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真

（续上期）

本文原刊于《举目》33期

          西元1947年在昆兰山洞发现的 “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s），被圣经考古之父阿尔拜德教授（W. F. Albright）称之为近世纪圣经考古学上最大的发现。发现后的60年间，新的古物不断“出洞”。目前已有1,100件手稿，其中有完整的，更有超过 100,000件之多的碎片。手稿多半是用希伯来文或亚兰文，也有少数是以希腊文撰写在羊皮或草纸上。

         稀奇的是一纯铜片古卷（Copper Scroll，图五），这卷罕有的文件记载着，在犹大沙漠、耶路撒冷等64处，埋藏了圣殿的金、银、财宝。好一卷“圣殿遗物藏宝图”！读者若有兴趣多了解 这些二千年前宝贝埋藏处，请参阅考古学家普来斯（Randall Price）的书《死海古卷祕辛》（Secrets of the Dead Sea Scrolls，注4）。

           截至目前为止，已发现的手稿有230件是旧约经文。它涵盖了除《以斯帖记》以外所有的旧约书卷。其它手稿包括解 经书、伪经、赞美诗歌、宗教礼仪、生活书劄及宗派文件档案等（注5）。最有趣的是一些装在小盒子里扎得很紧的经文卷（Phylacteries）。有的是 挂在门楣上的装饰品（Mezuzot），有的是戴在额头上、手臂上的经文匣（Tefillin）。

        足见当地的居民，严格地遵守摩西在《申命记》中“耳提面命”的嘱咐：“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申》6：6-9）

           对后代基督徒而言，在中国宋朝毕升发明印刷术以前，二千多年 来，圣经经历了数不胜数的抄誊，累积的笔误在所难免。我们何以知道现在通行的版本就是几千年前神所启示的话呢？图六所示为一高10吋、长24呎的死海古 卷，张开部分为《以赛亚书》38-40章。此手稿被鉴订为西元前二至一世纪抄本。在这以前，最古老的旧约抄本是在阿勒坡（叙利亚西北之城市）发现，订期为 AD935的《阿勒坡古抄本》（Aeppo Codex）。专家将其《以赛亚书》与“死海古卷”平行比对，竟然是一字不差。

        它的发现，将旧约最早抄本距原稿又拉近了至少1,000年。“死海古卷”証 明犹太文士在抄袭古卷上，是多么地精准细心。如此更坚定了我们对圣经的信心：“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 全。”（《太》5：18）

           笔者在波士顿教书的时候，曾听过犹太同事形容他们文士抄誊旧约的谨慎态度：据说文士沐浴更衣后，正襟危坐在处理 过的无疾羊皮前，按照旧稿，高声朗诵地一字母一落笔，用的是按照传统调配的墨汁。每逢写到耶和华神的名字（YHWH），必定清洗鹅毛笔，因为耶和华神是绝 对圣洁的。完稿后更有“滴水不漏”的校稿过程：每卷由上而下、由右而左、对角线，一一比对中间的字母。每卷若有三个以上的错字，则作废重新开始。

         这种抄誊法，简直是折磨！笔者也是后来读了沃斯伟教授（Ernst Wurthwein）的书《旧约原文》（The Text of the Old Testament）（注6），才相信同事的形容着实不假。犹太文士对圣经庄严的尊重，令人肃然起敬。或许这也是耶和华神之所以将祂的圣言交给犹太这个民 族（《罗》9：4）的原因之一吧！

          在死海旁的昆兰山洞里，除了这些手稿文件，也陆续发现许多当代居民的瓶瓶罐罐等生活日用品。其中有一 件1954年出土，令考古学家很纳闷的是一块刻满了同心圆的石盘（图七）。同心圆之间的距离也不相等，考古家本以为只是一台粗糙的石磨。直到1996年，经考古学者费安教授（Stephen Pfann）的细心研究，才发现原来是一具赤道日晷。

