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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舉目》38期

      誰是加爾文？在《歷史上最有影響的100人》這本書 中，作者哈特介紹：“著名的新教神學家和道德學家約翰．加爾文，是歐洲歷史上的一位主要人物。400多年來，他的有關神學、政治、個人道德和工作習慣等許 多不同學科的觀點，影響著數以億計人的生活。”還有一些如雷貫耳的頭銜，諸如：“現代民主之父”、“現代法語之父”、“為資產階級革命提供了意識形態外衣 的人”、“資本主義精神的締造者”、“近代世界的先驅”等等，或多或少大家也都有所耳聞。

         平心而論，加爾文從讀神學預科，到研究法律，再到研究人文的特殊經歷，賦予了他一種簡約卻深刻的研究方法和邏輯表達能力，從而進一步影響了他的改教，影響了他改教思想的內容與精神，使其終成為偉大的宗教改革家。

        不過，估計連加爾文自己也沒有料到，500年後的今天，關於加爾文主義和所謂“歸正運動”的討論和爭論愈演愈烈。其擁護者，對靈恩派教會一些明顯違背聖經教導的做法，進行了猛烈抨擊。但與此同時，相當多高舉加爾文主義旗幟的教會，卻陷入了門可羅雀的窘境。

        那麼，如何看待加爾文主義？如何看待歸正教會相對死板的聚會形式，和戴在頭上的“新法利賽人”的大帽子？面對許多“加爾文主義者”認死理、不講人情的指責，歸正教會是否需要對一些人、事的潛規則，進行適當的規避，以達到某種的“和諧”？……

        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可以追根溯源，從對加爾文主義的錯誤認識開始。

誤區一：加爾文主義，等同加爾文的思想

        如今各國整治金融危機如火如荼，以凱恩斯主義為代表的“國家干預”的經濟思想，正在重現它在上世紀50和60年代的強勢。那麼，我們是否可以把凱恩斯的思想，總括為“凱恩斯主義”呢？

        不能！稍有經濟學史背景的人都知道，凱恩斯曾經赴美，參加一個以他的經濟學理念冠名的學術會議。與會的大多數人，都自稱是凱恩斯主義者。當會議結束，凱恩斯離開的時候，他感嘆道，自己是與會者中唯一的非凱恩斯主義者。

         這當然被後人當作笑談。不過其中的真意，確實值得人回味。所謂的凱恩斯主義，只能說是後人對凱恩斯思想的理解，不能等同於凱恩斯本人的思想，更不能用“政府干預”這四個大字來涵蓋。這一點，讀過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人，一定會同意我的看法

        同樣，加爾文思想和加爾文主義，也不能直接劃上等號，更不可以用預定揀選論來一概而論。這一點，讀過加爾文《基督教要義》的各位弟兄姐妹，也會深有同感。

         任何主義或學說，並不能完全代表思想者的意思，反倒常常因為後繼者所處的歷史文化的變革而變化，甚至變質。如聖經所言，末世的時候“人必厭煩純正的道理……增添好些師傅。”（《提後》4：3）

        當我們洞悉這一點的時候，不由得要感嘆：如果不是神（聖靈）自己的作為，誰能保守神話語（聖經）的純正和承傳呢？

誤區二：應該杜絕人為的主義和學說

        這樣看來，是不是要杜絕人為的主義和學說呢？這看似謙卑的論調，卻有可能成為危險的思潮。排斥一切、打倒一切的想法，最終帶來的不是進步，而是混亂和落後。大談特談“聖靈作為”的人，往往會犯這樣的錯誤。

        況且，我們總是生活在某個特定的“繼往開來”的時代。前人的神學思想，對後人必然產生這樣或者那樣的影響。接受正統神學教導的人，在對聖經的認識和應用上，自然較為輕鬆和準確。

        雖然神學理論和屬靈實踐的結合，未必是在神學院修成，但是如果就此斷言，知識和律法造就了法利賽人，那恐怕就言過其實了。何況主耶穌都告誡門徒，要留心法利賽人的教訓，只是不要效法他們假冒為善的行為。

         事實上，任何稍知加爾文神學思想的人，都不得不為神在他身上的作為，而由衷地歸榮耀給神──加爾文對教廷壟斷神學和聖經知識，進行了堅決的反擊。坦率地講，無論是誰，都無法抹殺加爾文的思想在歷史上的功績。

錯在這個急功近利的時代

         但是有人問，在400多年後的今天，我們還有必要大張旗鼓地重提改教精神嗎？我們不是已經生活在改教後的時代了嗎？

        其實問題並不出在加爾文主義，而是出在這個急功近利的時代上。我們開始厭惡傳統的、嚴肅認真的神學學習方式，越來越把教會當做廉價的心理治療場所。而許多有 神學功底的基督徒，喜歡在神學教義的細枝末節中打轉，以致把福音使命荒廢在虛無的邏輯思辨裡，不僅沒有勇氣去直面自己生活裡的信仰的抉擇，更不用提幫助別 人走出困境了。

改變世界的，不是外觀華麗的教堂

         如果我們有幸遊覽加爾文的故國法蘭西，大家可以在許多偏僻的小城鎮裡，發現當年新教徒建立的學校和教堂。這些建築大部分是石質結構，至今仍是保存完好。可見當時的信徒和當地居民是何等用心盡力。

        雖然在歐洲的許多大城市，遺留著外觀華麗、賞心悅目的天主教教堂，但改變世界的，卻是這些不起眼的鄉村學校。這一磚一瓦的背後，是許許多多在改教精神鼓舞下獻身、服事平凡大眾的平信徒。

        從今天史學家的角度看來，隨著改教運動的深入，黑暗的中世紀終於得以終結，而隨之而來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徹底讓歐洲甚至世界改頭換面。在這裡，筆者無意把 近代的科學和人文成就都歸於改教的豐功偉績，因為，就算是許多的大人物或大科學家都是基督徒，又如何呢？在加爾文那個時代的基督徒，未必能意識到，他們在 一些不起眼的小地方的事奉，會產生科技和文化等諸多領域的影響。他們只是簡單卻忠實地回應了神對他們的呼召，實踐神的大使命，傳福音並教導人認識神。

         “呼召”這個詞，在加爾文的神學思想裡，有舉足輕重的位置。所有把預定論或揀選論等同於宿命論的人，都沒有明白呼召的意思。因著呼召，人的一生有了目標；帶著 使命的生活，使每一個基督徒不再把命運看做一個喜怒無常的“養娘”（語出英國作家塞繆爾．巴特勒，Samuel Butler)。生活中的各種艱難，只是預備為信徒最後的冠冕添上榮耀的光澤。

神學是手段，認識神才是目的

          或許，我們當遠離那些多餘的神學爭論了。畢竟神學的優與劣、利與弊，不取決於其邏輯結構的一致性，因為它最終的作用，是要幫助信徒更好的理解神的話語。神學是手段，認識神才是目的，目的與手段的混淆，是很多自詡科班出身的基督徒的通病。

         但反過來講，如果把神學的有限，當作是拒絕神學教導的藉口，那麼就未免犯了“把孩子連同洗澡水一同倒掉”的錯誤。如果每一個基督徒，在這兩點上有從神來的智慧，曉得如何平衡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才能無愧於神給予我們的呼召和恩典。

作者來自上海，現在法國留學，在一家改革宗教會聚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