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口述／洪曉寒整理

本文原刊於《舉目》41期

          我是成都人。成都的天總是灰暗、低沉的，所以有句話叫“蜀犬吠日”，狗看見太陽出來就叫喚。第一次唱那首讚美詩“天離地有多高……”，我就嘀咕，天離地沒有多高啊！有人說成都人很難信主，不知和這個有沒有關係。

            信主之前我一向愛好寫作。我是個公共知識分子（註）和法律學者，關注最多的是公義、自由和民主，所以，我的寫作主題都是公義與自由。記得有一幅畫：希臘的正 義女神，一手拿著劍，一手拿著天平，卻蒙著眼睛。蒙眼表示謙卑，表示自己本來不配站在那個位置。可惜，一個非基督徒的理想主義者，很難不以為自己是公義的 代言人，不以為自己在“行公義、好憐憫“，所以，我以前的文字都很硬，很尖刻，很自義。

           後來我在瑞士洛桑的高等法院，又看到一幅標題為“公義使邦國高舉”的油畫，是希臘的正義女神經過基督教洗禮之後的面貌：她一手拿著天平，一手也拿劍，但是劍尖指著一本書，就是聖經。

           2005年，我和妻子去瑞士，在日內瓦的聖三一教堂裡，我們跪下禱告，表示我們生命的順服。我從此在基督裡，重新尋找寫作的意義。

           先介紹一下我以往的作品。第一本書《載滿鵝的火車》，是一本電影隨筆。第二本書《不服從的江湖》，一本思想隨筆集。第三本叫《美得驚動了中央》，從書名可以看出，這幾本書有多麼桀驁不馴。郵寄時，新聞出版署查封了800多本，當真驚動了中央。

          信主後，我的第一本書是法學專著，《憲政主義：觀念與制度的轉捩》。這是試圖從聖約的觀點，重新理解憲政主義，思考為什麼有法律。這是我信主後在專業上的一 種表達，希望在信仰中，更新對國家、法律和政治的理解。《與神親嘴》，是我信主三年來，面向自由知識分子，談論基督信仰的文字。因為我是從自由主義者過來 的，對國內的自由知識分子有深厚的負擔。

        《天堂沉默了半個小時》，這本書的副標題，是“電影中的信仰”。我在國內一家主流周刊上有一個專欄，通過電影這一 文化產品，傳遞信仰之光。開始寫時，妻子有些擔心，說每一篇都涉及信仰，怕媒体和讀者不接受。但奇妙的是，那些非基督徒的編輯們，卻將這個專欄評為年度最 佳專欄。很多讀者也說，他們買這份刊物，就衝著這個專欄。我很感謝神，神在鬆動人心，預備萬事，通過我卑微的寫作，讓更多讀者讀到基督徒對信仰的公共表 達，對文化的介入。《自由的崛起》，這是我去年翻譯的一本學術著作，關於16世紀到18世紀，加爾文主義對瑞士、蘇格蘭、英格蘭、法國和美國五個國家的立憲政体的影響。

          以下我從五個方面來分享：

一、生養與治理

          信主前，我是堅決不要小孩的人。理由是我的愛太少，我的愛是有配額的，給妻子一部分，給自己一部分，再留給父母，就所剩無幾了。

          其實，真正的原因，是我看不出生養、就是生命的生生不息到底有何意義。孔子所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珍惜光陰和生命到底有什麼意義？我在本質上對此絕望。

           但這裡便有了一個公共生活與個人生活的深刻斷裂，我可以聽到內心的自我質疑：一方面，你作為知識分子，憂國憂民，高談自由民主；一方面，你卻不想、不敢、不願要孩子。那麼這個國家的未來，到底和你有什麼關係？你到底是為國家，還是為自己呢？連孩子都不愛的人，卻說愛同胞，你不臉紅嗎？

           許多年來，我就活在這樣一個深刻的斷裂中。這一斷裂，使我所寫、所做的一切，在本質上都是假冒偽善。

          信主後，我斷章取義，看到一處經文講：“你這不懷孕、不生養的要歌唱”（《賽》54：1），我就高聲歡呼，說上帝批准我不生孩子。

          2007 年父親節前夕，我準備父親節的講章。我沒做過父親，我也覺得我的父親不怎麼樣。我以前不知道怎樣做父親，因為我在地上沒看見過父的典範；我也不知怎樣做孩子，因為我在地上也沒有看見過子的典範。但聖靈的大能改變了我。晚上10點，當我預備到某一部分時，我轉過頭來，心潮澎湃地對妻子說：我已沒有阻攔了。我們可以要一個孩子嗎？

