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谢幕思归宿,武侠梦醒别金庸(得鱻)2018.11.01

/得鱻

本文原刊于《举目》官网2018.11.01 

 

金庸,原名查良镛。1923年生人,2018年10月30日逝世。对于金庸先生的离去,世人并无多少惊讶,毕竟逝于鲐背之年。然而金庸去世的消息传来,比主持人李咏五十壮年去世更让人感慨,因为他缔造的武侠世界影响了几十年的华人读者。谁人不曾沉浸在这些武侠人物的爱恨情仇之中?金庸的人生就此落幕了,虽然他三十年前就封笔,不再写武侠小说。

读者们对金庸小说的热爱,久经时间与不同人群的考验。1955年开始写《书剑恩仇录》至今半个多世纪。从黎民百姓,到政要领袖中,都有大量的“金庸迷”。邓小平爱读,台湾的蒋经国也喜欢。金庸晚年两岸三地行走,成为政务要客、大学院长、博士生导师,又是普通读者心目中的“帮主”“大侠”。1985年出席北京人民大会堂起草《基本法》会议。

2001年教育部把金庸《射雕英雄传》第三十九回“是非善恶”删节版”郭靖的烦恼“编入初中语文教材,得到官方认可。金庸自己却看的很清:“我以小说作为赚钱与谋生的工具,谈不上有什么崇高的社会目标。……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思想。”[i] 北大教授严家炎说它是“有思想的娱乐”。

民众喜爱娱乐。“有思想的娱乐”让金庸小说“脱俗”。金庸笔下的大侠所拥有的能力,只有皇帝能与之相比。但他们所享有的幸福与自由,连皇帝都会羡慕。在这样的“造梦工厂”中,读者随金庸笔下的武侠们经历了一场场人生梦幻。

写《书剑恩仇录》时,漂泊异乡的金庸透过文字重回了他的故乡浙江海宁,以及海宁古老“狸猫换太子”的传说。《天龙八部》的萧峰,彰显了大侠的巅峰形象:豪气冲天、武功盖世、视金钱权势如粪土。《射雕英雄传》中个性单纯、诚朴厚重的郭靖,一步步成为大官、大儒、忠君爱国的大侠,又反对强权、反对暴力。他身上寄托了真正国泰民安的“中国梦”。

《神雕侠侣》中的杨过,摆脱了世俗礼法的约束,逍遥自在,与小龙女的爱情生死相许,携手天涯。《飞狐外传》中的胡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同时又“不为美色所动,不为哀恳所动,不为面子所动”。《倚天屠龙记》张无忌获得了数位不同性情,却都是绝世美人的爱情。

《侠客行》的“石破天”迷一般的出身,是最单纯最普通的人,却破解了高深莫测的“侠客行”武功。《笑傲江湖》的令狐冲不贪武功不爱虚名,生死性命置之度外。不为权势所屈所诱,寄寓了金庸个人的政治理想与出世洒脱的幻想。最终《鹿鼎记》中回归“忠君爱国”,着意刻画出康熙这个圣君明主的形象,又有韦小宝世俗享乐插科打诨的陪衬。

金庸在儒家的入世忠君,道家、佛家的出世洒脱以及世俗百态的价值体系中都尽情泼洒如梦人生。同时其小说中又流露着西方浪漫的爱情气息、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色彩,大约来自西方价值下香港社会的薰染。柳苏的《话说金庸》说到“如果没有香港,就没有金庸。”[ii] 塑造金庸的思想根源来自他生于新旧交加的民国,拥有旧学与新学的底子。

另一方面,金庸民族主义思想浓重,不断回归到中国文化、佛家思想中寻找出路。光绪十七年(1891),他祖父查文清因袒护哄抢教堂的暴民而被罢官。金庸自己说,祖父是他最佩服的人,也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从他祖父身上学到两个道理:第一是人要多读书,第二是外国人欺负中国人。所以他对基督教始终无法融入进去。

