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祖鯤

本文原刊於《舉目》38期

      在華人教會圈子裡，加爾文及其神學体系──即俗稱之“加爾文神 學”或“改革宗神學”，可謂如雷貫耳。然而同時，加爾文神學最近也在國內造成極大的論爭與裂痕。當我去國內時，常有國內同工小心翼翼地私下問我：“你對改革宗神學有什麼看法？”後來我才知道，有些地區的教會分為“唐崇榮派”、“反唐崇榮派”，及“中間派”三大派，幾乎已經到了互不交通、互不合作、互不往來 的地步，可見其對立之嚴重。今年恰值加爾文500週年冥誕，也許是對其神學思想之爭論，作一反思的時機。

         首先，我們必須確認，加爾文可能 是宗教改革500年以來，基督教（更正宗）最重要、最偉大的神學家，其地位可以與天主教所尊崇的阿奎那（Thomas Aquinas）相提並論。而加爾文的巨著《基督教原理》（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也足以與阿奎那的《神學大全》（Summa Theologiae）相互輝映。因此，固然馬丁路德是登高一呼，舉起宗教改革大旗的先鋒，但是要論對更正教神學思想的影響，無論深度與廣度，加爾文無疑 是公認的第一號戰將。

         其次，雖然在救恩論方面，加爾文的觀點與亞米念派有很大的爭論，但是救恩論只是整個加爾文神學体系的一部分。他的大部分神學思想，是普遍被更正教界（包括亞米念派）所接受的。所以我們不要因為一些局部的爭論，而拒斥整個加爾文神學。

        至於有關救恩論的爭論，我不準備對這個已經爭吵400多年的神學議題，再提出我個人的淺見。因為我個人既不可能有超越前人的新見解，也解不開這個死結，反而會使問題失去焦點。我想指出的，卻是一般人在討論這個神學議題時，容易忽略的三個前題：

        1. 所謂的“加爾文救恩論”，就是那五點式的神學論述（即所謂的TULIP）嗎？

        2. 我們堅持聖經無誤，但是我們能主張任何一種神學体系是無誤的嗎？

        3. 加爾文神學所強調的神之主權，與亞米念派所強調的人之責任，是不相容的嗎？

何謂“加爾文救恩論”？

         今天大多數人提到加爾文救恩論，一定會提到有名的“五點式加爾文主義”（Five Points Calvinism），並且認為這就是加爾文救恩論的總綱。其實，這並不完全正確。

        準確的來說，加爾文本人從來不曾用這五點來概括他自己的救恩論，而且這五點的論述，固然都係摘錄自加爾文的著作，但是其中有幾個標題（下面會詳述），卻是加 爾文未曾用過的。所以，換句話說，今天所謂的“加爾文主義”，乃是後人對他的救恩論的摘要、歸納、整理和濃縮，並嘗試用更精簡的語言，來重新描述的結論。 當然，我並不是說這種加爾文主義，已經扭曲了加爾文本人的本意，我只是要指出，這個“摘要、歸納、整理、重新描述”的過程，就存在著增添或刪減的可能性。 這也就是為何有好幾種不同版本的加爾文神學同時存在的原因。

           最早整理加爾文神學的人之一，是加爾文的繼承人荷蘭神學家比撒 （Theodore Beza）。但是比撒的一個荷蘭籍學生亞米念（Jacob Arminius），卻在1610年提出對加爾文之揀選論的五點質疑，這就是所謂“亞米念派”的起源。所以不要忘記，亞米念是加爾文的徒孫！

          為了反駁亞米念的觀點，荷蘭改革宗教會在1618年召開了多特大會（Synod of Dort）。最後在1619年，他們提出了一個宣言，以五個論點針鋒相對地來反駁亞米念派的主張。後來英美地區的信徒，將其次序略為更動，並以英文標題的 第一個字母，排列成最常見的TULIP（英文意思是鬱金香），這就是常見的“五點式加爾文主義”。這五點乃是：

         1. 人性完全的墮落（Total Depravity）

         2. 無條件的揀選（Unconditional Election）

         3. 有限的贖罪祭（Limited Atonement）

         4. 無可抗拒的恩典（Irresistible Grace）

         5. 聖徒必蒙保守（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這個關於救恩論簡明、扼要的敘述，一方面使宗教改革時期百花齊放、莫衷一是的神學論壇，出現了一個論証嚴謹、條理清晰的神學体系，使更正教有了一個旗幟鮮明 的思想，足以與天主教相抗衡。這是為何加爾文神學幾百年來，一直在基督教圈子裡，居於主流地位的原因。但是另一方面，這個邏輯分明、斬釘截鐵的神學論述， 卻也引發了400多年來基督教圈子內激烈的神學論戰，迄今未歇。

