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Cyril同属一个大教会，新西兰的Northcote浸信会。在庆祝教会的英语大堂成立45周年的联合聚会上，Cyril对我说起一件事：“刚才和管档案的执事聊天时知道， 当年建立我们这个教会的Thompson夫妇，到中国当过宣教士。而我们现在又有华人团契……这些事连在一起满有意思的，也许你有兴趣研究一下。”

          Cyril的寥寥数语，勾勒出一幅时空交错的图画，岂止是一般的“有意思”？但是在跳进故纸堆之前，先要确定一件事：“你知道Thompson夫妇属于哪个差会？”

           因过去一鳞半爪的阅读，我大约记得，新西兰南岛的长老会，因为与淘金华工的关系，主要在中国南部广州一带宣教。而圣公会下属的英行教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主要在北京和杭州一带工作。至于在其他地区宣教的新西兰人，多半属于国际性的宣教组织──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

          Cyril一时无法确定，但他知道哪里可以获得答案：“Thompson的儿子写过一篇纪念父母的文章，我回去找找。”

          Cyril说到做到，两天后，我在信箱里收到了一篇英文短文，迫不及待地打开──“约瑟．汤普森夫妇（Mr.& Mrs. Joe Thompson），中国内地会（CIM）”。

          马上写邮件给太平洋彼岸的望华姐，因为CIM宣教士名册保存在香港OMF办公室（CIM在1950年代改名OMF，Overseas Mission Fellowship），望华姐就在这个福音机构工作。“能帮忙查找Joe Thompson夫妇，这两位宣教士的中文姓名吗？”

          几天后，答案收到：“唐震声和丁裕俭”，以及，“Thompson夫人的闺名是撒拉．哈德斯提（Sarah Hardisty）”。两人抵华的时间，分别是1912年11月27日，和1912年10月26日（注1）。这符合当时中国内地会的常例，男女宣教士通常 分成两队，搭乘不同的船期。

扬帆出海

          注视著电脑上“唐震声”、“丁裕俭”，这六个从语文到涵义都非常中国化的汉字，萦绕我心头的第一个问题便是：远在南太平洋一隅的两位新西兰青年，怎么会突发奇想，前往遥远而陌生的中国宣教？

          经验告诉我，且不说我身在海外，没有太多的中文资料可供查考，即便能前往中国，也未必能再找到多少“外国牧师”的资料。幸好，内地会为中国教会存留了一份珍 贵的史料库──一份题名China’s Millions的宣教期刊，中译名为《亿万华民》。这份刊物，自1875年创刊，到1952年内地会离开中国大陆，出版发行了四分之三个世纪，刊登了大 量当时的书信、文章、报告和通讯。

          我在1912年9月号澳纽版的《亿万华民》上，找到了一篇介绍“新宣教工人”的报导，不仅附有照片，还 刊登了Sarah Hardisty的见证：“大约在三年前，我第一次感受到去中国的呼召……一开始，我试图将去中国当做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抛诸脑后，因为我实在觉得，自己 对这项事工既无能力、也不胜任……

          “在这个时候，我听说Henry小姐（注2）从中国回来，途经纳皮尔（Napier）（注3）主持聚会，并分享她在那个国家的工作。我在第一时间赶去听她的报告。在那个聚会中，我前所未有地意识到中国巨大的需要……主耶稣基督的伟大挽回祭，不也是为中国人所献的吗？……

           “在这之后，我感到我必须迈出明确的一步。亨利小姐逗留纳皮尔期间，我多次找她交谈，也因此更确信应该将自己奉献给中国。”（注4）

        当时，中国内地会在新西兰只有北岛、南岛两个委员会。26岁的Sarah，向驻奥克兰市的北岛办公室，递交了申请（注5），并被批准于1911年3月，前往 墨尔本的圣希尔达培训之家（St. Hilda’s Training Home，注6）受训。因为品学兼优，她于一年半后，正式成为赴华宣教士（注7）。

