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聲
本文原刊於《舉目》38期
提到約翰．加爾文，我們首先會想到他的代表作《基督教要義》，此著作躋身“影響人類歷史的十部巨著”之列。這說明了加爾文在歷史中的地位。
然而，對於加爾文，中國讀書界對他的印象，多來自於《異端的權利》一書。該書認為，他是火燒塞爾維特（又譯作“塞維特斯”）的劊子手，是日內瓦的暴君和“教 皇”。但是，又有學者指出：“加爾文主義解放了瑞士、荷蘭、英國，也為清教徒發展美國的繁榮提供了動力。”就常識而言，一個人不可能同時是暴君，又是自由 精神的播種者！
雖然加爾文備受爭議，然而中國大陸有關他的史料卻十分稀缺。而茜亞．凡赫爾斯瑪的《加爾文傳》，向我們較為全面地介紹了這個人的一生。
天光照耀的年代
青年加爾文喝過人文主義的墨水。那時文藝復興餘韻猶存，加爾文受其影響，投身於古希臘羅馬著作的研究，並在22歲時寫成《塞尼卡注釋》。
事實上，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運動，有著密切的關係。例如，有些改教家受益於文藝復興帶來的新知識和新態度，因此懂得使用批判的眼光看事物。直至後世，清教徒也是深重良知、自由，注重個人獨立研讀聖經。
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加爾文在這一時期受到的教育，對他後來卓越地闡述基督教教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這個年輕的自由撰稿人，後來卻被一道天光照耀，走上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就是信仰的道路——加爾文回憶說：“上帝突然降服了我，改變了我的心……”
其實，從加爾文的這個轉變，可以看到人文主義與宗教改革的分野。人文主義張揚個性，相信人憑著自己的力量可以主宰一切。但是，改教家們從來不相信人類是宇宙 的尺度。改教家走出了中世紀迷信的暗霧，看見了信仰的大光，於是他們在大地上俯伏敬拜，並且憑著破曉年代的剛健之力，行公義，施憐憫，自強不息。
與當代對人性樂觀的評估不同，那時候的人，普遍承認自己的罪性，並且渴望通過宗教得到拯救。然而，中世紀的人沒有找到正確的拯救途徑，因而投身於苦修、行善 功之中。德國修士馬丁．路德本也是如此。但是，當他苦修數十年之後，信仰之光照亮了他，他發現人得以脫離罪惡，不是憑著自己所行的善事，乃是惟獨藉著信 仰。這就是著名的“因信稱義”的思想。
這道光芒也照亮了青年加爾文的心靈。
“政教分離”的先聲
那是一個為信仰而獻身的年代。因為法國對新教徒的迫害，加爾文流亡瑞士。他本想找一個清靜的去處思考和寫作，然而，他留在了日內瓦。這是一座勇敢抗擊專制的城市，但也是一座充滿罪惡和放蕩的城市。
到日內瓦後，加爾文首先著手以新教信仰的原則教導日內瓦人，他為此起草了一份信仰告白。
此後，他向日內瓦議會提議，對教會進行四項改革，其中最核心的，是聖餐資格問題。加爾文主張，教會有權力不讓仍然過罪惡生活的人領聖餐，並且有權開除其教籍。
這引起了軒然大波，導致兩個新教牧師——加爾文和法雷爾，一同被逐出日內瓦。由此對聖餐問題的嚴格態度，可以看到，在早期歷史中，新教先輩十分重視信仰團体的純潔。
此次加爾文之被逐，其實還涉及到一個更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加爾文其實是在主張：信仰問題，教會有權獨立處理。代表日內瓦政權的議會當局，不應當越權。
“在世俗政府權力範圍的終點，信仰發揮影響力；而在信仰止步的地方，世俗政府行使它的權力。”這就是英美近世以來重要的“政教分離”思想。在日內瓦教會改革過程中，加爾文在聖餐、開除教籍等問題上的堅定立場，其實是“政教分離”思想的先聲。
然而，我們要看到，與歐洲許多地方一樣，由於剛脫離當時政教不分的天主教，即使在新教國家，人們建立的還是政教合一的政權。也許加爾文的日內瓦改革，也具有這種局限性。但是他“政教分離”的原則既已確立，此後英美走向完全政教分離，已成了不可逆轉的趨勢。
