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専欄2020.11.30

陸加

 

華盛頓的“天花疫苗”

美國獨立戰爭的頭幾年，除了戰事的艱難，嚴寒與饑餓之外，天花在軍中的流行使華盛頓將軍損兵折將，因病不能出征的戰士一直在1/3以上。當時，一旦被天花感染，死亡率是在15-50%之間！

那時橫渡大洋而來的英軍，已經有了我們今天所說的“群體免疫”。無需交戰，華盛頓軍隊已經處於劣勢。於是，華盛頓在人類戰爭史上做了一次絕無僅有的決定：給全軍接種“天花疫苗”。

問題是兩百年前，根本沒有天花疫苗，病毒這個概念也還要再等上一百多年才出現。當時人們僅僅知道天花病的倖存者不會再染病。於是華盛頓的軍醫所能做的，就是把天花病竈上的分泌物取一點點，直接點放在軍人割破的皮膚上。這實際上不叫接種疫苗，是人工感染。

40萬大軍在沒有走漏一點風聲的情形下，秘密地感染了天花。華盛頓這一冒險之舉相當成功，大多軍人只是忍受了長達一個月的病程，因接種天花而死亡的軍人只有400人，也就是0.1%的死亡率。

今天，我們不僅有了非常安全的天花疫苗，而且已經使天花成為第一個人類徹底根除的傳染病。

 

疫苗是最好的“醫生”

現代醫學長足的進步，已經使我們很難想像，人類在一百年前還是生活在各種傳染病的肆虐當中。那個時代，人們最擔心的不是孩子能不能上好大學，有沒有好工作，而是孩子能不能長大成人。

1900年，美國的人均預期壽命只有47歲。造成死亡的主要疾病不是心臟病，也不是癌症，而是肺炎、流感、結核、白喉、百日咳、天花、麻疹、傷寒等。到了2010年，美國的人均預期壽命達到79歲，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這些傳染病幾乎不再會使人致死，特別是對於兒童。因為我們有了控制傳染病的三大法寶：疫苗，抗菌素和衛生條件的改善。

此外，一百年前，冠心病、癌症、糖尿病和老年癡呆並不常見，並不是因為當時的人們都吃有機食品，沒有環境污染，而是大多數人活不到得這些病的年紀。

今天，我們的孩子在上學前就已經接種了十幾種的疫苗，使得這些烈性傳染病不會臨到他們。疫苗成為我們最好的“醫生”，甚至好過醫生，因為它讓我們根本不會得那些病。

 

“新冠”疫苗，傳來好消息

我們來看今天的新冠大流行。疫苗仍然是最終勝過病毒，結束瘟疫流行的最有效方法。近日連續的好消息傳來，我們終於有望在今年12月份，第一個疫苗將會被緊急批准使用。

但是，跟蹤新冠疫苗的進展，我們都切身感受到，即使在醫學發達的今天，疫苗是否有效，傳染病是否可以被控制，也仍然充滿了不確定的因素，每一步都有障礙和風險，都不能說完全可以掌控。我們只能感嘆：每一個成功的疫苗都是上帝特別的眷顧，是祂藉著科學技術和社會的進步，帶給我們的普遍恩典。

面對百年一遇的大流行病，對新冠疫苗的研發的要求非常緊迫，在保證有效，安全的同時還要快速。而生命科學的綜合發展，給這次緊迫的疫苗研發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首先是生命科學知識的積累。這些知識包括我們對病毒結構、病毒分子組成、人體組織、免疫系統的了解，人體細胞組織與病毒的互動，以及在流行病學上病毒傳播的每一個環節的了解。這些積累不僅給治療病症提供了充足的理論依據，也保障了疫苗的基礎設計，和選擇的根據。

另一個是技術上的進步。大數據分析可以篩選最關鍵的抗原片段；在抗原設計上，我們可以選擇蛋白質或是RNA；我們有各樣的載體可以攜帶這些抗原，我們還有各種快速檢驗手段，隨時跟蹤體內的變化。這些技術給疫苗發展提供了多種途徑，從而增加了成功的機會。

