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星

本文原刊于《举目》38期

      谁是加尔文？在《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这本书 中，作者哈特介绍：“著名的新教神学家和道德学家约翰．加尔文，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位主要人物。400多年来，他的有关神学、政治、个人道德和工作习惯等许 多不同学科的观点，影响着数以亿计人的生活。”还有一些如雷贯耳的头衔，诸如：“现代民主之父”、“现代法语之父”、“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意识形态外衣 的人”、“资本主义精神的缔造者”、“近代世界的先驱”等等，或多或少大家也都有所耳闻。

         平心而论，加尔文从读神学预科，到研究法律，再到研究人文的特殊经历，赋予了他一种简约却深刻的研究方法和逻辑表达能力，从而进一步影响了他的改教，影响了他改教思想的内容与精神，使其终成为伟大的宗教改革家。

        不过，估计连加尔文自己也没有料到，500年后的今天，关于加尔文主义和所谓“归正运动”的讨论和争论愈演愈烈。其拥护者，对灵恩派教会一些明显违背圣经教导的做法，进行了猛烈抨击。但与此同时，相当多高举加尔文主义旗帜的教会，却陷入了门可罗雀的窘境。

        那么，如何看待加尔文主义？如何看待归正教会相对死板的聚会形式，和戴在头上的“新法利赛人”的大帽子？面对许多“加尔文主义者”认死理、不讲人情的指责，归正教会是否需要对一些人、事的潜规则，进行适当的规避，以达到某种的“和谐”？……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可以追根溯源，从对加尔文主义的错误认识开始。

误区一：加尔文主义，等同加尔文的思想

        如今各国整治金融危机如火如荼，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的经济思想，正在重现它在上世纪50和60年代的强势。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把凯恩斯的思想，总括为“凯恩斯主义”呢？

        不能！稍有经济学史背景的人都知道，凯恩斯曾经赴美，参加一个以他的经济学理念冠名的学术会议。与会的大多数人，都自称是凯恩斯主义者。当会议结束，凯恩斯离开的时候，他感叹道，自己是与会者中唯一的非凯恩斯主义者。

         这当然被后人当作笑谈。不过其中的真意，确实值得人回味。所谓的凯恩斯主义，只能说是后人对凯恩斯思想的理解，不能等同于凯恩斯本人的思想，更不能用“政府干预”这四个大字来涵盖。这一点，读过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人，一定会同意我的看法

        同样，加尔文思想和加尔文主义，也不能直接划上等号，更不可以用预定拣选论来一概而论。这一点，读过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的各位弟兄姐妹，也会深有同感。

         任何主义或学说，并不能完全代表思想者的意思，反倒常常因为后继者所处的历史文化的变革而变化，甚至变质。如圣经所言，末世的时候“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增添好些师傅。”（《提后》4：3）

        当我们洞悉这一点的时候，不由得要感叹：如果不是神（圣灵）自己的作为，谁能保守神话语（圣经）的纯正和承传呢？

误区二：应该杜绝人为的主义和学说

        这样看来，是不是要杜绝人为的主义和学说呢？这看似谦卑的论调，却有可能成为危险的思潮。排斥一切、打倒一切的想法，最终带来的不是进步，而是混乱和落后。大谈特谈“圣灵作为”的人，往往会犯这样的错误。

        况且，我们总是生活在某个特定的“继往开来”的时代。前人的神学思想，对后人必然产生这样或者那样的影响。接受正统神学教导的人，在对圣经的认识和应用上，自然较为轻松和准确。

        虽然神学理论和属灵实践的结合，未必是在神学院修成，但是如果就此断言，知识和律法造就了法利赛人，那恐怕就言过其实了。何况主耶稣都告诫门徒，要留心法利赛人的教训，只是不要效法他们假冒为善的行为。

         事实上，任何稍知加尔文神学思想的人，都不得不为神在他身上的作为，而由衷地归荣耀给神──加尔文对教廷垄断神学和圣经知识，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坦率地讲，无论是谁，都无法抹杀加尔文的思想在历史上的功绩。

错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

         但是有人问，在4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有必要大张旗鼓地重提改教精神吗？我们不是已经生活在改教后的时代了吗？

        其实问题并不出在加尔文主义，而是出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上。我们开始厌恶传统的、严肃认真的神学学习方式，越来越把教会当做廉价的心理治疗场所。而许多有 神学功底的基督徒，喜欢在神学教义的细枝末节中打转，以致把福音使命荒废在虚无的逻辑思辨里，不仅没有勇气去直面自己生活里的信仰的抉择，更不用提帮助别 人走出困境了。

改变世界的，不是外观华丽的教堂

         如果我们有幸游览加尔文的故国法兰西，大家可以在许多偏僻的小城镇里，发现当年新教徒建立的学校和教堂。这些建筑大部分是石质结构，至今仍是保存完好。可见当时的信徒和当地居民是何等用心尽力。

        虽然在欧洲的许多大城市，遗留着外观华丽、赏心悦目的天主教教堂，但改变世界的，却是这些不起眼的乡村学校。这一砖一瓦的背后，是许许多多在改教精神鼓舞下献身、服事平凡大众的平信徒。

        从今天史学家的角度看来，随着改教运动的深入，黑暗的中世纪终于得以终结，而随之而来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彻底让欧洲甚至世界改头换面。在这里，笔者无意把 近代的科学和人文成就都归于改教的丰功伟绩，因为，就算是许多的大人物或大科学家都是基督徒，又如何呢？在加尔文那个时代的基督徒，未必能意识到，他们在 一些不起眼的小地方的事奉，会产生科技和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影响。他们只是简单却忠实地回应了神对他们的呼召，实践神的大使命，传福音并教导人认识神。

         “呼召”这个词，在加尔文的神学思想里，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所有把预定论或拣选论等同于宿命论的人，都没有明白呼召的意思。因着呼召，人的一生有了目标；带着 使命的生活，使每一个基督徒不再把命运看做一个喜怒无常的“养娘”（语出英国作家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生活中的各种艰难，只是预备为信徒最后的冠冕添上荣耀的光泽。

神学是手段，认识神才是目的

          或许，我们当远离那些多余的神学争论了。毕竟神学的优与劣、利与弊，不取决于其逻辑结构的一致性，因为它最终的作用，是要帮助信徒更好的理解神的话语。神学是手段，认识神才是目的，目的与手段的混淆，是很多自诩科班出身的基督徒的通病。

         但反过来讲，如果把神学的有限，当作是拒绝神学教导的借口，那么就未免犯了“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同倒掉”的错误。如果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两点上有从神来的智慧，晓得如何平衡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才能无愧于神给予我们的呼召和恩典。

作者来自上海，现在法国留学，在一家改革宗教会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