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举目》杂志56期

亦文

 

编注：本文虽写于8年前，但文中所提关于宣教的种种课题，仍值得深思。

 

宣教要趁早，坚守要持久

笔者在了解宣教史的过程中，惊讶地发现，各差会甄选成员要求极其严格，赴华传教士却仍都是年轻的小字辈：马礼逊25岁成为首位赴华新教宣教士，台约尔和谭玛莉夫妇起航时只有23、24岁，戴德生21岁放弃医学学位赴华，玛利亚抵达宁波时竟还不满16岁！戴德生的儿女辈中，长子戴存仁和父亲一样放弃医学培训，来华时年20岁，戴存爱仅17岁。

然而，他们的属灵品格和圣经装备，却远远成熟过现代的信徒，差会和教会也似从未担心过他们“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回顾新约时代，12门徒都是年轻时，便被主耶稣呼召出来担负天国的使命。保罗和巴拿巴也带领不少年轻人成为教会的中坚，甚至是各地教会的主要负责人。

现今，青年人在教会所担任的事工面很窄，一方面因为教会觉得他们太年轻，不敢交棒，另一方面，青年人也自认太年轻而不敢接棒。台湾的郑家常长老，40岁时参加第一届青年宣道大会，被视作“年轻的长老”。他则举吴勇长老30岁成为长老的例子，激励当时在座的青年和长辈，重新审视教会与青年的问题（注22）。

与早期宣教士献身年龄偏小相对应的，是他们委身的年月的长度：以40岁的“高龄”投入宣教事工的艾迪绥，工作24年后才退休。44岁来华的台慕尔，事奉了18年。戴德生献身中国宣教事业凡53年，长子戴存仁加入内地会51年，次子戴存义49年。

其他几位宣教士，虽然没有那么久，但他们并非自行退出禾场，而是上帝使他们息了地上的劳苦：马礼逊25年、台约尔16年、谭玛莉19年、玛利亚18年、戴存爱13年。

他们对圣工的委身，让我想起基督徒婚礼上的一句誓词：“除非死亡把我们分开！”纽薇尔之难产早逝、华乐斯之精神崩溃（注23）、宝丽娜和玛利亚姐妹之染疫病逝、戴德生因心系中国求婚被拒，都是那个时代投身海外宣教的圣徒经常付出的代价。谭玛莉留守槟城、温施娣重执教职、艾迪绥和台慕尔中年出征、戴德生父子放弃即将到手的医学文凭，也是那个时代的宣教士为了主，常作出的不寻常选择。

随着国际旅游业的兴起，教会开始流行以月，甚至周为计算单位的 “短宣”（short term mission）。从某种角度而言，这是对“虽至于死”的宣教传统的一种廉价替代方案。短宣神学甚至给教会和信徒错误的印象：我们已经参加了宣教，而且已经到了人人参加、年年参加的普及度，因此不必另外去还福音的债了。

在这样的思潮下，奉献两到三年，已经变成“长宣”了。

与此相呼应的，是以“带职事奉”（tent-making）完全取代终身、全时间宣教（career missionary）。但不知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是保罗式的织帐篷者，又有多少人是百基拉和亚居拉式的织帐篷者？马礼逊是典型的带职事奉，但他用业余时间翻译了新旧约圣经、编纂了英汉字典，还撰写了大量与宣教有关的文章与信件。然而当今专业化的程度，以及职场对从业人员要求的强度，已很难让人兼顾宣教与职业。我们即便有相仿的心志与异象，也未必能成就相仿的善工。

由于义务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的“贬值”和神学培训的“升级”，信徒若要达到大多数宣教机构的资历要求，恐怕都已臻而立之年。而急于求成的浮躁心理，不仅酿出“成功神学”的苦酒，也开始渗透、腐蚀福音宣教的理念。中国教会面对这种 种新旧交替、真伪混杂，当如何在甄选宣教士的过程中，保持年龄、成熟度与语言学习、文化适应之间的平衡，以及长宣与短宣的平衡，宣教与专业的平衡，是需要深思的。

 

宣教动员与宣教关怀

通常我们不会记得艾迪绥这位女性先驱，即便记得，也往往是她固执与古板地阻扰戴德生和玛利亚自由恋爱，却忽略了在同一银币的另一面，是她甘做嫁衣的宣教热忱。

且不说艾迪绥后来在禾场的成就，单她在起初10年，鼓励、促成、资助别人走上宣教之路，便功不可没。

当伦敦会考虑纽薇尔和另一位女同工的申请时，艾迪绥便奉献了一笔钱，足以差派两位女宣教士。华乐斯的成行，在很大程度也得力于艾迪绥。由于纽薇尔初抵马六甲时，和当地的男性同工发生意见，导致伦敦会不愿再正式委派第二位单身女性从事海外宣教。艾迪绥遂发动其他热心女友，奔走劝募，为此事累计筹措600余英镑 （注24）。