         為何論証嚴謹、條理清晰的神學体系，反而會引發無窮無盡的論戰？其中有兩 個主要關鍵的原因：首先，這是邏輯的運用問題。也就是說：邏輯推理是絕對無誤的嗎？關於這個問題，我在下一段將詳細討論。其次，簡明扼要的論述，通常無可 避免的會有“化約主義”（Reductionism）的危險。換句話說，為了簡明扼要，我們往往會過度簡化（over-simplify）。如果論述者， 缺乏這種自覺，又以過分絕對的口氣來表達，必然會引發爭論。

          今天，除了衛理宗（又稱循理會Methodist）堅持亞米念派以外，美南浸信會也不全盤接受上述的五點式加爾文主義。其他福音派教會中，多數都能認同大部分的加爾文救恩論，但是能全盤接受上述五點論証的，卻屬少數。遺憾的是，今 天有不少人卻是以這種“五點式加爾文主義”，來做神學血統是否“純正”辨別的準則。我在三一神學院讀書時，同學間也常戲謔地以“你是幾點的加爾文派？”來 彼此相詢。

         因此，400多年來，從這“五點式加爾文主義”所造成教會的分裂與紛爭來看，我覺得這種立場鮮明、不留餘地的神學論述，其效果恐怕是弊大於利的。

系統神學是無誤的嗎？

        我們福音派基督徒的共識之一，乃是“聖經無誤”。然而當我們在談到系統神學時，我們也會不自覺地將我們所認同的神學思想，視為顛撲不破的唯一真理。其實，我 們必須很明確地說，沒有一種系統神學体系，包括加爾文神學及亞米念神學，是全然無誤的。為何我們如此篤定？其原因是方法論的問題。

        我們福音派基督徒之所以確信聖經是無誤的，乃是因為聖經來自聖靈的啟示。但是系統神學呢？系統神學乃是以無誤的聖經為材料，藉著邏輯的運用，加以分析、歸納、推演，整理成條理分明的神學体系。因此，在這過程中，就包含了好幾個“可能有誤”的因素：

        在聖經中取材時，會因個人的偏好或先入為主的成見，而影響我們在挑選証明經文（proof-text）時的取捨，甚至於造成斷章取義；

        在運用邏輯來推論時，有時會過度引申，而超越聖經原來要表達的重點；

        有時會誤以為邏輯上“合理的”推論，就是唯一“必然的”結論；

˙       誤以為人的理性與邏輯，足以瞭解、歸納一切有關神的奧秘，或能解決所有的神學爭論。

        舉例來說，在末世論方面，我們知道，在福音派的學者中，有所謂的無千禧年派、前千禧年派、後千禧年派三大派別。在前千禧年派裡，對於大災難，又有災前被提 派、災後被提派及災中被提派三小派。為何這些飽讀經書的神學家，卻對末世事件有如此分歧的觀點？原因就是聖經從未曾將末世將要發生的事件，全部依次序清楚 地排列出來。但是當人嘗試以邏輯思維，來將末世所有的事件，依據時間次序一系列地排出來時，就產生了歧異。例如，強調神的恩慈的人，從一些《啟示錄》的經 文，認為神因著愛，必不至於讓所有的信徒遭遇無可忍受的痛苦，這就產生了災前被提派。但是有些人也以另外一些《啟示錄》的經文，認為應該是災中或災後被提 才對。

         所以在各派所謂“更合理”的解釋上，以及哪些聖經可以支持自己的觀點上，各人都有一定的主觀看法。但是值得慶幸的是，在末世論方 面，大多數的神學家都會自我約束，保留一些對話的空間，彼此尊重，還不至於水火不容。在北美神學院中，費城西敏寺神學院（Westminster）的教授 們很多都是無千禧年派，但是芝加哥的三一神學院則主要是前千禧年派。但我們不能稱任何一派為離經叛道，因為都各有所本；也不能說任何一派是異端，因為他們 都是信仰純正的福音派。

         在救恩論的歧異上，也是如此。然而在西方國家的頂尖神學家之間，比較少發生有關救恩論過分尖銳的攻擊。如我所就讀 的三一神學院，一些教授如卡森（D. A. Carson）、穆（Douglas Moo）等人，是加爾文派的，但是他們都對亞米念派的學者，如奧斯邦（Grant Osborne）保持相當的尊重，也承認某些經文的確有較強的亞米念色彩。正因為他們都是聖經學者出身，也都深知邏輯的局限性，所以他們能以寬容與平衡態 度，願意彼此“鐵磨鐵”地對話，來處理這些歧見。這對我有很深的啟發與感觸。

