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肤之爱(芳华)2020.12.23

记念耶稣基督降生,最好的方式是效法祂的道成肉身,活出舍己爱人的生命。

 

本文刊于举目官网2020.12.23

芳华

 

那年夏天,蓝天似乎更蓝,艳丽的凤凰花开得特别灿烂,连蝉声也格外响,因为我要小学毕业了。家人比我还开心,爸爸、妈妈、哥哥们都很兴奋:“我们家小妹,居然也要小学毕业了!”

毕业那天,礼堂里回荡着人人熟悉的毕业歌:

青青校树,萋萋庭草,欣沾化雨如膏,
笔砚相亲,晨昏欢笑,奈何离别今朝。
世路多岐,人海辽阔,扬帆待发清晓,
诲我谆谆,南针在抱,仰瞻师道山高。

青青校树,灼灼庭花,记取囊萤窗下,
琢磨几载,羡君玉就,而今光彩焕发。
鹏程万里,才高志大,伫看负起中华,
听唱骊歌,难舍旧雨,何年重遇天涯。

歌声中,头一次感受到淡淡的离情。这可是我人生第一次离别呀!尽管如此,我还是欢天喜地从老师手里领了毕业证书。

 

接生我的那个医生

那个暑假,第一次不用做暑假作业,不用返校,完完全全属于自己。可是哥哥们还是照常上暑修课,爸、妈照常上班,我没几天就开始觉得无聊了。

有天中午,妈妈在办公室打电话给邻居的妈妈,要我骑着脚踏车,沿着去市场的小路,在某处拐个弯,再左拐、右拐地到另一条小路,然后再骑个两三分钟,到一个大门,她会在那里等我。

我就很开心地拿着邻居妈妈给的纸条,骑车出了门。

起初,路两旁是一般的农舍和住家。接着,出现了半个人高的杂草。路也不很平,一路左拐、右拐不说,还颠呀颠地。等我找到那个大门时,一眼往门里望去,却好像是另一个世界:大门里绿草如茵,右边是个教堂,写着“兰大卫纪念教会”。左边是座红砖砌的两层楼房子,建筑格调和大门外的世界迥然不同。

我看了不免眼睛亮了,心跳快了,嘴大概也成“O”字形了。

妈妈正和一个瘦高的西方女子笑谈著,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高仁爱医生——大多数人都叫她“兰医生娘”(她丈夫是兰医生)。

妈妈见到我来,用台语对我说:“来,叫兰医生娘!”我笑着答应。兰医生娘用惊喜的眼光看着我,拍拍我的肩头,用一口纯正的台语说:“噢,这昵大汉啦(个子这么大啦)!”

我好奇地看着眼前这名中年女子,瘦瘦高高的,眼里有着说不出的慈爱。妈妈继续对我说:“你出生时,就是兰医生娘抱着你的。”没等我反应过来,兰医生娘就接着说:“是呀,那时你在你妈妈肚子里荡秋千呢!”

我才恍然大悟,她就是我出生时,妈妈的妇产科医生。那时由于妈妈有早产的迹象,在医院里安胎。每次有什么动静时,全产科的医生、护士都严阵以待。折腾了他们一个多月后,我还是在七个月时就早产了。那时早产儿的存活率不高,但我居然在一星期内就不用滴管喂奶,可以自己喝奶,提早出了保温箱。这件事给医生、护士们的印象很深刻,妈妈也因此和高医生结成好朋友。

这个关于我出生的故事,我从小就百听不厌。知道自己还没出生,就让很多人为我忙乎,心里不免有着小小的得意。但直到现在,我才有机会见到当年接生我的医生,心中的高兴自不可言喻。

 

无论输赢,都很欢喜

那之后,每个星期一、三、五的下午四点,我就骑着脚踏车,到兰医生娘家学英文。时间凑巧的话,我会看到兰医生娘骑着她那辆高把脚踏车,从反方向急忙骑来,见到我时,脸上堆满笑容。

