嵊州行──中国大陆的圣地之旅(亦文)

亦文
本文原刊于《举目》32期

义人的后裔

         每年二、三月,新西兰奥克兰市,是夏末秋初的黄金季节,在中国江南,也是冬去春来的桃李美景。我坐在新西兰的办公室,暗暗思忖:为什么今年神在这个时节,把我从北半球带回南半球。

          电话响了,原来是OMF书屋的同工:“这里有一位西人姐妹,准备到中国旅行,她拿着一张上海地图,告诉我她会住哪里,又要去哪里。我忽然想到你是上海人,又 正好在奥克兰,也许帮得上忙……”话筒易手,声音换成英语:“我叫Karen,我的外祖曾去过中国宣教,所以我的母亲出生在中国,我想在她有生之年陪她去 看看她从小长大的地方……”

          又是一位中国内地会的后人,不知他们当年的工场在哪里。

         “那是个小地方,很多人从来没有听说 过,”话筒那一头的声音开始迟滞,仿佛是为她外祖为之付出青春年月的那个中国地名,并非闻名全球的大都市,而略抱歉疚。按著解放前的罗马拼音,Karen 发出了两个汉字的拼音:“Chenghsien,不过现在改叫Shengzhou。”

          “什么?!”我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说的是嵊县、现在叫嵊州的那个地方吗?──那是我爸爸的家乡!”

          这下,轮到Karen吃惊了,居然在奥克兰能碰到一个不仅听说过“嵊县”这个地名,并且还流着嵊县人血脉的中国人。“我的妈妈怎样能和你的爸爸见一面呢?我们有很多问题要当面请教。”

          “我在NB教会聚会,3月11日下午是英语証道,你们那天过来是最合适的。”于是,当天下午的华人主日敬拜,全教会的目光都集中在那三位“外国”访客 上:Karen和她的母亲Gladys,及她的父亲Ron。Gladys随身带来一本文件夹,装着所有与中国之行有关的资料与照片,如数家珍地向我全家展 示。

          “我想到上海看看父母结婚的三一堂,”──那是今天九江路的基督教两会办公楼;“还有我离开中国前,逗留过好几个月的内地会总 部。”──那是今天新闸路上的儿童医院;“请看,这是我以前在嵊县的家,那里曾有一所男校,我在那儿住到1934年……”Gladys给我看她父母当年的 名片:安德生和安赵氏(William and Ella Anderson),左下角按当时的格式简单地印了一列竖字:浙江嵊县内地会。上世纪20年代,完全可以够得上正式地址了。毕竟,嵊县那样的小地方,能有 几个外国人住呢?

           Gladys又给我们看一张1922年左右拍的照片:“我们住的地方,靠山近水……”我们也从家里带来一本中英对照的 《中国嵊州》图册,其中一张鸟瞰县城的跨页大彩照,和Gladys手里的那张黑白照完全对应:正前方是山,中间一条大河,江山虽然未改,河的两岸、山的脚 下80多年前的农舍与田野,却已变成了高楼大厦。当年的嵊县,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城镇;今日的嵊州,则成了一个没有个性的现代化城市。

         “旅行社一直向我们强调,嵊县没有什么可看的。我也努力要他们明白,我们不是去观光,而是去寻根。他们最终为我们安排了一辆专车和一名导游。但对于教堂、男校,他们没有任何概念。”

          嵊县的事,我也同样没有概念,大家把目光移向老爸。 “只有去查查《嵊县志》。”爸爸沉吟道。然而,即便嵊县的士绅们编过地方志,我们能在哪儿找得到呢?

         “你孃孃家(江浙一带称姑妈为孃孃)有一本;回国后去借借看。”

搜书的奇遇

          Gladys 和Karen的行程是4月24日到上海,而我则早已定在4月初回国,正好利用这段时间探路、找资料。我的孃孃是安德生教士前往嵊县宣教那年(1922)出 生的,看到85岁高龄的她,佝偻著背端茶倒水、招待客人,我实在不好意思开口请她为我找县志。再坐一会儿就要告辞了,临行时先去一下洗手间。

          通常我都是去客房的浴室,但是那天,孃孃让我用她卧室的套间。窗台上平放著一本一寸多厚的黑皮书,封面上的字大到让人想不看都不行──居然就是《嵊县志》!谁会在洗手间里读地方志呢?神的作为简直不可思议!

