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中国,死在中国

本刊记者蔡越

本文原刊于《举目》39期

      中国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的曾孙、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创校院长、前海外基督使团的总主任,戴绍曾牧师(Rev. Dr. James Hudson Taylor III),于2009年3月20日安息主怀。

      和戴牧师相识、相交半个世纪之久的李秀全牧师(现任世界华福总干事、原台湾校园团契总干事、美国校园团契海外宣教部负责人),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回忆起他们交往、同工的点滴,在我们面前,描述出一个真实、亲切、如此贴近我们的美好形象……

相识在半个世纪前

记者:您是何时认识戴绍曾牧师的?

李牧师:那是50年前的事情了,是透过他爸爸戴永冕牧师认识的。

到了1966年,我邀请戴绍曾牧师培训台湾校园团契同工,从此开始有了更深的接触和了解。

其实我认识他的父亲戴永冕牧师更早。1973年底,我和太太从台湾到美国密西根州,探望校园团契的留美毕业生。本来说好了要去看望戴永冕牧师,但遗憾的是,因一场大风雪没有去成。第二年他就去世了。

后来戴绍曾牧师告诉我,他收拾遗物时,打开父亲的圣经,发现里面夹着我和我太太的结婚照。 原来他父亲每天都为我们祷告……

记者:我在您家见过戴绍曾牧师的儿子戴继宗牧师一家。这样算起来,你认识戴家四代人了。

李牧师:是的。戴永冕牧师、戴绍曾牧师、戴继宗牧师,以及戴继宗牧师的儿子,有着华人血统的戴承约,是四代人了。

记者:戴牧师是什么性格的人?

李牧师:诚恳、谦和、温柔,很鼓励人、认同人,很绅士。他的标志是微微的笑容。

那些印象最深刻的事

记者:您和戴牧师相识多年,他有哪些事情令您印象深刻?

李 牧师:1966年,我在台湾校园团契当总干事,在校园同工培训时,请来戴牧师,教授教会历史。结果每个人都喜欢上他的课。他把教会历史的负担放在很多人心 中,比如我太太林静芝。她后来翻译了《历史的轨迹──二千年教会史》一书,多年来一版再版,甚至不少神学院拿这本书当作教科书。戴牧师对她实在影响至深。

在那次培训中,另一个年轻人也深受激励,那就是台大历史系的苏文峰同学。他后来成为美国校园团契总干事、《海外校园》杂志社社长。

另一件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发生在1975年。戴牧师时任“华神”(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院长。我们共同筹备台北青年布道大会,邀请了周联华牧师讲道。有人 怀疑周牧师信仰的纯正性,表示如果邀请周牧师讲道,他们就要离开华神。戴牧师承当了这样的压力,坚持按圣灵的感动行事。我们同心协力,最后把布道会办得很 成功。这一事件,是我们见面常津津乐道的往事。

再有一件事,1976年, 我到波士顿郊区华人圣经教会牧会。按照教会要求,我必须先按立,方能接受牧师职位。我于是寻找按牧团为我按立。

按 牧团需要五位牧师。哈哈,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找上戴牧师。原以为多年朋友,他会在考试时给我放水,没想到他既身为神学院院长,就对我从严考核, 从神学角度问了我很多问题,考得我简直汗流浃背。然而也正因为他的这些神学问题,促使我后来多年不断思考,有不少收获和长进。

记者:显然,他对您的影响和帮助很大。

李牧师:确实如此。比如2006年,我接受“华福”总干事的职位。“华福”的总部在香港,而我居住在美国多年。搬家是一件非常痛苦、非常辛苦的事情,何况我们夫妇都年逾60了。想想前任总干事也住在香港以外,我想我也继续住在美国算了。

戴牧师知道此事,郑重来对我说:《华福》上届总干事高云汉牧师居住在多伦多,是因为他身体不好,不适合居住在香港。你没有这样的健康问题,怎能不住在香港?你既然想好好做一个领袖,就该住在总部。而且,做华人的福音工作,需要住在亚洲。

记者:您现在在香港住了三年了,您觉得戴牧师的这个建议有道理吗?

李牧师:非常有道理。如果我没有住在香港总部,我和总部同工的关系,势必没有现在这么亲切,配搭起来也没有这么融洽。我真的很感谢他的建议,他的眼光周到得多。

电梯门外的笑容

记者:很多人只在文章和讲章中见过戴牧师,而他却是您亲爱的朋友。能不能请您讲一个他的真实、亲切的故事?

李牧师:1972年,我父亲病重住院。有一天医生通知我,说我父亲病危,要我们准备后事。

戴牧师得到消息立即赶到医院,为我父亲祷告。我记得他对主恳请:“主啊,求你医治……”

我父亲居然转危为安,又活了20年。如此深恩我岂会忘记。

戴牧师过世前,和我父亲一样,患上了肝病。我是应该还债的人,所以我向上帝哀哀祷告,求他医治戴牧师。可是上帝有他的时间和美意,也许上帝觉得戴绍曾牧师已经操练好了,可以到他那里去了……

记者:您什么时候见戴牧师最后一面的?

