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慶真

本文原刊於《舉目》36期

       “新約考古”，顧名思義，就是以科學的方法來考証新約記載的歷史正確性。

        新約27卷書中，前四卷福音書是記述耶穌的生平。耶穌這位榮耀君王，他的國不屬這世界，他的臣僕也不爭戰（《約》18：36）。因此，耶穌在世30餘年，沒 有為考古界留下宮殿廟宇，石碑拱門；耶穌在加利利海邊的講道，也未曾留下什麼文物。新約後半的書卷，是使徒們寫給教會作為勸導的教牧性書信。唯一稱得上歷 史書的，就是路加醫生記載使徒們傳福音、建立教會的《使徒行傳》。

        從耶穌升天到新約完成之60餘年（AD33-100）的狹窄視窗中，我們由當時的大環境，可以一瞥巴勒斯坦猶太人與基督徒關係的改變，也從考古的角度看教會的建立。
         耶路撒冷是早期基督教的發祥地，因此一直是新約考古學家最有興趣的地方。可惜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毀，聖殿燒成了平地。緊接著在公元135年，猶太人的第二次叛亂失敗後，猶太人被趕出了巴勒斯坦。留在這塊土地上的外邦民族，並沒有保留耶穌事蹟的意願。

        直到公元313年，基督教成為羅馬國教，君士坦丁大帝的母親海倫娜，本於對基督教起源的好奇心，前往耶路撒冷尋找與基督生平有關的“聖物”。巴勒斯坦當局大 為緊張，一來羅馬皇太后駕到，恐侍候不周，滋事体大，豈敢怠慢；二來想到從此因朝聖而帶來的觀光財源，官方新約考古的序幕就此拉開。

        據說海倫娜帶回了耶穌被釘的十字架和釘子。於是，“聖報喜堂”、“聖馬利亞井”、“聖五餅二魚堂”、“聖八福堂”、“聖墓堂”等各種“聖”觀光點，就在隨後的年代裡，被一一地挖掘出來。它們的可信度，只能當故事欣賞。

       系統性、學術性的新約考古鑽研，則是近一個半世紀的事。當1948年猶太復國時，這塊土地已滿了外邦民族及各式信仰，對當年新約所記載的事蹟地點，各持不同 的意見，包括耶穌釘十架及埋葬的地方，也有好幾種說法。加上巴勒斯坦複雜的政治環境，猶太人對自家“資產”的保護，致使新約考古工作跌跌撞撞，難上加難。

一、考古學與新約聖經

       考古學在新約研究上的貢獻，首推它對耶穌基督教會發源地，提供了第一世紀的歷史地理背景。

        當年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裡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又醫治各樣的病症（《太》9：35）。這些事件藉著考古，慢慢一件件被挖掘出來，新約的記事，也一一躍出紙面。

        例如那口貫穿舊、新約的雅各井。耶穌選在大熱天正午來到井邊，向一個撒瑪利亞婦人要水喝。該井水源來自山泉流水，清純甘甜，當地人稱之為“活水”。耶穌溫和 地既“就地取材”，又“因材施教”，將生命活水賜給一個眾所唾棄的婦人。這口原來在撒瑪利亞敘加城（現在的阿斯卡，Askar）的雅各井，除了井身下陷地 面外，其地理位置完全符合《約翰福音》4章及《創世記》33章所描述的。

        當時婦人對耶穌說：“先生沒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從那裡得活 水呢？”（《約》4：11）這口井到底有多深？當法國主教阿爾克羅夫（Arculf）於公元670年訪問聖地的時候，曾記錄該井的深度是204呎，確實很 深。及至1838年聖經考古學家魯賓遜（Edward Robinson）測量時，尚有105呎。多年泥沙瓦礫的堆積，井底上升，到了1875年就只有75呎。

        教父優西比烏斯 （Eusebius，263-339）在敘述這口井的時候，提到井上面曾建了一座拜占庭式的教堂。在波斯或回教徒占領時被毀壞後，井上陸續有不同樣式的教 堂建立。樓起樓塌之間，這口井歷盡滄桑，見証了三千多年近東各民族間的爭奪戰。儘管文化信仰的差異，這口井卻又是撒瑪利亞人、回教徒、猶太人、以及基督徒 共同承認：就在這個地點，他們的祖宗雅各把這件寶貝流傳給他們（註1）。