          这 本1989年版的《嵊县志》第536页记载:“清同治八年(1869)三月,上海基督教内地会(译注:此称法有误,内地会直到1887年才将总部从杭州移 到上海),派英籍牧师来嵊传教,先在县城北直街设立‘英国中华内地会耶稣堂’。……民国五年,县城孝子坊建福音堂,成为当时嵊[县]、新[昌]两县基督徒 活动的主要场所。堂内曾办过‘三育小学’。”

          从县志里附的简易地图来看,北直街是贯穿全城的大街。教堂和男校的“遗址”看样子在“孝子坊”。有路名,总能找得到。 除了“最后一个外国传教士谢乐门” 外,县志中没有提到任何人名。

          安德生夫妇的故事仍以英文为载体,尘封在西方:

         安 德生(William A. Anderson, 1891-1972)出生于新西兰南岛奥塔哥(Otago)附近的一个农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后,安德生于他30岁生日那天(1921年7月19日) 被内地会接受为宣教士。当时新西兰人加入内地会,通常都在澳洲受装备,安德生是第一位从墨尔本圣经学院(Melbourne Bible Institute)结业赴华的宣教士。1922年,他被分派到嵊县,并在当年9月号的内地会月刊《亿万华民》(China’s Millions)上刊登了一篇以《投入事工》(Beginning Work)为题的文章。有意思的是,同期月刊的封面上刊登了一幅六名新宣教士的合影及见証,其中一位便是安德生未来的妻子赵宽爱(Ella Salisbury, 1894-1942),她是那批宣教士中唯一一位新西兰人,而新西兰的Salisbury氏是一个很有宣教负担的家族。到中国后,赵宽爱被分派到温州。四 年后,两个新西兰人在山东芝罘的宣教士子弟学校重逢,并于1926年12月8日在上海圣公会三一堂结婚,一同回到嵊县、新昌一带服事;他们的两个女 儿,Ruth和Gladys都出生在上海内地会位于吴淞路的前总部附属医院。但是等Gladys四年后回到上海时,该总部早已于1931年迁至新闸路。

          因着抚养幼女、学习新方言和适应新环境,本来身体就不健壮的“安赵氏”的健康开始亮起红灯,先动了大手术,然后又出现严重的头痛,专家的诊断是“神经失常” (nervous breakdown),必须转到精神病院作专门护理,除了返回故国外,没有其它疗法。订完船票后,安德生才获知,精神病患者必须由护士陪同才能旅行。安德 生不得不等到受过正规护士训练的妻妹专程赶到上海后,才重新安排行程。又有消息说,新西兰的海关不会允许安赵氏这样的精神病人入境,安德生不得不再次取消 行程,联络远在新西兰的亲友向政府部门做出特殊请求,直到收到确认电报后,才再度买票、打包。

           这次的船期刚巧是圣诞节,当所有的行李都运 到码头后,船长居然要求安赵氏必须由两名专业护士随行才能上船,一个白天护理,一个晚上护理。时近子夜,第二天上午十点便要开船,哪里去找愿意去新西兰的 护士呢?伤心欲绝的安德生惟有打电话到内地会总部医院求助。当时医院正好有一位等待回国述职的护士,愿意接受这个少于12小时的紧急通知,将1934年的 圣诞前夜都用来整理行囊。当一行六人于圣诞那天汇集在船头上时,每个人心头都充满了对神极度的感恩。(注)

