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举目》官网2020.07.24

蔡理达

 

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教会如雨后春笋一般浮出地面，也开始有传道同工全时间委身在祈祷传道的事奉上。起初皆是凭著信心来传道，靠别人奉献的车马费与爱心补贴来维持生活，直到20世纪末才逐渐形成受薪模式。

本文将追溯华人教牧同工受低薪的历史原因，在此背景下，讨论温州教会传道人受低薪的状况，希望引起教牧同工的思考。

 

一、传道人低薪传统的由来 

1、宣教士的观点

宣教士在中国建立教会后，透过招聘华人做其传道助手，或办神学院招华人学生，培养华人传道。关于华人传道受薪问题，从一开始就有不同的观点与立场。部分宣教士（如山东的高第丕）认为，华人传教士不应从外国得薪水。但大多数传教士一方面付给华人传道人微薄薪水，一方面也帮助华人教会独立。从1877年美国在山东的长老会，以及1895年美国公理会付给教牧同工的最高薪金，可以看出，“这些薪水与西方相比显得太低，即使从华人的角度来看，这些薪水也不是很高。”（注1）

2、传道人的受教育水平低下

1922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巴敦对中国神学院在校学生进行调查，发现知识分子奉献传道的人数很少，大学和中学毕业的总计391人。在之后的12年，大学教育更为普及，但每年献身传道的大学毕业生不多。

另外，巴敦在调查中指出，“教会学校的毕业生认为投身在教育工作，比乡村传道更优”。（注2）造成这结果的原因，如前段所述，华人传道的津贴与薪水低，而教师的收入与之相比要高，又因在华人的传统中，教师比传道更受尊敬。因此，学生选择从事教育工作，而不奉献做传道，也就见怪不怪了。

如此一来，当时奉献传道者受教育水平普遍低下。王明道说，在那个时代，有许多奉献作传道人的，都是一些不成材的人。赵君影也说过类似的话：中国传道人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有的甚至连小学也没有毕业。只有读书不成、走世界道路又失败的人，才被迫以传道为业。（注4）

3、奋兴布道家的影响

关于传道人是否受薪，在20世纪中国的奋兴布道家中，大多数人认为，传道人不应收固定的薪酬，要过纯粹的“信心生活”，他们可以接受信徒因圣灵感动、基于爱心的馈赠——这样的观点，传递出认为不受固定薪水比受固定薪水的传道人更属灵、更有信心的态度。

当时，王明道、宋尚节、倪柝声、贾玉铭都认为传道人不应受固定薪水。贾玉铭说，牧师受薪，难免会成为“薪俸牧师”，他建议牧师应靠信徒的爱心捐输，即只靠信徒自由奉献，一来可以增加信心，二来可以减轻教会负担。（注5）

奋兴布道家强调传道人应凭信心生活，靠爱心帮补，即使如此，若所得之丰，也会受人指摘。1927年，黄原素牧师辞去建道院长之职，不再受固定之薪，乃自由外出领会。但仅一年时间，就放弃此念，复任院长。并不是因为他没有作传道的恩赐，乃是凭“信心生活”收入过多，心中不安。（注6）

 

二、温州教会的特殊背景

1、内地会的影响

近代基督新教第一位来温的宣教士，为内地会宣教士曹雅植，内地会是一个信心差会，强调靠信心生活。（注7）创办人戴德生的美好见证，常在讲台被传讲，如戴德生曾经遇到米缸空了，夫妻俩对着空米缸唱“三一颂”，没过多久，就有人送来一袋面粉。

这种“单凭信心”的属灵传统，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个信徒。温州教会尤其注重讲信心的信息。弟兄姐妹在艰难中凭信获得神帮助的见证，在许多的分享会上一再被传讲。特别是在感恩节的这一周里，教会每晚信徒都会自发上台，分享信心的见证。

在这种影响下，教会会众对牧者容易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他们认为，牧者需要靠信心，不能倚赖物质，要过简朴生活。这种观点导致国内许多教会在聘请全职传道时，往往不能正面讨论传道人的待遇问题，若是传道人表现出“讨价还价”，牧者的形像必然受损。

在面对所受薪水远低于消费水平时，传道人要凭信苦撑下去，这才是信心的表现。如计志文强调，在面对艰难时，传道人“要祷告，把一切的需要告诉神。”（注8）

我们看到，温州传道人确实注重操练信心。比如本教会王传道回忆，他当初奉献为全职传道时，没有过多考虑薪水问题，只是凭著信心奉献，亦是顺服长老的劝导。又比如笔者认识的一位周弟兄，他报考过神学院时，根本没有担忧过将来作传道工资的问题，他相信神必会供应。

2、温州自立会的背景

1906年，上海长老会牧师俞国桢提出“自治、自养、自立”的主张，并建立了“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温州教会积极响应该号召，于1907年建立自立会，自立会后成为温州重要的教派、全国自立会的一个大教区。（注9）自立会第一要解决的就是教会经费困难，虽得众信徒奉献及海外华侨募捐，但仅解决教会经费短缺而已。在自立自养自传的挑战之下，后又遇抗日、国共战争。在那战火连天的岁月，教会与人民都在艰难之中，传道同工自然不可能享有较好的津贴与福利。

