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真

本文原刊于《举目》36期

       “新约考古”，顾名思义，就是以科学的方法来考証新约记载的历史正确性。

        新约27卷书中，前四卷福音书是记述耶稣的生平。耶稣这位荣耀君王，他的国不属这世界，他的臣仆也不争战（《约》18：36）。因此，耶稣在世30余年，没 有为考古界留下宫殿庙宇，石碑拱门；耶稣在加利利海边的讲道，也未曾留下什么文物。新约后半的书卷，是使徒们写给教会作为劝导的教牧性书信。唯一称得上历 史书的，就是路加医生记载使徒们传福音、建立教会的《使徒行传》。

        从耶稣升天到新约完成之60余年（AD33-100）的狭窄视窗中，我们由当时的大环境，可以一瞥巴勒斯坦犹太人与基督徒关系的改变，也从考古的角度看教会的建立。
         耶路撒冷是早期基督教的发祥地，因此一直是新约考古学家最有兴趣的地方。可惜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毁，圣殿烧成了平地。紧接着在公元135年，犹太人的第二次叛乱失败后，犹太人被赶出了巴勒斯坦。留在这块土地上的外邦民族，并没有保留耶稣事蹟的意愿。

        直到公元313年，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海伦娜，本于对基督教起源的好奇心，前往耶路撒冷寻找与基督生平有关的“圣物”。巴勒斯坦当局大 为紧张，一来罗马皇太后驾到，恐侍候不周，滋事体大，岂敢怠慢；二来想到从此因朝圣而带来的观光财源，官方新约考古的序幕就此拉开。

        据说海伦娜带回了耶稣被钉的十字架和钉子。于是，“圣报喜堂”、“圣马利亚井”、“圣五饼二鱼堂”、“圣八福堂”、“圣墓堂”等各种“圣”观光点，就在随后的年代里，被一一地挖掘出来。它们的可信度，只能当故事欣赏。

       系统性、学术性的新约考古钻研，则是近一个半世纪的事。当1948年犹太复国时，这块土地已满了外邦民族及各式信仰，对当年新约所记载的事蹟地点，各持不同 的意见，包括耶稣钉十架及埋葬的地方，也有好几种说法。加上巴勒斯坦复杂的政治环境，犹太人对自家“资产”的保护，致使新约考古工作跌跌撞撞，难上加难。

一、考古学与新约圣经

       考古学在新约研究上的贡献，首推它对耶稣基督教会发源地，提供了第一世纪的历史地理背景。

        当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太》9：35）。这些事件借着考古，慢慢一件件被挖掘出来，新约的记事，也一一跃出纸面。

        例如那口贯穿旧、新约的雅各井。耶稣选在大热天正午来到井边，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该井水源来自山泉流水，清纯甘甜，当地人称之为“活水”。耶稣温和 地既“就地取材”，又“因材施教”，将生命活水赐给一个众所唾弃的妇人。这口原来在撒玛利亚叙加城（现在的阿斯卡，Askar）的雅各井，除了井身下陷地 面外，其地理位置完全符合《约翰福音》4章及《创世记》33章所描述的。

        当时妇人对耶稣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那里得活 水呢？”（《约》4：11）这口井到底有多深？当法国主教阿尔克罗夫（Arculf）于公元670年访问圣地的时候，曾记录该井的深度是204呎，确实很 深。及至1838年圣经考古学家鲁宾逊（Edward Robinson）测量时，尚有105呎。多年泥沙瓦砾的堆积，井底上升，到了1875年就只有75呎。

        教父优西比乌斯 （Eusebius，263-339）在叙述这口井的时候，提到井上面曾建了一座拜占庭式的教堂。在波斯或回教徒占领时被毁坏后，井上陆续有不同样式的教 堂建立。楼起楼塌之间，这口井历尽沧桑，见証了三千多年近东各民族间的争夺战。尽管文化信仰的差异，这口井却又是撒玛利亚人、回教徒、犹太人、以及基督徒 共同承认：就在这个地点，他们的祖宗雅各把这件宝贝流传给他们（注1）。

