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20.07.24

蔡理達

 

上世紀80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教會如雨後春筍一般浮出地面，也開始有傳道同工全時間委身在祈禱傳道的事奉上。起初皆是憑著信心來傳道，靠別人奉獻的車馬費與愛心補貼來維持生活，直到20世紀末才逐漸形成受薪模式。

本文將追溯華人教牧同工受低薪的歷史原因，在此背景下，討論溫州教會傳道人受低薪的狀況，希望引起教牧同工的思考。

 

一、傳道人低薪傳統的由來 

1、宣教士的觀點

宣教士在中國建立教會後，透過招聘華人做其傳道助手，或辦神學院招華人學生，培養華人傳道。關於華人傳道受薪問題，從一開始就有不同的觀點與立場。部分宣教士（如山東的高第丕）認為，華人傳教士不應從外國得薪水。但大多數傳教士一方面付給華人傳道人微薄薪水，一方面也幫助華人教會獨立。從1877年美國在山東的長老會，以及1895年美國公理會付給教牧同工的最高薪金，可以看出，“這些薪水與西方相比顯得太低，即使從華人的角度來看，這些薪水也不是很高。”（註1）

2、傳道人的受教育水平低下

1922年，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巴敦對中國神學院在校學生進行調查，發現知識分子奉獻傳道的人數很少，大學和中學畢業的總計391人。在之後的12年，大學教育更為普及，但每年獻身傳道的大學畢業生不多。

另外，巴敦在調查中指出，“教會學校的畢業生認為投身在教育工作，比鄉村傳道更優”。（註2）造成這結果的原因，如前段所述，華人傳道的津貼與薪水低，而教師的收入與之相比要高，又因在華人的傳統中，教師比傳道更受尊敬。因此，學生選擇從事教育工作，而不奉獻做傳道，也就見怪不怪了。

如此一來，當時奉獻傳道者受教育水平普遍低下。王明道說，在那個時代，有許多奉獻作傳道人的，都是一些不成材的人。趙君影也說過類似的話：中國傳道人沒有受過高深的教育，有的甚至連小學也沒有畢業。只有讀書不成、走世界道路又失敗的人，才被迫以傳道為業。（註4）

3、奮興佈道家的影響

關於傳道人是否受薪，在20世紀中國的奮興佈道家中，大多數人認為，傳道人不應收固定的薪酬，要過純粹的“信心生活”，他們可以接受信徒因聖靈感動、基於愛心的饋贈——這樣的觀點，傳遞出認為不受固定薪水比受固定薪水的傳道人更屬靈、更有信心的態度。

當時，王明道、宋尚節、倪柝聲、賈玉銘都認為傳道人不應受固定薪水。賈玉銘說，牧師受薪，難免會成為“薪俸牧師”，他建議牧師應靠信徒的愛心捐輸，即只靠信徒自由奉獻，一來可以增加信心，二來可以減輕教會負擔。（註5）

奮興佈道家強調傳道人應憑信心生活，靠愛心幫補，即使如此，若所得之豐，也會受人指摘。1927年，黃原素牧師辭去建道院長之職，不再受固定之薪，乃自由外出領會。但僅一年時間，就放棄此念，復任院長。並不是因為他沒有作傳道的恩賜，乃是憑“信心生活”收入過多，心中不安。（註6）

 

二、溫州教會的特殊背景

1、內地會的影響

近代基督新教第一位來溫的宣教士，為內地會宣教士曹雅植，內地會是一個信心差會，強調靠信心生活。（註7）創辦人戴德生的美好見證，常在講臺被傳講，如戴德生曾經遇到米缸空了，夫妻倆對著空米缸唱“三一頌”，沒過多久，就有人送來一袋面粉。

這種“單憑信心”的屬靈傳統，深深地影響著每一個信徒。溫州教會尤其注重講信心的信息。弟兄姐妹在艱難中憑信獲得神幫助的見證，在許多的分享會上一再被傳講。特別是在感恩節的這一週裡，教會每晚信徒都會自發上臺，分享信心的見證。

在這種影響下，教會會眾對牧者容易有不切實際的期望，他們認為，牧者需要靠信心，不能倚賴物質，要過簡樸生活。這種觀點導致國內許多教會在聘請全職傳道時，往往不能正面討論傳道人的待遇問題，若是傳道人表現出“討價還價”，牧者的形像必然受損。

在面對所受薪水遠低於消費水平時，傳道人要憑信苦撐下去，這才是信心的表現。如計志文強調，在面對艱難時，傳道人“要禱告，把一切的需要告訴神。”（註8）

我們看到，溫州傳道人確實注重操練信心。比如本教會王傳道回憶，他當初奉獻為全職傳道時，沒有過多考慮薪水問題，只是憑著信心奉獻，亦是順服長老的勸導。又比如筆者認識的一位周弟兄，他報考過神學院時，根本沒有擔憂過將來作傳道工資的問題，他相信神必會供應。

2、溫州自立會的背景

1906年，上海長老會牧師俞國楨提出“自治、自養、自立”的主張，並建立了“中國耶穌教自立會”，溫州教會積極響應該號召，於1907年建立自立會，自立會後成為溫州重要的教派、全國自立會的一個大教區。（註9）自立會第一要解決的就是教會經費困難，雖得眾信徒奉獻及海外華僑募捐，但僅解決教會經費短缺而已。在自立自養自傳的挑戰之下，後又遇抗日、國共戰爭。在那戰火連天的歲月，教會與人民都在艱難之中，傳道同工自然不可能享有較好的津貼與福利。