        新約考古的發掘，也釐清一些新約在文字記載上有爭議之處。例如新約聖經有兩處記載耶穌進入耶利哥城醫治瞎子巴底買的故事。根據《路加福音》敘述：耶穌醫治瞎子是在“將近耶利哥的時候”（18：35）；但依照《馬可福 音》記述，則是在耶穌與門徒“出耶利哥的時候。”（10：46）從字面上看來，像是互相矛盾。但根據考古學家的實地考証，耶利哥這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城 市的繁榮中心隨著時代變遷而一再移動，前後可相隔好幾哩。因此耶穌和門徒可能從一個城市中心離開，在走近另一個城市中心時，遇到瞎子巴底買。

        另一個有爭議的聖經地名，是關乎耶穌在加利利海東邊，把鬼趕入豬群，落入海裡淹死的故事。這個城市在《馬太福音》稱為“加大拉” （8：28-34，Gadara），在《馬可福音》稱為格拉森（5：1-13，Gerasenes）。考古學家在約旦的耶拉許（Jerash，從前的加大 拉）及烏歐斯（Umm Oeis，從前的格拉森）兩處挖掘古羅馬遺跡時，發覺兩處皆離加利利海有一段距離，豬群不可能由此“衝出山崖落到海裡死了。”

        公元1970年，加利利海東岸開發新公路時，工程師挖掘出一座拜占庭式的教堂，建築在一個很大的地下埋葬室上。當年這類拜占庭式的教堂，皆刻意地建築在具有 傳統基督教紀念意義的地點。而這一處又是聖經唯一記載耶穌足跡到加利利海東邊的底卡波里外邦城市。因此聖經學者認為這個目前稱為庫爾西（Kursi）沿岸 有陡峭山崖的濱海城市，應當就是當年的格拉森。

       幸而考古工作不限於鐵鍬在地層中的挖掘。許多醉心古文物的學者，雖未涉足考古遺址，卻窮其一生致力於古文獻的收集，對考古學一樣有很大的貢獻，新約考古也是如此。在過去150年中，已有總數超過7,000件的新約古卷抄本被發現。

       公元1952年在埃及發現了22件早期的聖經抄本。因為是收藏家馬丁博曼（Martin Bodmer，1899-1971）從埃及人手中獲得，因此稱為《博曼書卷》。

        這些蘆葦草卷保持得很好，篇幅也較完整，特別引起新約聖經學者的重視。其中最重要的是部分《約翰福音》（編號P66）、部分彼得及猶大書信（P22）、部分 《路加福音》（P75）、《使徒行傳》（P74）、保羅書信（P46），以及最著名編號P52的《約翰福音》18章。這份考古定期約為AD125年的 P52草紙抄本寶貝，是埃及古物專家葛蘭佛（Grenfell）於1920年從埃及奧辛尼克斯（Oxyrhynchus）得到，記述耶穌在彼拉多面前受審 （《約》18：31-33）的一段，目前存在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約翰里蘭茲圖書館。

       因為《約翰福音》論到光明與黑暗，靈魂與肉体等觀念，看來似有諾斯底主義二元論的影子，因而自由派學者認為《約翰福音》必然成書在第二、三世紀，諾斯底主義盛行之際。

縱 然已有文獻証明約翰的弟子波旅甲（Polycarp，69-155），甚至諾斯底作家巴斯里德士（Basilides）分別在公元120及130的著作 中，引用了約翰書信的句子，但抄本P52紙草文件的出現，斬釘截鐵地証實了《約翰福音》不僅成書在第一世紀，而且是為護教及抵擋諾斯底主義而寫（註2）。

       公元313年以後，因為基督教成為羅馬的國教，政府出資大量鼓勵抄寫，新約抄本多不勝數。德國聖經學者提申朵夫（Tischendorf）在1844年堪察 西乃山的凱瑟琳修道院時，就在寺院的字紙簍裡，找出43卷希臘文舊約抄本。15年後（1859），提申朵夫又回到凱瑟琳修道院。這回不是在字紙簍尋寶，而 是在修道院的牆內找到了完整舊約與新約抄本，稱之為《西乃山抄本》（Codex Sinaiticus）。抄本的年代極為久遠，可以上推到公元第四世紀（AD350）。它的發現在當時學術界造成轟動的程度，遠遠超過同年達爾文出版的 《物種原始》。

