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Cyril同屬一個大教會，紐西蘭的Northcote浸信會。在慶祝教會的英語大堂成立45周年的聯合聚會上，Cyril對我說起一件事：“剛才和管檔案的執事聊天時知道， 當年建立我們這個教會的Thompson夫婦，到中國當過宣教士。而我們現在又有華人團契……這些事連在一起滿有意思的，也許你有興趣研究一下。”

          Cyril的寥寥數語，勾勒出一幅時空交錯的圖畫，豈止是一般的“有意思”？但是在跳進故紙堆之前，先要確定一件事：“你知道Thompson夫婦屬於哪個差會？”

           因過去一鱗半爪的閱讀，我大約記得，紐西蘭南島的長老會，因為與淘金華工的關係，主要在中國南部廣州一帶宣教。而聖公會下屬的英行教會（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主要在北京和杭州一帶工作。至於在其他地區宣教的紐西蘭人，多半屬於國際性的宣教組織──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

          Cyril一時無法確定，但他知道哪裡可以獲得答案：“Thompson的兒子寫過一篇紀念父母的文章，我回去找找。”

          Cyril說到做到，兩天後，我在信箱裡收到了一篇英文短文，迫不及待地打開──“約瑟．湯普森夫婦（Mr.& Mrs. Joe Thompson），中國內地會（CIM）”。

          馬上寫郵件給太平洋彼岸的望華姐，因為CIM宣教士名冊保存在香港OMF辦公室（CIM在1950年代改名OMF，Overseas Mission Fellowship），望華姐就在這個福音機構工作。“能幫忙查找Joe Thompson夫婦，這兩位宣教士的中文姓名嗎？”

          幾天後，答案收到：“唐震聲和丁裕儉”，以及，“Thompson夫人的閨名是撒拉．哈德斯提（Sarah Hardisty）”。兩人抵華的時間，分別是1912年11月27日，和1912年10月26日（註1）。這符合當時中國內地會的常例，男女宣教士通常 分成兩隊，搭乘不同的船期。

揚帆出海

          注視著電腦上“唐震聲”、“丁裕儉”，這六個從語文到涵義都非常中國化的漢字，縈繞我心頭的第一個問題便是：遠在南太平洋一隅的兩位紐西蘭青年，怎麼會突發奇想，前往遙遠而陌生的中國宣教？

          經驗告訴我，且不說我身在海外，沒有太多的中文資料可供查考，即便能前往中國，也未必能再找到多少“外國牧師”的資料。幸好，內地會為中國教會存留了一份珍 貴的史料庫──一份題名China’s Millions的宣教期刊，中譯名為《億萬華民》。這份刊物，自1875年創刊，到1952年內地會離開中國大陸，出版發行了四分之三個世紀，刊登了大 量當時的書信、文章、報告和通訊。

          我在1912年9月號澳紐版的《億萬華民》上，找到了一篇介紹“新宣教工人”的報導，不僅附有照片，還 刊登了Sarah Hardisty的見證：“大約在三年前，我第一次感受到去中國的呼召……一開始，我試圖將去中國當做一件幾乎不可能的事拋諸腦後，因為我實在覺得，自己 對這項事工既無能力、也不勝任……

          “在這個時候，我聽說Henry小姐（註2）從中國回來，途經納皮爾（Napier）（註3）主持聚會，並分享她在那個國家的工作。我在第一時間趕去聽她的報告。在那個聚會中，我前所未有地意識到中國巨大的需要……主耶穌基督的偉大挽回祭，不也是為中國人所獻的嗎？……

           “在這之後，我感到我必須邁出明確的一步。亨利小姐逗留納皮爾期間，我多次找她交談，也因此更確信應該將自己奉獻給中國。”（註4）

        當時，中國內地會在紐西蘭只有北島、南島兩個委員會。26歲的Sarah，向駐奧克蘭市的北島辦公室，遞交了申請（註5），並被批准於1911年3月，前往 墨爾本的聖希爾達培訓之家（St. Hilda’s Training Home，註6）受訓。因為品學兼優，她於一年半後，正式成為赴華宣教士（註7）。