这绝非小数目，伦敦会最初给马礼逊的生活津贴为200英镑一年。马礼逊接受东印度公司译员一职，所得的年薪为500英镑。当时尚没有现代意义的宣教动员（mission mobilization）和宣教士关怀（missionary care），艾迪绥只不过是凭著“身不能往、心向往之”的宣教热忱，和女性善于关怀的本能，摸索而行。

马礼逊的去世，对宣教士宣导的中国女子教育带来两大影响：

一是，澳门的外侨团体为了记念他，成立了马礼逊教育协会（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温施娣的女校，便是因为接收了该协会下属马礼逊学校的生源，得以领取固定的赞助金，维持运转。

二是，美国宣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在伦敦休养期间，重提马礼逊的遗愿，终于促成了全世界第一个由女性组成的差传机构──东方女子教育促进协会（Society for Promoting Female Education in the East，注25）。

1834年至1875年间，该机构差派了153位女性，资助了62位女性出任全世界各禾场宣教士创办的女子学校的教员。常年从事宣教动员的艾迪绥，和谭玛莉的嫂子（注26），都成为该协会理事会的成员。从此，女性传教士的培训、旅费、津贴等后勤体系，逐渐规范化，大大减少了华乐斯式的悲剧的重演。

台约尔和谭玛莉的遗孤如果没有合宜的抚养，也不可能成长为第二代宣教士，这些都是宣教关怀的范畴。表面看来，戴玛利亚在内地会并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但她最关键的贡献，在于运用自己多年观察、积累的宣教经验，对新来乍到的单身女宣教士进行“现场指导”。无声的榜样，价值是无法估算的。

虽然全球化和现代科技使地球变小了，文化变近了，语言学习的管道丰富了，但各种资料都显示，宣教士在第一期（主要是语言学习和文化适应的预备阶段），流失率很高。这与差会的跟进关怀不力有关系。

宣教士流失的问题，显然并非局限于初抵禾场的新手。马礼逊晚年与差会发生了很多矛盾和误会，戴德生也因为对差会的失望而退出了中国布道会。以战争来形容，如果说现代战争是举国国力的比拼，宣教也绝非若干一线宣教士的专职，牵动的是整个地方教会的大动脉。委身于大使命的，不应该只是宣教士本人，而是差派他或她的整个教会或差会。

西方教会拥有数百年的经验，其差传体系比较成熟，比较愿意拨出一部分资源，投入禾场之外的相关事工。作为后起之秀的中国教会，在差派宣教士上已勉为其难、捉襟见肘，如何再建构后勤、关怀和动员体系，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结语

这6位玛利亚所建构的生命线，连接了中国宣教史上“迷失的环节”（missing link），使得马礼逊和戴德生这两位宣教伟人，不再被视为孤立的历史人物。

玛利亚是那个时代最常见的名字。当英国的基督徒父母为女儿选取这个名字之际，耶稣母亲玛利亚的颂歌“我的心尊主为大”，当是题中应有之义。“尊主为大”不仅是上帝对女人的期待，也是上帝对男人的期待，但愿这篇以“玛利亚”为题的文章，能激励更多的弟兄姊妹投入普世宣教的事工。

 

 

注：

1.Valerie Griffiths为海外基督使团前任国际总主任Michael Griffiths的夫人，在日本、新加坡宣教23年。

2.这六位女性的英文名字，为Mary和Marie两种。因Marie是Mary的变体，中文皆可译作“玛利亚”。但为了区别，也为忠于历史文献，本文选用了她们夫姓的中文译名（取自《虽至于死》一书）。

3.施约翰于1826年，由马礼逊带队，和汤雅各一起前往新加坡和马六甲宣教。1829年后返英述职，后事不详。

4.汤雅各毕业于剑桥大学，1826年由马礼逊带队，和施约翰一起前往南洋，曾在新加坡、马六甲、曼谷、巴达维亚等地宣教，任英华书院院长，1836年返英。

5.台约尔先后就读于伦敦法学院、剑桥大学、高士坡（Gosport）神学院、贺士敦（Hoxton）宣教学院。1827年赴新马宣教，创中文铅活字。1843年香港宣教士大会期间，染病去世。