         这块颇有“学问”的日晷，除了能藉日影报告时辰外，它的同心圆和日影的关系可以预告春、秋分，以及太 阳、月亮及各种星星越过地平线的时刻，提醒敬虔的居民和家人，预备好向耶和华神献上祈祷（《诗》5：3）。费安教授更认为这种计时法帮助当年的爱辛尼人，准备好宴席，期待弥赛亚的来临（注7）。“死海古卷”不仅提供了爱辛尼人在两约之间的宗教生活、社会习俗，也帮助后世暸解，犹太人是以什么样的心境，期盼 “弥赛亚”的来临。

哈斯摩年王朝（Hasmonean，135-63BC）

          可惜，西门所带来的好景不常，争权夺利之人类劣根性，既便是靠流血争取到民族独立的马加比兄弟也无法例外。西门去世以后，接续的王国称为哈斯摩年王朝（Hasmonean）。

           西门被自己的女婿托勒密谋杀，托勒密的儿子约翰革含（Yohanan Girhan，135-105BC）继续作王，并兼任大祭司，改用希腊名海克纳斯（John Hyrcanus），向反抗希腊的马加比父执辈摆明他“亲希派”态度。为了在亚历山大城希腊宫庭说话有分量，海克纳斯主张走希腊路线。除了学习希腊文，也 “入境随俗”地沿用他们的风俗习惯。

         敬虔的犹太哈希典人原本就对海克纳斯称王不以为然，因为他不是大卫王的后裔。再因海克纳斯个性高傲俗气，好大喜功地长 期在外争战，忽略了他身兼大祭司的职责，愈发增加哈希典人对他的不满。在他的任内，亲希派和敬虔派的冲突越来越厉害。为了洁身自好，一些敬虔派退出政治舞台，这些分出来的敬虔派自称为“法利赛”人（Pharisees，分别为圣的意思）。

法利赛人与撒都该人

           哈希典人大部分是马加比革命时代殉难者的后代。离开了政治舞台的法利赛人，从此专注于律法的研究维护。正因他们属“分别为圣”的一群，与普通的老百姓 （Amha-Aretz，People of the Land）不同。每每提到耶路撒冷以外（如加利利）的Amha-Aretz时，语气中含带了轻蔑的口吻。这派人在主耶稣的时代，约有6,000人，势力很 大。法利赛人多半属中产阶级。在政治思想上，他们是国家民族主义派；在宗教上，他们是犹太教的正统派。除旧约外，他们更恪守口授传统的教条，注重外表，以 行为达到“圣洁”的标准。

           身为大祭司的海克纳斯，当哈希典人离他而去的时候，孤单无助之下，唯有投靠在社会上较有财势的亲希派，亲希派也 乐得拥戴当权派。亲希派在宗教上尚称保守，并不持守“口授律法”，在政治上却是野心勃勃。他们称自己为“撒都该人”。“撒都该”名词的来源有各种说法，但 是大部分的解经家认为，“撒都该”这个称呼来自“撒都”（Zadok）。撒都是所罗门王时的大祭司，从所罗门王开始，撒都的家族一直担任圣殿的大祭司职位，直到放逐巴比伦为止。（《王上》1：8，2：26-27；《结》40：46，44：15，48：11）

           海克纳斯于105BC去世后， 他的儿子亚利多布一世（Aristobulus Ⅰ）继承王位，并兼任大祭司，却被他的妻子亚历姗娜（Salome Alexandra）毒死。亚利多布弟弟亚历山大严尼（Alexandra Janneus 103-76BC）继位成为大祭司。严尼性情暴虐乖戾，可称为哈斯摩年王朝的大败类。正当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冲突最多的时候，他加入撒都该人与在野的法利赛人对抗。犹太人自相残杀，这个内战延续了六年，至少有五万的犹太人在战祸中断送了生命。仅在耶路撒冷，严尼就杀了6,000人，并将800个法利赛人钉 十字架（注8）。