3、特殊時期教牧停止受薪

隨著政權的更替，1958年《天風》期刊上，官方明確將傳道人定為不勞而獲的剝削者，必須參加勞動生產以進行自我改造。（註10）該年6月7日，三自會通過《關於號召全國基督教界學習、宣傳和貫徹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通知》，寧波教會首先響應，主張經濟統籌統支、教會財產統一管理、教牧人員從事生產。

之後，溫州也響應了該號召，除城西教堂之外，其餘教堂全部關閉，所有教牧同工都要參加社會主義教育學習班，並要參加勞動生產運動，以配合“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大躍進總路線。（註11）自此，所有牧者都停止了受薪，加入了生產勞動。

4、作義工而非全職傳道

上世紀80年代，溫州教堂開始恢復聚會，一些教牧同工回到教堂，成為專職牧師。但從溫州市教牧同工提供的1993年數據可見，全市官方教會是以義工傳道為主。比如，文成縣傳道人全部為義工傳道，共30人；龍灣區僅一位受薪牧師，義工有60名；鹿城區的受薪教牧同工25人，義工為125人。（註12）

筆者採訪一位董牧師，他指出，當時義工傳道是主流，不受薪傳道是常態，以至於教會內部流行一句話：“吃自己的飯，傳上帝的道”，因此，在溫州，全職服事20年以上的牧者，大都經歷過經濟的挑戰。

筆者同工徐傳道，她回憶道，她在教會中服事，一開始是沒有薪水的，只因經常要打電話聯繫信徒，出去探訪需要車費等，教會才每月給予她300塊人民幣作為補助，後來一次性提高到700（相當於當時環衛工人的工資），算是她全職的薪水，因此要求她放下自己的事業。

另外一位何弟兄，是與王傳道同一時間參與教會服事，對於是否要全職服事，他經歷了長達十多年的掙扎。掙扎的主要原因是專職傳道的薪水過低，無法應付家庭的必要支出；另一個原因是，教會並沒意識到全職傳道的重要性，對全職傳道缺乏必要的尊重。

 

三、反思傳統，直面問題

從上文對教會傳道人受薪的歷史發展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一方面主流觀念認為，不受薪傳道更屬靈；另一方面，客觀的政策也導致教牧同工的待遇問題不被重視，兩方面形成了當前溫州教牧同工受薪微薄的基礎。

顯然，隨著教會體制的健全，傳道人的薪水是一個不可不提說的話題。2018年，在溫州某牧區的年會裡，與會者對全職傳道的薪水問題有所關注，有人作報告指出，近幾年教會一直在提高傳道的薪水，報告稱全職同工當年的月薪在4000元/月左右。

不過，這十來年，傳道人的薪水雖翻了幾倍，但他們感覺經濟的壓力並沒有減少，近些年，因物價與消費水平的提高，傳道人的薪水較低，導致停止服事的事件頻發，長此以往，想必會給教會帶來許多危害，教會必須直面這一問題。

筆者也了解到，當前有個別新興家庭教會，因牧者受過整全的訓練，從一開始教會就比較注重教會體制，尤其是傳道人待遇體系的建造，這樣的教會通常給予全職傳道的薪水比較高。

傳道人是否要受薪，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答案。保羅在哥林多時，他就不接受哥林多教會的薪水，但他多次接受腓立比教會的供給。保羅的作法讓我們看到，在不同的情況下，哪種作法有利於福音廣傳，他就採用哪種作法。

筆者認為，溫州教會傳道人雖然一直有受低薪的傳統，但作為傳道人，受高薪也不等同於不屬靈，因為屬靈與否，並不與擁有金錢多少掛鉤。收入頗豐的佈道家，放棄豐富的奉獻，接受固定的薪水是信心的表現；無名傳道雖只有微薄薪水，仍願擺上服事，也是信心的表現；在教會遭受逼迫時，傳道人雖無薪水，仍堅持傳道，亦是信心的表現。

從教會的層面來看，當前，教會所面臨的處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我們有必要反思我們的傳統，突破一些人為的、不良的傳統。在傳道人的薪資上，教會應厚待傳道人。

比如現今有些牧者，受過系統的神學教育，傳道又是加倍的勞苦，按聖經原則，當受加倍的敬奉（參《提前》5：17）。又比如一些財務上充裕的教會，在聘請專職牧者時，可以綜合考慮當地的消費水平、牧者家庭所必需的開支等，給予適當的薪水，讓牧者無後顧之憂，專心以禱告、傳道為念。

 

註：

1、賴德烈著，雷立柏等譯，《基督教在華傳教史》，（香港：道風書社，2009年），頁361-362。

2、梁家麟，《華人傳道與奮興布道家》，三版（香港：建道神學院，2011年），頁199-200。

4、同上，頁18-19。

5、同上，頁214。

6、梁家麟，《建道神學院百年史》（香港：建道神學院，1999年），頁68-69。

7、莫法有，《溫州基督教史》（香港：建道神學院，1998年），頁52-53。

8、計志文，《長成基督》（香港：聖道出版社，1964），頁24-25。

9、同7，頁129-134。

10、趙天恩、莊婉芳著：《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1949-1997）（臺北：中福出版有限公司，1997），頁134。

11舍禾，《中國的耶路撒冷——溫州基督教歷史》（上冊）（臺北：宇宙光出版社，2015），頁485-489。

12、支華欣，《溫州基督教》（杭州：浙江省基督教協會，2000年），頁142。

 

作者為全職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