       圖三是目前展示在大英圖書館的《西乃山抄本》，已經有1,600多年歷史，相信是世界上現存最古老的聖經希臘文手抄本。抄謄工夫之好，令人肅然起敬。它的出現，也証實新約聖經正典的形成，早已在這以前完成

        如以聖經為時間座標，則世界歷史可分為創造時期、族長時期、律法時期、及教會時期。直到耶穌基督再來迎接他的教會，我們都是活在“教會時期”。教會時期是如何開始的呢？

二、教會的誕生與考驗

1. 舊約預表了新約教會的誕生

       有些信徒以為耶穌的降生或是耶穌的復活，是新約基督教會開始的里程碑。嚴格說來，耶穌是生長在律法時期（《加》4：4）。每本福音書最後一章都記載耶穌復活 升天前交託給門徒的大使命：叮囑門徒因著聖靈降臨在他們身上的能力，從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他的見証。因此聖靈降臨的日子才是新約 教會的誕生日。第一個新約教會的誕生記載在《使徒行傳》第二章，也就是耶穌升天後第一個五旬節。這個開始全非偶然，遠在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耶 和華神已為此埋下了預表性的伏筆，這個伏筆記載在《利未記》。

        在《利未記》23章，耶和華神吩咐摩西曉諭以色列人，宣告聖會的節期：第一 個節期就是逾越節，也就是猶太人的正月15日。這一天要吃逾越節的羊羔，並要吃無酵餅七日（23：5-8），為的是紀念羔羊的血帶領他們逾越了死亡。這個 節期預表多年後，耶穌要受難成為逾越節的羔羊。

        第二個節日是“初熟節”，是在安息日的次日，也就是七日的第一日，要將馨香祭獻禾綑為搖祭給耶和華（23：8-14）。這個節期預表耶穌將在“七日的第一日”從死裡復活，成為初熟的果子。

        第三個節日是從“初熟節”算起，要滿了七個安息日後的次日（又是七日第一日）共五十日，是謂“五旬節”（23：15-22），這一天吃加酵的餅，預表聖靈降臨，新約教會成立，多人歸主。

        一千多年以後的逾越節，耶穌果真成了逾越節的羔羊；三天後，七日的第一日，耶和華神使耶穌從死裡復活，成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林前》15：20）；50 天以後的五旬節，聖靈降臨在門徒身上。彼得，這位教會的基石，手握天國鑰匙的門徒，當著從各方來到聖殿獻祭的猶太人，在耶路撒冷廣場上大有能力地傳講耶穌 復活的見証。當天有3,000人受洗歸主，這就是新約耶穌基督教會的誕生。

2. 教會誕生的時代背景

        初期教會誕生的環境，真是三方逼迫、四面阻撓。第一方面來自猶太領袖的忌妒。猶太祭司及法利賽人以陰謀將耶穌送上十字架，事後又無法否定耶穌的復活，遂將這份仇恨，轉移到初期基督徒的身上。

       第一位殉道的是司提反。當初猶太領袖要定罪耶穌時，在形式上是經過公會及羅馬巡撫的審問，到了審司提反的時候，卻是眼睜睜地看他在公會前被暴民以亂石打死。 這種毫無王法的逼迫，使徒被驅散，福音反而向各地傳揚，教會也在各地建立。然而，福音每到之處，猶太人隨之編造謠言，利用羅馬帝國的武力來攻擊自己的同 胞，名副其實地是猶太人逼迫猶太人。

       第二方面來自希臘文化的逼迫：初期教會所在地的巴勒斯坦及小亞細亞，均在希臘文化的影響之下。當時希臘哲學思想除了懷疑主義、伊壁鳩魯（Epicurean）、及斯多亞（Stoic）思想外，基督教面臨最大的考驗應是諾斯底主義（Gnosticism）。
公元1945年，一個名叫默罕默德阿季沙門（Mohammed Ali Samman）的農夫，在耐罕馬帝（Nag Hammadi）城附近，挖出了大量用皮革裝訂成冊的草卷抄本，洋洋54大卷，多半是諾斯底主義的文獻（註3）。數量之多，學者稱它為諾斯底圖書館 （Gnostic Library）。

       它的發現雖然不及《死海古卷》那樣地震古鑠今，但是對新約聖經學者而言，卻讓他們明瞭早期的基督徒，特別是第一世紀的使徒，在教導當地信徒分辨真道時，所面臨的困難與挑戰。