          在上海的宾馆里见到Gladys母女,他乡遇故知,不亦悦乎?我和她们分享了我的新发现,对这次寻根之旅充满自信,尚不知成就诸事的乃是耶和华的灵。

教堂与佛堂

          嵊 州实在不是个旅游城,所以旅行社只派了一名新毕业的办公室小姐充当导游,嵊州之行将是她第一次的“实际工作经验”!到达嵊州,已近正午。大家决定先找地方 吃饭。我们在主干道北直街边的一家饭店停下,下车后才发现是自助餐,便步行到马路对面的“国际大酒店”用餐。当时只是觉得宾馆的卫生较“与国际接轨”,没 想到神在这样的细节上也有祂的美意。

           在侍应林立、水陆俱陈的中国式用餐中,我和导游交替盘问服务员们:

         “孝子坊在哪儿?”“不知道。”

        “哪儿有教会学校?”“不知道。”

        “哪儿有教堂?”“不知道。”

         和中国其它城市的餐饮业一样,嵊州城的服务员都是外乡人,也刚刚开始熟悉自己的“第二家乡”;她们不是干脆不知道,就是七嘴八舌,莫衷一是。还是自己想办法吧:“哪儿有卖地图?”答案仍是:“不知道。”

         记得Gladys说她的家靠山近水,“哪儿有山?”“我们这儿有好几座山,您说的是哪一座?”“嵊”字从山从乘,“乘”字古义为四,在这个“四山相合”的地方找山,实在是自讨无趣。“那河在哪儿?”“我们这儿有好几条河,您说的是哪一条?”我没辙了,不知还能问什么。

         Gladys早已翻开了她的文件夹,Karen也打开了《中国嵊州》图册,试图向女孩子们解释她们要去的地方,但这些新旧交错的照片只能把她们看得眼花撩乱。Gladys提起她小时候常在家里听到庙里的钟声;这下,女孩子们终于知道了:“噢,城隍庙──”

          欲找教堂,先找佛堂吧。有一个服务员建议我们到最高层鸟瞰一下全城,也许会对周遭的环境有个总体的认识。等候观光电梯的时候,Karen告诉我:“我们昨晚 祷告时,曾求神为我们预备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们鸟瞰全城。如果神没有带领我们到这家用餐,宾馆大概不会允许我们随便乘到他们的最高层。”

           路 上,Karen将她的“登高情结”娓娓道来──Gladys家里珍藏着一本戴德生的儿媳戴存义师母所著的《戴德生和内地会:圣工的成长》(Hudson Taylor and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The Growth of a Work of God),其中记录了一件官方《嵊县志》所忽略的“小事”,发生在戴德生1868年第一次孤身途经嵊县的时候:

          “……站在嵊县主要庙宇的 台阶上,他(戴德生)俯瞰脚下灰色屋顶所组成的县城,除此之外,他大致数了一下,约有30多个村镇散落在县城周围。所有这些房屋里面的男女老少不论生死, 都处于与神隔绝的状态,忧心如焚的他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面对身边围观的人群,他花了很长时间向他们竭尽心力地传讲福音。当他筋疲力尽、声音嘶哑后,便爬到山上,继续在祷告中向神倾心吐意……”

          “如今,这些祷告都已蒙应允。”戴师母这句话,是指数年后,戴德生再访嵊县时,发现因着当地一位儒生的转变信主,这片土地上开始不断有人归向耶稣。今天,我与Gladys母女再访嵊县,离戴师母说这句话已近90年(该书初版于1918),我们还能找到嵊县的教会吗?

          凭著职业天性,导游在没有地图的情况下,把整车人带到了城隍庙。明清时期,城隍庙通常是一个县城的主要庙宇,想必这就是当年戴德生鸟瞰全城、露天布道的地方 了,但是Gladys马上认出这不是她幼年的住所。既然教堂在庙的附近,那么我们就沿着山路一边开一边找吧。“我记得我和姐姐可以步行到河边,我那时才不 到四岁,所以路不可能太长,但是我们却离河边越来越远了,而且路也绝对没有这么宽……我敢肯定我们走错了……这样开下去是绝对找不到的──”老人的声音开 始焦灼起来。

