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人的後裔

         每年二、三月，紐西蘭奧克蘭市，是夏末秋初的黃金季節，在中國江南，也是冬去春來的桃李美景。我坐在紐西蘭的辦公室，暗暗思忖：為什麼今年神在這個時節，把我從北半球帶回南半球。

          電話響了，原來是OMF書屋的同工：“這裡有一位西人姐妹，準備到中國旅行，她拿著一張上海地圖，告訴我她會住哪裡，又要去哪裡。我忽然想到你是上海人，又 正好在奧克蘭，也許幫得上忙……”話筒易手，聲音換成英語：“我叫Karen，我的外祖曾去過中國宣教，所以我的母親出生在中國，我想在她有生之年陪她去 看看她從小長大的地方……”

          又是一位中國內地會的後人，不知他們當年的工場在哪裡。

         “那是個小地方，很多人從來沒有聽說 過，”話筒那一頭的聲音開始遲滯，彷彿是為她外祖為之付出青春年月的那個中國地名，並非聞名全球的大都市，而略抱歉疚。按著解放前的羅馬拼音，Karen 發出了兩個漢字的拼音：“Chenghsien，不過現在改叫Shengzhou。”

          “什麼？！”我實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說的是嵊縣、現在叫嵊州的那個地方嗎？──那是我爸爸的家鄉！”

          這下，輪到Karen吃驚了，居然在奧克蘭能碰到一個不僅聽說過“嵊縣”這個地名，並且還流著嵊縣人血脈的中國人。“我的媽媽怎樣能和你的爸爸見一面呢？我們有很多問題要當面請教。”

          “我在NB教會聚會，3月11日下午是英語証道，你們那天過來是最合適的。”於是，當天下午的華人主日敬拜，全教會的目光都集中在那三位“外國”訪客 上：Karen和她的母親Gladys，及她的父親Ron。Gladys隨身帶來一本文件夾，裝著所有與中國之行有關的資料與照片，如數家珍地向我全家展 示。

          “我想到上海看看父母結婚的三一堂，”──那是今天九江路的基督教兩會辦公樓；“還有我離開中國前，逗留過好幾個月的內地會總 部。”──那是今天新閘路上的兒童醫院；“請看，這是我以前在嵊縣的家，那裡曾有一所男校，我在那兒住到1934年……”Gladys給我看她父母當年的 名片：安德生和安趙氏（William and Ella Anderson），左下角按當時的格式簡單地印了一列豎字：浙江嵊縣內地會。上世紀20年代，完全可以夠得上正式地址了。畢竟，嵊縣那樣的小地方，能有 幾個外國人住呢？

           Gladys又給我們看一張1922年左右拍的照片：“我們住的地方，靠山近水……”我們也從家裡帶來一本中英對照的 《中國嵊州》圖冊，其中一張鳥瞰縣城的跨頁大彩照，和Gladys手裡的那張黑白照完全對應：正前方是山，中間一條大河，江山雖然未改，河的兩岸、山的腳 下80多年前的農舍與田野，卻已變成了高樓大廈。當年的嵊縣，是一個普通的中國城鎮；今日的嵊州，則成了一個沒有個性的現代化城市。

         “旅行社一直向我們強調，嵊縣沒有什麼可看的。我也努力要他們明白，我們不是去觀光，而是去尋根。他們最終為我們安排了一輛專車和一名導遊。但對於教堂、男校，他們沒有任何概念。”

          嵊縣的事，我也同樣沒有概念，大家把目光移向老爸。 “只有去查查《嵊縣誌》。”爸爸沉吟道。然而，即便嵊縣的士紳們編過地方誌，我們能在哪兒找得到呢？

         “你孃孃家（江浙一帶稱姑媽為孃孃）有一本；回國後去借借看。”

搜書的奇遇

          Gladys 和Karen的行程是4月24日到上海，而我則早已定在4月初回國，正好利用這段時間探路、找資料。我的孃孃是安德生教士前往嵊縣宣教那年（1922）出 生的，看到85歲高齡的她，佝僂著背端茶倒水、招待客人，我實在不好意思開口請她為我找縣誌。再坐一會兒就要告辭了，臨行時先去一下洗手間。

