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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会史上不可不知的六位玛利亚(二之2)(亦文)2020.10.14

本文原刊于《举目》杂志56

亦文

 

编注:本文虽写于8年前,但文中所提关于宣教的种种课题,仍值得深思。

 

宣教要趁早,坚守要持久

笔者在了解宣教史的过程中,惊讶地发现,各差会甄选成员要求极其严格,赴华传教士却仍都是年轻的小字辈:马礼逊25岁成为首位赴华新教宣教士,台约尔和谭玛莉夫妇起航时只有23、24岁,戴德生21岁放弃医学学位赴华,玛利亚抵达宁波时竟还不满16岁!戴德生的儿女辈中,长子戴存仁和父亲一样放弃医学培训,来华时年20岁,戴存爱仅17岁。

然而,他们的属灵品格和圣经装备,却远远成熟过现代的信徒,差会和教会也似从未担心过他们“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回顾新约时代,12门徒都是年轻时,便被主耶稣呼召出来担负天国的使命。保罗和巴拿巴也带领不少年轻人成为教会的中坚,甚至是各地教会的主要负责人。

现今,青年人在教会所担任的事工面很窄,一方面因为教会觉得他们太年轻,不敢交棒,另一方面,青年人也自认太年轻而不敢接棒。台湾的郑家常长老,40岁时参加第一届青年宣道大会,被视作“年轻的长老”。他则举吴勇长老30岁成为长老的例子,激励当时在座的青年和长辈,重新审视教会与青年的问题(注22)。

与早期宣教士献身年龄偏小相对应的,是他们委身的年月的长度:以40岁的“高龄”投入宣教事工的艾迪绥,工作24年后才退休。44岁来华的台慕尔,事奉了18年。戴德生献身中国宣教事业凡53年,长子戴存仁加入内地会51年,次子戴存义49年。

其他几位宣教士,虽然没有那么久,但他们并非自行退出禾场,而是上帝使他们息了地上的劳苦:马礼逊25年、台约尔16年、谭玛莉19年、玛利亚18年、戴存爱13年。

他们对圣工的委身,让我想起基督徒婚礼上的一句誓词:“除非死亡把我们分开!”纽薇尔之难产早逝、华乐斯之精神崩溃(注23)、宝丽娜和玛利亚姐妹之染疫病逝、戴德生因心系中国求婚被拒,都是那个时代投身海外宣教的圣徒经常付出的代价。谭玛莉留守槟城、温施娣重执教职、艾迪绥和台慕尔中年出征、戴德生父子放弃即将到手的医学文凭,也是那个时代的宣教士为了主,常作出的不寻常选择。

随着国际旅游业的兴起,教会开始流行以月,甚至周为计算单位的 “短宣”(short term mission)。从某种角度而言,这是对“虽至于死”的宣教传统的一种廉价替代方案。短宣神学甚至给教会和信徒错误的印象:我们已经参加了宣教,而且已经到了人人参加、年年参加的普及度,因此不必另外去还福音的债了。

在这样的思潮下,奉献两到三年,已经变成“长宣”了。

与此相呼应的,是以“带职事奉”(tent-making)完全取代终身、全时间宣教(career missionary)。但不知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是保罗式的织帐篷者,又有多少人是百基拉和亚居拉式的织帐篷者?马礼逊是典型的带职事奉,但他用业余时间翻译了新旧约圣经、编纂了英汉字典,还撰写了大量与宣教有关的文章与信件。然而当今专业化的程度,以及职场对从业人员要求的强度,已很难让人兼顾宣教与职业。我们即便有相仿的心志与异象,也未必能成就相仿的善工。

由于义务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的“贬值”和神学培训的“升级”,信徒若要达到大多数宣教机构的资历要求,恐怕都已臻而立之年。而急于求成的浮躁心理,不仅酿出“成功神学”的苦酒,也开始渗透、腐蚀福音宣教的理念。中国教会面对这种 种新旧交替、真伪混杂,当如何在甄选宣教士的过程中,保持年龄、成熟度与语言学习、文化适应之间的平衡,以及长宣与短宣的平衡,宣教与专业的平衡,是需要深思的。

 

宣教动员与宣教关怀

通常我们不会记得艾迪绥这位女性先驱,即便记得,也往往是她固执与古板地阻扰戴德生和玛利亚自由恋爱,却忽略了在同一银币的另一面,是她甘做嫁衣的宣教热忱。

且不说艾迪绥后来在禾场的成就,单她在起初10年,鼓励、促成、资助别人走上宣教之路,便功不可没。

当伦敦会考虑纽薇尔和另一位女同工的申请时,艾迪绥便奉献了一笔钱,足以差派两位女宣教士。华乐斯的成行,在很大程度也得力于艾迪绥。由于纽薇尔初抵马六甲时,和当地的男性同工发生意见,导致伦敦会不愿再正式委派第二位单身女性从事海外宣教。艾迪绥遂发动其他热心女友,奔走劝募,为此事累计筹措600余英镑 (注24)。

