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口述／洪晓寒整理

本文原刊于《举目》41期

          我是成都人。成都的天总是灰暗、低沉的，所以有句话叫“蜀犬吠日”，狗看见太阳出来就叫唤。第一次唱那首赞美诗“天离地有多高……”，我就嘀咕，天离地没有多高啊！有人说成都人很难信主，不知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信主之前我一向爱好写作。我是个公共知识分子（注）和法律学者，关注最多的是公义、自由和民主，所以，我的写作主题都是公义与自由。记得有一幅画：希腊的正 义女神，一手拿着剑，一手拿着天平，却蒙着眼睛。蒙眼表示谦卑，表示自己本来不配站在那个位置。可惜，一个非基督徒的理想主义者，很难不以为自己是公义的 代言人，不以为自己在“行公义、好怜悯“，所以，我以前的文字都很硬，很尖刻，很自义。

           后来我在瑞士洛桑的高等法院，又看到一幅标题为“公义使邦国高举”的油画，是希腊的正义女神经过基督教洗礼之后的面貌：她一手拿着天平，一手也拿剑，但是剑尖指著一本书，就是圣经。

           2005年，我和妻子去瑞士，在日内瓦的圣三一教堂里，我们跪下祷告，表示我们生命的顺服。我从此在基督里，重新寻找写作的意义。

           先介绍一下我以往的作品。第一本书《载满鹅的火车》，是一本电影随笔。第二本书《不服从的江湖》，一本思想随笔集。第三本叫《美得惊动了中央》，从书名可以看出，这几本书有多么桀骜不驯。邮寄时，新闻出版署查封了800多本，当真惊动了中央。

          信主后，我的第一本书是法学专著，《宪政主义：观念与制度的转捩》。这是试图从圣约的观点，重新理解宪政主义，思考为什么有法律。这是我信主后在专业上的一 种表达，希望在信仰中，更新对国家、法律和政治的理解。《与神亲嘴》，是我信主三年来，面向自由知识分子，谈论基督信仰的文字。因为我是从自由主义者过来 的，对国内的自由知识分子有深厚的负担。

        《天堂沉默了半个小时》，这本书的副标题，是“电影中的信仰”。我在国内一家主流周刊上有一个专栏，通过电影这一 文化产品，传递信仰之光。开始写时，妻子有些担心，说每一篇都涉及信仰，怕媒体和读者不接受。但奇妙的是，那些非基督徒的编辑们，却将这个专栏评为年度最 佳专栏。很多读者也说，他们买这份刊物，就冲著这个专栏。我很感谢神，神在松动人心，预备万事，通过我卑微的写作，让更多读者读到基督徒对信仰的公共表 达，对文化的介入。《自由的崛起》，这是我去年翻译的一本学术著作，关于16世纪到18世纪，加尔文主义对瑞士、苏格兰、英格兰、法国和美国五个国家的立宪政体的影响。

          以下我从五个方面来分享：

一、生养与治理

          信主前，我是坚决不要小孩的人。理由是我的爱太少，我的爱是有配额的，给妻子一部分，给自己一部分，再留给父母，就所剩无几了。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我看不出生养、就是生命的生生不息到底有何意义。孔子所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珍惜光阴和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我在本质上对此绝望。

           但这里便有了一个公共生活与个人生活的深刻断裂，我可以听到内心的自我质疑：一方面，你作为知识分子，忧国忧民，高谈自由民主；一方面，你却不想、不敢、不愿要孩子。那么这个国家的未来，到底和你有什么关系？你到底是为国家，还是为自己呢？连孩子都不爱的人，却说爱同胞，你不脸红吗？

           许多年来，我就活在这样一个深刻的断裂中。这一断裂，使我所写、所做的一切，在本质上都是假冒伪善。

          信主后，我断章取义，看到一处经文讲：“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赛》54：1），我就高声欢呼，说上帝批准我不生孩子。