          通常我都是去客房的浴室，但是那天，孃孃讓我用她臥室的套間。窗台上平放著一本一寸多厚的黑皮書，封面上的字大到讓人想不看都不行──居然就是《嵊縣誌》！誰會在洗手間裡讀地方誌呢？神的作為簡直不可思議！

          這 本1989年版的《嵊縣誌》第536頁記載：“清同治八年（1869）三月，上海基督教內地會（譯註：此稱法有誤，內地會直到1887年才將總部從杭州移 到上海），派英籍牧師來嵊傳教，先在縣城北直街設立‘英國中華內地會耶穌堂’。……民國五年，縣城孝子坊建福音堂，成為當時嵊[縣]、新[昌]兩縣基督徒 活動的主要場所。堂內曾辦過‘三育小學’。”

          從縣誌裡附的簡易地圖來看，北直街是貫穿全城的大街。教堂和男校的“遺址”看樣子在“孝子坊”。有路名，總能找得到。 除了“最後一個外國傳教士謝樂門” 外，縣誌中沒有提到任何人名。

          安德生夫婦的故事仍以英文為載体，塵封在西方：

         安 德生（William A. Anderson, 1891-1972）出生於紐西蘭南島奧塔哥（Otago）附近的一個農場。自第一次世界大戰退伍後，安德生於他30歲生日那天（1921年7月19日） 被內地會接受為宣教士。當時紐西蘭人加入內地會，通常都在澳洲受裝備，安德生是第一位從墨爾本聖經學院（Melbourne Bible Institute）結業赴華的宣教士。1922年，他被分派到嵊縣，並在當年9月號的內地會月刊《億萬華民》（China’s Millions）上刊登了一篇以《投入事工》（Beginning Work）為題的文章。有意思的是，同期月刊的封面上刊登了一幅六名新宣教士的合影及見証，其中一位便是安德生未來的妻子趙寬愛（Ella Salisbury, 1894-1942），她是那批宣教士中唯一一位紐西蘭人，而紐西蘭的Salisbury氏是一個很有宣教負擔的家族。到中國後，趙寬愛被分派到溫州。四 年後，兩個紐西蘭人在山東芝罘的宣教士子弟學校重逢，並於1926年12月8日在上海聖公會三一堂結婚，一同回到嵊縣、新昌一帶服事；他們的兩個女 兒，Ruth和Gladys都出生在上海內地會位於吳淞路的前總部附屬醫院。但是等Gladys四年後回到上海時，該總部早已於1931年遷至新閘路。

          因著撫養幼女、學習新方言和適應新環境，本來身体就不健壯的“安趙氏”的健康開始亮起紅燈，先動了大手術，然後又出現嚴重的頭痛，專家的診斷是“神經失常” （nervous breakdown），必須轉到精神病院作專門護理，除了返回故國外，沒有其它療法。訂完船票後，安德生才獲知，精神病患者必須由護士陪同才能旅行。安德 生不得不等到受過正規護士訓練的妻妹專程趕到上海後，才重新安排行程。又有消息說，紐西蘭的海關不會允許安趙氏這樣的精神病人入境，安德生不得不再次取消 行程，聯絡遠在紐西蘭的親友向政府部門做出特殊請求，直到收到確認電報後，才再度買票、打包。

           這次的船期剛巧是聖誕節，當所有的行李都運 到碼頭後，船長居然要求安趙氏必須由兩名專業護士隨行才能上船，一個白天護理，一個晚上護理。時近子夜，第二天上午十點便要開船，哪裡去找願意去紐西蘭的 護士呢？傷心欲絕的安德生惟有打電話到內地會總部醫院求助。當時醫院正好有一位等待回國述職的護士，願意接受這個少於12小時的緊急通知，將1934年的 聖誕前夜都用來整理行囊。當一行六人於聖誕那天彙集在船頭上時，每個人心頭都充滿了對神極度的感恩。（註）

