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出第一滴淚

王怡口述/洪曉寒整理

本文原刊於《舉目》41期

          我是成都人。成都的天總是灰暗、低沉的,所以有句話叫“蜀犬吠日”,狗看見太陽出來就叫喚。第一次唱那首讚美詩“天離地有多高……”,我就嘀咕,天離地沒有多高啊!有人說成都人很難信主,不知和這個有沒有關係。

            信主之前我一向愛好寫作。我是個公共知識分子(註)和法律學者,關注最多的是公義、自由和民主,所以,我的寫作主題都是公義與自由。記得有一幅畫:希臘的正 義女神,一手拿著劍,一手拿著天平,卻蒙著眼睛。蒙眼表示謙卑,表示自己本來不配站在那個位置。可惜,一個非基督徒的理想主義者,很難不以為自己是公義的 代言人,不以為自己在“行公義、好憐憫“,所以,我以前的文字都很硬,很尖刻,很自義。

           後來我在瑞士洛桑的高等法院,又看到一幅標題為“公義使邦國高舉”的油畫,是希臘的正義女神經過基督教洗禮之後的面貌:她一手拿著天平,一手也拿劍,但是劍尖指著一本書,就是聖經。

           2005年,我和妻子去瑞士,在日內瓦的聖三一教堂裡,我們跪下禱告,表示我們生命的順服。我從此在基督裡,重新尋找寫作的意義。

           先介紹一下我以往的作品。第一本書《載滿鵝的火車》,是一本電影隨筆。第二本書《不服從的江湖》,一本思想隨筆集。第三本叫《美得驚動了中央》,從書名可以看出,這幾本書有多麼桀驁不馴。郵寄時,新聞出版署查封了800多本,當真驚動了中央。

          信主後,我的第一本書是法學專著,《憲政主義:觀念與制度的轉捩》。這是試圖從聖約的觀點,重新理解憲政主義,思考為什麼有法律。這是我信主後在專業上的一 種表達,希望在信仰中,更新對國家、法律和政治的理解。《與神親嘴》,是我信主三年來,面向自由知識分子,談論基督信仰的文字。因為我是從自由主義者過來 的,對國內的自由知識分子有深厚的負擔。《天堂沉默了半個小時》,這本書的副標題,是“電影中的信仰”。我在國內一家主流周刊上有一個專欄,通過電影這一 文化產品,傳遞信仰之光。開始寫時,妻子有些擔心,說每一篇都涉及信仰,怕媒体和讀者不接受。但奇妙的是,那些非基督徒的編輯們,卻將這個專欄評為年度最 佳專欄。很多讀者也說,他們買這份刊物,就衝著這個專欄。我很感謝神,神在鬆動人心,預備萬事,通過我卑微的寫作,讓更多讀者讀到基督徒對信仰的公共表 達,對文化的介入。《自由的崛起》,這是我去年翻譯的一本學術著作,關於16世紀到18世紀,加爾文主義對瑞士、蘇格蘭、英格蘭、法國和美國五個國家的立憲政体的影響。

          以下我從五個方面來分享:

一、生養與治理

          信主前,我是堅決不要小孩的人。理由是我的愛太少,我的愛是有配額的,給妻子一部分,給自己一部分,再留給父母,就所剩無幾了。

          其實,真正的原因,是我看不出生養、就是生命的生生不息到底有何意義。孔子所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珍惜光陰和生命到底有什麼意義?我在本質上對此絕望。

           但這裡便有了一個公共生活與個人生活的深刻斷裂,我可以聽到內心的自我質疑:一方面,你作為知識分子,憂國憂民,高談自由民主;一方面,你卻不想、不敢、不願要孩子。那麼這個國家的未來,到底和你有什麼關係?你到底是為國家,還是為自己呢?連孩子都不愛的人,卻說愛同胞,你不臉紅嗎?

           許多年來,我就活在這樣一個深刻的斷裂中。這一斷裂,使我所寫、所做的一切,在本質上都是假冒偽善。

          信主後,我斷章取義,看到一處經文講:“你這不懷孕、不生養的要歌唱”(《賽》54:1),我就高聲歡呼,說上帝批准我不生孩子。

          2007 年父親節前夕,我準備父親節的講章。我沒做過父親,我也覺得我的父親不怎麼樣。我以前不知道怎樣做父親,因為我在地上沒看見過父的典範;我也不知怎樣做孩子,因為我在地上也沒有看見過子的典範。但聖靈的大能改變了我。晚上10點,當我預備到某一部分時,我轉過頭來,心潮澎湃地對妻子說:我已沒有阻攔了。我們可以要一個孩子嗎?