          2007 年父亲节前夕，我准备父亲节的讲章。我没做过父亲，我也觉得我的父亲不怎么样。我以前不知道怎样做父亲，因为我在地上没看见过父的典范；我也不知怎样做孩子，因为我在地上也没有看见过子的典范。但圣灵的大能改变了我。晚上10点，当我预备到某一部分时，我转过头来，心潮澎湃地对妻子说：我已没有阻拦了。我们可以要一个孩子吗？

           我妻子就流泪了。

          第二天我在教会証道，告诉大家，我想要孩子了。大家都问：是真的吗？因为他们知道我是顽固的丁克一族。如今，我们的孩子一岁零八个月了。我们给他取名王书亚，也是我现在的笔名。

          有句话讲：男人写东西跟女人生孩子一样难。因为写作跟“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的使命有关。一个人不想生孩子，却要写东西，实在是很奇怪的。当我有孩子之后，我才真正看见写作的意义；我的写作与我的个人生命，与公共理想，在基督里，被他的宝血连接起来了。

           我看见，写作对我来讲就是生养和治理。虽然我们是卑微的器皿，神却赋予我们以信仰更新文化、以福音牧养大地的使命。这个领受，对我来讲是非常美好和深刻的属灵历程。我也才真正体会到，为什么写作跟生孩子一样，艰难而尊贵。

二、启示与见証

           基督之前，有两类的人写作。一是领受特殊启示之后的表达，就是旧约的文学。二是没有听到特殊启示，但在普遍启示里面仰望、呼唤、揣摩。

           这第二类人里面，良莠不齐，龙蛇混杂。柏拉图和老子都在这一类写作的高峰。他们没有听到上帝关于救恩的启示，但他们的呼唤与揣摩，都惊心动魄，都似乎带有对上帝光芒的敬畏。

           基督来后，对人类写作构成了挑战。基督来了，死而复活了，一切写作都不能不面对这一事件。人类的写作也分为了两类：一类是相信基督的写作，是为“我们也见过，也信”的真理作见証——基督之后，人类所能写出的最伟大的作品，就是见証，也只能是见証。

           第二类就是对此无知的写作。对不信基督的人来讲，他的一切文字，仍然停留在揣摩与呼唤的洞穴里。当基督以道成肉身的方式，在人间宣告了救赎之道，从此一切不相信基督的写作，在本质上都是假见証、假先知，且不可避免地落入偶像崇拜之中。

           基督之外的写作，唯一的价值，是罪人对绝望、黑暗和罪性的刻骨铭心的描写。

          一个非基督徒作家，无论他多么优秀，当他试图对人的命运、结局、出路与梦想，多说一个字的时候，都是有碍真理的。因为罪人的最高智慧就是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然后闭嘴。除非你不开口，一开口就只有两种，要么指向基督，要么崇拜偶像。

           基督到来之前，人类的写作中，有许多思考与呼唤，都值得我们尊敬并吸收。但基督来过之后，所有非基督教的哲学家、作家和教授，他们试图描述的那些体系、思想和图画，尽管在人看来不乏洞见，但这一切写作加起来，不过都是假先知的写作。因为凡是不以信心回应基督十字架的，都是在人类历史上作伪証。

          今日世界的文化，就充满了这些东西。这包括各个艺术层面，也包括世俗心理学。这些假先知的写作，主宰著这个世界大多数人的价值观。

三、敬拜与偶像

           我们为什么写作？中国传统讲求的是立功、立言、立德，走“三不朽”的道路。对书生来说，“立功”不太有机会，“立德”又很难，只有“立言”的成本最低。所以国内手机短信很发达，因为人人都有表达的欲望。

           信主之后，我慢慢自省，看见写作是知识分子拜偶像的主要方式之一。写作，是一种最接近于创世的模仿行为。我们写作时，感觉就如神一样。因此，我常常问自己，我真的在为基督写作吗？我真的已经与偶像式的写作割袍断义了吗？