          严尼死后，亚历姗娜女王掌权，任派海克纳斯二世为大祭司。然而海克纳斯对政治没有兴趣，他的兄弟亚力多布二世 （Aristobulus Ⅱ）是亲希派，联合了撒都该人，想要夺取海克纳斯的权势。亚历姗娜与海克纳斯只好向法利赛人求救。因此在亚历姗娜女王任内，法利赛人在政治上渐渐得势，甚 至有法利赛人从外地回来，为了帮助安定国家的局势。在表面上，似乎是两兄弟在争权，事实上，却是撒都该人与法利赛人的百年权力争夺战。

　 　   就在此内战相持不下的时候，罗马人已经攻到了巴勒斯坦的权势中心。兄弟两派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分别向罗马人求援。这时候，罗马的庞贝 （Pompey），轻而易举、不费吹毛之力地入主了犹大地，取代了哈斯摩年王朝。兄弟阋墙，焉得外御其侮？西元前63年，庞贝将军灭了北方西流基人，以东 人的后裔希律王占领了耶路撒冷；西元前37年自立为王，结束了犹太人百年的自由独立。然而马加比革命的强烈民族主义精神，却仍然在每一个犹太人的心中燃 烧。

三、罗马的统治时期（63BC–AD70）

          自凯撒大帝之后，罗马朝廷上下过著 奢侈靡烂、极其腐败的生活。除了对巴勒斯坦税收有兴趣外，他们不了解、也不想了解所统治的犹太人。大希律王施展浑身解数讨好犹太人，为他们作各项建设，但 却被他们歧视。罗马将犹大地分为五个征税区。负责此出力不讨好工作的各区税吏，又个个贪得无厌，往往为饱满自己的腰包而提高税额。因此税吏被犹太人看为汉 奸（犹奸）之类的人渣、罗马人的走狗、民族的叛徒、社会的败类，被宣判不得进入会堂。耶稣就是诞生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他来是要成为税吏、罪犯等最被社会唾 弃者的救主，他甚至呼召马太这个税吏，成为他12个门徒之一。

           就在这种不安定的情况下，大约是西元六年，一群哈希典人军队的后代，在加利 利人犹大的带领之下，揭竿起义，反抗罗马统治。这一群激进派的爱国者，自称为“奋锐党”（Zealots）。他们中间的“匕首党”（Sicarri），更是激进者中之最，常常做出恐怖的行动，不仅是对罗马人，也是对政治理念与他们不合的犹太人。这些激进派相信，只有耶和华神有权利统治犹太人。

          在他们的理念中，爱国行动与宗教的敬虔是一回事，甚至可以为这个宗教理念而死，因此拒绝付税给罗马政府，更是拒绝在巴勒斯坦使用希腊文，也绝不和罗马人谈和。在耶稣的 门徒中，也有一位奋锐党徒西门。

          在犹太人的宗教生活中占极重要地位的“会堂”（Synagogue），相传在放逐时期就有了。会堂就是 “聚在一起”（Assembly）的意思，在巴比伦时，会堂取代了耶路撒冷的圣殿，是犹太人教导、学习律法，以及敬拜祈祷的地方。有的甚至也是平民学校， 福利机构、及社交场所。回归后虽然重建了圣殿，会堂仍然四处林立，成了文士们抄誊、教导及研究律法的中心。

          会堂由长老领导，文士管理，并有权柄将犯规的信 徒逐出会堂（excommunication），断了他们与宗教社会生命的脐带。这就是《约翰福音》所记的那对父母，他们不敢在法利赛人面前承认耶稣医好 他们生来瞎眼的儿子，唯恐被赶出会堂。（《约》9：13-22）。        

