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得鱻

本文原刊于《举目》官网2018.11.01 

 

金庸，原名查良镛。1923年生人，2018年10月30日逝世。对于金庸先生的离去，世人并无多少惊讶，毕竟逝于鲐背之年。然而金庸去世的消息传来，比主持人李咏五十壮年去世更让人感慨，因为他缔造的武侠世界影响了几十年的华人读者。谁人不曾沉浸在这些武侠人物的爱恨情仇之中？金庸的人生就此落幕了，虽然他三十年前就封笔，不再写武侠小说。

读者们对金庸小说的热爱，久经时间与不同人群的考验。1955年开始写《书剑恩仇录》至今半个多世纪。从黎民百姓，到政要领袖中，都有大量的“金庸迷”。邓小平爱读，台湾的蒋经国也喜欢。金庸晚年两岸三地行走，成为政务要客、大学院长、博士生导师，又是普通读者心目中的“帮主”“大侠”。1985年出席北京人民大会堂起草《基本法》会议。

2001年教育部把金庸《射雕英雄传》第三十九回“是非善恶”删节版”郭靖的烦恼“编入初中语文教材，得到官方认可。金庸自己却看的很清：“我以小说作为赚钱与谋生的工具，谈不上有什么崇高的社会目标。……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思想。”[i] 北大教授严家炎说它是“有思想的娱乐”。

民众喜爱娱乐。“有思想的娱乐”让金庸小说“脱俗”。金庸笔下的大侠所拥有的能力，只有皇帝能与之相比。但他们所享有的幸福与自由，连皇帝都会羡慕。在这样的“造梦工厂”中，读者随金庸笔下的武侠们经历了一场场人生梦幻。

写《书剑恩仇录》时，漂泊异乡的金庸透过文字重回了他的故乡浙江海宁，以及海宁古老“狸猫换太子”的传说。《天龙八部》的萧峰，彰显了大侠的巅峰形象：豪气冲天、武功盖世、视金钱权势如粪土。《射雕英雄传》中个性单纯、诚朴厚重的郭靖，一步步成为大官、大儒、忠君爱国的大侠，又反对强权、反对暴力。他身上寄托了真正国泰民安的“中国梦”。

《神雕侠侣》中的杨过，摆脱了世俗礼法的约束，逍遥自在，与小龙女的爱情生死相许，携手天涯。《飞狐外传》中的胡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同时又“不为美色所动，不为哀恳所动，不为面子所动”。《倚天屠龙记》张无忌获得了数位不同性情，却都是绝世美人的爱情。

《侠客行》的“石破天”迷一般的出身，是最单纯最普通的人，却破解了高深莫测的“侠客行”武功。《笑傲江湖》的令狐冲不贪武功不爱虚名，生死性命置之度外。不为权势所屈所诱，寄寓了金庸个人的政治理想与出世洒脱的幻想。最终《鹿鼎记》中回归“忠君爱国”，着意刻画出康熙这个圣君明主的形象，又有韦小宝世俗享乐插科打诨的陪衬。

金庸在儒家的入世忠君，道家、佛家的出世洒脱以及世俗百态的价值体系中都尽情泼洒如梦人生。同时其小说中又流露着西方浪漫的爱情气息、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色彩，大约来自西方价值下香港社会的薰染。柳苏的《话说金庸》说到“如果没有香港，就没有金庸。”[ii] 塑造金庸的思想根源来自他生于新旧交加的民国，拥有旧学与新学的底子。

另一方面，金庸民族主义思想浓重，不断回归到中国文化、佛家思想中寻找出路。光绪十七年（1891），他祖父查文清因袒护哄抢教堂的暴民而被罢官。金庸自己说，祖父是他最佩服的人，也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从他祖父身上学到两个道理：第一是人要多读书，第二是外国人欺负中国人。所以他对基督教始终无法融入进去。

