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声
本文原刊于《举目》38期
提到约翰.加尔文,我们首先会想到他的代表作《基督教要义》,此著作跻身“影响人类历史的十部巨著”之列。这说明了加尔文在历史中的地位。
然而,对于加尔文,中国读书界对他的印象,多来自于《异端的权利》一书。该书认为,他是火烧塞尔维特(又译作“塞维特斯”)的刽子手,是日内瓦的暴君和“教 皇”。但是,又有学者指出:“加尔文主义解放了瑞士、荷兰、英国,也为清教徒发展美国的繁荣提供了动力。”就常识而言,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是暴君,又是自由 精神的播种者!
虽然加尔文备受争议,然而中国大陆有关他的史料却十分稀缺。而茜亚.凡赫尔斯玛的《加尔文传》,向我们较为全面地介绍了这个人的一生。
天光照耀的年代
青年加尔文喝过人文主义的墨水。那时文艺复兴余韵犹存,加尔文受其影响,投身于古希腊罗马著作的研究,并在22岁时写成《塞尼卡注释》。
事实上,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有些改教家受益于文艺复兴带来的新知识和新态度,因此懂得使用批判的眼光看事物。直至后世,清教徒也是深重良知、自由,注重个人独立研读圣经。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加尔文在这一时期受到的教育,对他后来卓越地阐述基督教教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这个年轻的自由撰稿人,后来却被一道天光照耀,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就是信仰的道路——加尔文回忆说:“上帝突然降服了我,改变了我的心……”
其实,从加尔文的这个转变,可以看到人文主义与宗教改革的分野。人文主义张扬个性,相信人凭著自己的力量可以主宰一切。但是,改教家们从来不相信人类是宇宙 的尺度。改教家走出了中世纪迷信的暗雾,看见了信仰的大光,于是他们在大地上俯伏敬拜,并且凭著破晓年代的刚健之力,行公义,施怜悯,自强不息。
与当代对人性乐观的评估不同,那时候的人,普遍承认自己的罪性,并且渴望通过宗教得到拯救。然而,中世纪的人没有找到正确的拯救途径,因而投身于苦修、行善 功之中。德国修士马丁.路德本也是如此。但是,当他苦修数十年之后,信仰之光照亮了他,他发现人得以脱离罪恶,不是凭著自己所行的善事,乃是惟独借着信 仰。这就是著名的“因信称义”的思想。
这道光芒也照亮了青年加尔文的心灵。
“政教分离”的先声
那是一个为信仰而献身的年代。因为法国对新教徒的迫害,加尔文流亡瑞士。他本想找一个清静的去处思考和写作,然而,他留在了日内瓦。这是一座勇敢抗击专制的城市,但也是一座充满罪恶和放荡的城市。
到日内瓦后,加尔文首先着手以新教信仰的原则教导日内瓦人,他为此起草了一份信仰告白。
此后,他向日内瓦议会提议,对教会进行四项改革,其中最核心的,是圣餐资格问题。加尔文主张,教会有权力不让仍然过罪恶生活的人领圣餐,并且有权开除其教籍。
这引起了轩然大波,导致两个新教牧师——加尔文和法雷尔,一同被逐出日内瓦。由此对圣餐问题的严格态度,可以看到,在早期历史中,新教先辈十分重视信仰团体的纯洁。
此次加尔文之被逐,其实还涉及到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加尔文其实是在主张:信仰问题,教会有权独立处理。代表日内瓦政权的议会当局,不应当越权。
“在世俗政府权力范围的终点,信仰发挥影响力;而在信仰止步的地方,世俗政府行使它的权力。”这就是英美近世以来重要的“政教分离”思想。在日内瓦教会改革过程中,加尔文在圣餐、开除教籍等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其实是“政教分离”思想的先声。
然而,我们要看到,与欧洲许多地方一样,由于刚脱离当时政教不分的天主教,即使在新教国家,人们建立的还是政教合一的政权。也许加尔文的日内瓦改革,也具有这种局限性。但是他“政教分离”的原则既已确立,此后英美走向完全政教分离,已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势。