真正的导游

          终于,我们停止继续盘山而上,Karen看到一处“革命烈 士陵园”,也许再次登高俯视,可以找到我们要去的地方。于是,从老到少,拾阶而上,等到爬到最高点,发现看到的只是四周挡住视线的青松翠柏。我们仍不由自 主地沿着石子路走下去,幻想着礼拜堂会神奇地显现在小树林中。然而一圈下来,什么也没找到。我们四人在一块石墙前汇集时,都已完全放弃希望。“鹿山公 园”,我看着石墙上的字想,拍照留念吧,也算是个交待,至少我们到过了戴德生当年的祷告山。

         “也许我们可以找到几个和我同龄的老人,他们中间或者有人记得些陈年往事。”“妈咪,和你同龄的老人,这个时候都在睡午觉呢,谁会像你这样跑到公园来户外活动呢?”

          我耳朵听着Gladys母女俩的对话,眼睛看到一个20来岁的姑娘从我们面前走过。那姑娘看到两个外国人,自然而然地放慢脚步,频频回首。导游小姐径直走上 去问:“你知道这里哪儿有教堂吗?”没想到这个姑娘回答说:“我知道啊,我以前一直跟妈妈上教堂的。”“你能带我们去吗?”更没想到的是,那姑娘一口答 应。

          按小沈姑娘的引导,司机把车开回城区,停在一片老屋的入口,我们开始下车步行,从临街的小铺子和闲坐的老人们面前穿梭而过。后来 Gladys告诉我,当她一踏上那条中国乡镇典型的窄街时,便知道找对地方了;唯一使她不能完全确认的是这条小巷比她记忆中的窄小许多,但是她很快发现, 所有的事物都比她四岁女童眼中的那个老家“缩水”了一大圈。

         “看!”我抬头看到屋顶上的十字架,“一定是这家了!”

          Gladys的脚跨进门槛的瞬间,脱口而出:“就是这里!”院子、木屋、庭树、阳台、水井、粉墙、黑瓦,70多年了,除了草坪被铺成水泥地外,一点没变。

少小离家老大回

          小 沈姑娘一进院便用当地话大声通报,屋里很快跑出一位中年人,是当地教会的长老。他请我们进屋坐,从墙上拿下一些历史照片,和Gladys文件夹里的非常类 似。不可能错了。其中有一张我们则是第一次看到,那是嵊县最后一位内地会宣教士谢乐门(W. K. Shannon)夫妇,1950年底离华返纽时与会众们拍的集体照。

           长老指著照片中那个洋娃娃似的小女孩告诉我们,谢牧师的女儿也曾于 2000年和2006年两度故地重游。但那张照片场地开阔,显然不是在这个院子里拍的。Gladys 回忆道:“那时候,妈妈常带着我们走到麦斐参(Alexander and Margaret McPherson)家去玩。从我家到麦家是上坡路,这张照片应该是在麦家拍的。”

          “你说的地方,我们叫上教堂,这里是下教堂。上教堂的房子1980年按政府指令拆迁走了,我们这里也快搬了,去年差点遭火烧,周围的房子都著了,就是这里不著。”谁使旷野中的荆棘烧而不着呢?谁使火窑中的但以理须发不伤呢?

        屋里不知何时又多出几个妇女。一时,普通话、上海话、嵊县话、纽式英语交错纵横,谁都不知道谁在说什么。“77年前,我们一家都住在这个院子里,还有人记得这些事吗?”

         “哦,老太太77岁了!”嵊县人惊讶地彼此相顾,“您要见更老的长老?我们有,我们有──”

          几个人跑出去,跑回来时多了两名长者。有人指点我们:“这位杨长老,就是照片里这个穿黑衣服的男孩子;谢牧师走那年,他15岁。”如此算来,杨长老今年也有72岁了,是在Gladys返纽后的第二年出生的。“我可不可以看看院子里的井,我们以前曾在里面冰过西瓜。”

          “我可不可以看看二楼的阳台,我小时候在那里骑过脚踏车。”