        新约考古的发掘，也厘清一些新约在文字记载上有争议之处。例如新约圣经有两处记载耶稣进入耶利哥城医治瞎子巴底买的故事。根据《路加福音》叙述：耶稣医治瞎子是在“将近耶利哥的时候”（18：35）；但依照《马可福 音》记述，则是在耶稣与门徒“出耶利哥的时候。”（10：46）从字面上看来，像是互相矛盾。但根据考古学家的实地考証，耶利哥这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城 市的繁荣中心随着时代变迁而一再移动，前后可相隔好几哩。因此耶稣和门徒可能从一个城市中心离开，在走近另一个城市中心时，遇到瞎子巴底买。

        另一个有争议的圣经地名，是关乎耶稣在加利利海东边，把鬼赶入猪群，落入海里淹死的故事。这个城市在《马太福音》称为“加大拉” （8：28-34，Gadara），在《马可福音》称为格拉森（5：1-13，Gerasenes）。考古学家在约旦的耶拉许（Jerash，从前的加大 拉）及乌欧斯（Umm Oeis，从前的格拉森）两处挖掘古罗马遗迹时，发觉两处皆离加利利海有一段距离，猪群不可能由此“冲出山崖落到海里死了。”

        公元1970年，加利利海东岸开发新公路时，工程师挖掘出一座拜占庭式的教堂，建筑在一个很大的地下埋葬室上。当年这类拜占庭式的教堂，皆刻意地建筑在具有 传统基督教纪念意义的地点。而这一处又是圣经唯一记载耶稣足迹到加利利海东边的底卡波里外邦城市。因此圣经学者认为这个目前称为库尔西（Kursi）沿岸 有陡峭山崖的滨海城市，应当就是当年的格拉森。

       幸而考古工作不限于铁锹在地层中的挖掘。许多醉心古文物的学者，虽未涉足考古遗址，却穷其一生致力于古文献的收集，对考古学一样有很大的贡献，新约考古也是如此。在过去150年中，已有总数超过7,000件的新约古卷抄本被发现。

       公元1952年在埃及发现了22件早期的圣经抄本。因为是收藏家马丁博曼（Martin Bodmer，1899-1971）从埃及人手中获得，因此称为《博曼书卷》。

        这些芦苇草卷保持得很好，篇幅也较完整，特别引起新约圣经学者的重视。其中最重要的是部分《约翰福音》（编号P66）、部分彼得及犹大书信（P22）、部分 《路加福音》（P75）、《使徒行传》（P74）、保罗书信（P46），以及最著名编号P52的《约翰福音》18章。这份考古定期约为AD125年的 P52草纸抄本宝贝，是埃及古物专家葛兰佛（Grenfell）于1920年从埃及奥辛尼克斯（Oxyrhynchus）得到，记述耶稣在彼拉多面前受审 （《约》18：31-33）的一段，目前存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约翰里兰兹图书馆。

       因为《约翰福音》论到光明与黑暗，灵魂与肉体等观念，看来似有诺斯底主义二元论的影子，因而自由派学者认为《约翰福音》必然成书在第二、三世纪，诺斯底主义盛行之际。

纵 然已有文献証明约翰的弟子波旅甲（Polycarp，69-155），甚至诺斯底作家巴斯里德士（Basilides）分别在公元120及130的著作 中，引用了约翰书信的句子，但抄本P52纸草文件的出现，斩钉截铁地証实了《约翰福音》不仅成书在第一世纪，而且是为护教及抵挡诺斯底主义而写（注2）。

       公元313年以后，因为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政府出资大量鼓励抄写，新约抄本多不胜数。德国圣经学者提申朵夫（Tischendorf）在1844年堪察 西乃山的凯瑟琳修道院时，就在寺院的字纸篓里，找出43卷希腊文旧约抄本。15年后（1859），提申朵夫又回到凯瑟琳修道院。这回不是在字纸篓寻宝，而 是在修道院的墙内找到了完整旧约与新约抄本，称之为《西乃山抄本》（Codex Sinaiticus）。抄本的年代极为久远，可以上推到公元第四世纪（AD350）。它的发现在当时学术界造成轰动的程度，远远超过同年达尔文出版的 《物种原始》。