塞尔维特事件
提到加尔文,当然免不了要提到火烧塞尔维特事件。得益于《加尔文传》,我谨慎提出如下几点看法:
首先,判决塞氏死刑的权力,不在加尔文,而在日内瓦小议会。此时正值加尔文与放荡派的斗争中失势,并且放荡派在小议会中占了上风。他们甚至想利用塞尔维特,打击加尔文在宗教上的权威。所以,小议会对塞尔维特迟迟不判决。而加尔文,亦一度做好了从日内瓦再度流亡的准备。
其次,塞尔维特并非因“科学”而受迫害。他是想在宗教领域独树一帜。塞氏观点挑战基督教传统的根本教义,否认三位一体。此惊世骇俗思想,导致他被定罪。
再次,火刑当然应当受到谴责,不过那个年代的欧洲,对异端普遍敏感。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法律上,白纸黑字写明,否认三位一体的刑罚是死刑。而在新教的日内瓦判处塞氏火刑之前,天主教当局也已判定塞氏火刑。
对塞氏的判决,放荡派掌权的小议会,征求了瑞士众多城市的意见,其回答都是严厉的火刑。如果我们能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中看这个事件,也许我们的观点会客观一点。
今天,在塞氏赴刑的山坡上,立著一块石碑。那碑是跟随加尔文的人,在多年后所立。碑上用法文刻着这段文字:“我们是改教者加尔文的忠实感恩之后裔,特批判他 的这一错误,这是那个时代的错。但是我们根据宗教改革运动与福音的真正教义,相信良心的自由超乎一切。特立此碑以示和好之意。1903年10月27日。”
我向此教义而活
作为宗教改革家,加尔文一生致力于基督教教义的阐述。他说:“我已经开始在追求走自己的道路。一种完全不同的教义传开了。这不是要带我们离开基督教信仰的教义,而是将我们带回到基督教信仰根基的教义,是要除去渣滓,回到当初纯洁的教义……”
他谈起过自己青年时代的突然改变:“我即刻之间燃起强烈的愿望,要在真道上长进……”可以说加尔文的一生,从来没有失去对教义的这份热情,他的一生都为此燃 烧。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加尔文还说:“至于教义,我一直忠心地教导……这是我尽了我的能力、尽了我的忠心所做的。我向此教义而活,也为此而死……”
加尔文的遗产
加尔文的晚年充满了苦难。然而,因着加尔文的改革,日内瓦由一个罪恶之城,成了宗教改革之城。日内瓦大学更成了“自使徒时代以来世界上最完美的基督教学校”,由此培养出无数的学子,带着革新的教义,前往欧洲各地,推动宗教改革。
加尔文在遗嘱上要求:“我的遗体……按常例下葬,直等到复活之日。”《加尔文传》中写道:“他的墓地里没有墓碑,没有墓志铭。(他死后)不久,日内瓦就无人知道加尔文的遗体下葬何处,至今也无人知道。”
约翰.尔帕说:“加尔文一生致力的目标,是教导人,让人知道人生首要的目的,应该是热心彰显神的荣耀。”
布鲁斯.雪莱的《基督教会史》认为,马丁.路德倾向于国家至高无上,所以路德宗的德意志各公国的统治者们,常常有权力决定自己臣民的信仰。但是,“加尔文宗 强调上帝的主权,反过来产生出一种特殊的国家观……加尔文教导说,没有人──无论是教宗还是国王──可以要求绝对的权力。加尔文宗反对君主施行独裁的思 想,是现代宪政得以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历史学家菲利普.沙夫,在《基督教教会历史》中说道:“加尔文成为……清教徒前辈移民之父,他们(这些清教徒前辈),都以为了良心、自由可以牺牲世界上任何东西而闻名于世。
“由加尔文的纪律所产生出来的此种精神,从法国传到荷兰,从荷兰延伸到苏格兰,并且以其一贯的新教自由的力量,在这些土地上延续。
“此精神武装了英国议会对抗查理一世,激发了克伦威尔将军的辉煌胜利,更成为推动五月花号上清教徒移民先辈的动力,将文明的种子第一次播种在西方那片新大陆上。”
加尔文的思想影响了无数的世代,相信它还会影响当代和未来。
作者现居中国。
编按:《加尔文传》(This Was John Calvin),凡赫尔斯玛(Thea B. Van Halsema)著,北京华夏出版社出版,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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