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得鱻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18.11.01 

 

金庸，原名查良鏞。1923年生人，2018年10月30日逝世。對於金庸先生的離去，世人並無多少驚訝，畢竟逝於鮐背之年。然而金庸去世的消息傳來，比主持人李詠五十壯年去世更讓人感慨，因為他締造的武俠世界影響了幾十年的華人讀者。誰人不曾沉浸在這些武俠人物的愛恨情仇之中？金庸的人生就此落幕了，雖然他三十年前就封筆，不再寫武俠小說。

讀者們對金庸小說的熱愛，久經時間與不同人群的考驗。1955年開始寫《書劍恩仇錄》至今半個多世紀。從黎民百姓，到政要領袖中，都有大量的“金庸迷”。鄧小平愛讀，臺灣的蔣經國也喜歡。金庸晚年兩岸三地行走，成為政務要客、大學院長、博士生導師，又是普通讀者心目中的“幫主”“大俠”。1985年出席北京人民大會堂起草《基本法》會議。

2001年教育部把金庸《射雕英雄傳》第三十九回“是非善惡”刪節版”郭靖的煩惱“編入初中語文教材，得到官方認可。金庸自己卻看的很清：“我以小說作為賺錢與謀生的工具，談不上有什麼崇高的社會目標。……武俠小說本身是娛樂性的東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點人生哲理或個人思想。”[i] 北大教授嚴家炎說它是“有思想的娛樂”。

民眾喜愛娛樂。“有思想的娛樂”讓金庸小說“脫俗”。金庸筆下的大俠所擁有的能力，只有皇帝能與之相比。但他們所享有的幸福與自由，連皇帝都會羡慕。在這樣的“造夢工廠”中，讀者隨金庸筆下的武俠們經歷了一場場人生夢幻。

寫《書劍恩仇錄》時，漂泊異鄉的金庸透過文字重回了他的故鄉浙江海寧，以及海寧古老“狸貓換太子”的傳說。《天龍八部》的蕭峰，彰顯了大俠的巔峰形象：豪氣沖天、武功蓋世、視金錢權勢如糞土。《射雕英雄傳》中個性單純、誠樸厚重的郭靖，一步步成為大官、大儒、忠君愛國的大俠，又反對強權、反對暴力。他身上寄託了真正國泰民安的“中國夢”。

《神雕俠侶》中的楊過，擺脫了世俗禮法的約束，逍遙自在，與小龍女的愛情生死相許，攜手天涯。《飛狐外傳》中的胡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同時又“不為美色所動，不為哀懇所動，不為面子所動”。《倚天屠龍記》張無忌獲得了數位不同性情，卻都是絕世美人的愛情。

《俠客行》的“石破天”迷一般的出身，是最單純最普通的人，卻破解了高深莫測的“俠客行”武功。《笑傲江湖》的令狐沖不貪武功不愛虛名，生死性命置之度外。不為權勢所屈所誘，寄寓了金庸個人的政治理想與出世灑脫的幻想。最終《鹿鼎記》中回歸“忠君愛國”，著意刻畫出康熙這個聖君明主的形象，又有韋小寶世俗享樂插科打諢的陪襯。

金庸在儒家的入世忠君，道家、佛家的出世灑脫以及世俗百態的價值體系中都盡情潑灑如夢人生。同時其小說中又流露著西方浪漫的愛情氣息、人道主義和自由主義色彩，大約來自西方價值下香港社會的薰染。柳蘇的《話說金庸》說到“如果沒有香港，就沒有金庸。”[ii] 塑造金庸的思想根源來自他生於新舊交加的民國，擁有舊學與新學的底子。

另一方面，金庸民族主義思想濃重，不斷回歸到中國文化、佛家思想中尋找出路。光緒十七年（1891），他祖父查文清因袒護哄搶教堂的暴民而被罷官。金庸自己說，祖父是他最佩服的人，也是對他影響最大的人。從他祖父身上學到兩個道理：第一是人要多讀書，第二是外國人欺負中國人。所以他對基督教始終無法融入進去。

1976年，他的長子在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自殺喪命，金庸如晴天霹靂、傷痛欲絕。他開始閱讀書籍，探究“生與死”的奧秘。“我在高中時期曾從頭至尾精讀過基督教的新舊約全書，這時回憶書中要義，反復思考，肯定基督教的教義不和我的想法，後來我忽然領悟到（或者說是衷心希望）亡靈不滅的情況，於是在佛教書籍中尋求答案。”[iii]