          在上海的賓館裡見到Gladys母女，他鄉遇故知，不亦悅乎？我和她們分享了我的新發現，對這次尋根之旅充滿自信，尚不知成就諸事的乃是耶和華的靈。

教堂與佛堂

          嵊 州實在不是個旅遊城，所以旅行社只派了一名新畢業的辦公室小姐充當導遊，嵊州之行將是她第一次的“實際工作經驗”！到達嵊州，已近正午。大家決定先找地方 吃飯。我們在主幹道北直街邊的一家飯店停下，下車後才發現是自助餐，便步行到馬路對面的“國際大酒店”用餐。當時只是覺得賓館的衛生較“與國際接軌”，沒 想到神在這樣的細節上也有祂的美意。

           在侍應林立、水陸俱陳的中國式用餐中，我和導遊交替盤問服務員們：

         “孝子坊在哪兒？”“不知道。”

        “哪兒有教會學校？”“不知道。”

        “哪兒有教堂？”“不知道。”

         和中國其它城市的餐飲業一樣，嵊州城的服務員都是外鄉人，也剛剛開始熟悉自己的“第二家鄉”；她們不是乾脆不知道，就是七嘴八舌，莫衷一是。還是自己想辦法吧：“哪兒有賣地圖？”答案仍是：“不知道。”

         記得Gladys說她的家靠山近水，“哪兒有山？”“我們這兒有好幾座山，您說的是哪一座？”“嵊”字從山從乘，“乘”字古義為四，在這個“四山相合”的地方找山，實在是自討無趣。“那河在哪兒？”“我們這兒有好幾條河，您說的是哪一條？”我沒轍了，不知還能問什麼。

         Gladys早已翻開了她的文件夾，Karen也打開了《中國嵊州》圖冊，試圖向女孩子們解釋她們要去的地方，但這些新舊交錯的照片只能把她們看得眼花撩亂。Gladys提起她小時候常在家裡聽到廟裡的鐘聲；這下，女孩子們終於知道了：“噢，城隍廟──”

          欲找教堂，先找佛堂吧。有一個服務員建議我們到最高層鳥瞰一下全城，也許會對周遭的環境有個總体的認識。等候觀光電梯的時候，Karen告訴我：“我們昨晚 禱告時，曾求神為我們預備一個地方，可以讓我們鳥瞰全城。如果神沒有帶領我們到這家用餐，賓館大概不會允許我們隨便乘到他們的最高層。”

           路 上，Karen將她的“登高情結”娓娓道來──Gladys家裡珍藏著一本戴德生的兒媳戴存義師母所著的《戴德生和內地會：聖工的成長》（Hudson Taylor and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The Growth of a Work of God），其中記錄了一件官方《嵊縣誌》所忽略的“小事”，發生在戴德生1868年第一次孤身途經嵊縣的時候：

          “……站在嵊縣主要廟宇的 台階上，他（戴德生）俯瞰腳下灰色屋頂所組成的縣城，除此之外，他大致數了一下，約有30多個村鎮散落在縣城周圍。所有這些房屋裡面的男女老少不論生死， 都處於與神隔絕的狀態，憂心如焚的他意識到這意味著什麼。面對身邊圍觀的人群，他花了很長時間向他們竭盡心力地傳講福音。當他筋疲力盡、聲音嘶啞後，便爬到山上，繼續在禱告中向神傾心吐意……”

          “如今，這些禱告都已蒙應允。”戴師母這句話，是指數年後，戴德生再訪嵊縣時，發現因著當地一位儒生的轉變信主，這片土地上開始不斷有人歸向耶穌。今天，我與Gladys母女再訪嵊縣，離戴師母說這句話已近90年（該書初版於1918），我們還能找到嵊縣的教會嗎？

          憑著職業天性，導遊在沒有地圖的情況下，把整車人帶到了城隍廟。明清時期，城隍廟通常是一個縣城的主要廟宇，想必這就是當年戴德生鳥瞰全城、露天佈道的地方 了，但是Gladys馬上認出這不是她幼年的住所。既然教堂在廟的附近，那麼我們就沿著山路一邊開一邊找吧。“我記得我和姐姐可以步行到河邊，我那時才不 到四歲，所以路不可能太長，但是我們卻離河邊越來越遠了，而且路也絕對沒有這麼寬……我敢肯定我們走錯了……這樣開下去是絕對找不到的──”老人的聲音開 始焦灼起來。