          Joe Thompson的故事，則刊登在10月號《億萬華民》，當時他和Sarah Hardisty已經訂婚：

        “大約七年前，我第一次感到應該奉獻自己、投入主在中國的事工。起初，我沒有太在意這一感想。那時我很年輕，有自己的計劃。但是回頭看，我不得不認為，那是神的聲音。

         “彼時，我已在紐西蘭北帕市（Palmerston North）的中國宣教會（Chinese Mission，註9）教書。我學會了愛中國人，也逐漸認識到，他們也同樣會被……神的大愛所感動。我感到我的責任，便是盡我所能，把他們帶到救恩的真理前。

         “我心中雖然有了前往中國的想法，但是我不想去。在我自私的想法中，我認為我可以留在家鄉做同樣的善工。然而我積極投入福音事工的日子裡，有一個越來越強的感想便是，我沒有完全順服神……最終我降服了，最終我做出了決定……”（註10）

         Joe也向北島委員會提出申請。得到“原則批復”後，他前往澳洲阿得萊德（Adelaide）的安格斯學院（Angas College，註11），接受為期兩年的神學培訓。

        無論是中國還是世界，1910年代都是多事之秋：自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的槍聲響起，到1912年2月清帝遜位、袁世凱纂奪中華民國大總統一職、引發1913年二次革命，全國陷入軍閥割據、土匪猖獗的混亂局面。

         歐亞大陸的另一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導致所有宣教機構在人員和資金方面大幅緊縮。年輕男性大批應徵入伍，導致幾乎沒有新的男宣教士。漢語培訓的男校不得不暫時關閉，內地會在華宣教士的男女比例達到2：3。

         Joe和Sarah前往中國的那年，1912年，澳紐內地會委員會所收到的奉獻金額，落到歷史低谷，只達到在華宣教士所需費用的一半（註12）。

         到了1916年，因為紙張極度缺乏，澳紐版的《億萬華民》緊縮到8頁紙，報導英倫消息的副刊全停。

         從人的角度來看，一切都“不得時”。然而，Joe和Sarah還是憑著對神的信靠，揚帆出航。

浙南耕耘

         他們的順服，成為中國教會的祝福。兩人先後抵達中國後，按內地會的常規，分別前往安慶的男校和揚州的女校，接受第一階段的語言培訓，入鄉隨俗地變成了“唐先生”和“丁姑娘”，然後分配到浙江。

         1914年12月，“丁姑娘”嫁給了“唐先生”，變成了“唐師母”（註13），第二年誕育了一個男孩。這個孩子不幸夭折後，神又接連賜給他們三個男孩：大衛（David）、戈登（Gordon）和艾瑞克（Eric）（註14）。

          他們夫婦同心在浙南耕耘。唐牧師自1913年至1922年刊登在《億萬華民》上的文章，都寫自浙南的寧海。之後他回紐西蘭述職（這是他第一次回國述職）。返回中國後，便轉往黃岩、溫嶺一帶，1926年以後的文章便都出自黃岩，人均稱他“黃岩唐牧師”。

          旅華之初，必須先適應飲食、起居、旅行和語言各方面。1914年11月的《億萬華民》，記載了“唐先生”初到寧海的窘迫情形：

         “如果有什麼事情，可以把一個人最後那點驕傲都掃蕩乾淨的話，莫過於用外語，向一群聽眾站著發言了。幸好中國人是個耐心而禮貌的民族，他們很少笑出聲，雖然有時候我們察覺到或猜到了他們的忍俊不禁。”（註15）

         鄉村佈道最原始的方法，便是隨走隨傳，走到田邊和種地的農夫叨家常，關心莊稼的長勢，問問他們有沒有聽過福音，用簡明的白話向他們解說，留一本小冊子──通 常農夫們都會說自己不識字，但會帶回家去，讓兒子或親友讀給他們聽──臨走再邀請他們晚上到禮拜堂聽道。農耕生活枯燥貧苦，鮮有歡樂，往往一個友好、喜樂 的笑容，便能贏得農人的好感（註16）……