但他並非完全委身佛法，金庸自己承認他無法做到佛教中壓抑欲望、拋棄一切的教導。臺灣的李敖在《我是”善霸“我怕誰》一文中批評“金庸式的偽善”很是透頂：“1979年有一天晚上金庸到臺灣我家一談八小時……他特別提到他兒子死後，他精研佛學，已經是很虔誠的佛教徒了。我說‘佛經裡講七法財、七聖財、七德財……大體上無不以捨棄財產為要件……你有這麼多的財產在身邊，你說你是虔誠的佛教徒，你怎麼解釋你的財產呢？’金庸聽了我的話，有點窘，他答覆不出來。因為金庸所謂信佛，其實是一種‘選擇法’，凡是對他有利的，他就信；對他不利的，他就佯裝不見。其性質與善男信女並無不同，自私的成分大於一切，你絕不能認真，他是偽善的。這種偽善，自成一家，就叫做‘金庸式偽善’”。

李敖的話確實刻薄，但或許也尖銳指出了金庸的問題。很可能金庸不願意融入幼年時就熟悉的基督教，也是因為他不肯真正放下自己，“附上代價去跟隨主。”其實從另一方面看，金庸先生一生都是謙和有禮的。他曾經面對過王朔發文《拒絕金庸》的爭論，面對身為歷史學博導卻找不到學生的尷尬，他都沒有太多計較。但真實地去看金庸，他的事業、他的筆、他的讀者們給他帶來的名譽、地位、財富，他都是十分享受的。這一切也極大地影響了他的一生，揮之不去，難免成為纏累。

金庸的“半依佛門”對比先寫武俠的梁羽生與好友倪匡大不相同。後兩位在晚年均受洗成為基督徒。倪匡與金庸、梁羽生並稱為“香港武俠三大家”。六十年代初在金庸的鼓勵下，倪匡用“衛斯理”的筆名寫科幻小說。所創作的“衛斯理系列”深受讀者喜歡。而金庸休假之時倪匡代寫《天龍八部》更讓他名聲大噪。信佛信了半輩子的倪匡於1986年的復活節受洗歸入基督。他思考人生意義不得答案，想不通人活著的目的，只知道不快樂，沒有意義，與昆蟲一樣，有什麼趣味？最終在基督教裡解開了心結，他得到了基督真理的答案。曾經的倪匡煙不離手，沉迷酒色。信仰基督之後，靠著聖靈的力量戒掉了捆綁他多年的煙酒。性情大大轉變。

梁羽生的信仰是經歷癌症的痛苦後，開始思考基督教裡的人生意義與平安所在。1994年的六月間，70歲的梁羽生飽受病魔的騷擾，他躺在病床之上想起了聖經句子：“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他向上帝祈禱，祈求內心的平安。同年九月在悉尼受洗，正式成為一個基督徒。在此之後他經歷了幾次癌症復發的痛苦。

基督徒朋友推薦他讀同受痛苦的蔡蘇娟姐妹所寫《暗室之後》等書，使他在信仰中不再看重生命的長短安危，更加看重永生。2009年梁羽生在悉尼逝世，按基督教儀式舉行了小型葬禮。墓碑上寫道“笑看雲霄飄一羽，曾經滄海慨平生。”筆者相信，“曾經滄海慨平生”的梁羽生因為倚靠基督，才能比“平生之事”更加看重身後之事、永恆之事。

2004年，《北京青年報》的記者採訪金庸時問到該如何設計他的墓誌銘。金庸答道：“這裡躺著一個人，在二十世紀、二十一世紀，他寫過幾十部武俠小說，這些小說為幾億人喜歡。”金庸所寫的武俠小說確實帶給他令人豔羨的光環。十四年後的今天，他和世人一樣，無可避免地走下了人生舞臺。只是生前的光華相比生後的歸宿哪個更重要？這依然是他的讀者們需要面臨、無法逃避的問題。畢竟武俠夢再美好，也只是一場夢而已。

 

[i] 傅国涌：《金庸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09出版，第2页。

[ii] 柳苏：柳苏编《香港的人和事》，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版，第303-304页。

[iii] 《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第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