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欄目2020.2.03

王星然

 

第92屆奧斯卡獎近日公布了入圍名單，Joaquin Phoenix主演的《小丑》（Joker）入圍11項（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導演、及最佳男主角等大獎），成為本屆呼聲最高的贏家。《小丑》去年就獲得了威尼斯影展金獅獎，年初金球奬又把最佳男主角（戲劇類電影）頒給了它，Joaquin Phoenix震撼人心的演出是全劇的靈魂，得奬的確實至名歸，相信問鼎奧斯卡也是指日可待。

《小丑》從去年10月上映至今，在全球締造了超過10億美元的驚人票房，中外影壇引起了廣泛的迴響，影評家從心理學、倫理學、社會學、哲學、美學、戲劇學等各種角度切入，分析它角色的實驗性、遊走於現實與幻想的燒腦劇情、與眾不同的拍攝手法、和深度的議題設定……

華人教會界也不例外，不少朋友引經據典，各抒己見。這是一部現象級的作品，值得討論。

 

Gotham City

我想談談影片的背景Gotham City（以下稱哥譚巿）和導演企圖在其中呈現的一種結構性的罪惡。

漫威漫畫（DC Comics）從第四集開始為《蝙蝠俠》打造了一座哥譚巿。Gotham 來自古英文，意指Goat’s Town（山羊鎮），中古世紀民間傳說的Gotham小鎮，鎮上充滿了愚昧的粗人（因為山羊被認為是一種很愚笨的動物）。

從《小丑》場景的鋪陳來看，鏡頭下的哥譚巿陰暗、冰冷、腐臭、髒亂，到處都是垃圾，牆壁都是塗鴉，没人在乎，没有溫度，整個社會呈現一種病態壓抑的氛圍。《蝙蝠俠》漫畫編輯聲稱哥譚巿反映了紐約社會最醜惡的一面（註1），我認為它折射出一種罪惡的結構性和公共性。

 

罪惡的結構性

罪，當然有其“個人”的面向，透過十誡，上帝清楚地讓我們看到個體的罪；但很多時候聖經也明顯地描述罪惡的結構性（structural evil）或系統性（systemic evil），這種罪不是個人的，是集體的（corporate），如《創世記》裡的所多瑪/蛾摩拉、《以西結書》裡的推羅/西頓、《約拿記》裡的尼尼微……

民族、國家、城巿、社會產生出集體的惡，常讓上帝不得不透過先知發出審判的警告。

先知那鴻形容尼尼微城是“流人血的城”，充滿了強暴、詐欺，和淫亂。（參《鴻》3：1-4），以致於上帝吩咐先知約拿“你起來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為他們的惡達到我面前。”（《拿》1：2）

 

《摩登時代》

《小丑》值得探討之處，就是哥譚巿展現的這種結構性、系統性的惡。

小丑有一段悲慘的童年，母親任由男友虐待他，造成腦部永久創傷，他的顛笑症使他常無法自制地大笑，小丑每天要吃7種不同的藥，來控制他的精神疾病。

電影開始，我們看到的小丑是很努力的，他立志要成為一個帶給世人歡樂的脫口秀演員，然而整座冰冷的哥譚巿，不僅没有人願意伸手幫助他，還使勁將他推入萬丈深淵。

在地鐵裡，小丑顛笑症發作，被三個高富帥欺凌，他們都是韋恩企業旗下白領菁英——人生勝利組的代表，衣冠楚楚卻是欺壓弱勢的敗類。

小丑誤認韋恩集團總裁Thomas Wayne是他的生父（註2），被他百般羞辱，甚至拳腳相向。小丑卑微地說：“我只是想要一個擁抱。”

Thomas Wayne競選哥譚巿巿長，在自家廈裡舉行“慈善”晚宴，沽名釣譽為選舉造勢，名流權貴，冠蓋雲集。可是畫面一切，宴會的外場，卻是民怨四起，仇富的巿民帶著小丑面具，走上街頭，激烈抗爭。

極盡諷刺的是，晚宴裡正在播放卓別林的《摩登时代》，這一部電影正好講述的是20世紀3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一個底層工人被剝削壓榨，最後發瘋進了精神病院……宴會裡，上流人士被卓別林逗得哈哈大笑，他們不僅看不懂《摩登时代》的微言大義，更對場外的抗爭無動於衷。

多荒謬，《摩登时代》的故事原是一齣悲劇，卻被哥譚巿的上流人士看成了喜劇。小丑這麼說：“我原以為我的人生是一齣悲劇，但没想到它變成了一齣喜劇。”這是悲劇中的悲劇！

 

