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祖鲲

本文原刊于《举目》38期

      在华人教会圈子里，加尔文及其神学体系──即俗称之“加尔文神 学”或“改革宗神学”，可谓如雷贯耳。然而同时，加尔文神学最近也在国内造成极大的论争与裂痕。当我去国内时，常有国内同工小心翼翼地私下问我：“你对改革宗神学有什么看法？”后来我才知道，有些地区的教会分为“唐崇荣派”、“反唐崇荣派”，及“中间派”三大派，几乎已经到了互不交通、互不合作、互不往来 的地步，可见其对立之严重。今年恰值加尔文500周年冥诞，也许是对其神学思想之争论，作一反思的时机。

         首先，我们必须确认，加尔文可能 是宗教改革500年以来，基督教（更正宗）最重要、最伟大的神学家，其地位可以与天主教所尊崇的阿奎那（Thomas Aquinas）相提并论。而加尔文的巨著《基督教原理》（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也足以与阿奎那的《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e）相互辉映。因此，固然马丁路德是登高一呼，举起宗教改革大旗的先锋，但是要论对更正教神学思想的影响，无论深度与广度，加尔文无疑 是公认的第一号战将。

         其次，虽然在救恩论方面，加尔文的观点与亚米念派有很大的争论，但是救恩论只是整个加尔文神学体系的一部分。他的大部分神学思想，是普遍被更正教界（包括亚米念派）所接受的。所以我们不要因为一些局部的争论，而拒斥整个加尔文神学。

        至于有关救恩论的争论，我不准备对这个已经争吵400多年的神学议题，再提出我个人的浅见。因为我个人既不可能有超越前人的新见解，也解不开这个死结，反而会使问题失去焦点。我想指出的，却是一般人在讨论这个神学议题时，容易忽略的三个前题：

        1. 所谓的“加尔文救恩论”，就是那五点式的神学论述（即所谓的TULIP）吗？

        2. 我们坚持圣经无误，但是我们能主张任何一种神学体系是无误的吗？

        3. 加尔文神学所强调的神之主权，与亚米念派所强调的人之责任，是不相容的吗？

何谓“加尔文救恩论”？

         今天大多数人提到加尔文救恩论，一定会提到有名的“五点式加尔文主义”（Five Points Calvinism），并且认为这就是加尔文救恩论的总纲。其实，这并不完全正确。

        准确的来说，加尔文本人从来不曾用这五点来概括他自己的救恩论，而且这五点的论述，固然都系摘录自加尔文的著作，但是其中有几个标题（下面会详述），却是加 尔文未曾用过的。所以，换句话说，今天所谓的“加尔文主义”，乃是后人对他的救恩论的摘要、归纳、整理和浓缩，并尝试用更精简的语言，来重新描述的结论。 当然，我并不是说这种加尔文主义，已经扭曲了加尔文本人的本意，我只是要指出，这个“摘要、归纳、整理、重新描述”的过程，就存在着增添或删减的可能性。 这也就是为何有好几种不同版本的加尔文神学同时存在的原因。

           最早整理加尔文神学的人之一，是加尔文的继承人荷兰神学家比撒 （Theodore Beza）。但是比撒的一个荷兰籍学生亚米念（Jacob Arminius），却在1610年提出对加尔文之拣选论的五点质疑，这就是所谓“亚米念派”的起源。所以不要忘记，亚米念是加尔文的徒孙！

          为了反驳亚米念的观点，荷兰改革宗教会在1618年召开了多特大会（Synod of Dort）。最后在1619年，他们提出了一个宣言，以五个论点针锋相对地来反驳亚米念派的主张。后来英美地区的信徒，将其次序略为更动，并以英文标题的 第一个字母，排列成最常见的TULIP（英文意思是郁金香），这就是常见的“五点式加尔文主义”。这五点乃是：

         1. 人性完全的堕落（Total Depravity）

         2. 无条件的拣选（Unconditional Election）

         3. 有限的赎罪祭（Limited Atonement）

         4. 无可抗拒的恩典（Irresistible Grace）

         5. 圣徒必蒙保守（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这个关于救恩论简明、扼要的叙述，一方面使宗教改革时期百花齐放、莫衷一是的神学论坛，出现了一个论証严谨、条理清晰的神学体系，使更正教有了一个旗帜鲜明 的思想，足以与天主教相抗衡。这是为何加尔文神学几百年来，一直在基督教圈子里，居于主流地位的原因。但是另一方面，这个逻辑分明、斩钉截铁的神学论述， 却也引发了400多年来基督教圈子内激烈的神学论战，迄今未歇。