           我妻子就流淚了。

          第二天我在教會証道，告訴大家，我想要孩子了。大家都問：是真的嗎？因為他們知道我是頑固的丁克一族。如今，我們的孩子一歲零八個月了。我們給他取名王書亞，也是我現在的筆名。

          有句話講：男人寫東西跟女人生孩子一樣難。因為寫作跟“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的使命有關。一個人不想生孩子，卻要寫東西，實在是很奇怪的。當我有孩子之後，我才真正看見寫作的意義；我的寫作與我的個人生命，與公共理想，在基督裡，被他的寶血連接起來了。

           我看見，寫作對我來講就是生養和治理。雖然我們是卑微的器皿，神卻賦予我們以信仰更新文化、以福音牧養大地的使命。這個領受，對我來講是非常美好和深刻的屬靈歷程。我也才真正体會到，為什麼寫作跟生孩子一樣，艱難而尊貴。

二、啟示與見証

           基督之前，有兩類的人寫作。一是領受特殊啟示之後的表達，就是舊約的文學。二是沒有聽到特殊啟示，但在普遍啟示裡面仰望、呼喚、揣摩。

           這第二類人裡面，良莠不齊，龍蛇混雜。柏拉圖和老子都在這一類寫作的高峰。他們沒有聽到上帝關於救恩的啟示，但他們的呼喚與揣摩，都驚心動魄，都似乎帶有對上帝光芒的敬畏。

           基督來後，對人類寫作構成了挑戰。基督來了，死而復活了，一切寫作都不能不面對這一事件。人類的寫作也分為了兩類：一類是相信基督的寫作，是為“我們也見過，也信”的真理作見証——基督之後，人類所能寫出的最偉大的作品，就是見証，也只能是見証。

           第二類就是對此無知的寫作。對不信基督的人來講，他的一切文字，仍然停留在揣摩與呼喚的洞穴裡。當基督以道成肉身的方式，在人間宣告了救贖之道，從此一切不相信基督的寫作，在本質上都是假見証、假先知，且不可避免地落入偶像崇拜之中。

           基督之外的寫作，唯一的價值，是罪人對絕望、黑暗和罪性的刻骨銘心的描寫。

          一個非基督徒作家，無論他多麼優秀，當他試圖對人的命運、結局、出路與夢想，多說一個字的時候，都是有礙真理的。因為罪人的最高智慧就是老子所說的，道可道，非常道，然後閉嘴。除非你不開口，一開口就只有兩種，要麼指向基督，要麼崇拜偶像。

           基督到來之前，人類的寫作中，有許多思考與呼喚，都值得我們尊敬並吸收。但基督來過之後，所有非基督教的哲學家、作家和教授，他們試圖描述的那些体系、思想和圖畫，儘管在人看來不乏洞見，但這一切寫作加起來，不過都是假先知的寫作。因為凡是不以信心回應基督十字架的，都是在人類歷史上作偽証。

          今日世界的文化，就充滿了這些東西。這包括各個藝術層面，也包括世俗心理學。這些假先知的寫作，主宰著這個世界大多數人的價值觀。

三、敬拜與偶像

           我們為什麼寫作？中國傳統講求的是立功、立言、立德，走“三不朽”的道路。對書生來說，“立功”不太有機會，“立德”又很難，只有“立言”的成本最低。所以國內手機短信很發達，因為人人都有表達的慾望。

           信主之後，我慢慢自省，看見寫作是知識分子拜偶像的主要方式之一。寫作，是一種最接近於創世的模仿行為。我們寫作時，感覺就如神一樣。因此，我常常問自己，我真的在為基督寫作嗎？我真的已經與偶像式的寫作割袍斷義了嗎？