           一位朋友对我说：你的文章固然好，但太保守，处处都要谈耶稣。我说，我希望大陆有更多“保守”的基督徒加入写作的事奉，并靠着恩典，在生命和真理上日日更新。

          我也跟一位慕道友说：我相信，“我的神就是你的神，哪怕你不信神”。我的一切写作，都是要彰显这个信仰，并在这个信仰中描述世上的一切。

           捷克作家昆德拉讲过一个故事：有个人在海边，看到神创造的世界是那么美好，看见落日那样辉煌，他感动得流下了第一滴泪。然后，他被自己流出的第一滴泪感动了，流出了第二滴眼泪。也就是说，他被自己的感动所感动了——你看，别人都在嬉戏游乐，我却在看落日。

           人的写作也分为第一滴眼泪的写作，和第二滴眼泪的写作。拜偶像的写作是第二滴眼泪的写作。这是很大的试探。越有恩赐，越有“成就”的人，越容易落入这种试探。

           在基督恩典里的写作，是第一滴泪的写作；在基督恩典之外的写作，是第二滴泪的写作。在基督复活之前，人类写作的最高范式是启示。没有一种写作，可以超过旧约 先知的写作。而在基督复活之后，人类写作的最高范式是见証。但没有看见，怎么作见証呢？一切不相信基督的作家，都误以为自己仍然在“启示”的范式下写作 （就如犹太人仍然在等候弥赛亚）。结果，现代写作在本质上，都是在“等待基督”。这就是我说非基督徒的写作都是假先知的意思。

          当然我说的 见証，是以非常丰富的表现形式呈现的，包括了虚构文学。但最打动我的，仍然是非虚构的见証式写作。东正教徒索尔仁尼琴，能在俄国写出《古拉格群岛》那样的 好作品，我们中国的新教徒也应当如此。我不是贬低虚构文学，基督之后的虚构文学，在本质上也是对十字架事件的真实见証。

           写作本是一种敬拜方式。《诗篇》33：3说：“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

           过去两年中，有几次，因为电脑故障，我写好的文章完全找不回来了。我经历了深刻的沮丧，然后甘心乐意地承认：凡是好东西都不是我的，而是从圣灵来的。我完全 不可能再写出一模一样的文字。因为写作是一种敬拜，除非你再次来到主的宝座前，再次为你的写作低头祷告，再次在写作中举起手来。

          信主前，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很骄傲的资本，甚至就是一种自我敬拜。现在，写作慢慢变成一种谦卑的领受。结果写作变得更美好了——对我来说，写作是灵修，是敬拜，也是一个破碎和攻克己身的过程。

           写作也是一种传道的方式。清教徒时代，荷兰的改革宗教会有一个规定：所有会员要翻译或写文章，都要跟教牧团报告。写完之后，要由牧长团审阅。这就是说，写作是神圣的，写作就如同牧师站讲台一样，是圣言的执事。

           我们现在不这样了。牧师的讲台不能随便站，写作却是完全自由的。一个基督徒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需要谁来批准。我不是建议回到这个规定去，而是希望每个写作的基督徒，都认识到写作即传道。

           没有呼召，怎能传道呢？不知“道”，怎能传道呢？但今天我们对写作的态度，过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换言之，就是压根不打算对“我的文字会对别人灵魂造成什么影响”负责任。

四、哀歌与赞美

           写作还是一种悔改的方式。信主后最打动我的，是大卫所经历的痛苦，如《诗篇》42：3，“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信 主前写的诗，就充满了寻找真理的挣扎。信主后，读到《诗篇》84：6，“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我觉得这是人 类史上最美的诗歌。赞美诗在中国诗歌里是一个空白，中国诗歌里没有过真正的哀歌。因为真正的哀歌，是在对己罪的悔恨中写出来的。所以，写作是一种悔改的方 式。不需要悔改，就不需要写作。