第三個是較少提及的，也是至關重要的一環，就是一個日臻健全的藥物/疫苗療效和安全評估的體系。通過這個體系，我們可以對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做出公正和準確的評判。

這個體系核心的部分就是嚴格管控的人體臨床試驗。人體試驗必須有足夠多的受試者，從而可以進行統計學上的計算和驗證。人體試驗必須提供直接的證據，不能憑推斷或零星的一些好結果來得出結論。

為了防止偏見的產生，臨床試驗的設計有許多細節規定，例如決定疫苗有效性的標準必須在試驗開始前設置好，不能在試驗結束之後更改，如此可避免人們看到數據之後，會因偏見而得出不同的結論。

以美國Moderna最近開展的三期臨床為例，它是一個有三萬受試者參加的試驗，它按照1：1的比例隨機地讓一半人接受疫苗，觀察疫苗對他們的保護；另一半則只接受安慰劑，作為新冠感染的對照人群。這個試驗同時設有雙盲，就是受試者和醫務人員都不知道哪個病人接受了疫苗還是安慰劑。因為人的頭腦很容易形成偏見，雙盲的設置是保證受試者的檢查和診斷，在中立的情形下進行。

除了有效性的檢測，安全性數據的收集也是同等重要的。Moderna的臨床試驗中，每一位受試者都會進行長達兩年的跟蹤，以收集疫苗的長期安全性數據。

入冬之後，美國的新冠擡頭嚴重，感染人數不斷破紀錄。在這些壞消息當中，唯一可以令人安慰一下的，就是它加快了疫苗臨床試驗的進程，使得有幾家公司的疫苗都得到了很好的結果。在新冠爆發還不到一年的時間裡，我們已經有了幾個接近成功的疫苗，這真是今年感恩節最值得感恩的。

 

接種疫苗，是一種社會責任

然而，下一個關鍵的問題是，我們會以最有效的方式使用疫苗嗎？

有一次，我在飛機上遇到的鄰座是一位非常善談的瑞典老人，老人年輕時生意做的很成功，現在一個人無拘無束地遊玩世界。他見識很廣，興趣廣泛。聽說我的職業之後，他特別問起麻疹疫苗。據他所知，麻疹對大多數人來說，並不是一個致命的傳染病，如果生病了挺幾天就行了。所以政府一定要求每個人都去打疫苗，是不是過度干涉到人的自由？

我不反對這位老人的判斷。確實，健康的人不需要太擔心麻疹的致命性。我給他舉了個例子：現代醫學的進步使得越來越多的早產兒可以活下來。我負責的臨床試驗中，就有治療過一個體重僅一磅重的早產兒。但這些寶貝長大之後，通常會屬於健康上的“弱勢群體”。即他們的免疫、呼吸系統、機體功能不會像一般人強壯，他們一旦得病，致命的風險就高很多。如果我們都接種了疫苗，我們的孩子也接種了疫苗，就可以避免把麻疹傳染給這些孩子。

老人聽到這裡，便欣然同意每個人的確應該接種疫苗。因為他明白了，疫苗不僅是個人選擇的問題，也是一種社會責任。

說到這裡，不得不提一件事：美國患麻疹的病例從2012年的55例，增加到去年的1282例，而全世界麻疹死亡人數，也增加到20萬人之多。我想，不論是什麼原因，在麻疹疫苗已經推出50年的今天，這個死亡數字是不應該出現的。

疫苗和防止傳染病是一個社區，一個城市，一個國家甚至是整個世界的共同福祉。一個疫苗的成功是上帝的恩典。當新冠疫苗開放給眾人使用的時候，我希望在它的使用中，會反映出我們是怎樣地尊重生命，以及彼此關愛。

 

作者生於北京，赴美30年。主管藥品的臨床試驗工作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