这绝非小数目,伦敦会最初给马礼逊的生活津贴为200英镑一年。马礼逊接受东印度公司译员一职,所得的年薪为500英镑。当时尚没有现代意义的宣教动员(mission mobilization)和宣教士关怀(missionary care),艾迪绥只不过是凭著“身不能往、心向往之”的宣教热忱,和女性善于关怀的本能,摸索而行。

马礼逊的去世,对宣教士宣导的中国女子教育带来两大影响:

一是,澳门的外侨团体为了记念他,成立了马礼逊教育协会(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温施娣的女校,便是因为接收了该协会下属马礼逊学校的生源,得以领取固定的赞助金,维持运转。

二是,美国宣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在伦敦休养期间,重提马礼逊的遗愿,终于促成了全世界第一个由女性组成的差传机构──东方女子教育促进协会(Society for Promoting Female Education in the East,注25)。

1834年至1875年间,该机构差派了153位女性,资助了62位女性出任全世界各禾场宣教士创办的女子学校的教员。常年从事宣教动员的艾迪绥,和谭玛莉的嫂子(注26),都成为该协会理事会的成员。从此,女性传教士的培训、旅费、津贴等后勤体系,逐渐规范化,大大减少了华乐斯式的悲剧的重演。

台约尔和谭玛莉的遗孤如果没有合宜的抚养,也不可能成长为第二代宣教士,这些都是宣教关怀的范畴。表面看来,戴玛利亚在内地会并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但她最关键的贡献,在于运用自己多年观察、积累的宣教经验,对新来乍到的单身女宣教士进行“现场指导”。无声的榜样,价值是无法估算的。

虽然全球化和现代科技使地球变小了,文化变近了,语言学习的管道丰富了,但各种资料都显示,宣教士在第一期(主要是语言学习和文化适应的预备阶段),流失率很高。这与差会的跟进关怀不力有关系。

宣教士流失的问题,显然并非局限于初抵禾场的新手。马礼逊晚年与差会发生了很多矛盾和误会,戴德生也因为对差会的失望而退出了中国布道会。以战争来形容,如果说现代战争是举国国力的比拼,宣教也绝非若干一线宣教士的专职,牵动的是整个地方教会的大动脉。委身于大使命的,不应该只是宣教士本人,而是差派他或她的整个教会或差会。

西方教会拥有数百年的经验,其差传体系比较成熟,比较愿意拨出一部分资源,投入禾场之外的相关事工。作为后起之秀的中国教会,在差派宣教士上已勉为其难、捉襟见肘,如何再建构后勤、关怀和动员体系,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结语

这6位玛利亚所建构的生命线,连接了中国宣教史上“迷失的环节”(missing link),使得马礼逊和戴德生这两位宣教伟人,不再被视为孤立的历史人物。

玛利亚是那个时代最常见的名字。当英国的基督徒父母为女儿选取这个名字之际,耶稣母亲玛利亚的颂歌“我的心尊主为大”,当是题中应有之义。“尊主为大”不仅是上帝对女人的期待,也是上帝对男人的期待,但愿这篇以“玛利亚”为题的文章,能激励更多的弟兄姊妹投入普世宣教的事工。

 

 

注:

1.Valerie Griffiths为海外基督使团前任国际总主任Michael Griffiths的夫人,在日本、新加坡宣教23年。

2.这六位女性的英文名字,为Mary和Marie两种。因Marie是Mary的变体,中文皆可译作“玛利亚”。但为了区别,也为忠于历史文献,本文选用了她们夫姓的中文译名(取自《虽至于死》一书)。

3.施约翰于1826年,由马礼逊带队,和汤雅各一起前往新加坡和马六甲宣教。1829年后返英述职,后事不详。

4.汤雅各毕业于剑桥大学,1826年由马礼逊带队,和施约翰一起前往南洋,曾在新加坡、马六甲、曼谷、巴达维亚等地宣教,任英华书院院长,1836年返英。

5.台约尔先后就读于伦敦法学院、剑桥大学、高士坡(Gosport)神学院、贺士敦(Hoxton)宣教学院。1827年赴新马宣教,创中文铅活字。1843年香港宣教士大会期间,染病去世。