         为何论証严谨、条理清晰的神学体系，反而会引发无穷无尽的论战？其中有两 个主要关键的原因：首先，这是逻辑的运用问题。也就是说：逻辑推理是绝对无误的吗？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下一段将详细讨论。其次，简明扼要的论述，通常无可 避免的会有“化约主义”（Reductionism）的危险。换句话说，为了简明扼要，我们往往会过度简化（over-simplify）。如果论述者， 缺乏这种自觉，又以过分绝对的口气来表达，必然会引发争论。

          今天，除了卫理宗（又称循理会Methodist）坚持亚米念派以外，美南浸信会也不全盘接受上述的五点式加尔文主义。其他福音派教会中，多数都能认同大部分的加尔文救恩论，但是能全盘接受上述五点论証的，却属少数。遗憾的是，今 天有不少人却是以这种“五点式加尔文主义”，来做神学血统是否“纯正”辨别的准则。我在三一神学院读书时，同学间也常戏谑地以“你是几点的加尔文派？”来 彼此相询。

         因此，400多年来，从这“五点式加尔文主义”所造成教会的分裂与纷争来看，我觉得这种立场鲜明、不留余地的神学论述，其效果恐怕是弊大于利的。

系统神学是无误的吗？

        我们福音派基督徒的共识之一，乃是“圣经无误”。然而当我们在谈到系统神学时，我们也会不自觉地将我们所认同的神学思想，视为颠扑不破的唯一真理。其实，我 们必须很明确地说，没有一种系统神学体系，包括加尔文神学及亚米念神学，是全然无误的。为何我们如此笃定？其原因是方法论的问题。

        我们福音派基督徒之所以确信圣经是无误的，乃是因为圣经来自圣灵的启示。但是系统神学呢？系统神学乃是以无误的圣经为材料，借着逻辑的运用，加以分析、归纳、推演，整理成条理分明的神学体系。因此，在这过程中，就包含了好几个“可能有误”的因素：

        在圣经中取材时，会因个人的偏好或先入为主的成见，而影响我们在挑选証明经文（proof-text）时的取舍，甚至于造成断章取义；

        在运用逻辑来推论时，有时会过度引申，而超越圣经原来要表达的重点；

        有时会误以为逻辑上“合理的”推论，就是唯一“必然的”结论；

˙       误以为人的理性与逻辑，足以了解、归纳一切有关神的奥秘，或能解决所有的神学争论。

        举例来说，在末世论方面，我们知道，在福音派的学者中，有所谓的无千禧年派、前千禧年派、后千禧年派三大派别。在前千禧年派里，对于大灾难，又有灾前被提 派、灾后被提派及灾中被提派三小派。为何这些饱读经书的神学家，却对末世事件有如此分歧的观点？原因就是圣经从未曾将末世将要发生的事件，全部依次序清楚 地排列出来。但是当人尝试以逻辑思维，来将末世所有的事件，依据时间次序一系列地排出来时，就产生了歧异。例如，强调神的恩慈的人，从一些《启示录》的经 文，认为神因着爱，必不至于让所有的信徒遭遇无可忍受的痛苦，这就产生了灾前被提派。但是有些人也以另外一些《启示录》的经文，认为应该是灾中或灾后被提 才对。

         所以在各派所谓“更合理”的解释上，以及哪些圣经可以支持自己的观点上，各人都有一定的主观看法。但是值得庆幸的是，在末世论方 面，大多数的神学家都会自我约束，保留一些对话的空间，彼此尊重，还不至于水火不容。在北美神学院中，费城西敏寺神学院（Westminster）的教授 们很多都是无千禧年派，但是芝加哥的三一神学院则主要是前千禧年派。但我们不能称任何一派为离经叛道，因为都各有所本；也不能说任何一派是异端，因为他们 都是信仰纯正的福音派。

         在救恩论的歧异上，也是如此。然而在西方国家的顶尖神学家之间，比较少发生有关救恩论过分尖锐的攻击。如我所就读 的三一神学院，一些教授如卡森（D. A. Carson）、穆（Douglas Moo）等人，是加尔文派的，但是他们都对亚米念派的学者，如奥斯邦（Grant Osborne）保持相当的尊重，也承认某些经文的确有较强的亚米念色彩。正因为他们都是圣经学者出身，也都深知逻辑的局限性，所以他们能以宽容与平衡态 度，愿意彼此“铁磨铁”地对话，来处理这些歧见。这对我有很深的启发与感触。