1976年,他的长子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自杀丧命,金庸如晴天霹雳、伤痛欲绝。他开始阅读书籍,探究“生与死”的奥秘。“我在高中时期曾从头至尾精读过基督教的新旧约全书,这时回忆书中要义,反复思考,肯定基督教的教义不和我的想法,后来我忽然领悟到(或者说是衷心希望)亡灵不灭的情况,于是在佛教书籍中寻求答案。”[iii]

但他并非完全委身佛法,金庸自己承认他无法做到佛教中压抑欲望、抛弃一切的教导。台湾的李敖在《我是”善霸“我怕谁》一文中批评“金庸式的伪善”很是透顶:“1979年有一天晚上金庸到台湾我家一谈八小时……他特别提到他儿子死后,他精研佛学,已经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了。我说‘佛经里讲七法财、七圣财、七德财……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听了我的话,有点窘,他答复不出来。因为金庸所谓信佛,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其性质与善男信女并无不同,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他是伪善的。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就叫做‘金庸式伪善’”。

李敖的话确实刻薄,但或许也尖锐指出了金庸的问题。很可能金庸不愿意融入幼年时就熟悉的基督教,也是因为他不肯真正放下自己,“附上代价去跟随主。”其实从另一方面看,金庸先生一生都是谦和有礼的。他曾经面对过王朔发文《拒绝金庸》的争论,面对身为历史学博导却找不到学生的尴尬,他都没有太多计较。但真实地去看金庸,他的事业、他的笔、他的读者们给他带来的名誉、地位、财富,他都是十分享受的。这一切也极大地影响了他的一生,挥之不去,难免成为缠累。

金庸的“半依佛门”对比先写武侠的梁羽生与好友倪匡大不相同。后两位在晚年均受洗成为基督徒。倪匡与金庸、梁羽生并称为“香港武侠三大家”。六十年代初在金庸的鼓励下,倪匡用“卫斯理”的笔名写科幻小说。所创作的“卫斯理系列”深受读者喜欢。而金庸休假之时倪匡代写《天龙八部》更让他名声大噪。信佛信了半辈子的倪匡于1986年的复活节受洗归入基督。他思考人生意义不得答案,想不通人活着的目的,只知道不快乐,没有意义,与昆虫一样,有什么趣味?最终在基督教里解开了心结,他得到了基督真理的答案。曾经的倪匡烟不离手,沉迷酒色。信仰基督之后,靠着圣灵的力量戒掉了捆绑他多年的烟酒。性情大大转变。

梁羽生的信仰是经历癌症的痛苦后,开始思考基督教里的人生意义与平安所在。1994年的六月间,70岁的梁羽生饱受病魔的骚扰,他躺在病床之上想起了圣经句子:“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他向上帝祈祷,祈求内心的平安。同年九月在悉尼受洗,正式成为一个基督徒。在此之后他经历了几次癌症复发的痛苦。

基督徒朋友推荐他读同受痛苦的蔡苏娟姐妹所写《暗室之后》等书,使他在信仰中不再看重生命的长短安危,更加看重永生。2009年梁羽生在悉尼逝世,按基督教仪式举行了小型葬礼。墓碑上写道“笑看云霄飘一羽,曾经沧海慨平生。”笔者相信,“曾经沧海慨平生”的梁羽生因为倚靠基督,才能比“平生之事”更加看重身后之事、永恒之事。

2004年,《北京青年报》的记者采访金庸时问到该如何设计他的墓志铭。金庸答道:“这里躺着一个人,在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他写过几十部武侠小说,这些小说为几亿人喜欢。”金庸所写的武侠小说确实带给他令人艳羡的光环。十四年后的今天,他和世人一样,无可避免地走下了人生舞台。只是生前的光华相比生后的归宿哪个更重要?这依然是他的读者们需要面临、无法逃避的问题。毕竟武侠梦再美好,也只是一场梦而已。

 

[i] 傅国涌:《金庸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09出版,第2页。

[ii] 柳苏:柳苏编《香港的人和事》,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版,第303-304页。

[iii] 《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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