是一種自我的特質；我們反要憑著信心抓緊基督作為我們唯一的義。

如此，我們自己活著就是基督！人類在稱義中得自由的時刻，就是宣告人手所作的工之罪惡，也同時因相信聖靈在裡面動工而勇於去行的時候。如果有任何善要透過我發生，那麼上帝就必須成就！

從起初到末了，潘霍華一直是個談論恩典的神學家，而他的稱義觀是他對真理所做的最大見證，也就是唯靠恩典、唯憑信心在釘十架、復活、升天的神兒子裡得救。

註：

1. Martin Luther,“Smalcald Articles”, The Book of Concord: the Confessions of the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ed Robert Kolb and Timothy J. Wengert, trans Charles P. Araus et al. (Minneapolis: Fortress, 2000), 301.
2. 這幾點我要感謝Uuras Saarnivaara, Luther Discovers the Gospel (St. Louis: Concordia, 1951), pp. 9-13.
3. Discipleship. Dietrich Bonhoeffer Works, Volume 4. Translated by Barbara Green and Reinhard Krauss.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1), 260. (DBWE 4:260.)
4. Wolf Krotke,“Dietrich Bonhoeffer and Martin Luther.”In Peter Frick edited Bonhoeffer’s Intellectual Formation, (Tubingen, Germany: Mohr Siebeck, 2008), 71.
5. Alister McGrath, Iustitia De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227.
6. Krotke,“Dietrich Bonhoeffer and Martin Luther.”, 71.
7. DBWE 4:45.
8. DBWE 4:46.
9. DBWE 4:105.
10. DBWE 4:46.
11. DBWE 4:49.
12. H Richard Niebuhr, Christ and Culture,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51), 54-55.
13. DBWE 4:40.
14. DBWE 4: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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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DBWE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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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DBWE 4: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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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DBWE 4:47, 67.
24. DBWE 4:199.
25. DBWE 4: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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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DBWE 4:61.
28. DBWE 4:70.
29. DBWE 4:47.
30. Michael DeJonge, Bonhoeffer’s Theological Form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131-132.
31. 出處同上，第132頁。
32. DBWE 4:47-48; 63-64.
33. DBWE 4:43.
34. De Jonge, Bonhoeffer’s Theological Formation, 133.
35. DBWE 4:63.
36. 出處同上，第63頁。
37. DBWE 4:63-64.
38. DeJonge, Bonhoeffer’s Theological Formation, 135.
39. DBWE 4:57.
40. DBWE 4:59.
41. DBWE 4:117.
42. DeJonge, Bonhoeffer’s Theological Formation, 135-136.
43. Wolf Krotke,“Dietrich Bonhoeffer and Martin Luther.”In Peter Frick edited Bonhoeffer’s Intellectual Formation, (Tubingen, Germany: Mohr Siebeck, 2008), 82. Wolfe Krotke在他的“Dietrich Bonhoeffer and Martin Luther”這篇文章中作結：“在潘霍華的神學與生命中，我們遇見他的熱情，能在艱困局勢中活出活潑、改革的信心──完全有別於任何路德宗派或路德宗認信主義（Lutheran confessionalism）。如果今日那些尊敬潘霍華、並將其視為殉道者的人，也能夠這般在自己的時代局勢下燃燒自己的心，那將是很激勵人心的一件事。”

本文改自2017年10月31日至11月3日，於曼谷有“華人牧者團契”舉辦的“宗教改革500週年研討會”中發表的論文：《潘霍華的稱義神學與重價的恩典》。

作者為系統神學、靈命塑造、教會歷史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