         但是在华人圈子里，可能就比较缺乏宽容，也比较容易走偏锋。 部分的原因，是中国教会长久以来，对系统神学本质的局限性认识不够深入，才会过度高举某一种神学体系，并以此无情地批判其他神学观。其结果，如果以中国的 政治术语来说，就是把“内部矛盾”（应当宽容）的问题，无限上纲，将之变成“敌我矛盾”（绝不宽容）来处理。

          其实许多神学争辩，都是在讨 论一些以逻辑推演所产生之不容易有定论的问题，却不是圣经所要启示的核心教义（cardinal doctrines）。所以圣经才会对此类问题，不是语焉不详，就是静默不言。我们对于核心教义（如三位一体、基督的神人二性、因信称义等），应该绝不妥 协。但对于非核心教义，却应该彼此包容、彼此尊重。当我们过度在一些次要真理的细节上争辩时，不但只是舍本逐末，而且也破坏了基督里的合一。

         所以，系统神学固然能帮助我们理解并解答大部分的信仰问题。但是，我们必须先确认：人的逻辑思维，不可能理解神所有的奥秘。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要在神明确的 启示之外，过度地延伸，妄图建立一个所谓的“更明确的、更完整的”神学体系，并视之为唯一准确的真理。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承认，在许多真理上，圣经的启示 就像是一个不完全的“拼图”（puzzle），其中有几片，圣经没有提供。人若想要以自己的逻辑去添加几片，为使这个拼图更完整，却也有可能造成误导，使 之“越描越黑”，徒增无谓的争论而已。

         因此，无可避免的，每一种神学体系，都必然有其局限性与可能的误差。我们若先有这种体认，就能够在讨论过程中，以谦虚、宽容的态度，彼此切磋琢磨。

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是无法并存的吗？

          在救恩论中，加尔文派强调神的绝对主权；而亚米念派则强调人的自由意志与责任。而这两者之间，对某些人来说，觉得是水火不容的。因为从逻辑上来看，两者的确 似乎是很难并存的。因为神如果以他的主权预定了一切，那么人的选择就受到很大的局限，自由意志也就没有发挥的空间。反之，人如果还能以自己的意志自由地作 出选择，那是否就表示神并没有预定一切？所以虽然两派的人都说：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并没有冲突，400多年来却仍然争论不已。

          在这个神学 争论之中，第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圣经启示的重点问题。例如，“预定”和“预知”固然都是出自于圣经的名词，但是当我们问到“神是否事先预定了一些人要灭 亡？”、“神是否预定一个人一生所遭遇的每一个细节？”这一类的问题时，就陷入了逻辑思维的陷阱之中。因为从逻辑的观点来看，神既有主权，他岂不能预定一 切？答案是：当然可以。但是问题是：这问题是圣经要启示的重点吗？圣经曾经直接地如此表达吗？

            因此，将预定论推广应用到上述这些问题上， 就已经超越了“作者原意”（Author-Intention）的范围。福音派的释经学，是强调以“作者原意”来作为解经的依据，而“读者会意” （Reader-Response）只能作为次要的个人应用。所以，我们应该坚持以圣经神学为主的解经，即依据上下文的“历史文法”解经法，来竭力找出圣 灵藉作者所要表达的原意。反之，若以系统神学为既定的框架，再来解释圣经时，就容易发生先入为主的成见。

         一个具体的例子是18世纪末的克 里威廉（William Carey）。他在教会祷告会中分享他对印度宣教的负担时，被一位年老的牧师打断了，对他说：“年轻人，坐下！如果神要救异教徒，他会自己去作，不会征求 你的意见。”后来克里威廉在深思之后，写了一篇论文，强调人有责任去回应神的呼召，完成大使命。这篇文章被称为与马丁路德钉在教堂门口的“95条问题”一 样具有爆炸力，因而带动了基督教宣教事工之蓬勃发展。也因此他被誉为“近代宣教之父”。

             所以波许（David Bosch）在他的名著《更新变化的宣教》（Transforming Mission）一书中，检讨宗教改革时期的宣教事工时，就提到一些极端的加尔文派领袖，因为主张神预定一些种族的异教徒是受咒诅（即所谓的“双重预定 论”），因此遏阻了基督教宣教的拓展。他认为这是1500-1750两百五十年之间，基督教的宣教乏善可陈的原因之一。可见偏激的加尔文神学，的确曾阻碍 宣教的推动。当然，我并不是说加尔文神学必然导致这种错误。我只是要指出，某些持偏激的加尔文神学观的人，是有可能陷入这个误区之中。