          托老太太的福,我们甚至爬上阁楼,“参观”了Gladys当年躲迷藏的小黑屋。

          礼拜堂与住宅相连,穿过一道门就是,仍然保持着1918年9月号内地会月刊《亿万华民》(China’s Millions)上刊登的那张照片的格局。照片旁边是麦斐参教士所写的文章,开篇引用了戴德生于1868年2月22日的日记,也就是他从鹿山回来后写的:

           “从台州经天台县、新昌县和嵊县回来,整条路线几乎都被村镇所覆蓋……嵊县是一个重要的大镇,极其需要一名宣教士。”

          因 为庄稼多,做工的人少,等到第二年7月,内地会才有能力在嵊县成立福音点。1916年前,嵊县一直是绍兴府母会的支站(outstation),成为独立 福音中心两年后,嵊县人有了自己的礼拜堂,并于1918年2月21日举行了献堂仪式。这一天正好是戴德生那篇日记写成后的50周年,整整一个禧年!

          因为会众的人数已增加到700多人,做礼拜的正厅扩建出一大片,门外还装了扩音器。90年前建的礼拜堂显得有点古旧,左边的柱上贴著“弟兄”,右边的柱上贴著“姐妹”,仍然保持着男左女右、坐不连席的乡风。

           我 和Karen一个忙着拍照,一个忙着摄影,Gladys则和杨长老忙着“叙旧”,他们竟然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找到了共同语言,空旷的礼拜堂里回响起两位 老人用嵊县话合唱“耶稣爱我我知道”的童谣──这是我第一次听Gladys使用中文。一点都不错,正是因为耶稣的爱,才把一个新西兰家庭和一群中国人联系 在了一起。

从700到3000

          长老们坚持要我们去参观一下建在河边的新教堂,“我 们嵊县人近一百年没建堂了,弟兄姐妹的积极性都很高。我们新盖的教堂可坐3000人,还附设老人院,可以说是全浙江省最大最漂亮的教堂。”等我们亲眼看到 那座新教堂时,不得不承认那位长老的介绍还是自谦了一点,岂止是浙江省,即便在全国范围内,这座欧陆风情的城堡式教堂也是数一数二的。

          嵊州只是一个1995年底才被国务院批准为县级市的小城镇啊,神真是为嵊县人行了大事!嵊州人既然造了这座3000人的大教堂,势必有信心可以把整个圣殿坐满,不仅仅是这一代人,而是世世代代。

          面对这座壮观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大教堂,Gladys激动地让我转告长老们:“我的父母曾在这里撒种,今天你们在这里收割。”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为嵊县流 泪代求的岂止是戴德生、麦斐参、安德生、谢乐门和他们的妻子?但栽种的、浇灌的和收割的都不算什么,使一粒麦种改变整个地貌的乃是创始成终的神。如果戴存 义师母在场,她必然大声欢呼:“如今,这些祷告都已蒙应允”!

           最后,我们围立在教堂顶层的一个类似塔楼的亭子里。先是Gladys用英文祷告,再是杨长老用当地话代表嵊州教会祷告。坐上面包车,向众人挥手告别,望着他们依依不舍的神情,我说:“今天的事将成为他们一整年的话 题。”Karen接口说:“今天的事也将成为我们一整年的话题。”

          确实,我和Gladys母女一先一后从上海回到奥克兰后,不论是见面, 还是通邮件,嵊州之行都是我们的主要话题:如果我不是碰巧二、三月份在奥克兰,便不可能结识Gladys母女;如果我不是碰巧比她们早两周到上海,便不可 能预查县志;如果我们不是碰巧在那家宾馆用餐,便不可能被误导到城隍庙;如果我们不碰巧爬上鹿山,便不可能去到戴德生当年布道与祷告的地方;如果小沈姑娘 不是碰巧在公园正门的石墙前走过,便不可能为我们带路,也就不可能有这一篇游记……聚集、分散、归来、开赴、祷告、寻求、等候、奔走、我们起来、我们坐 下,有什么神不知道?又有什么不在神的旨意当中?

作者是上海人,现旅居新西兰。

注:摘自安德生晚年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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