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举目》官网“言与思”栏目2019.11.11

黄奕明

 

财富的拥有与分配，是基督徒不常谈的话题。今天，让我们来看看圣经中的“经济正义”（注1）。

 

• 埃及为奴时的“经济正义”

我们先从埃及说起。约瑟被卖到埃及，因为替法老解梦而做了宰相。后来他领导埃及人在七个丰年的时候囤积粮食，然后在七个荒年的时候先赈灾，后征收田地，进而使全国人民都成为农奴。而以色列人进到歌珊地以畜牧为业，在约瑟死了多年以后成为奴工。在法老王的统治下，土地与人民都是属于国家的，埃及人民要缴五分之一的重税，而以色列人则成为一无所有的奴隶。

在这样的制度下，可以说是民不聊生，而且法老王还下令屠杀以色列人的男婴，幸好摩西被法老的女儿收养，而成了解救以色列民出埃及的英雄。这时候根本谈不上经济正义，并且是绝对的君主独裁。

直至今日，世界上还有许多这样的国家，例如非洲的史瓦帝尼王国，亚洲的文莱等等，有些国家虽然没有君主，却是由军事强人实施独裁，例如北朝鲜的领导人。这些君主都有绝对的经济支配权。如果是富有资源的国家（比如拥有石油），百姓会得到生活上的保障；反之，贫穷落后的国家，整体的经济国力，操纵在少数人的手中，往往是君主或领导人穷奢极侈，老百姓却过著艰难贫寒的生活。

 

• 旷野漂流时的“经济正义”

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过了红海之后，本应直奔迦南地，却因为十二个探子中有十位报的是凶讯，因而大发怨言，空有六十万大军，却落得只能在旷野飘流四十年。四十年间，天降吗哪，磐石出水，解决了他们饮食的需要，甚至有鹌鹑飞来，满足了他们吃肉的欲望。在旷野中没有田地可耕种，百姓所畜牧的牲畜，还要供应献祭的需求。这个时期的经济正义，是人人平等的，耶和华为百姓供应了日用的饮食。这种经济类似于国家供给制，并且是绝对的神权统治。

 

• 进入迦南后的经济正义

约书亚终于率领以色列人渡过约但河，进入了应许之地——迦南。十二支派分别得地为业，开始吃那地的出产，吗哪就止住了。这是自埃及为奴以来私有制的开端，以色列中没有王，在士师与祭司的统治之下，但还是绝对的神权统治。

这个时期的私有制，其实与今天资本主义下的定义相去甚远，即那时基本上是以家族的联合统治为主，在十二支派联合于利未支派——祭司家族的统治之下，所谓的“经济正义”是由律法所界定的，缴交十分之一是其特色之一。

 

• 禧年所揭示的经济正义

“你要计算七个安息年，就是七七年。这便为你成了七个安息年，共是四十九年。当年七月初十日，你要大发角声；这日就是赎罪日，要在遍地发出角声。第五十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禧年，各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第五十年要作为你们的禧年。这年不可耕种；地中自长的，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因为这是禧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吃地中自出的土产。这禧年，你们各人要归自己的地业。你若卖什么给邻舍，或是从邻舍的手中买什么，彼此不可亏负。你要按禧年以后的年数向邻舍买；他也要按年数的收成卖给你。年岁若多，要照数加添价值；年岁若少，要照数减去价值，因为他照收成的数目卖给你。你们彼此不可亏负，只要敬畏你们的神，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利》25：8-17）

在人类历史上，“禧年”的观念是十分独特的，因为牵涉到赎回自己的地业。虽然仍然要以相当的代价赎回，但是每五十年，就会有一次重新洗牌。

西方社会私有财产制的历史其实很短，在英国，私有制的出现，可以回溯到17世纪；东方社会私有财产制的起源不可考，在帝制的封建社会中，所谓“私有财产制”也仅仅是一种相对的说法。一直要到近代的资本主义兴起，它的定义才比较清楚，而所谓“经济正义”的讨论，也是在这个前提之下产生的。

通过对经济正义思想的一般历史考察，可以粗略得出以下结论：

1.经济正义问题不是从来就有的。

很显然，经济正义问题与私有制、私有权相伴而生，并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完善而日趋融入经济学和伦理学的理论之中。

从古罗马法、普通法到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再到现代西方产权理论，基本上都同意以下的看法，即财产权利本质上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以契约形式）相互认可的行为性权利，或由人们共同承认的第三方（政府、法院）裁定的行为性权利。这种权利确定了每一个人的行为规范，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他与其他人之间的约定关系，或承担不遵守这种约定的成本。它所形成的一定的经济制度就是确定人们使用稀缺资源时的相应权利地位的一切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的总和。