3、特殊时期教牧停止受薪

随着政权的更替，1958年《天风》期刊上，官方明确将传道人定为不劳而获的剥削者，必须参加劳动生产以进行自我改造。（注10）该年6月7日，三自会通过《关于号召全国基督教界学习、宣传和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通知》，宁波教会首先响应，主张经济统筹统支、教会财产统一管理、教牧人员从事生产。

之后，温州也响应了该号召，除城西教堂之外，其余教堂全部关闭，所有教牧同工都要参加社会主义教育学习班，并要参加劳动生产运动，以配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总路线。（注11）自此，所有牧者都停止了受薪，加入了生产劳动。

4、作义工而非全职传道

上世纪80年代，温州教堂开始恢复聚会，一些教牧同工回到教堂，成为专职牧师。但从温州市教牧同工提供的1993年数据可见，全市官方教会是以义工传道为主。比如，文成县传道人全部为义工传道，共30人；龙湾区仅一位受薪牧师，义工有60名；鹿城区的受薪教牧同工25人，义工为125人。（注12）

笔者采访一位董牧师，他指出，当时义工传道是主流，不受薪传道是常态，以至于教会内部流行一句话：“吃自己的饭，传上帝的道”，因此，在温州，全职服事20年以上的牧者，大都经历过经济的挑战。

笔者同工徐传道，她回忆道，她在教会中服事，一开始是没有薪水的，只因经常要打电话联系信徒，出去探访需要车费等，教会才每月给予她300块人民币作为补助，后来一次性提高到700（相当于当时环卫工人的工资），算是她全职的薪水，因此要求她放下自己的事业。

另外一位何弟兄，是与王传道同一时间参与教会服事，对于是否要全职服事，他经历了长达十多年的挣扎。挣扎的主要原因是专职传道的薪水过低，无法应付家庭的必要支出；另一个原因是，教会并没意识到全职传道的重要性，对全职传道缺乏必要的尊重。

 

三、反思传统，直面问题

从上文对教会传道人受薪的历史发展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主流观念认为，不受薪传道更属灵；另一方面，客观的政策也导致教牧同工的待遇问题不被重视，两方面形成了当前温州教牧同工受薪微薄的基础。

显然，随着教会体制的健全，传道人的薪水是一个不可不提说的话题。2018年，在温州某牧区的年会里，与会者对全职传道的薪水问题有所关注，有人作报告指出，近几年教会一直在提高传道的薪水，报告称全职同工当年的月薪在4000元/月左右。

不过，这十来年，传道人的薪水虽翻了几倍，但他们感觉经济的压力并没有减少，近些年，因物价与消费水平的提高，传道人的薪水较低，导致停止服事的事件频发，长此以往，想必会给教会带来许多危害，教会必须直面这一问题。

笔者也了解到，当前有个别新兴家庭教会，因牧者受过整全的训练，从一开始教会就比较注重教会体制，尤其是传道人待遇体系的建造，这样的教会通常给予全职传道的薪水比较高。

传道人是否要受薪，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答案。保罗在哥林多时，他就不接受哥林多教会的薪水，但他多次接受腓立比教会的供给。保罗的作法让我们看到，在不同的情况下，哪种作法有利于福音广传，他就采用哪种作法。

笔者认为，温州教会传道人虽然一直有受低薪的传统，但作为传道人，受高薪也不等同于不属灵，因为属灵与否，并不与拥有金钱多少挂钩。收入颇丰的布道家，放弃丰富的奉献，接受固定的薪水是信心的表现；无名传道虽只有微薄薪水，仍愿摆上服事，也是信心的表现；在教会遭受逼迫时，传道人虽无薪水，仍坚持传道，亦是信心的表现。

从教会的层面来看，当前，教会所面临的处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有必要反思我们的传统，突破一些人为的、不良的传统。在传道人的薪资上，教会应厚待传道人。

比如现今有些牧者，受过系统的神学教育，传道又是加倍的劳苦，按圣经原则，当受加倍的敬奉（参《提前》5：17）。又比如一些财务上充裕的教会，在聘请专职牧者时，可以综合考虑当地的消费水平、牧者家庭所必需的开支等，给予适当的薪水，让牧者无后顾之忧，专心以祷告、传道为念。

 

注：

1、赖德烈著，雷立柏等译，《基督教在华传教史》，（香港：道风书社，2009年），页361-362。

2、梁家麟，《华人传道与奋兴布道家》，三版（香港：建道神学院，2011年），页199-200。

4、同上，页18-19。

5、同上，页214。

6、梁家麟，《建道神学院百年史》（香港：建道神学院，1999年），页68-69。

7、莫法有，《温州基督教史》（香港：建道神学院，1998年），页52-53。

8、计志文，《长成基督》（香港：圣道出版社，1964），页24-25。

9、同7，页129-134。

10、赵天恩、庄婉芳著：《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台北：中福出版有限公司，1997），页134。

11舍禾，《中国的耶路撒冷——温州基督教历史》（上册）（台北：宇宙光出版社，2015），页485-489。

12、支华欣，《温州基督教》（杭州：浙江省基督教协会，2000年），页142。

 

作者为全职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