          Joe Thompson的故事，则刊登在10月号《亿万华民》，当时他和Sarah Hardisty已经订婚：

        “大约七年前，我第一次感到应该奉献自己、投入主在中国的事工。起初，我没有太在意这一感想。那时我很年轻，有自己的计划。但是回头看，我不得不认为，那是神的声音。

         “彼时，我已在新西兰北帕市（Palmerston North）的中国宣教会（Chinese Mission，注9）教书。我学会了爱中国人，也逐渐认识到，他们也同样会被……神的大爱所感动。我感到我的责任，便是尽我所能，把他们带到救恩的真理前。

         “我心中虽然有了前往中国的想法，但是我不想去。在我自私的想法中，我认为我可以留在家乡做同样的善工。然而我积极投入福音事工的日子里，有一个越来越强的感想便是，我没有完全顺服神……最终我降服了，最终我做出了决定……”（注10）

         Joe也向北岛委员会提出申请。得到“原则批复”后，他前往澳洲阿得莱德（Adelaide）的安格斯学院（Angas College，注11），接受为期两年的神学培训。

        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1910年代都是多事之秋：自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到1912年2月清帝逊位、袁世凯纂夺中华民国大总统一职、引发1913年二次革命，全国陷入军阀割据、土匪猖獗的混乱局面。

         欧亚大陆的另一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导致所有宣教机构在人员和资金方面大幅紧缩。年轻男性大批应征入伍，导致几乎没有新的男宣教士。汉语培训的男校不得不暂时关闭，内地会在华宣教士的男女比例达到2：3。

         Joe和Sarah前往中国的那年，1912年，澳纽内地会委员会所收到的奉献金额，落到历史低谷，只达到在华宣教士所需费用的一半（注12）。

         到了1916年，因为纸张极度缺乏，澳纽版的《亿万华民》紧缩到8页纸，报导英伦消息的副刊全停。

         从人的角度来看，一切都“不得时”。然而，Joe和Sarah还是凭著对神的信靠，扬帆出航。

浙南耕耘

         他们的顺服，成为中国教会的祝福。两人先后抵达中国后，按内地会的常规，分别前往安庆的男校和扬州的女校，接受第一阶段的语言培训，入乡随俗地变成了“唐先生”和“丁姑娘”，然后分配到浙江。

         1914年12月，“丁姑娘”嫁给了“唐先生”，变成了“唐师母”（注13），第二年诞育了一个男孩。这个孩子不幸夭折后，神又接连赐给他们三个男孩：大卫（David）、戈登（Gordon）和艾瑞克（Eric）（注14）。

          他们夫妇同心在浙南耕耘。唐牧师自1913年至1922年刊登在《亿万华民》上的文章，都写自浙南的宁海。之后他回新西兰述职（这是他第一次回国述职）。返回中国后，便转往黄岩、温岭一带，1926年以后的文章便都出自黄岩，人均称他“黄岩唐牧师”。

          旅华之初，必须先适应饮食、起居、旅行和语言各方面。1914年11月的《亿万华民》，记载了“唐先生”初到宁海的窘迫情形：

         “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把一个人最后那点骄傲都扫荡干净的话，莫过于用外语，向一群听众站着发言了。幸好中国人是个耐心而礼貌的民族，他们很少笑出声，虽然有时候我们察觉到或猜到了他们的忍俊不禁。”（注15）

         乡村布道最原始的方法，便是随走随传，走到田边和种地的农夫叨家常，关心庄稼的长势，问问他们有没有听过福音，用简明的白话向他们解说，留一本小册子──通 常农夫们都会说自己不识字，但会带回家去，让儿子或亲友读给他们听──临走再邀请他们晚上到礼拜堂听道。农耕生活枯燥贫苦，鲜有欢乐，往往一个友好、喜乐 的笑容，便能赢得农人的好感（注16）……

