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蔡越

本文原刊於《舉目》39期

      中國內地會創辦人戴德生的曾孫、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創校院長、前海外基督使團的總主任，戴紹曾牧師（Rev. Dr. James Hudson Taylor III），於2009年3月20日安息主懷。

      和戴牧師相識、相交半個世紀之久的李秀全牧師（現任世界華福總幹事、原台灣校園團契總幹事、美國校園團契海外宣教部負責人），接受了本刊記者的採訪，回憶起他們交往、同工的點滴，在我們面前，描述出一個真實、親切、如此貼近我們的美好形象……

相識在半個世紀前

記者：您是何時認識戴紹曾牧師的？

李牧師：那是50年前的事情了，是透過他爸爸戴永冕牧師認識的。

到了1966年，我邀請戴紹曾牧師培訓台灣校園團契同工，從此開始有了更深的接觸和瞭解。

其實我認識他的父親戴永冕牧師更早。1973年底，我和太太從台灣到美國密西根州，探望校園團契的留美畢業生。本來說好了要去看望戴永冕牧師，但遺憾的是，因一場大風雪沒有去成。第二年他就去世了。

後來戴紹曾牧師告訴我，他收拾遺物時，打開父親的聖經，發現裡面夾著我和我太太的結婚照。 原來他父親每天都為我們禱告……

記者：我在您家見過戴紹曾牧師的兒子戴繼宗牧師一家。這樣算起來，你認識戴家四代人了。

李牧師：是的。戴永冕牧師、戴紹曾牧師、戴繼宗牧師，以及戴繼宗牧師的兒子，有著華人血統的戴承約，是四代人了。

記者：戴牧師是什麼性格的人？

李牧師：誠懇、謙和、溫柔，很鼓勵人、認同人，很紳士。他的標誌是微微的笑容。

那些印象最深刻的事

記者：您和戴牧師相識多年，他有哪些事情令您印象深刻？

李 牧師：1966年，我在台灣校園團契當總幹事，在校園同工培訓時，請來戴牧師，教授教會歷史。結果每個人都喜歡上他的課。他把教會歷史的負擔放在很多人心 中，比如我太太林靜芝。她後來翻譯了《歷史的軌跡──二千年教會史》一書，多年來一版再版，甚至不少神學院拿這本書當作教科書。戴牧師對她實在影響至深。

在那次培訓中，另一個年輕人也深受激勵，那就是台大歷史系的蘇文峰同學。他後來成為美國校園團契總幹事、《海外校園》雜誌社社長。

另一件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發生在1975年。戴牧師時任“華神”（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院長。我們共同籌備台北青年佈道大會，邀請了周聯華牧師講道。有人 懷疑周牧師信仰的純正性，表示如果邀請周牧師講道，他們就要離開華神。戴牧師承當了這樣的壓力，堅持按聖靈的感動行事。我們同心協力，最後把佈道會辦得很 成功。這一事件，是我們見面常津津樂道的往事。

再有一件事，1976年， 我到波士頓郊區華人聖經教會牧會。按照教會要求，我必須先按立，方能接受牧師職位。我於是尋找按牧團為我按立。

按 牧團需要五位牧師。哈哈，千不該、萬不該，我不該找上戴牧師。原以為多年朋友，他會在考試時給我放水，沒想到他既身為神學院院長，就對我從嚴考核， 從神學角度問了我很多問題，考得我簡直汗流浹背。然而也正因為他的這些神學問題，促使我後來多年不斷思考，有不少收穫和長進。

記者：顯然，他對您的影響和幫助很大。

李牧師：確實如此。比如2006年，我接受“華福”總幹事的職位。“華福”的總部在香港，而我居住在美國多年。搬家是一件非常痛苦、非常辛苦的事情，何況我們夫婦都年逾60了。想想前任總幹事也住在香港以外，我想我也繼續住在美國算了。

戴牧師知道此事，鄭重來對我說：《華福》上屆總幹事高雲漢牧師居住在多倫多，是因為他身体不好，不適合居住在香港。你沒有這樣的健康問題，怎能不住在香港？你既然想好好做一個領袖，就該住在總部。而且，做華人的福音工作，需要住在亞洲。

記者：您現在在香港住了三年了，您覺得戴牧師的這個建議有道理嗎？

李牧師：非常有道理。如果我沒有住在香港總部，我和總部同工的關係，勢必沒有現在這麼親切，配搭起來也沒有這麼融洽。我真的很感謝他的建議，他的眼光周到得多。

電梯門外的笑容

記者：很多人只在文章和講章中見過戴牧師，而他卻是您親愛的朋友。能不能請您講一個他的真實、親切的故事？

李牧師：1972年，我父親病重住院。有一天醫生通知我，說我父親病危，要我們準備後事。

戴牧師得到消息立即趕到醫院，為我父親禱告。我記得他對主懇請：“主啊，求你醫治……”

我父親居然轉危為安，又活了20年。如此深恩我豈會忘記。

戴牧師過世前，和我父親一樣，患上了肝病。我是應該還債的人，所以我向上帝哀哀禱告，求他醫治戴牧師。可是上帝有他的時間和美意，也許上帝覺得戴紹曾牧師已經操練好了，可以到他那裡去了……

記者：您什麼時候見戴牧師最後一面的？

李牧師：今年2月19日，他逝世前的一個月。戴牧師找我們夫妻去他家（他住在香港）。我們談了很多。

他非常興奮地告訴我，他即將出版《台約爾傳》（編按：本書由戴紹曾牧師與張陳一萍師母合著，已於2009年由台灣宇宙光出版）。台約爾是他曾祖父戴德生的岳父，雖然只活了39歲，卻是一個忠心的宣教士。戴牧師一直有極深的負擔，想把許多宣教士“雲彩般的見証”寫出來。

