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书睿
本文原刊于《擧目》官网天下事専栏2018.12.07
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末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林前》4：9）
一、All Nations的执行长郑蓓芬（Mary Ho）
7月底的某一天，因为得知郑蓓芬（Mary Ho）博士受邀会来台湾分享，我在台北市区罗斯福路上的一间咖啡店，约了她聊一聊。
在还没见过Mary Ho之前，便风闻她的大名，似乎无论到哪里，只要是在宣教的圈子里，就有人会跟我说，你认不认识这个人，你需要认识这个人。Mary Ho到底是谁呢？
她，一个中华民国外交官的女儿，从小在非洲斯威士兰（史瓦帝尼）长大，后来待过新西兰、印尼，最后在美国求学，之后开始参与宣教差传，进而成为All Nations跨国宣教机构的执行长。这个过程，就是一个传奇的故事。她就是郑蓓芬，因为冠了夫姓，而以Mary Ho更为人所知。（注1）
All Nations的总部位于堪萨斯市，但事工布及全球许多地区，从非洲到中东，还有欧洲的难民事工。直到那天我们见面，我才知道原来他们在印度的离岛（安达曼与尼科巴）也有事工。聊天中，她还跟我说了一个弟兄，他一直在做准备，要前往印尼那一个岛——也就是世界上最后几个福音还未及的处女地。
之所以对Mary Ho提到的这件事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我的母会――台北基督徒聚会处也有支持当地的事工。一位来自印度本土喀拉拉的Sunny弟兄，回应神的呼召去了安达曼群岛，他居住在主要城市Port Blair，并且建立了巴杜巴斯提聚会处（Bathu Basti Brethren Chapel），在一个极有敌意的环境当中，这位弟兄很辛苦地为主作光作盐。
二、殉道于北森提奈岛的John A Chau
如今，全世界大概都知道Mary Ho提起的这位年轻弟兄的名字，以及那个印度洋上与世隔绝的岛了（注2）。这位弟兄便是美裔华人John A. Chau，2018年11月11日他抵达了安达曼，15日在当地的渔民协助之下，他前往安达曼西侧的北森提奈岛（North Sentinel island），他带着足球以及其他的小礼物，尝试登陆时，就被岛民发现了，有个孩子用弓箭射向他。根据他日记里的描述，那支箭射中了他的圣经，使他躲过一劫。
他最后的一篇“推特”说到：“我希望这不是我最后的日记，但如果是的话，仍要归荣耀给神”。他在附近的小舟上过了夜，隔日再次前往，但这次就在沙滩上殉道了。根据报导，带他去的印度渔民留守了1晚，17日清晨他们在海上看见一群岛民，将他的尸体在海滩上就地掩埋。
消息很快透过主流媒体与社群网络传到世界不同的角落，包括华语世界，引起人们极大的震撼与讨论。一方面人们惊觉在这个快速变迁、日新月异的今日，竟然还存在有停留在石器时代的部落文
；另一方面则是来自后信仰时代的西方媒体与专家们掷地有声的意见，从病菌到殖民主义余毒，连带着把过去数百年宣教士给各地带来的影响，一起检讨了一遍。
作为一个乡民，在实情还未明朗以前，我无法为他的行动做出太多的辩护，因为仅从有限的二手、三手资讯，能办的案也有侷限。
即使我们知道他在前往之前，已经特别谨慎地注射了高达18种疫苗，并且自主隔离数天，避免传染病菌到岛上（但这也是最被批判的一点）；即使差会声称印度政府已经于日前宣布解除包括该岛的旅游禁令；即使我们知道John为了这个未得之民，花了数年的时间装备自己，包括学习语言学、运动药学、取得紧急救护人员（EMT）的执照等等。但这个行动的危险是真实的（无论是对于他自己或是接触的岛民），可能造成的争议以及争议将会带来的不利影响（包括对差传机构以及对于宣教运动本身）也是可以预期的。
三、其他的故事
然而，作为宣教的动员者，我其实还有几个故事没讲完。
1.殉道于南美奥卡族的吉姆·艾略特及4位同伴
1956年1月，吉姆·艾略特（Jim Elliot）与他的4位同伴（Nate Saint, Ed McCully, Pete Fleming, and Roger Youderian），在厄瓜多尔的丛林里，进入奥卡族的栖息地（后正名为Waodani Tribe），他也在首次与当地人接触的过程中殉道。后来他们的亲人，包括艾略特的太太伊莉莎白，以及Saint的妹妹Rachel仍旧去到杀害他们的族人当中，传福音做见证。
这个见证当年被《生活》（Life）杂志以满满10页的深度报导，当年的《读者文摘》也以此举为封面故事，近年这故事更被拍成电影《亚马逊悲歌》（End of the Spear, 2005）。
2.殉道于北朝鲜的汤玛士（Robert Thomas,로버트 토마스）
原本计划到中国去宣教的宣教士汤玛士（Robert Thomas,로버트 토마스），1886年，他27岁，携带着圣经乘船到韩国，他沿着韩国海岸出发，结果就在大同江边被逮补，被砍头处死之前，他两手高举圣经，高喊“耶稣耶稣”。根据记载，黄明大和叔父一起到大同江边，看到了汤玛士殉道的过程。
11岁的少年崔致良，在回程时捡到了3本汤玛士丢掷的圣经。他得知圣经是禁书，便将它们交给了平壤作监厅警备的朴永植。朴永植将圣经带回家，把内页撕了下来，将圣经当壁纸贴在墙上。
后来，朴永植因着墙壁上的经文，接受了耶稣基督；崔致良也因为常常来朴永植家，受了他的影响信了主，且后来成为平壤外野村教会的长老。朴永植的这间房子，后来成为了平壤的第一间教会——章台岘教会，且这间教会就是1907年平壤大复兴的发源地。这是韩国教会人人知道的历史。
3.威廉克里、李文斯顿及马偕
我们还读到威廉克里在印度开荒的故事，以及他的家人为福音付上的代价；我们也记得李文斯顿在非洲的探险布道，在字里行间读到他的忧伤与失落；我们记念马偕在北台湾的开拓，他娶了台湾女子阿葱为妻，开始了女子教育与早期的医疗行动，但当时并没有人质疑他有没有受过医疗教育，或是带来萝卜、甘蓝菜、蕃茄、敏豆、花椰菜、胡萝卜、高丽菜、甜菜和西洋芹菜等，这些会不会导致生态浩劫……
四、世人看为愚拙的代价
惠顿大学宣教、事工及领袖学院院长（Dean of the School of Mission, Ministry, and Leadership）Ed Stetzer教授，在投稿给《今日基督教》杂志回应这次事件的专文（注3）中提到，最终他还是深信，这个世界需要耶稣。福音是许多人用生命的代价——但在世人眼中看为是愚拙的代价，所换来的。
用吉姆·艾略特的名言，也是John用生命去经历的一句话：“为得到那不会失去的，而付出那不能保有的，这人一点也不傻”（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就算是被视为愚拙的，也是为基督的缘故。（参《林前》4:10）
其实，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使徒行传”要书写。初代教会来往的书信，记录了保罗、西拉、巴拿巴的行踪（其中包括他们的争执、妥协、与挫折等），我们也看到了圣灵的带领，福音的突破，还有一个又一个的云彩见证。
这个时代，我们要如何来书写我们的“使徒行传”呢？
注：
2.John Allen Chau: Do missionaries help or harm? Toby Luckhurst BBC News 28 November 2018
3. We now hav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John Chau, but mission work is still the work of fools.ED STETZER, NOVEMBER 28, 2018
作者为宣教动员者，聨合差传促进会（台湾）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