       图三是目前展示在大英图书馆的《西乃山抄本》，已经有1,600多年历史，相信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圣经希腊文手抄本。抄誊工夫之好，令人肃然起敬。它的出现，也証实新约圣经正典的形成，早已在这以前完成

        如以圣经为时间座标，则世界历史可分为创造时期、族长时期、律法时期、及教会时期。直到耶稣基督再来迎接他的教会，我们都是活在“教会时期”。教会时期是如何开始的呢？

二、教会的诞生与考验

1. 旧约预表了新约教会的诞生

       有些信徒以为耶稣的降生或是耶稣的复活，是新约基督教会开始的里程碑。严格说来，耶稣是生长在律法时期（《加》4：4）。每本福音书最后一章都记载耶稣复活 升天前交托给门徒的大使命：叮嘱门徒因着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的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他的见証。因此圣灵降临的日子才是新约 教会的诞生日。第一个新约教会的诞生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也就是耶稣升天后第一个五旬节。这个开始全非偶然，远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耶 和华神已为此埋下了预表性的伏笔，这个伏笔记载在《利未记》。

        在《利未记》23章，耶和华神吩咐摩西晓谕以色列人，宣告圣会的节期：第一 个节期就是逾越节，也就是犹太人的正月15日。这一天要吃逾越节的羊羔，并要吃无酵饼七日（23：5-8），为的是纪念羔羊的血带领他们逾越了死亡。这个 节期预表多年后，耶稣要受难成为逾越节的羔羊。

        第二个节日是“初熟节”，是在安息日的次日，也就是七日的第一日，要将馨香祭献禾綑为摇祭给耶和华（23：8-14）。这个节期预表耶稣将在“七日的第一日”从死里复活，成为初熟的果子。

        第三个节日是从“初熟节”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后的次日（又是七日第一日）共五十日，是谓“五旬节”（23：15-22），这一天吃加酵的饼，预表圣灵降临，新约教会成立，多人归主。

        一千多年以后的逾越节，耶稣果真成了逾越节的羔羊；三天后，七日的第一日，耶和华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林前》15：20）；50 天以后的五旬节，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彼得，这位教会的基石，手握天国钥匙的门徒，当着从各方来到圣殿献祭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广场上大有能力地传讲耶稣 复活的见証。当天有3,000人受洗归主，这就是新约耶稣基督教会的诞生。

2. 教会诞生的时代背景

        初期教会诞生的环境，真是三方逼迫、四面阻挠。第一方面来自犹太领袖的忌妒。犹太祭司及法利赛人以阴谋将耶稣送上十字架，事后又无法否定耶稣的复活，遂将这份仇恨，转移到初期基督徒的身上。

       第一位殉道的是司提反。当初犹太领袖要定罪耶稣时，在形式上是经过公会及罗马巡抚的审问，到了审司提反的时候，却是眼睁睁地看他在公会前被暴民以乱石打死。 这种毫无王法的逼迫，使徒被驱散，福音反而向各地传扬，教会也在各地建立。然而，福音每到之处，犹太人随之编造谣言，利用罗马帝国的武力来攻击自己的同 胞，名副其实地是犹太人逼迫犹太人。

       第二方面来自希腊文化的逼迫：初期教会所在地的巴勒斯坦及小亚细亚，均在希腊文化的影响之下。当时希腊哲学思想除了怀疑主义、伊壁鸠鲁（Epicurean）、及斯多亚（Stoic）思想外，基督教面临最大的考验应是诺斯底主义（Gnosticism）。
公元1945年，一个名叫默罕默德阿季沙门（Mohammed Ali Samman）的农夫，在耐罕马帝（Nag Hammadi）城附近，挖出了大量用皮革装订成册的草卷抄本，洋洋54大卷，多半是诺斯底主义的文献（注3）。数量之多，学者称它为诺斯底图书馆 （Gnostic Library）。