           我妻子就流淚了。

          第二天我在教會証道,告訴大家,我想要孩子了。大家都問:是真的嗎?因為他們知道我是頑固的丁克一族。如今,我們的孩子一歲零八個月了。我們給他取名王書亞,也是我現在的筆名。

          有句話講:男人寫東西跟女人生孩子一樣難。因為寫作跟“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的使命有關。一個人不想生孩子,卻要寫東西,實在是很奇怪的。當我有孩子之後,我才真正看見寫作的意義;我的寫作與我的個人生命,與公共理想,在基督裡,被他的寶血連接起來了。

           我看見,寫作對我來講就是生養和治理。雖然我們是卑微的器皿,神卻賦予我們以信仰更新文化、以福音牧養大地的使命。這個領受,對我來講是非常美好和深刻的屬靈歷程。我也才真正体會到,為什麼寫作跟生孩子一樣,艱難而尊貴。

二、啟示與見証

           基督之前,有兩類的人寫作。一是領受特殊啟示之後的表達,就是舊約的文學。二是沒有聽到特殊啟示,但在普遍啟示裡面仰望、呼喚、揣摩。

           這第二類人裡面,良莠不齊,龍蛇混雜。柏拉圖和老子都在這一類寫作的高峰。他們沒有聽到上帝關於救恩的啟示,但他們的呼喚與揣摩,都驚心動魄,都似乎帶有對上帝光芒的敬畏。

           基督來後,對人類寫作構成了挑戰。基督來了,死而復活了,一切寫作都不能不面對這一事件。人類的寫作也分為了兩類:一類是相信基督的寫作,是為“我們也見過,也信”的真理作見証——基督之後,人類所能寫出的最偉大的作品,就是見証,也只能是見証。

           第二類就是對此無知的寫作。對不信基督的人來講,他的一切文字,仍然停留在揣摩與呼喚的洞穴裡。當基督以道成肉身的方式,在人間宣告了救贖之道,從此一切不相信基督的寫作,在本質上都是假見証、假先知,且不可避免地落入偶像崇拜之中。

           基督之外的寫作,唯一的價值,是罪人對絕望、黑暗和罪性的刻骨銘心的描寫。

          一個非基督徒作家,無論他多麼優秀,當他試圖對人的命運、結局、出路與夢想,多說一個字的時候,都是有礙真理的。因為罪人的最高智慧就是老子所說的,道可道,非常道,然後閉嘴。除非你不開口,一開口就只有兩種,要麼指向基督,要麼崇拜偶像。

           基督到來之前,人類的寫作中,有許多思考與呼喚,都值得我們尊敬並吸收。但基督來過之後,所有非基督教的哲學家、作家和教授,他們試圖描述的那些体系、思想和圖畫,儘管在人看來不乏洞見,但這一切寫作加起來,不過都是假先知的寫作。因為凡是不以信心回應基督十字架的,都是在人類歷史上作偽証。

          今日世界的文化,就充滿了這些東西。這包括各個藝術層面,也包括世俗心理學。這些假先知的寫作,主宰著這個世界大多數人的價值觀。

三、敬拜與偶像

           我們為什麼寫作?中國傳統講求的是立功、立言、立德,走“三不朽”的道路。對書生來說,“立功”不太有機會,“立德”又很難,只有“立言”的成本最低。所以國內手機短信很發達,因為人人都有表達的慾望。

           信主之後,我慢慢自省,看見寫作是知識分子拜偶像的主要方式之一。寫作,是一種最接近於創世的模仿行為。我們寫作時,感覺就如神一樣。因此,我常常問自己,我真的在為基督寫作嗎?我真的已經與偶像式的寫作割袍斷義了嗎?