塞爾維特事件
提到加爾文，當然免不了要提到火燒塞爾維特事件。得益於《加爾文傳》，我謹慎提出如下幾點看法：
首先，判決塞氏死刑的權力，不在加爾文，而在日內瓦小議會。此時正值加爾文與放蕩派的鬥爭中失勢，並且放蕩派在小議會中占了上風。他們甚至想利用塞爾維特，打擊加爾文在宗教上的權威。所以，小議會對塞爾維特遲遲不判決。而加爾文，亦一度做好了從日內瓦再度流亡的準備。
其次，塞爾維特並非因“科學”而受迫害。他是想在宗教領域獨樹一幟。塞氏觀點挑戰基督教傳統的根本教義，否認三位一体。此驚世駭俗思想，導致他被定罪。
再次，火刑當然應當受到譴責，不過那個年代的歐洲，對異端普遍敏感。當時神聖羅馬帝國的法律上，白紙黑字寫明，否認三位一体的刑罰是死刑。而在新教的日內瓦判處塞氏火刑之前，天主教當局也已判定塞氏火刑。
對塞氏的判決，放蕩派掌權的小議會，徵求了瑞士眾多城市的意見，其回答都是嚴厲的火刑。如果我們能在那個時代的背景中看這個事件，也許我們的觀點會客觀一點。
今天，在塞氏赴刑的山坡上，立著一塊石碑。那碑是跟隨加爾文的人，在多年後所立。碑上用法文刻著這段文字：“我們是改教者加爾文的忠實感恩之後裔，特批判他 的這一錯誤，這是那個時代的錯。但是我們根據宗教改革運動與福音的真正教義，相信良心的自由超乎一切。特立此碑以示和好之意。1903年10月27日。”
我向此教義而活
作為宗教改革家，加爾文一生致力於基督教教義的闡述。他說：“我已經開始在追求走自己的道路。一種完全不同的教義傳開了。這不是要帶我們離開基督教信仰的教義，而是將我們帶回到基督教信仰根基的教義，是要除去渣滓，回到當初純潔的教義……”
他談起過自己青年時代的突然改變：“我即刻之間燃起強烈的願望，要在真道上長進……”可以說加爾文的一生，從來沒有失去對教義的這份熱情，他的一生都為此燃 燒。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加爾文還說：“至於教義，我一直忠心地教導……這是我盡了我的能力、盡了我的忠心所做的。我向此教義而活，也為此而死……”
加爾文的遺產
加爾文的晚年充滿了苦難。然而，因著加爾文的改革，日內瓦由一個罪惡之城，成了宗教改革之城。日內瓦大學更成了“自使徒時代以來世界上最完美的基督教學校”，由此培養出無數的學子，帶著革新的教義，前往歐洲各地，推動宗教改革。
加爾文在遺囑上要求：“我的遺体……按常例下葬，直等到復活之日。”《加爾文傳》中寫道：“他的墓地裡沒有墓碑，沒有墓誌銘。（他死後）不久，日內瓦就無人知道加爾文的遺体下葬何處，至今也無人知道。”
約翰．爾帕說：“加爾文一生致力的目標，是教導人，讓人知道人生首要的目的，應該是熱心彰顯神的榮耀。”
布魯斯．雪萊的《基督教會史》認為，馬丁．路德傾向於國家至高無上，所以路德宗的德意志各公國的統治者們，常常有權力決定自己臣民的信仰。但是，“加爾文宗 強調上帝的主權，反過來產生出一種特殊的國家觀……加爾文教導說，沒有人──無論是教宗還是國王──可以要求絕對的權力。加爾文宗反對君主施行獨裁的思 想，是現代憲政得以發展的一個關鍵因素。”
歷史學家菲利普．沙夫，在《基督教教會歷史》中說道：“加爾文成為……清教徒前輩移民之父，他們（這些清教徒前輩），都以為了良心、自由可以犧牲世界上任何東西而聞名於世。
“由加爾文的紀律所產生出來的此種精神，從法國傳到荷蘭，從荷蘭延伸到蘇格蘭，並且以其一貫的新教自由的力量，在這些土地上延續。
“此精神武裝了英國議會對抗查理一世，激發了克倫威爾將軍的輝煌勝利，更成為推動五月花號上清教徒移民先輩的動力，將文明的種子第一次播種在西方那片新大陸上。”
加爾文的思想影響了無數的世代，相信它還會影響當代和未來。
作者現居中國。
編按：《加爾文傳》（This Was John Calvin)，凡赫爾斯瑪（Thea B. Van Halsema）著，北京華夏出版社出版，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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