真正的導遊

          終於，我們停止繼續盤山而上，Karen看到一處“革命烈 士陵園”，也許再次登高俯視，可以找到我們要去的地方。於是，從老到少，拾階而上，等到爬到最高點，發現看到的只是四周擋住視線的青松翠柏。我們仍不由自 主地沿著石子路走下去，幻想著禮拜堂會神奇地顯現在小樹林中。然而一圈下來，什麼也沒找到。我們四人在一塊石牆前彙集時，都已完全放棄希望。“鹿山公 園”，我看著石牆上的字想，拍照留念吧，也算是個交待，至少我們到過了戴德生當年的禱告山。

         “也許我們可以找到幾個和我同齡的老人，他們中間或者有人記得些陳年往事。”“媽咪，和你同齡的老人，這個時候都在睡午覺呢，誰會像你這樣跑到公園來戶外活動呢？”

          我耳朵聽著Gladys母女倆的對話，眼睛看到一個20來歲的姑娘從我們面前走過。那姑娘看到兩個外國人，自然而然地放慢腳步，頻頻回首。導遊小姐徑直走上 去問：“你知道這裡哪兒有教堂嗎？”沒想到這個姑娘回答說：“我知道啊，我以前一直跟媽媽上教堂的。”“你能帶我們去嗎？”更沒想到的是，那姑娘一口答 應。

          按小沈姑娘的引導，司機把車開回城區，停在一片老屋的入口，我們開始下車步行，從臨街的小鋪子和閑坐的老人們面前穿梭而過。後來 Gladys告訴我，當她一踏上那條中國鄉鎮典型的窄街時，便知道找對地方了；唯一使她不能完全確認的是這條小巷比她記憶中的窄小許多，但是她很快發現， 所有的事物都比她四歲女童眼中的那個老家“縮水”了一大圈。

         “看！”我抬頭看到屋頂上的十字架，“一定是這家了！”

          Gladys的腳跨進門檻的瞬間，脫口而出：“就是這裡！”院子、木屋、庭樹、陽台、水井、粉牆、黑瓦，70多年了，除了草坪被鋪成水泥地外，一點沒變。

少小離家老大回

          小 沈姑娘一進院便用當地話大聲通報，屋裡很快跑出一位中年人，是當地教會的長老。他請我們進屋坐，從牆上拿下一些歷史照片，和Gladys文件夾裡的非常類 似。不可能錯了。其中有一張我們則是第一次看到，那是嵊縣最後一位內地會宣教士謝樂門（W. K. Shannon）夫婦，1950年底離華返紐時與會眾們拍的集体照。

           長老指著照片中那個洋娃娃似的小女孩告訴我們，謝牧師的女兒也曾於 2000年和2006年兩度故地重遊。但那張照片場地開闊，顯然不是在這個院子裡拍的。Gladys 回憶道：“那時候，媽媽常帶著我們走到麥斐參（Alexander and Margaret McPherson）家去玩。從我家到麥家是上坡路，這張照片應該是在麥家拍的。”

          “你說的地方，我們叫上教堂，這裡是下教堂。上教堂的房子1980年按政府指令拆遷走了，我們這裡也快搬了，去年差點遭火燒，周圍的房子都著了，就是這裡不著。”誰使曠野中的荊棘燒而不著呢？誰使火窯中的但以理鬚髮不傷呢？

        屋裡不知何時又多出幾個婦女。一時，普通話、上海話、嵊縣話、紐式英語交錯縱橫，誰都不知道誰在說什麼。“77年前，我們一家都住在這個院子裡，還有人記得這些事嗎？”

         “哦，老太太77歲了！”嵊縣人驚訝地彼此相顧，“您要見更老的長老？我們有，我們有──”

          幾個人跑出去，跑回來時多了兩名長者。有人指點我們：“這位楊長老，就是照片裡這個穿黑衣服的男孩子；謝牧師走那年，他15歲。”如此算來，楊長老今年也有72歲了，是在Gladys返紐後的第二年出生的。“我可不可以看看院子裡的井，我們以前曾在裡面冰過西瓜。”

          “我可不可以看看二樓的陽台，我小時候在那裡騎過腳踏車。”