他也為兩件事對我們表示感謝。一是他兒子戴繼宗牧師在我家住了3年，也在我牧會的教會，和我們同工了5年。當他進入“海外基督使團”時，是以我們的教會為母會的。

二是，他說感謝神透過我們，為他找了一個那麼好的中國兒媳婦。

記者：我記得1993年，戴繼宗牧師與台灣的柯悅敏姐妹結婚，從此華人的血統進入了戴家。

李牧師：是的，戴紹曾牧師為此非常快樂。

那天談話結束的時候，我們都站了起來，手牽手禱告。那是我第一次發現，手牽手禱告有一個缺點，就是沒有手擦眼淚。我彷彿有預感，我再也見不到他了。

禱告中，戴牧師說了兩句話，對我有深切的提醒：“主啊，求你讓李牧師在各處講道時，總把耶穌高高舉起來；求你讓聽他講道的人，在真道上扎根。”

這兩句話，和我多年講道“回到聖經，回到基礎”（Back to the Bible， back to basics）的異象，是深相契合的。

整個交談過程中，戴牧師一直向我們露出熟悉的笑容，其實那時他已完全是靠嗎啡鎮痛了。我們告辭時，他堅持送我們到電梯。所以我對他最後的印象，就是電梯的門關上時，他那滿面的笑容。

向中國教會誠摯道歉

記者：聽說戴牧師有一句名言：“我生在中國，長在中國，有一天我會死在中國。”他真的是做到了。

李牧師：那是2006年，他在第7屆華福大會上講過的話。

在這屆大會上，滕近輝牧師代表華人教會，向西方宣教士致謝。而代表西方傳教士回應的，就是戴牧師。

戴牧師說：“我很愛中國。我生在中國，長在中國，有一天我也要死在中國。”

當時全場鼓掌，無人不動容。

記者：這使人想起他祖父戴德生的名言：“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我若有千條性命，絕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

李牧師：這話後面還有重要的一句：“不！不是中國，是基督﹗”

記者：是的，“No， not China， but Christ﹗”

李牧師：在致辭中，戴牧師還代表西方傳教士對中國教會道歉。他的道歉，深深打動所有人的心。

記者：他為什麼而道歉？

李牧師：他道歉的內容有五點，大意是（註）：

許多白種人宣教士，在中國宣教士面前，表現出白種人的驕傲和優越。

1， 許多西方宣教士倚靠他們源出的西方國家勢力。

2， 許多西方宣教士未能將基督信仰與西方文化分離。

3， 許多西方宣教士未能與中國同工認同

4， 許多西方宣教士沒有推動、鼓勵中國同工擔任領袖。

為以上五點，他代表西方傳教士，向中國教會誠摯道歉。

記者：真令人感動。因為我們都知道，戴紹曾牧師生於中國，長於中國，“對中國語文、思維方式及文學的掌握，都與中國人無異”。他對中國傳道人亦全心認同、尊重。

李牧師：的確如此。雖然他代表西方宣教士道歉，他本人卻剛好相反，是全心認同中國的典範。他從沒有白種人的優越感。他很尊敬中國的教會領袖。

他最喜歡穿唐裝，那是他的“註冊商標”。有一次我在泰國機場碰巧遇到他，遠遠看到他身穿白色、帶盤扣的唐裝，任何人一眼就能認出他。

最寶貴的遺產

記者：戴紹曾牧師給華人教會留下的最寶貴的遺產是什麼？

李牧師：他創辦了“華神”。他非常注重神學訓練，對中國神學以及神學教育的整個結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對中國教會的期待、栽培，更是非常獨特的。

他對教會歷史極其看重，而且把這樣的異象傳遞給了中國的同工。這是他對中國教會非常大的貢獻。

記者：您覺得整個戴氏家族，對中國最寶貴的貢獻是什麼？

李牧師：是信心的見証，是愛神、愛中國的榜樣。

這 200年來，有無數西方宣教士，在中國以生命寫下了美麗的見証，而戴家是非常突出的。戴德生創辦的內地會，是信心的差會，強調信心，強調全然依靠主， “上帝的工作，如果照上帝的吩咐去做，絕對不會缺少上帝的供應。上帝一定會供應我們一切所需要的。”（戴德生語）這是在全世界面前所作的見証，也激勵了神 所有的僕人。

記者：戴牧師生命中，最值得基督徒效法的是什麼呢？

李牧師：是“尊主為大”。他不顧自己，只想神的國、神的工、中國的福音。他所想的是，“我們能為主做更多嗎？”

記者：他和您為半個世紀的摯友，他離去了，您一定想念他吧？

李牧師：非常想念。今年2月19日我在他家拍的照片，至今留在我的相機中，雖然已經存到了電腦中，但我仍然不捨得刪去。

他的兒子戴繼宗牧師說過一件有趣的往事：他在台灣讀小學的時候，他爸爸騎腳踏車送他上學。小繼宗不到門口就要下車。爸爸問他為什麼，他回答說：“我不要同學看到我爸爸是老外。” 小繼宗從沒有覺得自己是外國人，因為父母的教育，使他從內心認同自己是中國人。

這就是“生在中國，長在中國，死在中國”，如此愛神、愛中國的戴紹曾牧師啊！

註：
這五點原文為：
1. 許多表現出白種人的驕傲／優越 。
2. 許多倚靠他們源出的西方國家勢力 。
3. 許多未能將福音從西方文化中分別出來 。
4. 許多未能與他們的中國同工認同 。
5. 許多沒有推動、鼓勵中國同工擔任領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