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真

本文原刊于《举目》39期

      自从拙作“圣经考古”系列文章在《举目》杂志刊登以来，不时收到弟兄姐妹的电话及电子邮件。 其中有鼓励的话，有提供修改的意见，有告以他们在报章杂志及网页上读到的考古新消息，也有大学同窗好奇地问：“考古系在我们念大学时不是编制在文学院 吗？”言下之意，你这个学物理的班门弄斧，凑什么热闹？

       笔者对圣经考古的兴趣，源起于20年前读欧凯莉（Kay Arthur）教导归纳法查经的书，书中强调，第一步的“观察”，重点在“当代的作者要对当代的读者说什么？”（What did it say?）也就是要了解圣经写作时代的文化背景。从那时起，就在任教大学的神学院，选了所有与圣经背景有关的课。身为学校教员，选课免费。举凡新旧约考 古、新约背景、新约历史、两约之间、圣经写作等，真是不选白不选。

       至于提笔写书，则是受到一位来自国内访问学者的刺激，声称圣经是“神话故事”！为了証实 圣经历史的可靠性，为了証明圣经不是“神话故事”，遂在退休后，积极地收集考古资料。笔者卯足了劲，从《创世记》开始，写到教会建造。每一个段落的完成， 就像在难产中又生下了一个孩子。

什么是圣经考古？

       圣经考古不是神学研究，不能証明 “三位一体”，也不能証明“道成肉身”。圣经考古乃是将古代历史中与圣经记载有关的文物，以科学方法将其挖掘、解读、评论、分析并发表。考古学家也是历史 家，只是他们对圣经的兴趣，超过了文字，是亲身到野外实地勘察挖掘。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增加了我们读经时多一度思维的亮光。

       圣经是一部历史，历史需要考証。从西安出土的兵马俑，揭晓了公元前两百多年所建，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蹟”陵墓的奇特与宏伟，証实了史书对秦始皇帝的记载，确有其 人，也确有其事。同样地，若非在20及30年代出土的努及（Nuzi）及马里（Mari）石板，提供了巴勒斯坦在族长时期的地名、人名、商业行为、风俗习 惯，以及他们的思想方式与做事方法，我们也无法了解当年雅各带着妻儿离开示剑前往伯特利时，他为何将首饰埋藏在一棵橡树底下？（《创》35：1-4）

       若不是从迦南地挖出大量经过火祭的婴儿骨骸，我们也不能体会为何耶和华神对迦南人的偶像祭拜，如此深痛恶绝。也同样地，若非考古学者让我们知道第一世纪犹太人 的埋葬习俗，我们在乍读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太》8：22）这句话时，是否也认为耶稣有点不近人情？

       圣经考古除了向我们阐明圣经的文化和写作背景，也帮助化解圣经学者间一些学术性的争议。例如，圣经里提到“赫人”（The Hittites）超过四十次，因此圣经学者认为赫人必然是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古民族。 但早期考古家在圣经之外，找不到任何记载“赫人”的史籍，故曾有圣经评论家宣称“赫人”为一想像民族。 直到十九世纪末期，考古家在土耳其首都安加拉以东的哈利斯河湾（Halys River），挖掘出主前十三世纪赫人帝国首都波格斯凯（Boghazkoy）的废墟，发现大批赫人古文物及刻有楔形文字的泥版——现在陈列在安那托利亚 文物博物馆（Museum of Anatolian Civilizations，又称赫人博物馆）， 才平息了学术上的争议，也填补了历史上的空隙。

野地圣经考古

       在笔者的大学时期，考古系确实属文学院，可见考古学可以算是科学与人文的结合。从科学角度看，以科学仪器来测量历史的文物，应属“间接观察”的范围。就如刑 事人员办案，事件发生已成过去，只得凭现场遗留下来的蛛丝马迹，追索曾经发生的事件。考古学的办案，也是如此。遗址现场应尽量保持完整，办案过程，也依照 极为严谨的程序进行。