       第三方面是來自羅馬皇帝的逼迫：羅馬人是混合宗教主義（Syncretism）。官方對猶大省的治理，原則上賦予猶太宗教的自由，只要他們不謀反，猶太教就 算是“合法”的宗教。基督教的地位就不同了。原先羅馬當局也認為基督教是猶太教的一支，後來發現猶太人也攻擊基督教時，才轉向逼迫基督教。

        另一方面，自凱撒奧古斯丁（Augustus）以後，祟尚“君王崇拜”（Emperor Worship）。凡不願向羅馬皇帝膜拜的基督徒，逼迫接踵而至。亞居拉、百基拉等猶太信徒也在革老丟皇帝的逼迫下被趕出羅馬（《徒》18：2）。這些逼 迫，羅馬歷史家斯維都留斯（Suetonius AD 69-140）在他所著《革老丟生平》中亦有記載。

        到了野心勃勃的暴君尼祿王 （Nero，54-68），為要建更大的城市，把羅馬城改名為“尼祿城”（Neropolis），放火把最貧窮，被認為對帝國最沒有用處的地區都燒掉，好 用燒掉的土地建立尼祿城的皇宮。當百姓群起抗議時，尼祿藉口把罪加到基督徒身上。從此大批軍官開始燒殺基督徒。

        基督徒被認為是羅馬帝國最可怕的仇敵。但基督徒甘受逼迫，甘心被餵給飢餓的獅子。使徒彼得和保羅在此期間先後遇害。羅馬皇帝多米田（Domitian，81-96）變本加厲，下令大規模搜捕基督徒，並將他們處死，就連他表弟一家也不能倖免。

三、考古學與初代教會

       五旬節教會初創，司提反在亂石下殉道，從此門徒四散，福音由耶路撒冷、撒瑪利亞，傳向小亞細亞及歐洲。路加醫生陪伴体弱並有眼疾的保羅，經過了無數的城市， 接觸了三教九流的人，且將第一世紀使徒的腳蹤，忠實地記載在《使徒行傳》中。每每讀到保羅在羅馬監獄寫給“兒子”提摩太的話：“因為底馬貪愛現今的世界， 就離棄我往帖撒羅尼迦去了；革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撻馬太去；獨有路加在我這裡”（《提後》4：10-11），心中總是一陣酸楚。路加是位治事嚴謹的科 學家，更是一個“視病如親”的醫生。根據《使徒行傳》，後世歷史及考古家就有了考証初期教會建立的根據。

      《使徒行傳》第21章中，保羅這樣介紹自已：“我本是猶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數，並不是無名小城的人。”（21：39）

       保羅時代的大數位於托羅斯（Taurus）山麓，居民有50萬，堪稱為大城。有一碑銘稱大數為“基利家偉大而奇異的城市”。希臘地理學家斯特拉博 （Strabo, 63BC-AD20）形容大數城大學的學術地位，媲美雅典及亞歷山大城（註4）。大數也是斯多亞哲學中心，奧古斯丁大帝的老師，著名的哲學家雅典諾多羅斯 （Athenodorus），以及新畢達格拉斯哲學家（Neo-Pythagorean）彼泰勒的阿波羅（Apollonius of Tyana）等，均出自大數城。

       該城有知名的帳蓬製造業，帳蓬材料取自羊毛。托羅斯山脈一年中有七個月積雪，生長在這裡的羊群都有肥肥厚厚的皮毛。保羅在這個環境中長大，滿腹希臘經綸，既能織帳蓬養生，後又受教在迦瑪列門下，成為法利賽人中的法利賽人。

       在地理環境上，保羅旅行佈道水陸兼程，在當時已是很普通的事。“條條道路通羅馬”，表示當時的羅馬道路條件不錯。在今日土耳其中心，還可見到一塊弗呂家（Phrygia）商人的墓碑，上面刻著他一生中去過羅馬72次。

       耶穌差派保羅成為外邦人們的使徒，不僅是在“母腹中就揀選”，也為他佈下天時、地利、人和的旅行佈道條件。

       保羅與同工巴拿巴被聖靈差遣，展開第一次旅行佈道。他們下到西流基，坐船經居比路，到了撒拉米，就在猶太人的會堂傳講神的道。後來在帕弗遇到兩個人：一個是會法術的巴耶穌，一個是方伯士求保羅。