       它的发现虽然不及《死海古卷》那样地震古铄今，但是对新约圣经学者而言，却让他们明了早期的基督徒，特别是第一世纪的使徒，在教导当地信徒分辨真道时，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第三方面是来自罗马皇帝的逼迫：罗马人是混合宗教主义（Syncretism）。官方对犹大省的治理，原则上赋予犹太宗教的自由，只要他们不谋反，犹太教就 算是“合法”的宗教。基督教的地位就不同了。原先罗马当局也认为基督教是犹太教的一支，后来发现犹太人也攻击基督教时，才转向逼迫基督教。

        另一方面，自凯撒奥古斯丁（Augustus）以后，祟尚“君王崇拜”（Emperor Worship）。凡不愿向罗马皇帝膜拜的基督徒，逼迫接踵而至。亚居拉、百基拉等犹太信徒也在革老丢皇帝的逼迫下被赶出罗马（《徒》18：2）。这些逼 迫，罗马历史家斯维都留斯（Suetonius AD 69-140）在他所著《革老丢生平》中亦有记载。

        到了野心勃勃的暴君尼禄王 （Nero，54-68），为要建更大的城市，把罗马城改名为“尼禄城”（Neropolis），放火把最贫穷，被认为对帝国最没有用处的地区都烧掉，好 用烧掉的土地建立尼禄城的皇宫。当百姓群起抗议时，尼禄借口把罪加到基督徒身上。从此大批军官开始烧杀基督徒。

        基督徒被认为是罗马帝国最可怕的仇敌。但基督徒甘受逼迫，甘心被喂给饥饿的狮子。使徒彼得和保罗在此期间先后遇害。罗马皇帝多米田（Domitian，81-96）变本加厉，下令大规模搜捕基督徒，并将他们处死，就连他表弟一家也不能幸免。

三、考古学与初代教会

       五旬节教会初创，司提反在乱石下殉道，从此门徒四散，福音由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传向小亚细亚及欧洲。路加医生陪伴体弱并有眼疾的保罗，经过了无数的城市， 接触了三教九流的人，且将第一世纪使徒的脚踪，忠实地记载在《使徒行传》中。每每读到保罗在罗马监狱写给“儿子”提摩太的话：“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 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革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挞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提后》4：10-11），心中总是一阵酸楚。路加是位治事严谨的科 学家，更是一个“视病如亲”的医生。根据《使徒行传》，后世历史及考古家就有了考証初期教会建立的根据。

      《使徒行传》第21章中，保罗这样介绍自已：“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数，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21：39）

       保罗时代的大数位于托罗斯（Taurus）山麓，居民有50万，堪称为大城。有一碑铭称大数为“基利家伟大而奇异的城市”。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博 （Strabo, 63BC-AD20）形容大数城大学的学术地位，媲美雅典及亚历山大城（注4）。大数也是斯多亚哲学中心，奥古斯丁大帝的老师，著名的哲学家雅典诺多罗斯 （Athenodorus），以及新毕达格拉斯哲学家（Neo-Pythagorean）彼泰勒的阿波罗（Apollonius of Tyana）等，均出自大数城。

       该城有知名的帐蓬制造业，帐蓬材料取自羊毛。托罗斯山脉一年中有七个月积雪，生长在这里的羊群都有肥肥厚厚的皮毛。保罗在这个环境中长大，满腹希腊经纶，既能织帐蓬养生，后又受教在迦玛列门下，成为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

       在地理环境上，保罗旅行布道水陆兼程，在当时已是很普通的事。“条条道路通罗马”，表示当时的罗马道路条件不错。在今日土耳其中心，还可见到一块弗吕家（Phrygia）商人的墓碑，上面刻着他一生中去过罗马72次。

       耶稣差派保罗成为外邦人们的使徒，不仅是在“母腹中就拣选”，也为他布下天时、地利、人和的旅行布道条件。

       保罗与同工巴拿巴被圣灵差遣，展开第一次旅行布道。他们下到西流基，坐船经居比路，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的会堂传讲神的道。后来在帕弗遇到两个人：一个是会法术的巴耶稣，一个是方伯士求保罗。