          放下資料，我想，我們教會裡任何人看到這裡，大概都會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因為Cyril 每年都會發起“騎自行車到中國佈道”的活動，最初只有西人會友參加，近兩年開始有華人青年信徒加入。他們隨騎隨傳，或是村前，或是田邊，只要停下車輪，便 會有三三兩兩的村民聚攏來，聽他們用淺顯的語言，講說簡單的福音真理，從他們手裡接過小冊子，甚至跟著他們做決志禱告……

         時代變了，交通工具變了，但是人心仍然是那麼需要福音，而傳福音的方式也仍然可以那麼單純。

         但你若因此認為，在中國傳福音，就是如此“輕鬆、浪漫”的旅遊，可就大錯特錯。唐牧師經歷的一件事，可以幫助我們認清事實：那年，唐牧師經過一個霍亂流行的 漁村。村民為了驅邪，號召大家齋戒，並準備在海邊焚燒一隻巨型紙船。唐牧師想拍下這個鏡頭，又怕引起不必要的驚擾，便躲開眾人，帶著相機爬到山坡──

        “當人們抬出紙船和神像時，我正忙著設定相機，以至於沒有注意到那聲大喊。當我意識到發生什麼事，在五秒鐘之內就遭到四五個青年的攻擊，相機也給砸壞了。衣服被撕破，人也被打得夠嗆。我的肋骨疼了好幾個星期，我那可愛的相機也徹底毀了。”（註17）

          描述完這段不愉快的經歷，唐牧師幽默、豁達地加上一句：“這也算是《羅馬書》8章28節裡所說的‘萬事’之一吧。”（註18）

          正因為這樣基督式的忍耐和寬恕，短短幾年中，這個海岸線上的小漁村，竟然先後建立起8間禮拜堂（註19）。

卓越成效

          浙江是內地會最早立足的地區，不僅因為內地會的創始人戴德生在寧波工作、生活多年，也因為他帶領由18名宣教士組成的“蘭茂密爾團隊”（Lammermuir Party）沿運河一路南下時，處處碰壁，只有杭州城的地方官和民眾，願意容納這群“鷹鼻貓目”的“夷人”。

          他們落腳之後傳福音的方法是，先在四大府城建立福音總站（central station），然後以其為據點，在各府城下屬的縣城建立支站（out-station），再由這些支站出發，到附近的鄉村，建立更小的佈道所（preaching place）。

          台州府的福音總站，建於1867年7月。1868年1月，寧海支站也建立了。1869年4月，黃岩支站建立。1874年1月，溫嶺（當時叫太平縣）支站建立（註20）。

        1890年代，黃岩和溫嶺都由支站“升級”為福音總站（註21）。唐牧師加入兩地教會事工時，當地已有35個教堂。到1944年，唐牧師夫婦離開中國前，教堂增加到七十多個，有一萬多名受洗的信徒，每年都有五百多新人歸入基督名下（註22）。

         唐牧師夫婦在浙江32年，正好見證了當地教會從拓荒、植堂，到“自立自養”的轉型過程；而西方宣教士的工作重心，也從在一線“牧養信徒”，退居到二線“牧養牧師”。

          到中國沒多久，唐牧師就意識到，建立教會是極其漫長的過程，“我們西方人往往心太急了”（註23）。其實早在1875年，黃岩教會就有了華人監督（註 24），其自立、自養的步伐，在內地會各教會中，僅次於杭州王來全牧師和寧波朱牧師所牧之會。瀏覽唐牧師夫婦歷年的信件和報告，那些歷史性的對比，讓我感 慨不已：

         拓荒植堂之初，通常由一名宣教士挑大樑，巡迴佈道，主持各項重要聖禮，當地傳道人或售經員，只是相隨左右作助手。到了1925 年，台州教會的當地信徒已極大成長，有能力自發成立了男女佈道團（Evangelistic band），挨村挨戶、隨走隨傳（註25）。作為西方差會的內地會，只需以贈送福音小冊的方式，友情資助即可（註26）。

