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念耶稣基督降生，最好的方式是效法祂的道成肉身，活出舍己爱人的生命。

 

本文刊于举目官网2020.12.23

芳华

 

那年夏天，蓝天似乎更蓝，艳丽的凤凰花开得特别灿烂，连蝉声也格外响，因为我要小学毕业了。家人比我还开心，爸爸、妈妈、哥哥们都很兴奋：“我们家小妹，居然也要小学毕业了！”

毕业那天，礼堂里回荡着人人熟悉的毕业歌：

青青校树，萋萋庭草，欣沾化雨如膏，
笔砚相亲，晨昏欢笑，奈何离别今朝。
世路多岐，人海辽阔，扬帆待发清晓，
诲我谆谆，南针在抱，仰瞻师道山高。

青青校树，灼灼庭花，记取囊萤窗下，
琢磨几载，羡君玉就，而今光彩焕发。
鹏程万里，才高志大，伫看负起中华，
听唱骊歌，难舍旧雨，何年重遇天涯。

歌声中，头一次感受到淡淡的离情。这可是我人生第一次离别呀！尽管如此，我还是欢天喜地从老师手里领了毕业证书。

 

接生我的那个医生

那个暑假，第一次不用做暑假作业，不用返校，完完全全属于自己。可是哥哥们还是照常上暑修课，爸、妈照常上班，我没几天就开始觉得无聊了。

有天中午，妈妈在办公室打电话给邻居的妈妈，要我骑着脚踏车，沿着去市场的小路，在某处拐个弯，再左拐、右拐地到另一条小路，然后再骑个两三分钟，到一个大门，她会在那里等我。

我就很开心地拿着邻居妈妈给的纸条，骑车出了门。

起初，路两旁是一般的农舍和住家。接着，出现了半个人高的杂草。路也不很平，一路左拐、右拐不说，还颠呀颠地。等我找到那个大门时，一眼往门里望去，却好像是另一个世界：大门里绿草如茵，右边是个教堂，写着“兰大卫纪念教会”。左边是座红砖砌的两层楼房子，建筑格调和大门外的世界迥然不同。

我看了不免眼睛亮了，心跳快了，嘴大概也成“O”字形了。

妈妈正和一个瘦高的西方女子笑谈著，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高仁爱医生——大多数人都叫她“兰医生娘”（她丈夫是兰医生）。

妈妈见到我来，用台语对我说：“来，叫兰医生娘！”我笑着答应。兰医生娘用惊喜的眼光看着我，拍拍我的肩头，用一口纯正的台语说：“噢，这昵大汉啦（个子这么大啦）！”

我好奇地看着眼前这名中年女子，瘦瘦高高的，眼里有着说不出的慈爱。妈妈继续对我说：“你出生时，就是兰医生娘抱着你的。”没等我反应过来，兰医生娘就接着说：“是呀，那时你在你妈妈肚子里荡秋千呢！”

我才恍然大悟，她就是我出生时，妈妈的妇产科医生。那时由于妈妈有早产的迹象，在医院里安胎。每次有什么动静时，全产科的医生、护士都严阵以待。折腾了他们一个多月后，我还是在七个月时就早产了。那时早产儿的存活率不高，但我居然在一星期内就不用滴管喂奶，可以自己喝奶，提早出了保温箱。这件事给医生、护士们的印象很深刻，妈妈也因此和高医生结成好朋友。

这个关于我出生的故事，我从小就百听不厌。知道自己还没出生，就让很多人为我忙乎，心里不免有着小小的得意。但直到现在，我才有机会见到当年接生我的医生，心中的高兴自不可言喻。

 

无论输赢，都很欢喜

那之后，每个星期一、三、五的下午四点，我就骑着脚踏车，到兰医生娘家学英文。时间凑巧的话，我会看到兰医生娘骑着她那辆高把脚踏车，从反方向急忙骑来，见到我时，脸上堆满笑容。