李牧师:今年2月19日,他逝世前的一个月。戴牧师找我们夫妻去他家(他住在香港)。我们谈了很多。

他非常兴奋地告诉我,他即将出版《台约尔传》(编按:本书由戴绍曾牧师与张陈一萍师母合著,已于2009年由台湾宇宙光出版)。台约尔是他曾祖父戴德生的岳父,虽然只活了39岁,却是一个忠心的宣教士。戴牧师一直有极深的负担,想把许多宣教士“云彩般的见証”写出来。

他也为两件事对我们表示感谢。一是他儿子戴继宗牧师在我家住了3年,也在我牧会的教会,和我们同工了5年。当他进入“海外基督使团”时,是以我们的教会为母会的。

二是,他说感谢神透过我们,为他找了一个那么好的中国儿媳妇。

记者:我记得1993年,戴继宗牧师与台湾的柯悦敏姐妹结婚,从此华人的血统进入了戴家。

李牧师:是的,戴绍曾牧师为此非常快乐。

那天谈话结束的时候,我们都站了起来,手牵手祷告。那是我第一次发现,手牵手祷告有一个缺点,就是没有手擦眼泪。我仿佛有预感,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祷告中,戴牧师说了两句话,对我有深切的提醒:“主啊,求你让李牧师在各处讲道时,总把耶稣高高举起来;求你让听他讲道的人,在真道上扎根。”

这两句话,和我多年讲道“回到圣经,回到基础”(Back to the Bible, back to basics)的异象,是深相契合的。

整个交谈过程中,戴牧师一直向我们露出熟悉的笑容,其实那时他已完全是靠吗啡镇痛了。我们告辞时,他坚持送我们到电梯。所以我对他最后的印象,就是电梯的门关上时,他那满面的笑容。

向中国教会诚挚道歉

记者:听说戴牧师有一句名言:“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有一天我会死在中国。”他真的是做到了。

李牧师:那是2006年,他在第7届华福大会上讲过的话。

在这届大会上,滕近辉牧师代表华人教会,向西方宣教士致谢。而代表西方传教士回应的,就是戴牧师。

戴牧师说:“我很爱中国。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有一天我也要死在中国。”

当时全场鼓掌,无人不动容。

记者:这使人想起他祖父戴德生的名言:“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李牧师:这话后面还有重要的一句:“不!不是中国,是基督﹗”

记者:是的,“No, not China, but Christ﹗”

李牧师:在致辞中,戴牧师还代表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教会道歉。他的道歉,深深打动所有人的心。

记者:他为什么而道歉?

李牧师:他道歉的内容有五点,大意是(注):

许多白种人宣教士,在中国宣教士面前,表现出白种人的骄傲和优越。

1, 许多西方宣教士倚靠他们源出的西方国家势力。

2, 许多西方宣教士未能将基督信仰与西方文化分离。

3, 许多西方宣教士未能与中国同工认同

4, 许多西方宣教士没有推动、鼓励中国同工担任领袖。

为以上五点,他代表西方传教士,向中国教会诚挚道歉。

记者:真令人感动。因为我们都知道,戴绍曾牧师生于中国,长于中国,“对中国语文、思维方式及文学的掌握,都与中国人无异”。他对中国传道人亦全心认同、尊重。

李牧师:的确如此。虽然他代表西方宣教士道歉,他本人却刚好相反,是全心认同中国的典范。他从没有白种人的优越感。他很尊敬中国的教会领袖。

他最喜欢穿唐装,那是他的“注册商标”。有一次我在泰国机场碰巧遇到他,远远看到他身穿白色、带盘扣的唐装,任何人一眼就能认出他。

最宝贵的遗产

记者:戴绍曾牧师给华人教会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是什么?

李牧师:他创办了“华神”。他非常注重神学训练,对中国神学以及神学教育的整个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对中国教会的期待、栽培,更是非常独特的。

他对教会历史极其看重,而且把这样的异象传递给了中国的同工。这是他对中国教会非常大的贡献。

记者:您觉得整个戴氏家族,对中国最宝贵的贡献是什么?

李牧师:是信心的见証,是爱神、爱中国的榜样。

这 200年来,有无数西方宣教士,在中国以生命写下了美丽的见証,而戴家是非常突出的。戴德生创办的内地会,是信心的差会,强调信心,强调全然依靠主, “上帝的工作,如果照上帝的吩咐去做,绝对不会缺少上帝的供应。上帝一定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戴德生语)这是在全世界面前所作的见証,也激励了神 所有的仆人。

记者:戴牧师生命中,最值得基督徒效法的是什么呢?

李牧师:是“尊主为大”。他不顾自己,只想神的国、神的工、中国的福音。他所想的是,“我们能为主做更多吗?”

记者:他和您为半个世纪的挚友,他离去了,您一定想念他吧?

李牧师:非常想念。今年2月19日我在他家拍的照片,至今留在我的相机中,虽然已经存到了电脑中,但我仍然不舍得删去。

他的儿子戴继宗牧师说过一件有趣的往事:他在台湾读小学的时候,他爸爸骑脚踏车送他上学。小继宗不到门口就要下车。爸爸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我不要同学看到我爸爸是老外。” 小继宗从没有觉得自己是外国人,因为父母的教育,使他从内心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这就是“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死在中国”,如此爱神、爱中国的戴绍曾牧师啊!

注:
这五点原文为:
1. 许多表现出白种人的骄傲/优越 。
2. 许多倚靠他们源出的西方国家势力 。
3. 许多未能将福音从西方文化中分别出来 。
4. 许多未能与他们的中国同工认同 。
5. 许多没有推动、鼓励中国同工担任领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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