            信主后我在写作上最深的领受，是对写作者这一身分的悔改。《诗篇》5：9说：“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 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这节经文深深地抓住了我。有一次整理文稿时，我发现自己已经写下超过200万字。这让我很害怕。如果卖 了200万斤猪肉，就算肉里掺假，也不会影响人的灵魂得救。但这200万字，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在作见証，或者作假见証；都是在造就，或者是拆毁。绝对 没有第三种既不造就、也不拆毁的文字。

           我就跪下来请求主帮助我，先对写作悔改，再对写作恐惧战兢，然后在写作中经历神恩惠福音的同在。

           基督徒写作者很容易跳过哀歌，直接传福音。每当希望分享神的爱时，就写赞美诗。就像传福音时，我们总想分享信主的喜乐，却难以将自己的软弱、挣扎和黑暗都说出。

          古往今来，基督徒是生命经历最深刻、内心挣扎最惊心动魄的人。但我们中国基督徒写出来的文字，却缺乏这一生命体验的深广。在汉语中，最缺乏的是刻骨铭心的哀歌和忏悔。我们不忏悔，谁在汉语中忏悔呢？我们不发哀歌，谁在汉语中发哀歌呢？

          基督徒应当与这个世界分享我们从哀歌到赞美诗的经历。基督徒可以写出最好的哀歌，让世人看见天与地有多远，我们的罪孽忧伤和天父的圣洁慈爱就有多大。当这个辽阔的背景空间描绘出来时，基督的道成肉身，才那么夺目。

         我们要写什么──
为汉语文字，写出最彻底的哀歌，哀到让人扎心。
为汉语文字，写出最伟大的忏悔录。
为汉语文字，描述出最完整的圣经世界观。
为汉语文字，写出最敬虔的赞美诗。

五、心灵的主题

           我们的写作，当以信仰进入文化，刺入中国人心灵世界和价值观的深处，推翻潜在的偶像，打通灵魂苦旅上的穷途末路。

           我以个人的体会，试着提出以下几个契合中国知识分子心灵世界的主题：

          1. 从苏武到摩西。这是流浪的主题。历来的流浪，包括“六四”一代民运人士的流浪，都仍然是苏武式的，还没有走到摩西。真正的旷野在前面，流浪者还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流浪，为什么流浪。

         2. 从逍遥到拯救。这是刘小枫早年提出来的。怎样从逍遥走到拯救，从佛、道走向基督，从泛神的自义走向一神下的顺服，这是自由的主题。基督教将全面挑战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自由观。

         3. 从普罗米修斯到十字架的基督。这是救赎的主题。普罗米修斯代表着知识分子的悲壮观，和英雄主义的自我期许，以及传统的澄清天下、解民于倒悬的士大夫情结。 “五四”之后，普罗米修斯的形象，成为有责任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标志。唯有十字架的基督，能够破碎这一标志，又能医治这一破碎。

         4. 从死亡到复活。这是生命的主题。复活从来不是中国文化的母题，死亡也不是。但，一定要经过死荫的幽谷，才能带进来复活的盼望。只有从中国文化中的哀怨、哀伤、哀恸出走，走向真正的哀歌，死亡和复活的意义才能真正凸显出来。

结语

          杨腓力在《克里姆林宫的钟声》一书中讲到，苏联解体之后，俄国人成群结队地到教堂受洗。他对一位排队的人说：“我以为基督教早就在俄罗斯消失了。”那人回答：“只要我们的书店里还卖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基督教就永远不会从这个民族的记忆中消失。”

          我们需要属基督的中国人，需要中国的C. S. Lewis、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许我们这一代做不到，要等到下一代，但神给我们的异象和呼召，从今天就开始了。盼望我们大家彼此激励，走在这个属天的异象中。

注：
根据《维基百科》，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是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作者为中国著名作家，法律学者。《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推举其为“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之一。本文是2008年作者访问洛杉矶时的一次公开演讲的录音整理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