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未来的挑战

雅各伊霖

本文原刊于《举目》41期


福音在中国的传播,可谓命运多舛。从大唐景教和元代也里可温教的昙花一现, 到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初有成效,尔后却又因“礼仪之争”而难产;再逢马礼逊以执著敲开了“磐石”的大门,孰料又逢近代的殖民入侵战争,而使基督教来华蒙上 不白之冤;太平天国对基督教思想的错误移植,义和团运动的戕害,加之启蒙以降国人对西方的误读,“非基运动”的冲击,乃至建国后的“三自”改造,“文革” 的大清除,等等,基督教都被贴上了负面的标签,遭致批斗——“侵华工具”、“精神鸦片”、“意识渗透”等等。

          斗转星移,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国人再一次“睁眼看世界”,加之国家政策的调整,学人的努力,大量信徒的自省和自发回归,以及海外资源以不同方式的涌入,福音似乎在华大有“显学”之势。

          但果真如此吗?

          在新世纪为我们洞开之际,基督信仰该如何在中华大地上,开拓和发展一条自己的道路呢?是像已被人批评的那样,只知沿袭历史,步西方后尘,邯郸学步,拾人余 唾?还是在意识形态的压力下,噤若寒蝉,做“该撒”的“传声筒”,却得意洋洋地为自己辩护“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还是在旷野中冲出一条 道路,虽然前途漫漫,却坚信有沙漠中开江河的奇蹟发生?

          依我个人看来,中国人未来的20-30年所面临的神学挑战是艰巨的。那将是庄稼收割的时节,重任可想而知。作为中国的年轻一代学人,如果看不到这样的异象,不为未来做好预备,则一切都将成为纸上空谈。有以下诸方面,值得我们深思:

一、属天的与属世的价值观的较量

          当下意识形态的松动,国际舆论的监督和呼吁,为基督教神学的展开,创造了一个相对宽舒的外部环境。但如何既消除当局“卧榻之侧”的误识,又表达基督教从上而来的启示、以及由此而开展的伦理诉求,是基督教神学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属天的与属世的价值观的较量,是一个普世性的问题,处理不好,也许就会“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因而前功尽弃。

二、民族文化与基督价值观的冲突

          民族文化与基督价值观的冲突,也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放眼大陆学界与民间,品三国,说红楼,论老庄,议孔孟,倡汉唐,无不轰轰烈烈。

          民族文化自有其深厚的价值,值得肯定。但民粹主义的复苏和意气用事,却不可提倡。那种道德上的自义和批判上的颐指气使,恐怕也是基督学人必须正视的问题。也许我们可以从上个世纪20年代的“非基”运动中,找到可借鉴的东西。

三、神学处境化

          神学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尤其值得我们重视。如何把民族的、地域的“壳”,来承载基督教神学的“核”?是提倡“本土化”、“中华 神学”(梁燕城博士语)、“汉语神学”(何光沪、刘小枫为代表),还是借鉴近邻韩国、印度和东南亚邻邦的“民众神学”、“贱民神学”和“草根神学”?这不 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社会学上的问题,更需要有一批身体力行者去实践。

四、学人的批评和担当

           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定位何在?是依附民族共同体这张“皮”,成为其上的“毛”,并恪守古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为自己辩护呢?还是成为暗夜中精神家园的守护人?是为了职称、工资、房子而打拼,还是去负那沉重的“轭”?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参《太》11:12),需要明确“做门徒的代价”,也不可忽视基督教研究群体的学人,因为他们是神学承载的主体。

五、神学功底深厚者寥寥无几

           国内基督教研究学者中,神学功底深厚者寥寥无几。综观现状,基督教研究学者多是清一色的非基督徒,且是半路出家,大都从历史、文学、哲学转行,系统的神学装 备极其荒芜,批评方法单一,亦难于从民粹主义、意识形态方法中脱身而出,尤其对灵修学不知分毫。纵然还有“三自”神学院的学生,学养和知识层面上自有断层 和不足。因而局面堪忧。

六、信众基础神学装备的重要性

          依笔者了解,当下基督教家庭教会的会众,大大超过了“三自”教会的人数。但是,家庭教会的会众的神学信仰装备,大多呈现一种功利化——“信基督、得永生”(不是说这样的提法不好,但某 种程度上有误导之嫌),而且随意化、松散化、民间宗教化和山头主义,基本的神学装备不够,没有话语权,生存的权利也遭遇挑战。这都是未来中国人在神学的一 个难题。

七、神学资源匮乏

           现下的中国,神学资源匮乏,缺少杰出的翻译人才,难以接续西方精神源头和传承历史,这些都是中国基督教发展的“瓶颈”。

八、神学远见不够

           经常会看见信徒吵得不可开交。需要加强相互了解和尊重,需要学习合一。

九、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研究

           在中国的学术机构中,基督教研究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综述和引用、汇编较多,少有独立成果。并且目前“自由派”学者的声音最为突出。以笔者身边为例,以德国 学者威尔豪森的“底本说”为依据,对基督教信仰的根基产生的解构,无人可以回应。而福音派领域的研究,则遥至无从寻觅。

结语

           以上所列,是挑战,也是沉甸甸的负担。但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参与研究基督教神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不亚于被掳回归的犹太人要抢在70年的期限之前修复被毁坏的圣殿,需要所罗巴伯和约书亚一样的人的出现,为的是讨上帝的喜悦,使人蒙拯救。

           福音已到中华,是该按才取份,为主奋兴,赚取“银子”的时节了。这是我们面临的挑战。真正的基督学人,实当效法施洗约翰,为福音在中华的广传,“修直主的路”。

作者是四川人,曾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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