          放下资料，我想，我们教会里任何人看到这里，大概都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Cyril 每年都会发起“骑自行车到中国布道”的活动，最初只有西人会友参加，近两年开始有华人青年信徒加入。他们随骑随传，或是村前，或是田边，只要停下车轮，便 会有三三两两的村民聚拢来，听他们用浅显的语言，讲说简单的福音真理，从他们手里接过小册子，甚至跟着他们做决志祷告……

         时代变了，交通工具变了，但是人心仍然是那么需要福音，而传福音的方式也仍然可以那么单纯。

         但你若因此认为，在中国传福音，就是如此“轻松、浪漫”的旅游，可就大错特错。唐牧师经历的一件事，可以帮助我们认清事实：那年，唐牧师经过一个霍乱流行的 渔村。村民为了驱邪，号召大家斋戒，并准备在海边焚烧一只巨型纸船。唐牧师想拍下这个镜头，又怕引起不必要的惊扰，便躲开众人，带着相机爬到山坡──

        “当人们抬出纸船和神像时，我正忙着设定相机，以至于没有注意到那声大喊。当我意识到发生什么事，在五秒钟之内就遭到四五个青年的攻击，相机也给砸坏了。衣服被撕破，人也被打得够呛。我的肋骨疼了好几个星期，我那可爱的相机也彻底毁了。”（注17）

          描述完这段不愉快的经历，唐牧师幽默、豁达地加上一句：“这也算是《罗马书》8章28节里所说的‘万事’之一吧。”（注18）

          正因为这样基督式的忍耐和宽恕，短短几年中，这个海岸线上的小渔村，竟然先后建立起8间礼拜堂（注19）。

卓越成效

          浙江是内地会最早立足的地区，不仅因为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在宁波工作、生活多年，也因为他带领由18名宣教士组成的“兰茂密尔团队”（Lammermuir Party）沿运河一路南下时，处处碰壁，只有杭州城的地方官和民众，愿意容纳这群“鹰鼻猫目”的“夷人”。

          他们落脚之后传福音的方法是，先在四大府城建立福音总站（central station），然后以其为据点，在各府城下属的县城建立支站（out-station），再由这些支站出发，到附近的乡村，建立更小的布道所（preaching place）。

          台州府的福音总站，建于1867年7月。1868年1月，宁海支站也建立了。1869年4月，黄岩支站建立。1874年1月，温岭（当时叫太平县）支站建立（注20）。

        1890年代，黄岩和温岭都由支站“升级”为福音总站（注21）。唐牧师加入两地教会事工时，当地已有35个教堂。到1944年，唐牧师夫妇离开中国前，教堂增加到七十多个，有一万多名受洗的信徒，每年都有五百多新人归入基督名下（注22）。

         唐牧师夫妇在浙江32年，正好见证了当地教会从拓荒、植堂，到“自立自养”的转型过程；而西方宣教士的工作重心，也从在一线“牧养信徒”，退居到二线“牧养牧师”。

          到中国没多久，唐牧师就意识到，建立教会是极其漫长的过程，“我们西方人往往心太急了”（注23）。其实早在1875年，黄岩教会就有了华人监督（注 24），其自立、自养的步伐，在内地会各教会中，仅次于杭州王来全牧师和宁波朱牧师所牧之会。浏览唐牧师夫妇历年的信件和报告，那些历史性的对比，让我感 慨不已：

         拓荒植堂之初，通常由一名宣教士挑大梁，巡回布道，主持各项重要圣礼，当地传道人或售经员，只是相随左右作助手。到了1925 年，台州教会的当地信徒已极大成长，有能力自发成立了男女布道团（Evangelistic band），挨村挨户、随走随传（注25）。作为西方差会的内地会，只需以赠送福音小册的方式，友情资助即可（注26）。