       这位方伯对保罗和巴拿巴的信息非常有兴趣（《徒》13：4-7）。（“方伯”者，地方官也，出自礼记：千里之外设方伯，意为“一方之长”，我国明清的市政司。）这里“方伯”二字，译自原文Proconsul，也就是殖民地的总督。

       这小段经文在考古学上引起两个争议的问题。其一：在这次旅行布道时，居比路及帕弗是否在总督管辖之下？其二：这个总督的名字是不是士求保罗？

        问题由来，乃因学者们认为当时居比路是罗马的一个“皇帝省”（Imperial Province），皇帝所派驻外省的行政官应当为“节度使”（Propraetor），而非总督，因而怀疑路加的记载可能有误。像这种芝麻绿豆小节，一 般圣经读者也许认为是“雕虫小技”，但在圣经考証上却添增了不少历史家的白发。

       根据名考古家布鲁斯的研究，居比路虽然在历史上曾经是罗马的一个皇帝省，但是到了公元前22年，凯撒奥古斯丁将它交给元老院（Senate），遂成为罗马的“元老省”（Senatorial Province），从此居比路就由元老院委派的总督管理（注5）。

       对照当代罗马历史家迪奥卡修斯（Dio Cassius）的《罗马史》及斯特拉博的《地理学》记载，在公元40到50年，也就是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时，居比路及帕弗确实是在总督的管辖之下。如果我们相信罗马的历史记载，也就应当相信与其相符合的圣经记载。

        此外，考古家也在这个区域找到了一些“居比路总督铜币”，正面刻了凯撒革老丢（AD41-54）像，背面刻有当时总督的名号（Arminius Proclus Proconsul of the Cyprians）（注6）。足见在革老丢皇帝任内，居比路是在总督的管辖之下。

       那么，在公元50年前后，是否有一个名叫士求保罗的总督呢？罗马人名字和现代西方人相似，含有三部分，最后一部分是姓。据考証，在公元第一世纪时，有三位姓 保罗（Paulus）的总督。名考古家兰塞教授（Sir William Ramsay）却看中一块出自居比路北边柯翠亚（Kythraia）的希腊文碑铭，上面提到一位名叫士求保罗（Quintus Sergius Paulus），在革老丢时期被派任为居比路的总督（注7）。兰赛认为这应当就是路加在《使徒行传》13章所记载的方伯士求保罗。

        随后， 保罗来到彼西底的安提阿（Antioch of Pisidia），就是现在土耳其的亚洛瓦其（Yalovatch）。兰塞教授当初到地中海区作考古研究的时候，其目的和史利曼（Schliemann） 考証《荷马史诗》的动机相同，纯为了証明路加在《使徒行传》的记载，完全没有历史和地理上的真实性。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他将自已的青 春壮年岁月，辛苦地投注在铁锹下的耕耘。近40下来，他不但心悦诚服地敬佩路加记载的可靠性，自已也成了研究保罗布道旅程的权威（注8）。（未完，待续）

注：
1. E. Robinson and E. Smith, Biblical Research in Palestine, Mount Sinai and Arabia Petraea, Vol 3, Boston Crocker and Brewster, 1841, 3, p.108.
2. K. Aland and B. Aland, 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Brill; Revised edition, 1987, p. 57.
3. K. Aland and B. Aland, 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Brill; Revised edition, 1987, p. 99.
4. Strabo, Geography, Translated by Horace L. Jone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Vol. 3, Books 6-7 edition, 1924.
5. F.F. Bruce, The Book of Acts,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third revised edition, 1990, p. 295.
6. J. McClintock and J. Strong, “Cyprus,” Cyclopaedia of Biblical, Theological, and Ecclesiastical Literature, Grand Rapids, MI： Baker, 1968.
7. J. Finegan, Light from the Ancient Pas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econd edition. 1959.
8. W.M. Ramsay, The Bearing of Recent Discovery on the Trustworthiness of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MI: Baker, 1975 , p.352.

作者曾任波士顿大学教授，现已退休。她目前是美国校园团契的特约同工，负责欧洲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