          1914年，唐牧師特別報導了，寧海三門灣支站的信徒，集資建造一座可坐200人的禮拜堂。唐牧師視之為特例（註27）。

         1938年後，溫嶺地區信主人數成倍增長、教堂不斷擴建，五十多處支站中，近四十處興建新堂，平均耗資1,000元，絕大部分都來自當地會眾的奉獻。西方差會所捐贈的金錢，只占很小的比例（註28）。

         1916年，為了探訪一個小山村，唐牧師徒步爬上一座2,000英尺的高山。環視峰巒，俯瞰散落在山峰谷底的民居，想到這數千靈魂的歸宿，唐牧師深感宣教之旅任重道遠（註29）。

         1939年，唐牧師夫婦前往孜東（就是唐牧師當年被毆的漁村，註30），給當地信徒上密集聖經課。站在山頂上，遠眺無限伸展的平原和海岸線，躍入眼簾的，除了自然美景和普通民居外，還有彼此相隔僅數英里的10間禮拜堂，另外尚有6間在視野之外（註31）。

          1920 年代初，寧海教會的奉獻，只能達到4位本土傳道人薪水的25%-30%，內地會需承擔絕大部分費用（註32）。到了1930年代末，唐牧師夫婦探訪黃岩、 溫嶺各教會時，雖然全國和地方的局勢都極其不穩定：農業歉收、商業蕭條、物價飛漲、抗戰爆發、土匪出沒……信徒們仍願在經濟上承擔更多的責任，包括支付唐 牧師夫婦來回奔走的旅費，甚至捐了一筆錢，給遠在英國的聖經總會（註33）。

         當然，教會在自傳自養的過程中，也走了很多彎路。唐牧師觀察到，有些教會在斷奶期，刻意割斷與西方差會的所有關係，有些人“傳揚基督是出於嫉妒和紛爭”。

         而且，教會人數雖然增多，靈命卻仍很淺。而這樣缺乏教導的教會，最容易受到異端邪說的攻擊。所以多維派（註34）、安息日會和方言運動紛至沓來。而在懷疑、排斥外國宣教士的社會氛圍中，唐牧師夫婦只能將一切焦慮和擔憂訴諸禱告。

         幾年後，代禱的功效漸漸顯明，很多人離開了錯誤，重新定睛在基督身上。“教會中新興起一股學習聖經的熱潮，不復沉湎於對興奮感的追求”（註35）。

         唐牧師夫婦對黃岩─溫嶺眾教會的另外兩大貢獻，包括主講聖經學堂（Bible School）和主持地區性的教牧大會。聖經學堂的設定，按各地教會的需要，每年為期幾天到幾週不等，人數也由幾十人到幾百人，通常先分男女兩部，再按程 度分班，結業後還有考試。唐牧師夫婦兩人各帶一班，經常邀請外來講員上課。而每季度的教牧大會，也有幾十到上百名當地傳道人參加，共商福音大計。

精彩晚年

          到了1940年代，抗日戰爭進入後期，浙南的藍天上，越來越頻繁地出現空襲。唐牧師一家和普通老百姓一樣，每天面臨著死亡的威脅。

         1944年，唐牧師夫婦和其他幾位宣教士一起西撤，坐卡車和汽車一路顛簸，直到華中，才乘坐飛機前往印度，再從那裡搭乘輪船到悉尼，最終於1945年返抵紐西蘭。

         回國後的一兩年，唐牧師在兩家浸信會（註36）教會，擔任短期牧職。當他申請牧師職銜時，得知自己必須先進入浸信會學院，拿到正式的神學文憑──這是很多海外宣教士回國後的尷尬處境。

         時年58歲、宣教32年、長年主講聖經學堂、牧養過百餘名傳道人、直接或間接牧養過萬餘名信徒的唐牧師，不願浪費光陰，轉而接受了英國海員協會（the British Sailors’ Society）的奧克蘭地區宣教士（Missioner）一職。