          1914年，唐牧师特别报导了，宁海三门湾支站的信徒，集资建造一座可坐200人的礼拜堂。唐牧师视之为特例（注27）。

         1938年后，温岭地区信主人数成倍增长、教堂不断扩建，五十多处支站中，近四十处兴建新堂，平均耗资1,000元，绝大部分都来自当地会众的奉献。西方差会所捐赠的金钱，只占很小的比例（注28）。

         1916年，为了探访一个小山村，唐牧师徒步爬上一座2,000英尺的高山。环视峰峦，俯瞰散落在山峰谷底的民居，想到这数千灵魂的归宿，唐牧师深感宣教之旅任重道远（注29）。

         1939年，唐牧师夫妇前往孜东（就是唐牧师当年被殴的渔村，注30），给当地信徒上密集圣经课。站在山顶上，远眺无限伸展的平原和海岸线，跃入眼帘的，除了自然美景和普通民居外，还有彼此相隔仅数英里的10间礼拜堂，另外尚有6间在视野之外（注31）。

          1920 年代初，宁海教会的奉献，只能达到4位本土传道人薪水的25%-30%，内地会需承担绝大部分费用（注32）。到了1930年代末，唐牧师夫妇探访黄岩、 温岭各教会时，虽然全国和地方的局势都极其不稳定：农业歉收、商业萧条、物价飞涨、抗战爆发、土匪出没……信徒们仍愿在经济上承担更多的责任，包括支付唐 牧师夫妇来回奔走的旅费，甚至捐了一笔钱，给远在英国的圣经总会（注33）。

         当然，教会在自传自养的过程中，也走了很多弯路。唐牧师观察到，有些教会在断奶期，刻意割断与西方差会的所有关系，有些人“传扬基督是出于嫉妒和纷争”。

         而且，教会人数虽然增多，灵命却仍很浅。而这样缺乏教导的教会，最容易受到异端邪说的攻击。所以多维派（注34）、安息日会和方言运动纷至沓来。而在怀疑、排斥外国宣教士的社会氛围中，唐牧师夫妇只能将一切焦虑和担忧诉诸祷告。

         几年后，代祷的功效渐渐显明，很多人离开了错误，重新定睛在基督身上。“教会中新兴起一股学习圣经的热潮，不复沉湎于对兴奋感的追求”（注35）。

         唐牧师夫妇对黄岩─温岭众教会的另外两大贡献，包括主讲圣经学堂（Bible School）和主持地区性的教牧大会。圣经学堂的设定，按各地教会的需要，每年为期几天到几周不等，人数也由几十人到几百人，通常先分男女两部，再按程 度分班，结业后还有考试。唐牧师夫妇两人各带一班，经常邀请外来讲员上课。而每季度的教牧大会，也有几十到上百名当地传道人参加，共商福音大计。

精彩晚年

          到了1940年代，抗日战争进入后期，浙南的蓝天上，越来越频繁地出现空袭。唐牧师一家和普通老百姓一样，每天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1944年，唐牧师夫妇和其他几位宣教士一起西撤，坐卡车和汽车一路颠簸，直到华中，才乘坐飞机前往印度，再从那里搭乘轮船到悉尼，最终于1945年返抵新西兰。

         回国后的一两年，唐牧师在两家浸信会（注36）教会，担任短期牧职。当他申请牧师职衔时，得知自己必须先进入浸信会学院，拿到正式的神学文凭──这是很多海外宣教士回国后的尴尬处境。

         时年58岁、宣教32年、长年主讲圣经学堂、牧养过百余名传道人、直接或间接牧养过万余名信徒的唐牧师，不愿浪费光阴，转而接受了英国海员协会（the British Sailors’ Society）的奥克兰地区宣教士（Missioner）一职。

         退休后，唐牧师更选择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岗位：奥克兰大学的助理门卫。他每天与各科系教授和讲师们闲聊，“活到老，学到老”。