6.另一位学生威金斯（Wilkins），下落不详。

7.除台氏夫妇外，其他3对夫妇皆前往印度宣教。

8.纽薇尔的编号为270a。从编号的方式，亦可看出，即便是破例列入名册，当时西方教会仍将女性宣教士视为正式成员之外的附属成员。

9.早在1821年，另一位名为玛利亚的威尔逊夫人（Mrs. Mary Cooke Wilson），已在加尔各答创办了女子学校。

10.由于习俗和气候的限制，女性不能离家太远，因此只能在不同社区开设小规模（10－50人）的女校。1831年10月，华乐斯所负责的10所女校中，中文学校占8所，马来文和坦米尔（Tamil）文各1所。

11.美部会的帝礼士（Ira Tracy）。

12.校址在祝都桥丝墙门内大屋（今尚书街东端），后与长老会女校合并，更名“崇德女校”。

13.艾约瑟曾在上海参与创建墨海书馆，后赴北京创立缸瓦市教会，1875年获爱丁堡大学神学博士。1880年被聘为海关翻译。

14.宣教史上不乏宣教士因缺乏人手，而从重洋外邀请姨母、姑母、寡母、自己或妻子的姐妹、女儿来做“无薪助手”的案例。

15.1986年12月－1987年2月期的《宣教分享》（总37期）第8页，刊登了一篇译自OMF同工Rick Leatherwood的文章，中译标题即《汉子们哪里去了？》。

16.谭玛莉1842年创办此校，1843年因为准备转往中国，将之转交给“东方女子教育促进协会”的甘小姐（Miss Grant）。1853年，柯苏菲（Sophia Cooke）接手这一事工达42年之久。

17.转引自邱清萍著：《从漂泊到植根──北美华人教会采风录》（美国：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牧者的牧者 ── 麦希真”篇，第153页。

18.纽薇尔在曼谷诞有一女。但因难产，母婴相继过世。

19.台慕尔葬于上海，玛利亚葬于镇江。虽然没有史料明确指出宝丽娜葬在何处，但据当时的运输条件和殡葬惯例推测，她也是葬在中国的。

20.宝丽娜嫁英行教会传教士包尔腾（John Shaw Burdon）为续弦，不到一年 便染病去世。

21.笔者与一位研究当代中国乡村天主教团体的学者交流时，发现这一现象在天主教教会（神职人员不能结婚生子）更加明显──信徒若有几个儿子，往往愿意奉献一个读神学、成为神父。但一胎化政策普及后，这样做便会“断子绝孙”，许多信徒不愿付出这样的代价。

22.参郑家常：《青年与教会》，载《举目看田──第一届青年宣道大会讲章集》，台北：校园书房1979年版。

23.早期宣教士精神崩溃（nervous breakdown）的案例，可能比我们想像得要多。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金陵女大安全区的美籍宣教士魏特琳（Minnie Vantrin，又作华群），日日目睹日军暴行，身心俱瘁。她被送回美国休养，于离开南京一周年之际自杀。
美南浸信会赴鲁传教士李题鼇 （Lottie Moon，又作“慕拉第”），则是宣教士因差传经费紧缩而威胁到生命的经典案例。李被称为“美国南部受过最高教育的女性”，因发生饥馑，又逢差会财政困难，她散尽积蓄救济灾民却不愿举债，节衣缩食以至于体重降至50磅，被送回国途经神户时辞世。

24.其中包括伦敦会和英国学校协会（British and Foreign School Society）各100英镑。

25.第二个同类机构，于26年以后在美国成立，定名“妇女联合宣教会”（Women’s Union Missionary Society）。

26.谭玛莉只有哥哥，没有弟弟，所以谭夫人（Mrs. Tarn）是嫂子。

主要参考资料：

1.Valerie Griffiths， Not Less Than Everything： The Courageous Women Who Carried the Christian Gospel to China (Monarch， 2004)， Chapter 1.

2.Valerie Griffiths， “ ‘Not Many Mighty…’ The Society for Promoting Female Education in the East (SPFEE)”， Mission Round Table： The Occasional Bulletin of OMF Mission Research， December 2007， Vol. 3， No. 2， pp. 8-12.

3.戴绍曾、张陈一萍，《虽至于死 ── 台约尔传》（香港：海外基督使团，2009）。

4.吴宁，《早期基督新教传教士夫人在澳门的活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第27卷第3期，2005年5月。

苏精，《基督教与新加坡华人1819-1846》（台湾新竹：清大出版社，2010）。

 

作者来自上海，移民新西兰，现为海外基督使团宣教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