       這位方伯對保羅和巴拿巴的信息非常有興趣（《徒》13：4-7）。（“方伯”者，地方官也，出自禮記：千里之外設方伯，意為“一方之長”，我國明清的市政司。）這裡“方伯”二字，譯自原文Proconsul，也就是殖民地的總督。

       這小段經文在考古學上引起兩個爭議的問題。其一：在這次旅行佈道時，居比路及帕弗是否在總督管轄之下？其二：這個總督的名字是不是士求保羅？

        問題由來，乃因學者們認為當時居比路是羅馬的一個“皇帝省”（Imperial Province），皇帝所派駐外省的行政官應當為“節度使”（Propraetor），而非總督，因而懷疑路加的記載可能有誤。像這種芝麻綠豆小節，一 般聖經讀者也許認為是“雕蟲小技”，但在聖經考証上卻添增了不少歷史家的白髮。

       根據名考古家布魯斯的研究，居比路雖然在歷史上曾經是羅馬的一個皇帝省，但是到了公元前22年，凱撒奧古斯丁將它交給元老院（Senate），遂成為羅馬的“元老省”（Senatorial Province），從此居比路就由元老院委派的總督管理（註5）。

       對照當代羅馬歷史家迪奧卡修斯（Dio Cassius）的《羅馬史》及斯特拉博的《地理學》記載，在公元40到50年，也就是保羅第一次旅行佈道時，居比路及帕弗確實是在總督的管轄之下。如果我們相信羅馬的歷史記載，也就應當相信與其相符合的聖經記載。

        此外，考古家也在這個區域找到了一些“居比路總督銅幣”，正面刻了凱撒革老丟（AD41-54）像，背面刻有當時總督的名號（Arminius Proclus Proconsul of the Cyprians）（註6）。足見在革老丟皇帝任內，居比路是在總督的管轄之下。

       那麼，在公元50年前後，是否有一個名叫士求保羅的總督呢？羅馬人名字和現代西方人相似，含有三部分，最後一部分是姓。據考証，在公元第一世紀時，有三位姓 保羅（Paulus）的總督。名考古家蘭塞教授（Sir William Ramsay）卻看中一塊出自居比路北邊柯翠亞（Kythraia）的希臘文碑銘，上面提到一位名叫士求保羅（Quintus Sergius Paulus），在革老丟時期被派任為居比路的總督（註7）。蘭賽認為這應當就是路加在《使徒行傳》13章所記載的方伯士求保羅。

        隨後， 保羅來到彼西底的安提阿（Antioch of Pisidia），就是現在土耳其的亞洛瓦其（Yalovatch）。蘭塞教授當初到地中海區作考古研究的時候，其目的和史利曼（Schliemann） 考証《荷馬史詩》的動機相同，純為了証明路加在《使徒行傳》的記載，完全沒有歷史和地理上的真實性。從19世紀80年代到20世紀20年代，他將自已的青 春壯年歲月，辛苦地投注在鐵鍬下的耕耘。近40下來，他不但心悅誠服地敬佩路加記載的可靠性，自已也成了研究保羅佈道旅程的權威（註8）。（未完，待續）

註：
1. E. Robinson and E. Smith, Biblical Research in Palestine, Mount Sinai and Arabia Petraea, Vol 3, Boston Crocker and Brewster, 1841, 3, p.108.
2. K. Aland and B. Aland, 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Brill; Revised edition, 1987, p. 57.
3. K. Aland and B. Aland, 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Brill; Revised edition, 1987, p. 99.
4. Strabo, Geography, Translated by Horace L. Jone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Vol. 3, Books 6-7 edition, 1924.
5. F.F. Bruce, The Book of Acts,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third revised edition, 1990, p. 295.
6. J. McClintock and J. Strong, “Cyprus,” Cyclopaedia of Biblical, Theological, and Ecclesiastical Literature, Grand Rapids, MI： Baker, 1968.
7. J. Finegan, Light from the Ancient Pas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econd edition. 1959.
8. W.M. Ramsay, The Bearing of Recent Discovery on the Trustworthiness of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MI: Baker, 1975 , p.352.

作者曾任波士頓大學教授，現已退休。她目前是美國校園團契的特約同工，負責歐洲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