         第二个关键问题是：人的逻辑能否解决有关“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之间的矛盾？如果你认为能够，你就只能在加尔文派与亚米念派两者之间，作“非此即彼” （either/or）的选择。反之，你若认为逻辑在此问题上是力有未逮的，那么你就能作出“兼容并蓄”（both and）的结论。

          当代许多名重一时的学者如卡森、穆和奥斯邦，都采取上述第二种的宽容态度。例如卡森在他所著的《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Divine Sovereignty and Human Responsibility）一书中，明确地指出，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之间存在着“张力”（tension），这是只能探索，却不能解决的问题 （p.2）。他也指出许多系统神学家常常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过早地先设定一个“系统”，然后屈从于这个系统来解经或筛选圣经（p.3）。

          施瑞奈（Thomas Schreiner）在他所编辑，全部由加尔文派神学家所写的《神仍掌权》（Still Sovereign）一书中，也说：

        “大多数加尔文派的人会确信逻辑是不应该抛弃的，但是他们也同时会承认，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之间的关系终究是个奥秘。承认是奥秘，就表明加尔文派并没有被‘西方的逻辑’所垄断。……然而，遵从‘不矛盾’的逻辑规则，并不表示逻辑可以解决所有的神学问题。”（p.104）

         奥斯邦在他的《基督教释经学手册》（The Hermeneutical Spiral）一书中，也提醒我们：我们所坚持的教义，其依据是否仅为宗派的传统，而不是圣经？因此宗派有权判断自己的特色，可是也要帮助在该宗派的人明 白，这不是已有定见的核心教义，因此要尊重意见不同的其他宗派人士（p.417）。

刍议：跳脱希腊式逻辑思维的窠臼

         许多人会注意到，很多有关末世论、救恩论等神学议题，之所以会走到“非此即彼”的死胡同，就是因为所用的思维方式都是“希腊式”的（或前述施瑞奈所谓的“西 方式”）。由于教会历史2,000年来，都是由西方教会主导的。而西方的教育理念，一向是以希腊的“三学科”为基础，其中逻辑与修辞学 （rhetoric）都是必修课。因此西方神学院也都是以希腊式逻辑思维作为唯一的思考方式。而现在几乎所有受过神学教育的中国基督徒，也无一不是接受同 样的训练。但我们有没有考虑过：在作信仰的表达时，除了希腊式的系统神学之外，难道就没有别的选择吗？

          圣经原文是以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来写 的，两者的文学体裁、思维方式及表达方法有极大的差异，但普世信徒都能从中领略到真理的奥秘。如保罗的书信主要是以希腊式的逻辑来表达的，他的书信也很容 易以“鱼骨式”的架构来陈述。但是旧约先知书以及《希伯来书》、约翰书信就不那么条理分明，因为他们所用的表达方式是所谓“希伯来式”的。“希伯来式”的 表达方式，有一些特征，例如：

          常用各类的“平行句”法，如同义平行句、完成平行句、对比平行句等等，这是旧约诗歌智慧书常用的文学体裁。

          用“花瓣式”或“循环式”的方式，来突显其中心主题。如《希伯来书》以天使、摩西、亚伦的例子，一再重复：“基督比……更美”，以此表达基督的超越性； 《约翰一书》反复的以道德的检验、爱心的检验及真理的检验，来查验一个人信仰的真伪；还有《启示录》的七印、七号、七碗，都有这种思维的特征。

          常用吊诡性的“悖论”（paradox，或译为“二律背反”）的方式表达真理。“悖论”就是不用逻辑来解答谜题的，而是将两个完全针锋相对的叙述放在一 起，却让人看到一些新的洞视（insights）。耶稣的比喻（如一粒麦子）就有这个特征，保罗书信有时也会用这种方式。

        所以，既然在救 恩论的争议上，希腊式的逻辑思维已经使我们走入了困局。我们何不另走蹊径？如众所周知的，中国哲学很少用逻辑分析的方法，但是却没有人能否认“中国哲学” 的价值。所以，虽然我们并不是要放弃希腊式的逻辑思维，然而我却想提出一个刍议，那就是：我们应该也可以考虑用别的思维方式，无论是希伯来式的或中国式 的，来处理一些难解的神学困局。

        由于篇幅的限制，加上我自己才疏学浅，所以只能以野人献曝的心理，抛砖引玉。希望在纪念加尔文500周年冥诞的时候，鼓励中国基督徒，一方面竭力保守在圣灵里的合一；另一方面，尝试以新的途径来处理神学难题，并将神真理的奥秘表明。

作者为三一神学院宣教博士，现在波士顿牧会, 并为Gordon-Conwell神学院兼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