         退休後，唐牧師更選擇了一個出人意料的崗位：奧克蘭大學的助理門衛。他每天與各科系教授和講師們閑聊，“活到老，學到老”。

         如果你以為唐牧師的餘年就是如此結束的，那就錯了。一個老宣教士的晚年，怎麼可能不精彩？回國兩年後，唐家即決定在奧克蘭市定居。這個一生奉獻給中國人的窮 宣教士，買不起現成的房子，只能在非常偏遠、地價便宜的Northcote地區的Hillcrest Ave，買下一塊空地。唐牧師夫婦擠在一輛野營車裡，兒子David則寄居在鄰居加建在路旁的小屋。父子日以繼夜地工作，終於在空地上搭建起一棟小屋，讓 全家人有了一個溫馨的窩。

唐家所住的地方，交通非常不便，步行很久才能搭乘到公車和渡船。隨著越來越多的家庭搬到這個地區，街上的孩子也越來越多。因為附近沒有步行可及的教會或主日學，唐氏夫婦便邀請孩子們，在主日早晨到他們家裡來。

         短短幾年，屋子裡便人滿為患，有的孩子不得不坐在浴缸沿上聽課。這個兒童主日學，逐漸發展為成人團契。又因人數增長到普通住房無法容納，唐牧師帶領大家，在 同一條街上買地建堂——這就是筆者所屬的教會──Northcote Baptist Church的雛形（註37）。

         唐牧師於1959 年去世（註38），唐師母於1966年去世。但是他們事工的果效，並未因他們的離開而消逝。不僅是黃岩、溫嶺的教會，在他們事奉期間成功轉型，在自傳自養 的基礎上健康發展，Northcote浸信會，也由一個新社區的小教會，在近半個世紀的歲月中，成長為老社區的大教會。

         1990年，紐西 蘭政府開放移民政策，社區中有了越來越多的亞裔新面孔。對此，Northcote浸信會的長執決定，開設免費英文班。當年感動唐牧師夫婦的靈，再度感動了 教會新一代的牧長與同工。在他們的愛心服事下，華人學生人數達到90多名──這就是Northcote浸信會華人團契的開始。

          體諒到華人用英語聽福音信息的困難，英語會眾又資助華人團契，聘請華語傳道人，增設傳譯事工，並為團契提供查經班的場所。

          19年過去了，奧克蘭華人教會的數目，增長到了五六十間。而Northcote浸信會華人團契，仍是這個大都市（或許也是全紐西蘭）唯一一個附屬於當地主流教會的華人教會團體，體現著多元文化在基督裡的合一性，在全國浸信聯會中傳為美談。

長媳親述

          行筆到此，電話鈴響了，話筒那頭傳出一位老婦人的聲音──唐牧師的長媳、九十多歲高齡的Elsie Thompson。我已通過電子郵件，約定電話採訪，現在老人如約來電──

          Elsie 對公婆的印象很模糊。她和唐家的長子David，是在唐牧師一家第二次回紐西蘭述職時認識的。當時，除了唐家的幼子Eric還在山東芝罘宣教士子弟學校住 讀，唐家的長子David，和次子Gordon，都已長大，唐牧師將他們留在紐西蘭，安頓在寄宿家庭中。等到唐牧師夫婦10年後退休回國，三個兒子卻都因 二戰的關係應徵入伍，一家無法團聚。

          唐家在奧克蘭市定居時，Elsie已加入埃及全地使團（Egypt General Mission），前往埃及宣教。退役後的David幫助父母買地、建屋。新屋未及完工，David便決定加入Elsie的團隊，向穆斯林傳福音，時為 1948年8月。三年後，他們在埃及結婚。

         1956年，第二次中東戰爭爆發，埃及發生動亂，夫婦兩人又轉往埃塞俄比亞。海外宣教25年後，才返回家鄉。

         David 和 Elsie的長子Paul，加入了紐西蘭孟加拉宣教會（New Zealand Bangladesh Mission Society），在孟加拉宣教，一去就是22年，回國後在多個福音機構任職。另外一個兒子Stephen，加入了蘇丹內地宣教會（Sudan Interior Mission），專向東非的索馬里人傳福音，一傳就是24年。