           一位朋友對我說:你的文章固然好,但太保守,處處都要談耶穌。我說,我希望大陸有更多“保守”的基督徒加入寫作的事奉,並靠著恩典,在生命和真理上日日更新。

          我也跟一位慕道友說:我相信,“我的神就是你的神,哪怕你不信神”。我的一切寫作,都是要彰顯這個信仰,並在這個信仰中描述世上的一切。

           捷克作家昆德拉講過一個故事:有個人在海邊,看到神創造的世界是那麼美好,看見落日那樣輝煌,他感動得流下了第一滴淚。然後,他被自己流出的第一滴淚感動了,流出了第二滴眼淚。也就是說,他被自己的感動所感動了——你看,別人都在嬉戲遊樂,我卻在看落日。

           人的寫作也分為第一滴眼淚的寫作,和第二滴眼淚的寫作。拜偶像的寫作是第二滴眼淚的寫作。這是很大的試探。越有恩賜,越有“成就”的人,越容易落入這種試探。

           在基督恩典裡的寫作,是第一滴淚的寫作;在基督恩典之外的寫作,是第二滴淚的寫作。在基督復活之前,人類寫作的最高範式是啟示。沒有一種寫作,可以超過舊約 先知的寫作。而在基督復活之後,人類寫作的最高範式是見証。但沒有看見,怎麼作見証呢?一切不相信基督的作家,都誤以為自己仍然在“啟示”的範式下寫作 (就如猶太人仍然在等候彌賽亞)。結果,現代寫作在本質上,都是在“等待基督”。這就是我說非基督徒的寫作都是假先知的意思。

          當然我說的 見証,是以非常豐富的表現形式呈現的,包括了虛構文學。但最打動我的,仍然是非虛構的見証式寫作。東正教徒索爾仁尼琴,能在俄國寫出《古拉格群島》那樣的 好作品,我們中國的新教徒也應當如此。我不是貶低虛構文學,基督之後的虛構文學,在本質上也是對十字架事件的真實見証。

           寫作本是一種敬拜方式。《詩篇》33:3說:“應當向他唱新歌,彈得巧妙,聲音洪亮。”

           過去兩年中,有幾次,因為電腦故障,我寫好的文章完全找不回來了。我經歷了深刻的沮喪,然後甘心樂意地承認:凡是好東西都不是我的,而是從聖靈來的。我完全 不可能再寫出一模一樣的文字。因為寫作是一種敬拜,除非你再次來到主的寶座前,再次為你的寫作低頭禱告,再次在寫作中舉起手來。

          信主前,寫作對我來說,是一種很驕傲的資本,甚至就是一種自我敬拜。現在,寫作慢慢變成一種謙卑的領受。結果寫作變得更美好了——對我來說,寫作是靈修,是敬拜,也是一個破碎和攻克己身的過程。

           寫作也是一種傳道的方式。清教徒時代,荷蘭的改革宗教會有一個規定:所有會員要翻譯或寫文章,都要跟教牧團報告。寫完之後,要由牧長團審閱。這就是說,寫作是神聖的,寫作就如同牧師站講台一樣,是聖言的執事。

           我們現在不這樣了。牧師的講台不能隨便站,寫作卻是完全自由的。一個基督徒想怎麼寫,就怎麼寫,不需要誰來批准。我不是建議回到這個規定去,而是希望每個寫作的基督徒,都認識到寫作即傳道。

           沒有呼召,怎能傳道呢?不知“道”,怎能傳道呢?但今天我們對寫作的態度,過於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換言之,就是壓根不打算對“我的文字會對別人靈魂造成什麼影響”負責任。

四、哀歌與讚美

           寫作還是一種悔改的方式。信主後最打動我的,是大衛所經歷的痛苦,如《詩篇》42:3,“我晝夜以眼淚當飲食,人不住地對我說:‘你的神在哪裡呢?’”我信 主前寫的詩,就充滿了尋找真理的掙扎。信主後,讀到《詩篇》84:6,“他們經過流淚谷,叫這谷變為泉源之地;並有秋雨之福,蓋滿了全谷。”我覺得這是人 類史上最美的詩歌。讚美詩在中國詩歌裡是一個空白,中國詩歌裡沒有過真正的哀歌。因為真正的哀歌,是在對己罪的悔恨中寫出來的。所以,寫作是一種悔改的方 式。不需要悔改,就不需要寫作。