6.另一位学生威金斯(Wilkins),下落不详。

7.除台氏夫妇外,其他3对夫妇皆前往印度宣教。

8.纽薇尔的编号为270a。从编号的方式,亦可看出,即便是破例列入名册,当时西方教会仍将女性宣教士视为正式成员之外的附属成员。

9.早在1821年,另一位名为玛利亚的威尔逊夫人(Mrs. Mary Cooke Wilson),已在加尔各答创办了女子学校。

10.由于习俗和气候的限制,女性不能离家太远,因此只能在不同社区开设小规模(10-50人)的女校。1831年10月,华乐斯所负责的10所女校中,中文学校占8所,马来文和坦米尔(Tamil)文各1所。

11.美部会的帝礼士(Ira Tracy)。

12.校址在祝都桥丝墙门内大屋(今尚书街东端),后与长老会女校合并,更名“崇德女校”。

13.艾约瑟曾在上海参与创建墨海书馆,后赴北京创立缸瓦市教会,1875年获爱丁堡大学神学博士。1880年被聘为海关翻译。

14.宣教史上不乏宣教士因缺乏人手,而从重洋外邀请姨母、姑母、寡母、自己或妻子的姐妹、女儿来做“无薪助手”的案例。

15.1986年12月-1987年2月期的《宣教分享》(总37期)第8页,刊登了一篇译自OMF同工Rick Leatherwood的文章,中译标题即《汉子们哪里去了?》。

16.谭玛莉1842年创办此校,1843年因为准备转往中国,将之转交给“东方女子教育促进协会”的甘小姐(Miss Grant)。1853年,柯苏菲(Sophia Cooke)接手这一事工达42年之久。

17.转引自邱清萍著:《从漂泊到植根──北美华人教会采风录》(美国: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牧者的牧者 ── 麦希真”篇,第153页。

18.纽薇尔在曼谷诞有一女。但因难产,母婴相继过世。

19.台慕尔葬于上海,玛利亚葬于镇江。虽然没有史料明确指出宝丽娜葬在何处,但据当时的运输条件和殡葬惯例推测,她也是葬在中国的。

20.宝丽娜嫁英行教会传教士包尔腾(John Shaw Burdon)为续弦,不到一年 便染病去世。

21.笔者与一位研究当代中国乡村天主教团体的学者交流时,发现这一现象在天主教教会(神职人员不能结婚生子)更加明显──信徒若有几个儿子,往往愿意奉献一个读神学、成为神父。但一胎化政策普及后,这样做便会“断子绝孙”,许多信徒不愿付出这样的代价。

22.参郑家常:《青年与教会》,载《举目看田──第一届青年宣道大会讲章集》,台北:校园书房1979年版。

23.早期宣教士精神崩溃(nervous breakdown)的案例,可能比我们想像得要多。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金陵女大安全区的美籍宣教士魏特琳(Minnie Vantrin,又作华群),日日目睹日军暴行,身心俱瘁。她被送回美国休养,于离开南京一周年之际自杀。
美南浸信会赴鲁传教士李题鼇 (Lottie Moon,又作“慕拉第”),则是宣教士因差传经费紧缩而威胁到生命的经典案例。李被称为“美国南部受过最高教育的女性”,因发生饥馑,又逢差会财政困难,她散尽积蓄救济灾民却不愿举债,节衣缩食以至于体重降至50磅,被送回国途经神户时辞世。

24.其中包括伦敦会和英国学校协会(British and Foreign School Society)各100英镑。

25.第二个同类机构,于26年以后在美国成立,定名“妇女联合宣教会”(Women’s Union Missionary Society)。

26.谭玛莉只有哥哥,没有弟弟,所以谭夫人(Mrs. Tarn)是嫂子。

主要参考资料:

1.Valerie Griffiths, Not Less Than Everything: The Courageous Women Who Carried the Christian Gospel to China (Monarch, 2004), Chapter 1.

2.Valerie Griffiths, “ ‘Not Many Mighty…’ The Society for Promoting Female Education in the East (SPFEE)”, Mission Round Table: The Occasional Bulletin of OMF Mission Research, December 2007, Vol. 3, No. 2, pp. 8-12.

3.戴绍曾、张陈一萍,《虽至于死 ── 台约尔传》(香港:海外基督使团,2009)。

4.吴宁,《早期基督新教传教士夫人在澳门的活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第27卷第3期,2005年5月。

苏精,《基督教与新加坡华人1819-1846》(台湾新竹:清大出版社,2010)。

 

作者来自上海,移民新西兰,现为海外基督使团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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