         放下話筒，我無法不感慨。歷史究竟如何估量一個宣教士 家庭對世界的影響？他們不僅在海外拓展神的國，回國述職和退休期間，也將宣教精神帶回了母國。他們的言傳身教，更孕育了無數敬虔的後裔。作為華人，我們蒙 受了那麼多的恩惠——遠有馬禮遜、近有唐震聲……但我們自身，何時才能成為萬族的祝福？

         近20年，我們這個華人團契，和很多類似的海外教 會一樣，開始擁有自己的全職牧師，有一百多名來自世界各地的華人信徒，在屬靈和經濟等方面，都進入“自傳自養”的狀態。有個別信徒也參加了類似“騎自行車 到中國佈道”的短宣，或是“為中國禱告”的聚會，我們的週報也定期刊登中國教會的消息……

         但是，我們是否真正活出像唐牧師夫婦那樣對神完全順服的心志，是否繼承了他們數十年如一日的宣教精神呢？我們能否像他們那樣奉獻自己、奉獻子女為活祭呢？我們能否把福音傳往中國、傳到地極、甚至再傳回這片曾差派無數赴華宣教士、而現已進入屬靈衰退期的土地呢？

（篇幅所限，本文註解請上本刊網站查閱）

作者來自上海，旅居新西蘭。

（以下為網路版資料）

註：

1. 按China’s Millions，澳紐版，1912年9月， 第67頁的記載，Sarah Hardisty於1912年9月25日，與其他三位女宣教士，從悉尼，乘東方號（Eastern）赴華。與抵華日期對參，可推算出航期為一個月左右。
2. Alice Henry，原籍澳大利亞維多利亞省，1891年參加內地會赴華宣教。在她第二次回國述職期間，於1909年至1910年，她在紐西蘭進行了為期六個月的 巡迴宣傳。參Marcus L. Loane, 1965, The Story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i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1890-1964, OMF，53頁。