       圣经记载涵盖的地理面积虽然不大，西从地中海岸、东到两河流域，南自埃及、北至小亚细亚，却都陷在政治敏感的地带， 专家只能在“被批准”的范围内搜索。借着近代高科技红外线及探地雷达影像，提供三度空间的定位，可将人造建筑物与地层土壤分别出来。即便如此，及至今日， 在近10,000处可开发的遗址中，真正经由考古学家勘查、挖掘、分析、及报告的遗址，却少于500处。足见考古工作的艰难！很庆幸当年没入考古系。

       考古家探勘最大的目地之一，在于寻找古土墩（Ancient Tells, Mounds）。古土墩为历代城市废墟一层层堆积而成。一旦决定了可发掘的土墩，在动铁铲、铁锹之前，要先为未来出土的古物定位。古土墩先被整齐的划分为 五公尺见方的棋盘（图一），正如数学上的X-Y座标，再由棋盘垂直往下挖到地基，这就是座标的Z-轴。像切蛋糕一样，被埋藏在不同时代的地层，就如蛋糕的 不同水果和奶油层次，会显露出来。不同于蛋糕纵切面整齐平行的层次，地层形成的厚薄不等。因此在同一个Z-轴的X-Y面，并不一定代表同一个时代的地层 （图二）。

        在地层中每一件显露出来的古物，其x-y-z的位置立即被精确地记录下来。古物中可收集的有各种矿物、石头、动物之骨骸、植物的化石等。有的需 要做立即的摄影和分析。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考古队，通常集合了地质、古生物、气象、动物、植物等专业人才，以及负责设计、摄影、测量、电脑分析等工程人 员。在干旱的中东地区作野地考古，费时费力、耗资耗神，绝不似电影《法柜奇兵》那样，充满了神奇及罗曼蒂克色彩。等到把挖掘出来的宝物带回实验室，更艰巨 的工作才开始。

圣经考古年代测定

       在实验室中的分析工作，最重要的步骤之一是为古物定 期──断定该物属于哪一个年代。对地质年代的定期，我们最熟悉的应当是铀系列年代测定法（Uranium Series Dating）。这种方法的适用范围，限于鉴定一万到两百万年的地层。含有磁铁的火成岩及水成岩，则以成本更高的古地磁年代测定法 （Paleomagnetic Dating）较为准确。至于处理人类（或原始人类）骨骇，因其长年吸收周围土壤中的氟，可以用氟年代测定法（Fluorine Dating）来定期。此法相当准确，可以测出不同骨骸的相对年代。考古史上有名的皮尔当骗案（Piltdown Man Hoax），就是借着氟年代测定法，发觉其头骨及下颚骨年代有很大的差距而告破案。

       有机古生物年代的定期，最普遍的当属碳14年代测定法 （Carbon 14 Dating）。此法的可信度，建立在过去数千年大气中碳14含量不变的假设上。事实上，太阳风与地球磁场的互动，会影响大气中碳14的含量。另一个变 数，则因碳易溶于水中，样品的处理必须考虑到污染的问题。长期以来都灵裹尸布（Shroud of Turin）年代之谜，就是在碳14定期上，因污染问题争议纷纷所致。

      氨基酸年代分析（Amino Acid Analysis, Racemization）是另一用来测定有机古物年代的方法。生物死后，体内的L-氨基酸开始蜕变为D-氨基酸，直到两者达到平衡。借着各氨基酸不同的 蜕变速度，可以测出生物的年代。氨基酸蜕变的速度和温度有关，这也是一项难以控制的因素。最有趣的是花粉年代测定法（Pollen Dating），谁也不会料到，那些每年春秋让我们流泪鼻塞的花粉，长年埋在地层中成为化石后，却会对考古家说起话来。分析花粉的种类，追踪出当年播粉的 植物，该地层当代的气候，即可分晓其年代。考古学家根据花粉化石分析，推断在2,000多年前死海附近的昆兰，该是个雨水丰足可长树木的住宅区。足见当年 爱辛尼人为远离耶路撒冷的政治斗争，择地而迁，却到了有树木遮盖，隐密安全之土。从当地出土的陶器判断，爱辛尼人过的是虽简朴、却自给自足的生活。