            信主後我在寫作上最深的領受,是對寫作者這一身分的悔改。《詩篇》5:9說:“因為他們的口中沒有誠實, 他們的心裡滿有邪惡;他們的喉嚨,是敞開的墳墓。”這節經文深深地抓住了我。有一次整理文稿時,我發現自己已經寫下超過200萬字。這讓我很害怕。如果賣 了200萬斤豬肉,就算肉裡摻假,也不會影響人的靈魂得救。但這200萬字,寫下的每一個字,都是在作見証,或者作假見証;都是在造就,或者是拆毀。絕對 沒有第三種既不造就、也不拆毀的文字。

           我就跪下來請求主幫助我,先對寫作悔改,再對寫作恐懼戰兢,然後在寫作中經歷神恩惠福音的同在。

           基督徒寫作者很容易跳過哀歌,直接傳福音。每當希望分享神的愛時,就寫讚美詩。就像傳福音時,我們總想分享信主的喜樂,卻難以將自己的軟弱、掙扎和黑暗都說出。

          古往今來,基督徒是生命經歷最深刻、內心掙扎最驚心動魄的人。但我們中國基督徒寫出來的文字,卻缺乏這一生命体驗的深廣。在漢語中,最缺乏的是刻骨銘心的哀歌和懺悔。我們不懺悔,誰在漢語中懺悔呢?我們不發哀歌,誰在漢語中發哀歌呢?

          基督徒應當與這個世界分享我們從哀歌到讚美詩的經歷。基督徒可以寫出最好的哀歌,讓世人看見天與地有多遠,我們的罪孽憂傷和天父的聖潔慈愛就有多大。當這個遼闊的背景空間描繪出來時,基督的道成肉身,才那麼奪目。

         我們要寫什麼──
為漢語文字,寫出最徹底的哀歌,哀到讓人扎心。
為漢語文字,寫出最偉大的懺悔錄。
為漢語文字,描述出最完整的聖經世界觀。
為漢語文字,寫出最敬虔的讚美詩。

五、心靈的主題

           我們的寫作,當以信仰進入文化,刺入中國人心靈世界和價值觀的深處,推翻潛在的偶像,打通靈魂苦旅上的窮途末路。

           我以個人的体會,試著提出以下幾個契合中國知識分子心靈世界的主題:

          1. 從蘇武到摩西。這是流浪的主題。歷來的流浪,包括“六四”一代民運人士的流浪,都仍然是蘇武式的,還沒有走到摩西。真正的曠野在前面,流浪者還不知道自己在哪裡流浪,為什麼流浪。

         2. 從逍遙到拯救。這是劉小楓早年提出來的。怎樣從逍遙走到拯救,從佛、道走向基督,從泛神的自義走向一神下的順服,這是自由的主題。基督教將全面挑戰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自由觀。

         3. 從普羅米修斯到十字架的基督。這是救贖的主題。普羅米修斯代表著知識分子的悲壯觀,和英雄主義的自我期許,以及傳統的澄清天下、解民於倒懸的士大夫情結。 “五四”之後,普羅米修斯的形象,成為有責任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標誌。唯有十字架的基督,能夠破碎這一標誌,又能醫治這一破碎。

         4. 從死亡到復活。這是生命的主題。復活從來不是中國文化的母題,死亡也不是。但,一定要經過死蔭的幽谷,才能帶進來復活的盼望。只有從中國文化中的哀怨、哀傷、哀慟出走,走向真正的哀歌,死亡和復活的意義才能真正凸顯出來。

結語

          楊腓力在《克里姆林宮的鐘聲》一書中講到,蘇聯解体之後,俄國人成群結隊地到教堂受洗。他對一位排隊的人說:“我以為基督教早就在俄羅斯消失了。”那人回答:“只要我們的書店裡還賣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基督教就永遠不會從這個民族的記憶中消失。”

          我們需要屬基督的中國人,需要中國的C. S. Lewis、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許我們這一代做不到,要等到下一代,但神給我們的異象和呼召,從今天就開始了。盼望我們大家彼此激勵,走在這個屬天的異象中。

註:
根據《維基百科》,所謂“公共知識分子”,是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是對社會進言並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

作者為中國著名作家,法律學者。《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推舉其為“影響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50人”之一。本文是2008年作者訪問洛杉磯時的一次公開演講的錄音整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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