3.紐西蘭北島東岸的一個港口城市。
4.引自China’s Millions，澳紐版，1912年9月，68頁。
5. 按奧克蘭OMF辦公室所存檔案，Sarah Hardisty提出申請的具體日期，為1910年3月6日，當時她的職業是裁縫（dressmaker）。
6. James Griffiths夫婦，於1902年，在墨爾本成立了一個名為海華沙（Hiawatha）的婦女培訓所。該校的一個委員會成員、聖哥倫布海森（St. Columb’s Hawthorn）教區的牧師C.H.Nash，已於1901年成立了專門為聖公會培養女執事的學校，名為聖希爾達（St. Hilda）。這兩個女校很快合並為一，並沿用聖希爾達的校名。1907年，這個女校移到墨爾本東部的Clarendon Street。參Marcus L. Loane，54頁。
7. 按奧克蘭OMF辦公室所存檔案，Sarah Hardisty被正式接受的日期為1912年8月。
8. 即James Griffiths夫婦。
9. 細節不祥，有待考證。長老會Alexander Don牧師，於1913年，在該市建立過一個面向華人移民的福音機構。參Dictoinary of New Zealand Biography ( www.dnzb.govt.nz )， Don，Alexander條目。但彼時唐震聲離開紐西蘭已有三年之久。
10.引自China’s Millions，澳紐版，1912年10月，78頁。
11. W. Lockhart Morton牧師，於1893年，在亞特蘭大，設立了一個收容流浪漢和酗酒者的“希望之家”（Hope Lodge），並在收容所後面成立了男宣教士的培訓所，又於1895年成立了女宣教士培訓所，主要培訓中國內地會的准宣教士。這兩處培訓所，即後來的 Angas College和Kensington College，也就是亞特蘭大聖經學院（Adelaide Bible Institute）的雛形。參Marcus L. Loane， 14-15頁。
12. 1910年前後，差派一名新宣教士所需經費為50英鎊，維持一名宣教士一年在華的費用為75英鎊。按此計算，119名在華宣教士需要8,925英鎊，7名 新宣教士需要350英鎊，合計9,275英鎊。而1912年澳紐內地會委員會，收到奉獻4,710英鎊，為1909-1919十年中最低的年份。
13. 結婚日期引自奧克蘭OMF辦公室所存檔案。
14. 綜合自唐家長子David Thompson 於1983年6月所寫回憶文章（未發表），The Beginnings of the Northcote Baptist Church，以及2009年1月10日晚，筆者對David Thompson之妻Elsie的電話採訪。
15. 引自J. Thomps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China’s Millions，澳紐版，1914年11月，85頁。
16. 編譯自J. Thomps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China’s Millions，澳紐版，1914年11月，85頁。
17.引自J. Thompson, “Attacked by Roughs”, China’s Millions，澳紐版，1926年5月，70頁。
18. 原文：It is one of the “all things” of Rom. 8：28.出處同上。
19. 引自 Mrs. J. Thompson, “Growth and Extension”, China’s Millions，澳紐版，1939年12月，188頁。
20. 資料整理自China’s Millions，英倫版，1875年7月的宣教站表格。
21. 引自J. Thompson, “Progress Along the Coast of Chekiang”, China’s Millions，澳紐版，1935年12月，181頁。
22. 綜合David Thompson的回憶文章，和Thompson夫婦歷年在China’s Millions上的報告。
23. 引自J. Thomps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China’s Millions，澳紐版，1914年11月，85頁。
24. 按China’s Millions，英倫版，1875年7月的宣教站表格中所記錄的名字為“Tsiang Liang-gwe”，漢字不詳，有待考證。
25. 綜合自J. Thompson, “Visiting a Fishing Village off the Coast”, China’s Millions，澳紐版，1925年1月，14頁，以及Mrs. J. Thompson, “ God is our Refuge ”, China’s Millions，澳紐版，1939年7月，102頁。
26. 引自J. Thompson, “Present Trends in Missionary Labours”, China’s Millions，澳紐版，1941年1月，5頁。
27. 引自J. Thompson,“Teaching and Learning”, China’s Millions，澳紐版，1914年11月，85頁。
28. 綜合自J. Thompson, “A Story of Steady Advance”, China’s Millions， 澳紐版，1938年11月，172頁，以及J. Thompson, “Present Trends in Missionary Labours”, China’s Millions，澳紐版，1941年1月，5頁。
29. 參J. Thompson, “A Visit to a Mountain Village”, China’s Millions，澳紐版，1916年8月，52頁。
30. 按羅馬拼音Zih-dong還原成的漢字，正確地名和地點待考。
31. 引自 Mrs. J. Thompson, “Growth and Extension”, China’s Millions，澳紐版，1939年12月，189頁。
32. 引自J. Thompson, “The Work of the Past Year”, China’s Millions，澳紐版，1922年4月，41頁。
33. 引自Mrs. J. Thompson, “ God is our Refuge ”, China’s Millions，澳紐版，1939年7月，102頁。
34. 原文作Doweyites，當與John Alexander Dowie（1847-1907）的教旨有關，篤信神蹟醫治。Dowie在美國伊利諾斯州建立錫安會堂（Christian Catholic Apostolic Church in Zion），並實行宗教管制，禁止抽煙、喝酒、吃豬肉，禁止興建影院、舞廳、外科診所等。1901年，Dowie公開宣稱，他是“復興萬事的以利亞” （Elijah the Restorer）。5年後，被錫安會堂罷免聖職。
35. 綜合自J. Thompson, “Progress Along the Coast of Chekiang”, China’s Millions，澳紐版，1935年12月，181頁； J. Thompson, “Speaking in Tongues”, China’s Millions，澳紐版，1937年11月，170頁，以及Mrs. J. Thompson,“ God is our Refuge ”, China’s Millions，澳紐版，1939年7月，102頁。
36. Morrinsville Baptist Church和 Merriland Baptist Church（今Onehunga-One Tree Hill）。
37. 唐牧師夫婦返回紐西蘭以後的情況，基本取自David Thompson 於1983年6月所寫回憶文章（未發表），The Beginnings of the Northcote Baptist Church.
38. 按奧克蘭OMF辦公室所存檔案，唐牧師因心肌梗塞，於1959年6月24日傍晚，在奧克蘭醫院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