在这里，经济正义问题和财产权利问题已经连为一体。当人们谈论财产权利、契约的同时，已经不言自明地渗透了他们对正义的理解，而脱离了财产权利，正义就成为无谓的空谈。

2.围绕经济正义的第一个焦点问题是私有财产权利是否正义。

在这个问题上的回答呈现为两极对立。人们要么为私有财产权利作正义辩护，要么对私有财产权利进行正义批判。前者在历史上是主流观点，并且成为私有制得以确立的伦理武器。后者的主张也贯穿整个近代，但基本停留在空想层面，没有对私有制本身造成实际的冲击，但也起到了两个作用：为后来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现代史上公有制国家的出现提供了思想养料；同时促使私有制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所改进和完善。

对于这个问题，圣经里有许多经文可以供我们思考。十诫中，有两条诫命与此有关。一是第八条诫命“不可偷盗”（《出》20:15），二是第十条诫命“不可贪恋他人所有的一切”（参《出》20：17）。摩西五经中，多次强调尊重他人的私有财产，“不可挪移你邻舍的地界”（参《申》19:14），《箴言》也告诫人“不可挪移古时的地界。也不可侵入孤儿的田地”（《箴》23:10）。亚伯拉罕作为信心之父，他蒙神大大赐福的标记之一，就是神赐给他拥有丰富的财产。而约伯在经历试炼之后，神给他的奖赏是，令他的拥有的财产加倍。

另一方面，圣经中可以作为反对私有财产权利的经文，有《使徒行传》2章44节：“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 当然要注意的是：第一，当时教会的人并非实行“共产主义”，并没有采用任何暴力革命强迫与剥夺，“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作主吗？”（《徒》5:4）。第二，这种“凡物公用”的情形，在教会历史中只是昙花一现，在圣经中的记载是以记叙事件的方式出现，而非命令规定必须遵行的。

3.经济正义问题的第二个焦点是均等财富或均等分配是否正义。

这个问题在近代历史是从属于上一个问题的，但其重要性实际上不亚于上一个问题。没有分配正义问题，财产权的正义问题就没有意义。而且分配问题具可操作性和可检验性。因此，西方思想家在肯定私有制天然合理的前提下，把分配作为经济正义理论的主要问题。而主张公有制的思想家则认为，离开所有制问题，只在分配上做文章，是不可能真正解决分配正义问题的。（注2）

人人有饭吃，这是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但是实际上在20世纪的实验结果却是均贫，甚至饿死了很多人。即使是国家社会主义，也要倚赖重税去维持，这也是现在欧洲国家的困境：人民坐享福利，却不愿意工作，或是找不到工作。如果没有神蹟，想必欧洲也会坐吃山空。

而“禧年”的重新分配，是在神权统治下产生的，不是来自对于人性的乐观或是悲观。无论是国家社会主义或是共产主义，其实都是对于人性的过于乐观造成的，共产主义的所谓“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在人人都有自私、懒惰、贪婪的罪性情况下，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其基础奠基于微观经济学的基本认定，即“人人都是利己的”，从而才能达成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但同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仰仗的乃是来自对于人罪性的约束，引述韦伯的一段话：

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这就是本文力图论证的观点。（注3）

90年代初中国正式走上市场经济道路，从而带来近30年的经济腾飞、中国奇迹。当年引入西方经济学时，被反复引用提及的乃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但被极大忽略的乃是他的另一本《道德情操论》。

今天当面对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相关问题时，解决的着眼点很可能并不在经济本身，而是要聚焦在人性的根本问题上。

“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祂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祂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祂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路》4：16-21）

真正的禧年是耶稣基督带来的，不是为了地上的经济正义，而是为了把属天的祝福赏赐给人类。人类最大的敌人并不是当代科技的日新月异，而是自己的贪婪。这也是耶稣基督来的任务，祂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注：

1、经济正义是指在正义的一般意义之下，突出反映正义的实践理性精神或现实规定，即人的经济行为需要选择理想的体制性目标和规范，社会经济关系及其矛盾冲突需要平衡和解决。是从人类本性，社会财富分配，和社会经济对人类发展的影响的角度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准则的定义。（来源：百度百科）

2、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zh-tw/经济正义

3、马克斯‧韦伯著、于晓等译、顾忠华审定（2005）《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台北：左岸。页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