         一般说来，罗马人给予犹太人自治权以及宗教上的自由──只要他们能尊重罗马的统治。罗马政府将犹大省的内政，交由在耶路撒冷的公会（Sanhedrin）负责。公会有立法及司法权。AD70年犹太亡国，公会会员不再有行政 权，仅有宗教权。公会有72个会员，其中24位祭司代表圣殿，24位长老代表人民，另24位文士代表律法。长老中有法利赛人，也有撒都该人。公会的领袖就 是大祭司，他的任派，全看罗马统治者的喜怒，因此大祭司也是罗马的傀儡。

         祭司们为了保全他们的财富权势，都是亲罗马派，并且要向罗马人负责维持地方的安 定。任何局势的动荡，都威胁到他们的既得利益，这就是他们要除掉耶稣的原因。（《太》26：57；《徒》24：1）公会的权力甚至延伸到犹太人的离散地 （Diaspora，《徒》9：2，22：5，26：12）。从审判耶稣的案件看来，可以証实公会并没有定死罪的权利（《约》18：13）。后来司提反在 公会前被石头打死（《徒》6：12-15），相信不是公会的决定，而是出于一些暴民的行为。

四、耶和华沉默的400年

           犹太人的宗教集团，除了爱辛尼人、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及奋锐党，还有负责保护及解释律法的文士（Scribes）。文士在犹太人的信仰生活中，扮演举足轻重 的角色。文士的来源当可追溯到以斯拉及尼希米时代。以斯拉不仅是祭司，并且是精通律法的老师（《拉》7：6）。他强调研读圣经及实行律法生活，是后世文士 的典范。

           以斯拉以后，维护律法的职责由他的弟子们担负起来，每周在耶路撒冷及四周的城镇教导解释律法，如此代代相传。这些教师的统称，在 希伯来文是“书法人”（Sopherim），在新约的希腊文圣经里，他们通常被称为“文士”，但有时也称为“律法师”（《路》41：52）。这种“查律 班”在历史上称为“大祭司大会”（The Great Assembly）（注9），也是“公会”（Sanhedrin）的前身。现今犹太教的许多“口授解经法”、礼拜仪式，节日宴席细节等，皆源自“大祭司大 会”的口授规章。

          以斯拉以后的100年，文士大多由祭司兼任。但是经过海克纳斯等亲希派祭司政教混乱的局面，“大祭司大会”对律法的解 释， 受了当代希腊斯多噶及伊比鸠鲁斯哲学的影响，只求当下的幸福，不信有天使，也不信有死人复活的事。既偏离了律法，“大祭司大会”的教导在民间遂逐渐失去其 权威性。保守的法利赛人无形中取代了文士的职务，肩负起保存“耶和华的道”的时代使命。

          至于“法利赛人”什么时候取得了这个特权，圣经学 家意见分歧。但由一份在死海发掘的文件《撒督残篇》（Zadokite Fragment）（图八），时间是196BC，所示部分注明该文件出自“亚伦后代”（即祭司），及“非祭司的敬虔智慧教师”（即法利赛人）之手所写的安 息日律法。专家认为这是现今找到最早记录法利赛人参与研究及教导律法的文书（注10）。到了耶稣时代，大部分文士皆为法利赛人。

          从旧约末 代先知以斯拉、尼希米、及玛拉基（大约450-400BC）以后，直到主的使者向施洗约翰的父亲显现，其间耶和华神沉默了400年。那么，什么才是耶和华 的道呢？法利赛人认为摩西在西乃山不只是领受了耶和华神的律法，另外又由天使得到了许多的规条，只是没有记载下来，由摩西口传给约书亚等长老（《出》 18：19-20；《民》1：16-29）。如此代代相承，再经拉比在会堂中口述。

          所以这些自西元前400年开始的口授规章，经年累月传递下来，到了西元 200年前后，就汇集成了现在的《密西拿》（Mishnah）。犹太人对于这些口传的规章特别重视，其中仅是有关安息日的禁规就有39条，每条加以详述， 洋洋24章。《密西拿》与《革马拉》（Gemara，口传律法注释）、《米德拉什》（Midrash，圣经注释）合称为《塔木德》（Talmud），是犹 太教认为地位仅次于圣经的经籍。