         但是在華人圈子裡，可能就比較缺乏寬容，也比較容易走偏鋒。 部分的原因，是中國教會長久以來，對系統神學本質的局限性認識不夠深入，才會過度高舉某一種神學体系，並以此無情地批判其他神學觀。其結果，如果以中國的 政治術語來說，就是把“內部矛盾”（應當寬容）的問題，無限上綱，將之變成“敵我矛盾”（絕不寬容）來處理。

          其實許多神學爭辯，都是在討 論一些以邏輯推演所產生之不容易有定論的問題，卻不是聖經所要啟示的核心教義（cardinal doctrines）。所以聖經才會對此類問題，不是語焉不詳，就是靜默不言。我們對於核心教義（如三位一体、基督的神人二性、因信稱義等），應該絕不妥 協。但對於非核心教義，卻應該彼此包容、彼此尊重。當我們過度在一些次要真理的細節上爭辯時，不但只是捨本逐末，而且也破壞了基督裡的合一。

         所以，系統神學固然能幫助我們理解並解答大部分的信仰問題。但是，我們必須先確認：人的邏輯思維，不可能理解神所有的奧秘。既然如此，我們就不要在神明確的 啟示之外，過度地延伸，妄圖建立一個所謂的“更明確的、更完整的”神學体系，並視之為唯一準確的真理。也就是說，我們必須承認，在許多真理上，聖經的啟示 就像是一個不完全的“拼圖”（puzzle），其中有幾片，聖經沒有提供。人若想要以自己的邏輯去添加幾片，為使這個拼圖更完整，卻也有可能造成誤導，使 之“越描越黑”，徒增無謂的爭論而已。

         因此，無可避免的，每一種神學体系，都必然有其局限性與可能的誤差。我們若先有這種体認，就能夠在討論過程中，以謙虛、寬容的態度，彼此切磋琢磨。

神的主權與人的責任是無法並存的嗎？

          在救恩論中，加爾文派強調神的絕對主權；而亞米念派則強調人的自由意志與責任。而這兩者之間，對某些人來說，覺得是水火不容的。因為從邏輯上來看，兩者的確 似乎是很難並存的。因為神如果以他的主權預定了一切，那麼人的選擇就受到很大的局限，自由意志也就沒有發揮的空間。反之，人如果還能以自己的意志自由地作 出選擇，那是否就表示神並沒有預定一切？所以雖然兩派的人都說：神的主權與人的責任並沒有衝突，400多年來卻仍然爭論不已。

          在這個神學 爭論之中，第一個關鍵問題就是聖經啟示的重點問題。例如，“預定”和“預知”固然都是出自於聖經的名詞，但是當我們問到“神是否事先預定了一些人要滅 亡？”、“神是否預定一個人一生所遭遇的每一個細節？”這一類的問題時，就陷入了邏輯思維的陷阱之中。因為從邏輯的觀點來看，神既有主權，他豈不能預定一 切？答案是：當然可以。但是問題是：這問題是聖經要啟示的重點嗎？聖經曾經直接地如此表達嗎？

            因此，將預定論推廣應用到上述這些問題上， 就已經超越了“作者原意”（Author-Intention）的範圍。福音派的釋經學，是強調以“作者原意”來作為解經的依據，而“讀者會意” （Reader-Response）只能作為次要的個人應用。所以，我們應該堅持以聖經神學為主的解經，即依據上下文的“歷史文法”解經法，來竭力找出聖 靈藉作者所要表達的原意。反之，若以系統神學為既定的框架，再來解釋聖經時，就容易發生先入為主的成見。

         一個具体的例子是18世紀末的克 里威廉（William Carey）。他在教會禱告會中分享他對印度宣教的負擔時，被一位年老的牧師打斷了，對他說：“年輕人，坐下！如果神要救異教徒，他會自己去作，不會徵求 你的意見。”後來克里威廉在深思之後，寫了一篇論文，強調人有責任去回應神的呼召，完成大使命。這篇文章被稱為與馬丁路德釘在教堂門口的“95條問題”一 樣具有爆炸力，因而帶動了基督教宣教事工之蓬勃發展。也因此他被譽為“近代宣教之父”。

             所以波許（David Bosch）在他的名著《更新變化的宣教》（Transforming Mission）一書中，檢討宗教改革時期的宣教事工時，就提到一些極端的加爾文派領袖，因為主張神預定一些種族的異教徒是受咒詛（即所謂的“雙重預定 論”），因此遏阻了基督教宣教的拓展。他認為這是1500-1750兩百五十年之間，基督教的宣教乏善可陳的原因之一。可見偏激的加爾文神學，的確曾阻礙 宣教的推動。當然，我並不是說加爾文神學必然導致這種錯誤。我只是要指出，某些持偏激的加爾文神學觀的人，是有可能陷入這個誤區之中。