在兰医生娘家中学英文的,还有一些住在附近的小孩,有农夫的孩子,木匠的孩子,也有帮人煮饭的“欧巴桑”(中、老年妇女)的小孩,和我从前的朋友很不一样。

上课的地方,正是她住的那座红砖房。我后来看电影《远离非洲》时才知道,那是典型的英国式建筑。房子从门窗、房间的格局、地上铺的红色地砖,都充满著欧洲风味。我最喜欢的,就是走廊下搭出去的房间,三面都是落地纱窗。据说夏天时,天热,蚊虫又多,她和兰医生喜欢坐在那里,看书或聊天喝茶,既凉快,光线又好。我们就是在这间纱窗房上课的。

兰医生娘并没有教我们念ABC,而是教我们从身边的东西学起:门,窗,桌子,椅子等等。教一会儿,就用游戏来帮我们。最常用的,莫过于把男生、女生分成两队,把单词卡摆满桌子。她念出一个词后,被叫到号码的孩子,就从卡中把她念的词找出来。比赛得分多的那一队,可以得到铅笔、橡皮擦等小礼物,或者一人一枝芋头冰棒。

不论输赢,我们每次都很开心,只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一下又到了回家吃晚饭的时候。

于是那个暑假,我每天都期待着上课的下午。

 

布袋戏和现代诗

到了练句子时,兰医生娘甚至用台湾的传统布袋戏玩偶,来教我们用英文演戏。由于她和兰医生都是传教士,我们学的第一出戏,就是圣经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还记得当时会说的第一个句子,就是“Let my people go﹗”(“容我的百姓去。”)

那时有个小男孩,特别会耍布袋戏的玩偶,小玩偶在他掌中好像可以活起来。他还会摹仿很多动物的声音,非常传神。我则因为口齿比较清晰,负责念故事的旁白。

演出时,坐在台下的,有穿着雨鞋的老农,驮背的老婆婆等,都是同学的家人。当然也有我的妈妈和哥哥。我发现他们对兰医生和兰医生娘都非常熟悉,也非常敬重。

兰医生娘还发福音单张给观众。我也是第一次拿到印有圣经经节的小单张,印象最深的是圣经《诗篇》第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祂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诗句祥和温馨,令人有种安心。

这些诗句是印在一幅粉彩画上:蓝天下一条蜿蜒的小溪流过山谷,溪水旁有棵垂柳,绿油油的草坪上是各样颜色的小花,松鼠、兔子跑着,小鸟、蝴蝶飞著,宁静而祥和的景致。那可以说,是我读的第一首“现代诗”。

 

永远粘在他的心上

那个夏天很快就过去。我初中上了一个月后,就举家迁到台中,再也没进过那扇大门,也不曾再见过兰医生娘。然而这段英文课,对我后来学习英文有很大的帮助。每当有人称赞我的英文发音比一般人准确,我就不由地在内心感谢兰医生娘。

不过,兰医生一家人的故事,我还是长大后,才慢慢从报纸上一点一滴得知的。

我出生的地方彰化市,是个以农业为主的小乡镇,没有繁华的商业。附近几个县市中最大的西医医院,就是我出生的基督教医院。兰家两代父子、婆媳,总共为当地人奉献了68年的岁月。

老兰医生(兰大卫,David Landsborough Ⅲ)是英国人,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受教会差派,和妻子远赴台湾。那时台湾刚被割让给了日本。

医院设立之初,由于民风闭塞,他们受到很多无礼的抗拒。此外,他还要面对自然环境的艰险。尽管如此,他们仍努力济世救人,更从事医学教育,培育、训练医护人员,解决当时医疗人员极其缺乏的难题。

他们最为人所感动的一件事,就是闻名台湾医疗界的“切肤之爱”。1928年,有个12岁的小孩跌倒,膝盖上的伤口原本不大,但由于孩子的母亲用草药敷盖,造成严重的发炎,伤口迟迟无法愈合。孩子也高烧不退,很可能需要截肢。