           一位朋友對我說：你的文章固然好，但太保守，處處都要談耶穌。我說，我希望大陸有更多“保守”的基督徒加入寫作的事奉，並靠著恩典，在生命和真理上日日更新。

          我也跟一位慕道友說：我相信，“我的神就是你的神，哪怕你不信神”。我的一切寫作，都是要彰顯這個信仰，並在這個信仰中描述世上的一切。

           捷克作家昆德拉講過一個故事：有個人在海邊，看到神創造的世界是那麼美好，看見落日那樣輝煌，他感動得流下了第一滴淚。然後，他被自己流出的第一滴淚感動了，流出了第二滴眼淚。也就是說，他被自己的感動所感動了——你看，別人都在嬉戲遊樂，我卻在看落日。

           人的寫作也分為第一滴眼淚的寫作，和第二滴眼淚的寫作。拜偶像的寫作是第二滴眼淚的寫作。這是很大的試探。越有恩賜，越有“成就”的人，越容易落入這種試探。

           在基督恩典裡的寫作，是第一滴淚的寫作；在基督恩典之外的寫作，是第二滴淚的寫作。在基督復活之前，人類寫作的最高範式是啟示。沒有一種寫作，可以超過舊約 先知的寫作。而在基督復活之後，人類寫作的最高範式是見証。但沒有看見，怎麼作見証呢？一切不相信基督的作家，都誤以為自己仍然在“啟示”的範式下寫作 （就如猶太人仍然在等候彌賽亞）。結果，現代寫作在本質上，都是在“等待基督”。這就是我說非基督徒的寫作都是假先知的意思。

          當然我說的 見証，是以非常豐富的表現形式呈現的，包括了虛構文學。但最打動我的，仍然是非虛構的見証式寫作。東正教徒索爾仁尼琴，能在俄國寫出《古拉格群島》那樣的 好作品，我們中國的新教徒也應當如此。我不是貶低虛構文學，基督之後的虛構文學，在本質上也是對十字架事件的真實見証。

           寫作本是一種敬拜方式。《詩篇》33：3說：“應當向他唱新歌，彈得巧妙，聲音洪亮。”

           過去兩年中，有幾次，因為電腦故障，我寫好的文章完全找不回來了。我經歷了深刻的沮喪，然後甘心樂意地承認：凡是好東西都不是我的，而是從聖靈來的。我完全 不可能再寫出一模一樣的文字。因為寫作是一種敬拜，除非你再次來到主的寶座前，再次為你的寫作低頭禱告，再次在寫作中舉起手來。

          信主前，寫作對我來說，是一種很驕傲的資本，甚至就是一種自我敬拜。現在，寫作慢慢變成一種謙卑的領受。結果寫作變得更美好了——對我來說，寫作是靈修，是敬拜，也是一個破碎和攻克己身的過程。

           寫作也是一種傳道的方式。清教徒時代，荷蘭的改革宗教會有一個規定：所有會員要翻譯或寫文章，都要跟教牧團報告。寫完之後，要由牧長團審閱。這就是說，寫作是神聖的，寫作就如同牧師站講台一樣，是聖言的執事。

           我們現在不這樣了。牧師的講台不能隨便站，寫作卻是完全自由的。一個基督徒想怎麼寫，就怎麼寫，不需要誰來批准。我不是建議回到這個規定去，而是希望每個寫作的基督徒，都認識到寫作即傳道。

           沒有呼召，怎能傳道呢？不知“道”，怎能傳道呢？但今天我們對寫作的態度，過於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換言之，就是壓根不打算對“我的文字會對別人靈魂造成什麼影響”負責任。

四、哀歌與讚美

           寫作還是一種悔改的方式。信主後最打動我的，是大衛所經歷的痛苦，如《詩篇》42：3，“我晝夜以眼淚當飲食，人不住地對我說：‘你的神在哪裡呢？’”我信 主前寫的詩，就充滿了尋找真理的掙扎。信主後，讀到《詩篇》84：6，“他們經過流淚谷，叫這谷變為泉源之地；並有秋雨之福，蓋滿了全谷。”我覺得這是人 類史上最美的詩歌。讚美詩在中國詩歌裡是一個空白，中國詩歌裡沒有過真正的哀歌。因為真正的哀歌，是在對己罪的悔恨中寫出來的。所以，寫作是一種悔改的方 式。不需要悔改，就不需要寫作。