         第二個關鍵問題是：人的邏輯能否解決有關“神的主權”與“人的責任”之間的矛盾？如果你認為能夠，你就只能在加爾文派與亞米念派兩者之間，作“非此即彼” （either/or）的選擇。反之，你若認為邏輯在此問題上是力有未逮的，那麼你就能作出“兼容並蓄”（both and）的結論。

          當代許多名重一時的學者如卡森、穆和奧斯邦，都採取上述第二種的寬容態度。例如卡森在他所著的《神的主權與人的責任》（Divine Sovereignty and Human Responsibility）一書中，明確地指出，神的主權與人的責任之間存在著“張力”（tension），這是只能探索，卻不能解決的問題 （p.2）。他也指出許多系統神學家常常存在一個問題，就是過早地先設定一個“系統”，然後屈從於這個系統來解經或篩選聖經（p.3）。

          施瑞奈（Thomas Schreiner）在他所編輯，全部由加爾文派神學家所寫的《神仍掌權》（Still Sovereign）一書中，也說：

        “大多數加爾文派的人會確信邏輯是不應該拋棄的，但是他們也同時會承認，神的主權與人的責任之間的關係終究是個奧秘。承認是奧秘，就表明加爾文派並沒有被‘西方的邏輯’所壟斷。……然而，遵從‘不矛盾’的邏輯規則，並不表示邏輯可以解決所有的神學問題。”（p.104）

         奧斯邦在他的《基督教釋經學手冊》（The Hermeneutical Spiral）一書中，也提醒我們：我們所堅持的教義，其依據是否僅為宗派的傳統，而不是聖經？因此宗派有權判斷自己的特色，可是也要幫助在該宗派的人明 白，這不是已有定見的核心教義，因此要尊重意見不同的其他宗派人士（p.417）。

芻議：跳脫希臘式邏輯思維的窠臼

         許多人會注意到，很多有關末世論、救恩論等神學議題，之所以會走到“非此即彼”的死胡同，就是因為所用的思維方式都是“希臘式”的（或前述施瑞奈所謂的“西 方式”）。由於教會歷史2,000年來，都是由西方教會主導的。而西方的教育理念，一向是以希臘的“三學科”為基礎，其中邏輯與修辭學 （rhetoric）都是必修課。因此西方神學院也都是以希臘式邏輯思維作為唯一的思考方式。而現在幾乎所有受過神學教育的中國基督徒，也無一不是接受同 樣的訓練。但我們有沒有考慮過：在作信仰的表達時，除了希臘式的系統神學之外，難道就沒有別的選擇嗎？

          聖經原文是以希臘文和希伯來文來寫 的，兩者的文學体裁、思維方式及表達方法有極大的差異，但普世信徒都能從中領略到真理的奧秘。如保羅的書信主要是以希臘式的邏輯來表達的，他的書信也很容 易以“魚骨式”的架構來陳述。但是舊約先知書以及《希伯來書》、約翰書信就不那麼條理分明，因為他們所用的表達方式是所謂“希伯來式”的。“希伯來式”的 表達方式，有一些特徵，例如：

          常用各類的“平行句”法，如同義平行句、完成平行句、對比平行句等等，這是舊約詩歌智慧書常用的文學体裁。

          用“花瓣式”或“循環式”的方式，來突顯其中心主題。如《希伯來書》以天使、摩西、亞倫的例子，一再重複：“基督比……更美”，以此表達基督的超越性； 《約翰一書》反覆的以道德的檢驗、愛心的檢驗及真理的檢驗，來查驗一個人信仰的真偽；還有《啟示錄》的七印、七號、七碗，都有這種思維的特徵。

          常用弔詭性的“悖論”（paradox，或譯為“二律背反”）的方式表達真理。“悖論”就是不用邏輯來解答謎題的，而是將兩個完全針鋒相對的敘述放在一 起，卻讓人看到一些新的洞視（insights）。耶穌的比喻（如一粒麥子）就有這個特徵，保羅書信有時也會用這種方式。

        所以，既然在救 恩論的爭議上，希臘式的邏輯思維已經使我們走入了困局。我們何不另走蹊徑？如眾所周知的，中國哲學很少用邏輯分析的方法，但是卻沒有人能否認“中國哲學” 的價值。所以，雖然我們並不是要放棄希臘式的邏輯思維，然而我卻想提出一個芻議，那就是：我們應該也可以考慮用別的思維方式，無論是希伯來式的或中國式 的，來處理一些難解的神學困局。

        由於篇幅的限制，加上我自己才疏學淺，所以只能以野人獻曝的心理，拋磚引玉。希望在紀念加爾文500周年冥誕的時候，鼓勵中國基督徒，一方面竭力保守在聖靈裡的合一；另一方面，嘗試以新的途徑來處理神學難題，並將神真理的奧秘表明。

作者為三一神學院宣教博士，現在波士頓牧會, 並為Gordon-Conwell神學院兼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