兰医生的太太连玛玉,天天到医院照顾这孩子,鼓励他勇敢。有一天,连玛玉主动要求兰大卫医生,割下她腿上的皮肤,移植到小孩身上。

这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是很大的挑战。兰医生很犹豫,也舍不得妻子受苦。但在妻子坚持下,真的割下四条大约宽一寸、长三寸的皮,移植到孩子身上。

这在当时的台湾医界,是一件值得书写的移植手术。

手术虽然没有成功,但那个叫周金耀的孩子,却奇蹟般地从生命垂危中好转过来。他长大后也献身当了传道人,并在证道里说:“虽然兰医生妈的那块皮没有粘在我的身上,但永远粘在我的心上!”

乡民听到这段故事的,无不动容。难怪当地流行一句话,说彰化城“南门有妈祖,西门有兰医生”。这段往事也成了台湾医学伦理的典范。

 

台湾公共卫生的先驱

兰大卫的儿子兰大弼(David Landsborough Ⅳ)在彰化出生,11岁时被送到山东青岛的芝罘中学读书,那是一个专为传教士子女设立的教会学校。1932年,兰大弼进入伦敦大学医学院。1940-1951年间,他在福建泉州的惠世医院行医。1946-47年间,他更将新婚妻子高仁爱(Jean Murray Cornan),从英国带回泉州。

当时的泉州,是个贫穷且到处是热带疾病的地方。对初来亚洲的高仁爱医生而言,如何适应当地生活是一大挑战。但凭著爱心和毅力,她后来不但学了一口地道的泉州话,更向当地人彰显了来自基督信仰的完全接纳和无尽包容。

1951年大陆政权交替,他们被迫离开泉州,辗转回到彰化。在父亲创建的医院,他们继续奉献了28年。

高仁爱医生除了创立妇产科,更积极地发展公共卫生。她带着医护人员,从山上原住民区,到贫瘠的海边渔村社区,作巡回义诊及卫生教育工作,可说是台湾公共卫生的先驱。

她的爱心和医术像一盏灯,照亮了很多人的生命。小小的我,甚至在出生之前,已经领受了她的温暖。每当我想像她用一双慈爱的手,把我,一个未足月、脆弱的生命,接到人世间,小心翼翼地交到我母亲怀里,我内心就充满感激。

我真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力量,让这些传教士放弃优渥的生活条件,远离家人,飘洋过海,来到陌生的国度,服事说不同语言,甚或敌视他们的民族,而且一代一代,前仆后继,从不间断?

我信主后就懂了,是上帝的爱。

 

终于可以做的人了

我在美国念完书,回台湾工作。偶然的机会,来到一所神学院,义务教年轻的传教士中文。神学院里有个南非来的女孩玛丽,长得白白胖胖的,足足有我两倍大,笑起来脸上有两个浅浅的梨窝,非常甜美,也很淘气,讲了一口英国腔英文,让我想起当年的高医生,觉得格外亲切。我们俩一瘦一胖,一见面就像照哈哈镜,非常开心。

她手里有个老旧的木制长方形盒子,盒盖抽开,里面是厚厚的一叠泛黄的中文字卡,据说在神学院里已经用了几十年了。我常和她面对面坐着,我从木盒里抽出一张张字卡,一字一句地领着她念,偶而找到机会寻对方开心时,两人笑得前仆后仰。这样的时候,我对自己的一点点付出感到安慰——在 “得”了那么多年以后,我终于可以付出,做个“给”的人了。

 

尾声

两代兰医生夫妇退休后均回到英国。老兰医生退休后的住所,以Formosa(福尔摩沙,台湾早期的别称)为名。台湾对他们而言,不仅是生活及奉献了大半生的地方,更是心头牵牵挂挂的第二故乡。我想,重要的不是他们嘴里传讲了什么,而是人们从他们的生命里看到了什么。

 

作者来自台湾,目前住西雅图。从事翻译,贷款工作。

本文原刊于《举目》46期,http://behold.oc.org/?p=3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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