            信主後我在寫作上最深的領受，是對寫作者這一身分的悔改。《詩篇》5：9說：“因為他們的口中沒有誠實， 他們的心裡滿有邪惡；他們的喉嚨，是敞開的墳墓。”這節經文深深地抓住了我。有一次整理文稿時，我發現自己已經寫下超過200萬字。這讓我很害怕。如果賣 了200萬斤豬肉，就算肉裡摻假，也不會影響人的靈魂得救。但這200萬字，寫下的每一個字，都是在作見証，或者作假見証；都是在造就，或者是拆毀。絕對 沒有第三種既不造就、也不拆毀的文字。

           我就跪下來請求主幫助我，先對寫作悔改，再對寫作恐懼戰兢，然後在寫作中經歷神恩惠福音的同在。

           基督徒寫作者很容易跳過哀歌，直接傳福音。每當希望分享神的愛時，就寫讚美詩。就像傳福音時，我們總想分享信主的喜樂，卻難以將自己的軟弱、掙扎和黑暗都說出。

          古往今來，基督徒是生命經歷最深刻、內心掙扎最驚心動魄的人。但我們中國基督徒寫出來的文字，卻缺乏這一生命体驗的深廣。在漢語中，最缺乏的是刻骨銘心的哀歌和懺悔。我們不懺悔，誰在漢語中懺悔呢？我們不發哀歌，誰在漢語中發哀歌呢？

          基督徒應當與這個世界分享我們從哀歌到讚美詩的經歷。基督徒可以寫出最好的哀歌，讓世人看見天與地有多遠，我們的罪孽憂傷和天父的聖潔慈愛就有多大。當這個遼闊的背景空間描繪出來時，基督的道成肉身，才那麼奪目。

         我們要寫什麼──
為漢語文字，寫出最徹底的哀歌，哀到讓人扎心。
為漢語文字，寫出最偉大的懺悔錄。
為漢語文字，描述出最完整的聖經世界觀。
為漢語文字，寫出最敬虔的讚美詩。

五、心靈的主題

           我們的寫作，當以信仰進入文化，刺入中國人心靈世界和價值觀的深處，推翻潛在的偶像，打通靈魂苦旅上的窮途末路。

           我以個人的体會，試著提出以下幾個契合中國知識分子心靈世界的主題：

          1. 從蘇武到摩西。這是流浪的主題。歷來的流浪，包括“六四”一代民運人士的流浪，都仍然是蘇武式的，還沒有走到摩西。真正的曠野在前面，流浪者還不知道自己在哪裡流浪，為什麼流浪。

         2. 從逍遙到拯救。這是劉小楓早年提出來的。怎樣從逍遙走到拯救，從佛、道走向基督，從泛神的自義走向一神下的順服，這是自由的主題。基督教將全面挑戰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自由觀。

         3. 從普羅米修斯到十字架的基督。這是救贖的主題。普羅米修斯代表著知識分子的悲壯觀，和英雄主義的自我期許，以及傳統的澄清天下、解民於倒懸的士大夫情結。 “五四”之後，普羅米修斯的形象，成為有責任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標誌。唯有十字架的基督，能夠破碎這一標誌，又能醫治這一破碎。

         4. 從死亡到復活。這是生命的主題。復活從來不是中國文化的母題，死亡也不是。但，一定要經過死蔭的幽谷，才能帶進來復活的盼望。只有從中國文化中的哀怨、哀傷、哀慟出走，走向真正的哀歌，死亡和復活的意義才能真正凸顯出來。

結語

          楊腓力在《克里姆林宮的鐘聲》一書中講到，蘇聯解体之後，俄國人成群結隊地到教堂受洗。他對一位排隊的人說：“我以為基督教早就在俄羅斯消失了。”那人回答：“只要我們的書店裡還賣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基督教就永遠不會從這個民族的記憶中消失。”

          我們需要屬基督的中國人，需要中國的C. S. Lewis、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許我們這一代做不到，要等到下一代，但神給我們的異象和呼召，從今天就開始了。盼望我們大家彼此激勵，走在這個屬天的異象中。

註：
根據《維基百科》，所謂“公共知識分子”，是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是對社會進言並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

作者為中國著名作家，法律學者。《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推舉其為“影響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50人”之一。本文是2008年作者訪問洛杉磯時的一次公開演講的錄音整理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