         如果你以为唐牧师的余年就是如此结束的，那就错了。一个老宣教士的晚年，怎么可能不精彩？回国两年后，唐家即决定在奥克兰市定居。这个一生奉献给中国人的穷 宣教士，买不起现成的房子，只能在非常偏远、地价便宜的Northcote地区的Hillcrest Ave，买下一块空地。唐牧师夫妇挤在一辆野营车里，儿子David则寄居在邻居加建在路旁的小屋。父子日以继夜地工作，终于在空地上搭建起一栋小屋，让 全家人有了一个温馨的窝。

唐家所住的地方，交通非常不便，步行很久才能搭乘到公共汽车和渡船。随着越来越多的家庭搬到这个地区，街上的孩子也越来越多。因为附近没有步行可及的教会或主日学，唐氏夫妇便邀请孩子们，在主日早晨到他们家里来。

         短短几年，屋子里便人满为患，有的孩子不得不坐在浴缸沿上听课。这个儿童主日学，逐渐发展为成人团契。又因人数增长到普通住房无法容纳，唐牧师带领大家，在 同一条街上买地建堂——这就是笔者所属的教会──Northcote Baptist Church的雏形（注37）。

         唐牧师于1959 年去世（注38），唐师母于1966年去世。但是他们事工的果效，并未因他们的离开而消逝。不仅是黄岩、温岭的教会，在他们事奉期间成功转型，在自传自养 的基础上健康发展，Northcote浸信会，也由一个新社区的小教会，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成长为老社区的大教会。

         1990年，纽西 兰政府开放移民政策，社区中有了越来越多的亚裔新面孔。对此，Northcote浸信会的长执决定，开设免费英文班。当年感动唐牧师夫妇的灵，再度感动了 教会新一代的牧长与同工。在他们的爱心服事下，华人学生人数达到90多名──这就是Northcote浸信会华人团契的开始。

          体谅到华人用英语听福音信息的困难，英语会众又资助华人团契，聘请华语传道人，增设传译事工，并为团契提供查经班的场所。

          19年过去了，奥克兰华人教会的数目，增长到了五六十间。而Northcote浸信会华人团契，仍是这个大都市（或许也是全新西兰）唯一一个附属于当地主流教会的华人教会团体，体现著多元文化在基督里的合一性，在全国浸信联会中传为美谈。

长媳亲述

          行笔到此，电话铃响了，话筒那头传出一位老妇人的声音──唐牧师的长媳、九十多岁高龄的Elsie Thompson。我已通过电子邮件，约定电话采访，现在老人如约来电──

          Elsie 对公婆的印象很模糊。她和唐家的长子David，是在唐牧师一家第二次回新西兰述职时认识的。当时，除了唐家的幼子Eric还在山东芝罘宣教士子弟学校住 读，唐家的长子David，和次子Gordon，都已长大，唐牧师将他们留在新西兰，安顿在寄宿家庭中。等到唐牧师夫妇10年后退休回国，三个儿子却都因 二战的关系应征入伍，一家无法团聚。

          唐家在奥克兰市定居时，Elsie已加入埃及全地使团（Egypt General Mission），前往埃及宣教。退役后的David帮助父母买地、建屋。新屋未及完工，David便决定加入Elsie的团队，向穆斯林传福音，时为 1948年8月。三年后，他们在埃及结婚。

         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埃及发生动乱，夫妇两人又转往埃塞俄比亚。海外宣教25年后，才返回家乡。

         David 和 Elsie的长子Paul，加入了新西兰孟加拉宣教会（New Zealand Bangladesh Mission Society），在孟加拉宣教，一去就是22年，回国后在多个福音机构任职。另外一个儿子Stephen，加入了苏丹内地宣教会（Sudan Interior Mission），专向东非的索马里人传福音，一传就是24年。