      说到历代民间日常生活中，从吃饭、洗脸、到储存，甚或市场交易，样样不可缺的陶器，因为制作成本低廉，却又笨重易碎，居民在迁移或逃难时，携带不便，弃于原 地，竟也成了后世考古家眼中的宝物。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陶器，有其特异的文化色彩。从地层不同深度挖掘出来的陶器，专家一眼看去，根据其形状、色彩、釉 料、质地、绘图、立即知道它的大致年代。同地层的其他古物，只要有陶器为伴，就有了参考的年代。图三所列就是自新石器时代（8500-4300BC）到新 铁器时代（1000-332BC），在巴勒斯坦出土陶器的特色表。若说古物年代测定是考古的科学面，那么专家对陶器造型的鉴定，就应当是考古的艺术面吧！ 陶器的碎片（Ostraca），是当代人书写时信手拈来的“纸张”。迦南地一些市场买卖的契约合同，就即时地刻在陶碎片上。

        陶器的定期， 除了传统的钾氩年代定期法（Potassium-Argon Dating），近年亦有热释光年代测定法（Thermoluminesence Dating）。陶土在蜕变过程中放出的电子陷落在晶格里，经加热后，测量因热而由晶格释放出的电子量，即可断定其年代。此法与更新的中子活化年代测定法 （Neutron Activation Dating），均属昂贵的高等科技。后者不仅可以测年代，也可以同时测出该陶器原料的出处，及其特殊的烧结工艺。图四所示为巴勒斯坦自希腊统治期以后， 民间所用的陶质油灯。图中由左上角顺时针分别为希腊风格、马加比、希律家，晚期拜占庭、早期拜占庭、及罗马时期的油灯。

       正如其他的科学研 究，由观察、收集资料、分析、撰写报告，直到登载在科学期刊，每一篇考古论文的发表，皆为许多专家呕心沥血的成果。论文在期刊编辑定稿前，又要经过数位同 行一而再的审核。近年来社会大众，无论信仰，对圣经考古的兴趣，随着大众传播的普遍而提高。电视、电缆频道、报章杂志及网页上常有圣经考古的报告──在某处发现了约柜，在某山找到了挪亚方舟，又在某地发现了耶稣的墓等。

       对这些未经专家严格审核的报导，我们应有分辨的智慧。科学界公认可靠的考古学期刊有《圣 经考古学者》（Biblical Archaeologist），《圣经考古评论》（Biblical Archaeology Review）等等（注1），皆因经过专家审核，其内容可靠性也较高。即使刊登在上列期刊的研究报告，也经常面临同侪专家的挑战。从负面看来，“同行相 忌，自古皆然。”然而从正面来看，批评、挑战与竞争，不就是科学进步的动力吗？

       写到这里，读者会问，200多年来考古家的努力，証明了圣经是神的话吗？“耶和华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神会对他自己的话负责。著名圣经考古学家古鲁克（Nelson Glueck, 1900-1971）说得好：“许多年考古的历史，许多的古物出土，至今尚未有任何一宗的发现，与圣经的记载相抵触，反而更証实圣经历史的真实性。”但我 问自己：当再见到多年前向我挑战的访问学者时，我是否已准备好，能以温柔敬畏的心，向他述说圣经记载的历史可靠性，以及我心中盼望的缘由？若是神的儿女都 闭口不见証他的荣耀，岂不连石头都要呼叫起来！（《路》19：40）

注：
1. 其他科学界公认可靠的考古学期刊尚有：Ancient Near East（ANE），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BASOR），Israel Exploration Journal（IEJ），Palestine Exploration Quarterly（PEQ），Near Eastern Archaeology（NEA）等等。
作者曾任波士顿大学教授，现已退休。她目前是美国校园团契的特约同工，负责欧洲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