1976年，他的长子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自杀丧命，金庸如晴天霹雳、伤痛欲绝。他开始阅读书籍，探究“生与死”的奥秘。“我在高中时期曾从头至尾精读过基督教的新旧约全书，这时回忆书中要义，反复思考，肯定基督教的教义不和我的想法，后来我忽然领悟到（或者说是衷心希望）亡灵不灭的情况，于是在佛教书籍中寻求答案。”[iii]

但他并非完全委身佛法，金庸自己承认他无法做到佛教中压抑欲望、抛弃一切的教导。台湾的李敖在《我是”善霸“我怕谁》一文中批评“金庸式的伪善”很是透顶：“1979年有一天晚上金庸到台湾我家一谈八小时……他特别提到他儿子死后，他精研佛学，已经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了。我说‘佛经里讲七法财、七圣财、七德财……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听了我的话，有点窘，他答复不出来。因为金庸所谓信佛，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其性质与善男信女并无不同，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他是伪善的。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就叫做‘金庸式伪善’”。

李敖的话确实刻薄，但或许也尖锐指出了金庸的问题。很可能金庸不愿意融入幼年时就熟悉的基督教，也是因为他不肯真正放下自己，“附上代价去跟随主。”其实从另一方面看，金庸先生一生都是谦和有礼的。他曾经面对过王朔发文《拒绝金庸》的争论，面对身为历史学博导却找不到学生的尴尬，他都没有太多计较。但真实地去看金庸，他的事业、他的笔、他的读者们给他带来的名誉、地位、财富，他都是十分享受的。这一切也极大地影响了他的一生，挥之不去，难免成为缠累。

金庸的“半依佛门”对比先写武侠的梁羽生与好友倪匡大不相同。后两位在晚年均受洗成为基督徒。倪匡与金庸、梁羽生并称为“香港武侠三大家”。六十年代初在金庸的鼓励下，倪匡用“卫斯理”的笔名写科幻小说。所创作的“卫斯理系列”深受读者喜欢。而金庸休假之时倪匡代写《天龙八部》更让他名声大噪。信佛信了半辈子的倪匡于1986年的复活节受洗归入基督。他思考人生意义不得答案，想不通人活着的目的，只知道不快乐，没有意义，与昆虫一样，有什么趣味？最终在基督教里解开了心结，他得到了基督真理的答案。曾经的倪匡烟不离手，沉迷酒色。信仰基督之后，靠着圣灵的力量戒掉了捆绑他多年的烟酒。性情大大转变。

梁羽生的信仰是经历癌症的痛苦后，开始思考基督教里的人生意义与平安所在。1994年的六月间，70岁的梁羽生饱受病魔的骚扰，他躺在病床之上想起了圣经句子：“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他向上帝祈祷，祈求内心的平安。同年九月在悉尼受洗，正式成为一个基督徒。在此之后他经历了几次癌症复发的痛苦。

基督徒朋友推荐他读同受痛苦的蔡苏娟姐妹所写《暗室之后》等书，使他在信仰中不再看重生命的长短安危，更加看重永生。2009年梁羽生在悉尼逝世，按基督教仪式举行了小型葬礼。墓碑上写道“笑看云霄飘一羽，曾经沧海慨平生。”笔者相信，“曾经沧海慨平生”的梁羽生因为倚靠基督，才能比“平生之事”更加看重身后之事、永恒之事。

2004年，《北京青年报》的记者采访金庸时问到该如何设计他的墓志铭。金庸答道：“这里躺着一个人，在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他写过几十部武侠小说，这些小说为几亿人喜欢。”金庸所写的武侠小说确实带给他令人艳羡的光环。十四年后的今天，他和世人一样，无可避免地走下了人生舞台。只是生前的光华相比生后的归宿哪个更重要？这依然是他的读者们需要面临、无法逃避的问题。毕竟武侠梦再美好，也只是一场梦而已。

 

[i] 傅国涌：《金庸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09出版，第2页。

[ii] 柳苏：柳苏编《香港的人和事》，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版，第303-304页。

[iii] 《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第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