         放下话筒，我无法不感慨。历史究竟如何估量一个宣教士 家庭对世界的影响？他们不仅在海外拓展神的国，回国述职和退休期间，也将宣教精神带回了母国。他们的言传身教，更孕育了无数敬虔的后裔。作为华人，我们蒙 受了那么多的恩惠——远有马礼逊、近有唐震声……但我们自身，何时才能成为万族的祝福？

         近20年，我们这个华人团契，和很多类似的海外教 会一样，开始拥有自己的全职牧师，有一百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信徒，在属灵和经济等方面，都进入“自传自养”的状态。有个别信徒也参加了类似“骑自行车 到中国布道”的短宣，或是“为中国祷告”的聚会，我们的周报也定期刊登中国教会的消息……

         但是，我们是否真正活出像唐牧师夫妇那样对神完全顺服的心志，是否继承了他们数十年如一日的宣教精神呢？我们能否像他们那样奉献自己、奉献子女为活祭呢？我们能否把福音传往中国、传到地极、甚至再传回这片曾差派无数赴华宣教士、而现已进入属灵衰退期的土地呢？

（篇幅所限，本文注解请上本刊网站查阅）

作者来自上海，旅居新西兰。

（以下为网络版资料）

注：

1. 按China’s Millions，澳纽版，1912年9月， 第67页的记载，Sarah Hardisty于1912年9月25日，与其他三位女宣教士，从悉尼，乘东方号（Eastern）赴华。与抵华日期对参，可推算出航期为一个月左右。
2. Alice Henry，原籍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省，1891年参加内地会赴华宣教。在她第二次回国述职期间，于1909年至1910年，她在新西兰进行了为期六个月的 巡回宣传。参Marcus L. Loane, 1965, The Story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i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1890-1964, OMF，53页。