          既然“大祭司大会”的解经被贬为“离经背道”，那么《密西拿》的根据又是什么？它和《米德拉什》在教导上 有矛盾吗？到了耶稣降世时，在犹太人中已有两派知名的文士（或称拉比），保守派夏麦（Shammai）及开明派希列（Hillel）。他们对摩西的律法持 不同（有时甚至相反）的诠释，夏麦严格固守传统，而希列则主张对律法有自由解释的空间。就以一个与实际生活相关的“离婚准则”为例：

          摩西 的律法中有这样的话：“人若娶妻以后，见她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她，就可以写休书交在她手中，打发她离开夫家。”（《申》24：1）“有什么不合理的 事”这词组，在原文是“A cause of immorality”。“Immorality”这个字，多数犹太人都解释为“奸淫”罪。但是在希列派文士看来，既然摩西用了“缘故”（a cause）而不单是“奸淫”（immorality），表示“任何缘故”（any cause），包括妻子将饭烧焦，或是脸上多了一道结婚时没有的皱纹，都是构成离婚的“缘故”（cause）。于是有不少犹太男人，藉用“无论什么缘故” （any cause）理直气壮地休妻。

           夏麦派系的文士则不认同这种解经法，坚持除非犯了奸淫罪不得离婚。耶稣时代的犹太人，都知道这两 派对离婚不同的看法。因此当法利赛人问耶稣：“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么？”原文是：“Is it lawful for a man to put away his wife for‘any cause’？”（《太》19：3），并不完全是为了刁难耶稣，也是想听听耶稣对于无论什么缘故“休妻”的意见。耶稣当然明白这就是法利赛的文士口授律法 的后果。因此祂不仅重申摩西律法，并且严厉的叱责以“any cause”为借口离婚者如果再婚，就是犯了奸淫罪，因为他们的离婚并不合法（注11）。

          在耶稣的时代，各宗教党派中人数最多的应该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建立并且控制各个会堂。在犹太战争（AD66, AD131）期间，法利赛人是反战的。他们退居到耶路撒冷城郊的占尼亚（Jamnia），静心地研读查考摩西五经，以及拉比们的“口述传统”。就在西元 90到92年间，拉比们完成了旧约的正典（Canon）。犹太各宗派在第一世纪以后，撒都该人因圣殿被毁而离去，奋锐党也在犹太战争以后消失，爱辛尼人早 被罗马兵驱散，硕果仅存的就是法利赛人。他们忠心地维护律法，藉占尼亚学校的希伯来圣经及口传律法《塔木德》，两千多年沿袭下来，就是现在的拉比犹太教 （Rabbinical Judaism），简称犹太教。

注：
4. R. Price, Secrets of the Dead Sea Scrolls, Harvest House Publishers, 1996, p. 536.
5. R. H. Eisenman and M. Wise, The Dead Sea Scrolls Uncovered, Barnes & Noble books, New York, 2004.
6. E. Wurthwein, The Text of the Old Testament,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7. G. M. Hollenback, “The Qumran Roundel: An Equatorial Sundial?” Dead Sea Discoveries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00, pp. 123-129.
8. D. S. Russell, Between the Testaments, Fortress press, Philadelphia, 1965, pp. 32-34.
9. H. Graetz, History of the Jews, Philadelphia Publication, 1891. Vol. I, pp. 406-407.
10. Fragments of a Zadokite Work, R. H. Charles, ed., The Apocrypha and Pseudepigrapha of the Old Testament in English, vol. 2: Pseudepigraph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13): pp. 799-834.
11. D. Instone-Brewer, Divorce and Remarriage in the Church, InterVarsity Press, 2006.

作者曾任波士顿大学教授，现已退休。她目前是美国校园团契的特约同工，负责欧洲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