在兰医生娘家中学英文的，还有一些住在附近的小孩，有农夫的孩子，木匠的孩子，也有帮人煮饭的“欧巴桑”（中、老年妇女）的小孩，和我从前的朋友很不一样。

上课的地方，正是她住的那座红砖房。我后来看电影《远离非洲》时才知道，那是典型的英国式建筑。房子从门窗、房间的格局、地上铺的红色地砖，都充满著欧洲风味。我最喜欢的，就是走廊下搭出去的房间，三面都是落地纱窗。据说夏天时，天热，蚊虫又多，她和兰医生喜欢坐在那里，看书或聊天喝茶，既凉快，光线又好。我们就是在这间纱窗房上课的。

兰医生娘并没有教我们念ABC，而是教我们从身边的东西学起：门，窗，桌子，椅子等等。教一会儿，就用游戏来帮我们。最常用的，莫过于把男生、女生分成两队，把单词卡摆满桌子。她念出一个词后，被叫到号码的孩子，就从卡中把她念的词找出来。比赛得分多的那一队，可以得到铅笔、橡皮擦等小礼物，或者一人一枝芋头冰棒。

不论输赢，我们每次都很开心，只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一下又到了回家吃晚饭的时候。

于是那个暑假，我每天都期待着上课的下午。

 

布袋戏和“现代诗”

到了练句子时，兰医生娘甚至用台湾的传统布袋戏玩偶，来教我们用英文演戏。由于她和兰医生都是传教士，我们学的第一出戏，就是圣经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还记得当时会说的第一个句子，就是“Let my people go﹗”（“容我的百姓去。”）

那时有个小男孩，特别会耍布袋戏的玩偶，小玩偶在他掌中好像可以活起来。他还会摹仿很多动物的声音，非常传神。我则因为口齿比较清晰，负责念故事的旁白。

演出时，坐在台下的，有穿着雨鞋的老农，驮背的老婆婆等，都是同学的家人。当然也有我的妈妈和哥哥。我发现他们对兰医生和兰医生娘都非常熟悉，也非常敬重。

兰医生娘还发福音单张给观众。我也是第一次拿到印有圣经经节的小单张，印象最深的是圣经《诗篇》第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祂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诗句祥和温馨，令人有种安心。

这些诗句是印在一幅粉彩画上：蓝天下一条蜿蜒的小溪流过山谷，溪水旁有棵垂柳，绿油油的草坪上是各样颜色的小花，松鼠、兔子跑着，小鸟、蝴蝶飞著，宁静而祥和的景致。那可以说，是我读的第一首“现代诗”。

 

永远粘在他的心上

那个夏天很快就过去。我初中上了一个月后，就举家迁到台中，再也没进过那扇大门，也不曾再见过兰医生娘。然而这段英文课，对我后来学习英文有很大的帮助。每当有人称赞我的英文发音比一般人准确，我就不由地在内心感谢兰医生娘。

不过，兰医生一家人的故事，我还是长大后，才慢慢从报纸上一点一滴得知的。

我出生的地方彰化市，是个以农业为主的小乡镇，没有繁华的商业。附近几个县市中最大的西医医院，就是我出生的基督教医院。兰家两代父子、婆媳，总共为当地人奉献了68年的岁月。

老兰医生（兰大卫，David Landsborough Ⅲ）是英国人，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受教会差派，和妻子远赴台湾。那时台湾刚被割让给了日本。

医院设立之初，由于民风闭塞，他们受到很多无礼的抗拒。此外，他还要面对自然环境的艰险。尽管如此，他们仍努力济世救人，更从事医学教育，培育、训练医护人员，解决当时医疗人员极其缺乏的难题。

他们最为人所感动的一件事，就是闻名台湾医疗界的“切肤之爱”。1928年，有个12岁的小孩跌倒，膝盖上的伤口原本不大，但由于孩子的母亲用草药敷盖，造成严重的发炎，伤口迟迟无法愈合。孩子也高烧不退，很可能需要截肢。