3.新西兰北岛东岸的一个港口城市。
4.引自China’s Millions，澳纽版，1912年9月，68页。
5. 按奥克兰OMF办公室所存盘案，Sarah Hardisty提出申请的具体日期，为1910年3月6日，当时她的职业是裁缝（dressmaker）。
6. James Griffiths夫妇，于1902年，在墨尔本成立了一个名为海华沙（Hiawatha）的妇女培训所。该校的一个委员会成员、圣哥伦布海森（St. Columb’s Hawthorn）教区的牧师C.H.Nash，已于1901年成立了专门为圣公会培养女执事的学校，名为圣希尔达（St. Hilda）。这两个女校很快合并为一，并沿用圣希尔达的校名。1907年，这个女校移到墨尔本东部的Clarendon Street。参Marcus L. Loane，54页。
7. 按奥克兰OMF办公室所存盘案，Sarah Hardisty被正式接受的日期为1912年8月。
8. 即James Griffiths夫妇。
9. 细节不祥，有待考证。长老会Alexander Don牧师，于1913年，在该市建立过一个面向华人移民的福音机构。参Dictoinary of New Zealand Biography ( www.dnzb.govt.nz )， Don，Alexander条目。但彼时唐震声离开新西兰已有三年之久。
10.引自China’s Millions，澳纽版，1912年10月，78页。
11. W. Lockhart Morton牧师，于1893年，在亚特兰大，设立了一个收容流浪汉和酗酒者的“希望之家”（Hope Lodge），并在收容所后面成立了男宣教士的培训所，又于1895年成立了女宣教士培训所，主要培训中国内地会的准宣教士。这两处培训所，即后来的 Angas College和Kensington College，也就是亚特兰大圣经学院（Adelaide Bible Institute）的雏形。参Marcus L. Loane， 14-15页。
12. 1910年前后，差派一名新宣教士所需经费为50英镑，维持一名宣教士一年在华的费用为75英镑。按此计算，119名在华宣教士需要8,925英镑，7名 新宣教士需要350英镑，合计9,275英镑。而1912年澳纽内地会委员会，收到奉献4,710英镑，为1909-1919十年中最低的年份。
13. 结婚日期引自奥克兰OMF办公室所存盘案。
14. 综合自唐家长子David Thompson 于1983年6月所写回忆文章（未发表），The Beginnings of the Northcote Baptist Church，以及2009年1月10日晚，笔者对David Thompson之妻Elsie的电话采访。
15. 引自J. Thomps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China’s Millions，澳纽版，1914年11月，85页。
16. 编译自J. Thomps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China’s Millions，澳纽版，1914年11月，85页。
17.引自J. Thompson, “Attacked by Roughs”, China’s Millions，澳纽版，1926年5月，70页。
18. 原文：It is one of the “all things” of Rom. 8：28.出处同上。
19. 引自 Mrs. J. Thompson, “Growth and Extension”, China’s Millions，澳纽版，1939年12月，188页。
20. 资料整理自China’s Millions，英伦版，1875年7月的宣教站表格。
21. 引自J. Thompson, “Progress Along the Coast of Chekiang”, China’s Millions，澳纽版，1935年12月，181页。
22. 综合David Thompson的回忆文章，和Thompson夫妇历年在China’s Millions上的报告。
23. 引自J. Thomps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China’s Millions，澳纽版，1914年11月，85页。
24. 按China’s Millions，英伦版，1875年7月的宣教站表格中所记录的名字为“Tsiang Liang-gwe”，汉字不详，有待考证。
25. 综合自J. Thompson, “Visiting a Fishing Village off the Coast”, China’s Millions，澳纽版，1925年1月，14页，以及Mrs. J. Thompson, “ God is our Refuge ”, China’s Millions，澳纽版，1939年7月，102页。
26. 引自J. Thompson, “Present Trends in Missionary Labours”, China’s Millions，澳纽版，1941年1月，5页。
27. 引自J. Thompson,“Teaching and Learning”, China’s Millions，澳纽版，1914年11月，85页。
28. 综合自J. Thompson, “A Story of Steady Advance”, China’s Millions， 澳纽版，1938年11月，172页，以及J. Thompson, “Present Trends in Missionary Labours”, China’s Millions，澳纽版，1941年1月，5页。
29. 参J. Thompson, “A Visit to a Mountain Village”, China’s Millions，澳纽版，1916年8月，52页。
30. 按罗马拼音Zih-dong还原成的汉字，正确地名和地点待考。
31. 引自 Mrs. J. Thompson, “Growth and Extension”, China’s Millions，澳纽版，1939年12月，189页。
32. 引自J. Thompson, “The Work of the Past Year”, China’s Millions，澳纽版，1922年4月，41页。
33. 引自Mrs. J. Thompson, “ God is our Refuge ”, China’s Millions，澳纽版，1939年7月，102页。
34. 原文作Doweyites，当与John Alexander Dowie（1847-1907）的教旨有关，笃信神蹟医治。Dowie在美国伊利诺斯州建立锡安会堂（Christian Catholic Apostolic Church in Zion），并实行宗教管制，禁止抽烟、喝酒、吃猪肉，禁止兴建影院、舞厅、外科诊所等。1901年，Dowie公开宣称，他是“复兴万事的以利亚” （Elijah the Restorer）。5年后，被锡安会堂罢免圣职。
35. 综合自J. Thompson, “Progress Along the Coast of Chekiang”, China’s Millions，澳纽版，1935年12月，181页； J. Thompson, “Speaking in Tongues”, China’s Millions，澳纽版，1937年11月，170页，以及Mrs. J. Thompson,“ God is our Refuge ”, China’s Millions，澳纽版，1939年7月，102页。
36. Morrinsville Baptist Church和 Merriland Baptist Church（今Onehunga-One Tree Hill）。
37. 唐牧师夫妇返回新西兰以后的情况，基本取自David Thompson 于1983年6月所写回忆文章（未发表），The Beginnings of the Northcote Baptist Church.
38. 按奥克兰OMF办公室所存盘案，唐牧师因心肌梗塞，于1959年6月24日傍晚，在奥克兰医院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