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举目》官网言与思専栏2020.11.30

陆加

 

华盛顿的“天花疫苗”

美国独立战争的头几年，除了战事的艰难，严寒与饥饿之外，天花在军中的流行使华盛顿将军损兵折将，因病不能出征的战士一直在1/3以上。当时，一旦被天花感染，死亡率是在15-50%之间！

那时横渡大洋而来的英军，已经有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群体免疫”。无需交战，华盛顿军队已经处于劣势。于是，华盛顿在人类战争史上做了一次绝无仅有的决定：给全军接种“天花疫苗”。

问题是两百年前，根本没有天花疫苗，病毒这个概念也还要再等上一百多年才出现。当时人们仅仅知道天花病的幸存者不会再染病。于是华盛顿的军医所能做的，就是把天花病灶上的分泌物取一点点，直接点放在军人割破的皮肤上。这实际上不叫接种疫苗，是人工感染。

40万大军在没有走漏一点风声的情形下，秘密地感染了天花。华盛顿这一冒险之举相当成功，大多军人只是忍受了长达一个月的病程，因接种天花而死亡的军人只有400人，也就是0.1%的死亡率。

今天，我们不仅有了非常安全的天花疫苗，而且已经使天花成为第一个人类彻底根除的传染病。

 

疫苗是最好的“医生”

现代医学长足的进步，已经使我们很难想像，人类在一百年前还是生活在各种传染病的肆虐当中。那个时代，人们最担心的不是孩子能不能上好大学，有没有好工作，而是孩子能不能长大成人。

1900年，美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只有47岁。造成死亡的主要疾病不是心脏病，也不是癌症，而是肺炎、流感、结核、白喉、百日咳、天花、麻疹、伤寒等。到了2010年，美国的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岁，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传染病几乎不再会使人致死，特别是对于儿童。因为我们有了控制传染病的三大法宝：疫苗，抗菌素和卫生条件的改善。

此外，一百年前，冠心病、癌症、糖尿病和老年痴呆并不常见，并不是因为当时的人们都吃有机食品，没有环境污染，而是大多数人活不到得这些病的年纪。

今天，我们的孩子在上学前就已经接种了十几种的疫苗，使得这些烈性传染病不会临到他们。疫苗成为我们最好的“医生”，甚至好过医生，因为它让我们根本不会得那些病。

 

“新冠”疫苗，传来好消息

我们来看今天的新冠大流行。疫苗仍然是最终胜过病毒，结束瘟疫流行的最有效方法。近日连续的好消息传来，我们终于有望在今年12月份，第一个疫苗将会被紧急批准使用。

但是，跟踪新冠疫苗的进展，我们都切身感受到，即使在医学发达的今天，疫苗是否有效，传染病是否可以被控制，也仍然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每一步都有障碍和风险，都不能说完全可以掌控。我们只能感叹：每一个成功的疫苗都是上帝特别的眷顾，是祂借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的进步，带给我们的普遍恩典。

面对百年一遇的大流行病，对新冠疫苗的研发的要求非常紧迫，在保证有效，安全的同时还要快速。而生命科学的综合发展，给这次紧迫的疫苗研发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首先是生命科学知识的积累。这些知识包括我们对病毒结构、病毒分子组成、人体组织、免疫系统的了解，人体细胞组织与病毒的互动，以及在流行病学上病毒传播的每一个环节的了解。这些积累不仅给治疗病症提供了充足的理论依据，也保障了疫苗的基础设计，和选择的根据。

另一个是技术上的进步。大数据分析可以筛选最关键的抗原片段；在抗原设计上，我们可以选择蛋白质或是RNA；我们有各样的载体可以携带这些抗原，我们还有各种快速检验手段，随时跟踪体内的变化。这些技术给疫苗发展提供了多种途径，从而增加了成功的机会。

第三个是较少提及的，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就是一个日臻健全的药物/疫苗疗效和安全评估的体系。通过这个体系，我们可以对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做出公正和准确的评判。

这个体系核心的部分就是严格管控的人体临床试验。人体试验必须有足够多的受试者，从而可以进行统计学上的计算和验证。人体试验必须提供直接的证据，不能凭推断或零星的一些好结果来得出结论。

为了防止偏见的产生，临床试验的设计有许多细节规定，例如决定疫苗有效性的标准必须在试验开始前设置好，不能在试验结束之后更改，如此可避免人们看到数据之后，会因偏见而得出不同的结论。

以美国Moderna最近开展的三期临床为例，它是一个有三万受试者参加的试验，它按照1：1的比例随机地让一半人接受疫苗，观察疫苗对他们的保护；另一半则只接受安慰剂，作为新冠感染的对照人群。这个试验同时设有双盲，就是受试者和医务人员都不知道哪个病人接受了疫苗还是安慰剂。因为人的头脑很容易形成偏见，双盲的设置是保证受试者的检查和诊断，在中立的情形下进行。

除了有效性的检测，安全性数据的收集也是同等重要的。Moderna的临床试验中，每一位受试者都会进行长达两年的跟踪，以收集疫苗的长期安全性数据。

入冬之后，美国的新冠擡头严重，感染人数不断破纪录。在这些坏消息当中，唯一可以令人安慰一下的，就是它加快了疫苗临床试验的进程，使得有几家公司的疫苗都得到了很好的结果。在新冠爆发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已经有了几个接近成功的疫苗，这真是今年感恩节最值得感恩的。

 

接种疫苗，是一种社会责任

然而，下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我们会以最有效的方式使用疫苗吗？

有一次，我在飞机上遇到的邻座是一位非常善谈的瑞典老人，老人年轻时生意做的很成功，现在一个人无拘无束地游玩世界。他见识很广，兴趣广泛。听说我的职业之后，他特别问起麻疹疫苗。据他所知，麻疹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是一个致命的传染病，如果生病了挺几天就行了。所以政府一定要求每个人都去打疫苗，是不是过度干涉到人的自由？

我不反对这位老人的判断。确实，健康的人不需要太担心麻疹的致命性。我给他举了个例子：现代医学的进步使得越来越多的早产儿可以活下来。我负责的临床试验中，就有治疗过一个体重仅一磅重的早产儿。但这些宝贝长大之后，通常会属于健康上的“弱势群体”。即他们的免疫、呼吸系统、机体功能不会像一般人强壮，他们一旦得病，致命的风险就高很多。如果我们都接种了疫苗，我们的孩子也接种了疫苗，就可以避免把麻疹传染给这些孩子。

老人听到这里，便欣然同意每个人的确应该接种疫苗。因为他明白了，疫苗不仅是个人选择的问题，也是一种社会责任。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件事：美国患麻疹的病例从2012年的55例，增加到去年的1282例，而全世界麻疹死亡人数，也增加到20万人之多。我想，不论是什么原因，在麻疹疫苗已经推出50年的今天，这个死亡数字是不应该出现的。

疫苗和防止传染病是一个社区，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的共同福祉。一个疫苗的成功是上帝的恩典。当新冠疫苗开放给众人使用的时候，我希望在它的使用中，会反映出我们是怎样地尊重生命，以及彼此关爱。

 

作者生于北京，赴美30年。主管药品的临床试验工作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