小丑不是單數

很慶幸，導演和編劇並非只是一味責怪刻板印象裡的權貴階級，若是那樣，就太cliché（老套）了！

從搶廣告牌的小混混、公車上嫌惡精神病患的小孩媽媽、冷漠的巿府社工師、笑裡藏刀的同事、没有憐憫的老闆、偽善的脫口秀主持人……所有人都參與了對小丑的迫害，每個人都踢了他一腳。

導演Todd Philips說：“小丑要探討的是一個人面臨社會邊緣而被逼著走上犯罪道路的過程。”整個哥譚巿對於精神病患的歧視，對於弱勢群體的欺凌，是結構性的一種扭曲的文化，讓身處其中的小丑不可能有翻轉的餘地，只能被迫向下沉淪。

電影讓我們看到，小丑不是單數，人人戴上面具，小丑何必有名？——都是傷心人，都是遭社會遺棄的邊緣人。《小丑》控訴的不是來自某個人的罪惡，《小丑》是一個社會敍事，它展現的是集體的惡，狂暴不可遏止。

 

集體的審判

聖經裡，上帝的審判常臨到一個集體，因為集體裡的每一份子都有責任，每個人或多或少都參與了她的罪惡，形塑了她的文化，都脫離不了干係。

先知但以理很清楚這種結構性的集體罪惡，因此當他看到耶利米論耶路撒冷的預言時，他代表整個家族國族，向神認罪：

“我們犯罪作孽，行惡叛逆，偏離你的誡命、典章，沒有聽從你僕人眾先知奉你名向我們君王、首領、列祖和國中一切百姓所說的話。主啊，你是公義的，我們是臉上蒙羞的，因我們猶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並以色列眾人——或在近處或在遠處被你趕到各國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樣。主啊，我們和我們的君王、首領、列祖因得罪了你，就都臉上蒙羞。”（《但》9：5-8）

從常人的角度來看，但以理何其無辜？他那麼敬虔愛主，大可置身事外，但他清楚在這共犯結構裡，他一樣受上帝的審判。

在結構性的罪惡裡，没有人是無辜的。以納粹大屠殺為例，至少有四層的共犯結構體系：

• 下令建造死亡集中營的希特勒（君王或立法者）；
• 執行命令的指揮官和整個軍隊體系（漢娜鄂蘭稱之為“邪惡的平庸”）；
• 明明知道納粹在行惡，卻置之不理的社會菁英；
• 佯裝無知，明哲保身的平民百姓。

如果以為上帝只審判我個人犯的罪，不會因為整體社會之惡而究責我，需要再思。

 

恩典做王

試看《羅馬書》第5章，保羅將福音展開，讓我們看到罪——不只是個人的，更是集體的。

“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從罪來的，於是死就臨到眾人，因為眾人都犯了罪……連那些不與亞當犯一樣罪過的，也在它的權下。”

人有罪，不單是由於他自己犯罪。在上帝的眼中，因著亞當，全人類都陷在罪裡，都是罪人。而且這種從亞當而來的罪性是一種權勢，一種結構，一種系統，使得人毫無招架之力，更遑論自救。

這個論述比那些只提倡社會改革的拉美解放神學更加激烈。這不是說我們不需要看到社會問題，針砭時事，參與改革（基督徒行義責無旁貨），而是面對結構性的罪惡，聖經早就預示了人的有限和失敗。

如果教會没有看到罪的公共性，其實我們並不認識福音的全貌。而一個只專注個人得救和門訓，缺乏公共神學討論的教會，在這個緊密聯結的地球村裡，更無法與世代對話。

 “因一次的過犯（亞當），眾人都被定罪；照樣，因一次的義行（基督），眾人也就被稱義得生命了……”

結構性的罪惡是令人絕望的，哥譚巿是令人窒息的。但是，基督在恩典中作王，打破一切系統的、結構的罪惡轄制，赐给世人永远的生命。

 

註1：有關哥譚巿起源的討論，詳見紐約巿立圖書館的這篇文章https://www.nypl.org/blog/2011/01/25/so-why-do-we-call-it-gotham-anyway。

註2：Thomas Wayne是韋恩集團總裁他的生父，也是蝙蝠俠的父親，小丑的母親曾在韋恩集團工作，因而戀上了Thomas Wayne，她告訴兒子Thomas Wayne是他父親。Thomas Wayne卻告訴小丑他母親有精神病，而他是領養的。但電影最後導演留下一手伏筆，母親留下了一張年輕時的照片，背面Thomas Wayne寫上了給他的愛語。到底小丑是否真是Thomas Wayne，蝙蝠俠的哥哥，導演給了一個開放式的想像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