          托老太太的福，我們甚至爬上閣樓，“參觀”了Gladys當年躲迷藏的小黑屋。

          禮拜堂與住宅相連，穿過一道門就是，仍然保持著1918年9月號內地會月刊《億萬華民》（China’s Millions）上刊登的那張照片的格局。照片旁邊是麥斐參教士所寫的文章，開篇引用了戴德生於1868年2月22日的日記，也就是他從鹿山回來後寫的：

           “從台州經天台縣、新昌縣和嵊縣回來，整條路線幾乎都被村鎮所覆蓋……嵊縣是一個重要的大鎮，極其需要一名宣教士。”

          因 為莊稼多，做工的人少，等到第二年7月，內地會才有能力在嵊縣成立福音點。1916年前，嵊縣一直是紹興府母會的支站（outstation），成為獨立 福音中心兩年後，嵊縣人有了自己的禮拜堂，並於1918年2月21日舉行了獻堂儀式。這一天正好是戴德生那篇日記寫成後的50周年，整整一個禧年！

          因為會眾的人數已增加到700多人，做禮拜的正廳擴建出一大片，門外還裝了擴音器。90年前建的禮拜堂顯得有點古舊，左邊的柱上貼著“弟兄”，右邊的柱上貼著“姐妹”，仍然保持著男左女右、坐不連席的鄉風。

           我 和Karen一個忙著拍照，一個忙著攝影，Gladys則和楊長老忙著“敘舊”，他們竟然在沒有翻譯的情況下，找到了共同語言，空曠的禮拜堂裡迴響起兩位 老人用嵊縣話合唱“耶穌愛我我知道”的童謠──這是我第一次聽Gladys使用中文。一點都不錯，正是因為耶穌的愛，才把一個紐西蘭家庭和一群中國人聯繫 在了一起。

從700到3000

          長老們堅持要我們去參觀一下建在河邊的新教堂，“我 們嵊縣人近一百年沒建堂了，弟兄姐妹的積極性都很高。我們新蓋的教堂可坐3000人，還附設老人院，可以說是全浙江省最大最漂亮的教堂。”等我們親眼看到 那座新教堂時，不得不承認那位長老的介紹還是自謙了一點，豈止是浙江省，即便在全國範圍內，這座歐陸風情的城堡式教堂也是數一數二的。

          嵊州只是一個1995年底才被國務院批准為縣級市的小城鎮啊，神真是為嵊縣人行了大事！嵊州人既然造了這座3000人的大教堂，勢必有信心可以把整個聖殿坐滿，不僅僅是這一代人，而是世世代代。

          面對這座壯觀得令人難以置信的大教堂，Gladys激動地讓我轉告長老們：“我的父母曾在這裡撒種，今天你們在這裡收割。”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中，為嵊縣流 淚代求的豈止是戴德生、麥斐參、安德生、謝樂門和他們的妻子？但栽種的、澆灌的和收割的都不算什麼，使一粒麥種改變整個地貌的乃是創始成終的神。如果戴存 義師母在場，她必然大聲歡呼：“如今，這些禱告都已蒙應允”！

           最後，我們圍立在教堂頂層的一個類似塔樓的亭子裡。先是Gladys用英文禱告，再是楊長老用當地話代表嵊州教會禱告。坐上麵包車，向眾人揮手告別，望著他們依依不捨的神情，我說：“今天的事將成為他們一整年的話 題。”Karen接口說：“今天的事也將成為我們一整年的話題。”

          確實，我和Gladys母女一先一後從上海回到奧克蘭後，不論是見面， 還是通郵件，嵊州之行都是我們的主要話題：如果我不是碰巧二、三月份在奧克蘭，便不可能結識Gladys母女；如果我不是碰巧比她們早兩週到上海，便不可 能預查縣誌；如果我們不是碰巧在那家賓館用餐，便不可能被誤導到城隍廟；如果我們不碰巧爬上鹿山，便不可能去到戴德生當年佈道與禱告的地方；如果小沈姑娘 不是碰巧在公園正門的石牆前走過，便不可能為我們帶路，也就不可能有這一篇遊記……聚集、分散、歸來、開赴、禱告、尋求、等候、奔走、我們起來、我們坐 下，有什麼神不知道？又有什麼不在神的旨意當中？

作者是上海人，現旅居紐西蘭。

註：摘自安德生晚年的回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