兰医生的太太连玛玉，天天到医院照顾这孩子，鼓励他勇敢。有一天，连玛玉主动要求兰大卫医生，割下她腿上的皮肤，移植到小孩身上。

这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是很大的挑战。兰医生很犹豫，也舍不得妻子受苦。但在妻子坚持下，真的割下四条大约宽一寸、长三寸的皮，移植到孩子身上。

这在当时的台湾医界，是一件值得书写的移植手术。

手术虽然没有成功，但那个叫周金耀的孩子，却奇蹟般地从生命垂危中好转过来。他长大后也献身当了传道人，并在证道里说：“虽然兰医生妈的那块皮没有粘在我的身上，但永远粘在我的心上！”

乡民听到这段故事的，无不动容。难怪当地流行一句话，说彰化城“南门有妈祖，西门有兰医生”。这段往事也成了台湾医学伦理的典范。

 

台湾公共卫生的先驱

兰大卫的儿子兰大弼（David Landsborough Ⅳ）在彰化出生，11岁时被送到山东青岛的芝罘中学读书，那是一个专为传教士子女设立的教会学校。1932年，兰大弼进入伦敦大学医学院。1940-1951年间，他在福建泉州的惠世医院行医。1946-47年间，他更将新婚妻子高仁爱（Jean Murray Cornan），从英国带回泉州。

当时的泉州，是个贫穷且到处是热带疾病的地方。对初来亚洲的高仁爱医生而言，如何适应当地生活是一大挑战。但凭著爱心和毅力，她后来不但学了一口地道的泉州话，更向当地人彰显了来自基督信仰的完全接纳和无尽包容。

1951年大陆政权交替，他们被迫离开泉州，辗转回到彰化。在父亲创建的医院，他们继续奉献了28年。

高仁爱医生除了创立妇产科，更积极地发展公共卫生。她带着医护人员，从山上原住民区，到贫瘠的海边渔村社区，作巡回义诊及卫生教育工作，可说是台湾公共卫生的先驱。

她的爱心和医术像一盏灯，照亮了很多人的生命。小小的我，甚至在出生之前，已经领受了她的温暖。每当我想像她用一双慈爱的手，把我，一个未足月、脆弱的生命，接到人世间，小心翼翼地交到我母亲怀里，我内心就充满感激。

我真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力量，让这些传教士放弃优渥的生活条件，远离家人，飘洋过海，来到陌生的国度，服事说不同语言，甚或敌视他们的民族，而且一代一代，前仆后继，从不间断？

我信主后就懂了，是上帝的爱。

 

终于可以做“给”的人了

我在美国念完书，回台湾工作。偶然的机会，来到一所神学院，义务教年轻的传教士中文。神学院里有个南非来的女孩玛丽，长得白白胖胖的，足足有我两倍大，笑起来脸上有两个浅浅的梨窝，非常甜美，也很淘气，讲了一口英国腔英文，让我想起当年的高医生，觉得格外亲切。我们俩一瘦一胖，一见面就像照哈哈镜，非常开心。

她手里有个老旧的木制长方形盒子，盒盖抽开，里面是厚厚的一叠泛黄的中文字卡，据说在神学院里已经用了几十年了。我常和她面对面坐着，我从木盒里抽出一张张字卡，一字一句地领着她念，偶而找到机会寻对方开心时，两人笑得前仆后仰。这样的时候，我对自己的一点点付出感到安慰——在 “得”了那么多年以后，我终于可以付出，做个“给”的人了。

 

尾声

两代兰医生夫妇退休后均回到英国。老兰医生退休后的住所，以Formosa（福尔摩沙，台湾早期的别称）为名。台湾对他们而言，不仅是生活及奉献了大半生的地方，更是心头牵牵挂挂的第二故乡。我想，重要的不是他们嘴里传讲了什么，而是人们从他们的生命里看到了什么。

 

作者来自台湾，目前住西雅图。从事翻译，贷款工作。

本文原刊于《举目》46期，http://behold.oc.org/?p=3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