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人的后裔

         每年二、三月，新西兰奥克兰市，是夏末秋初的黄金季节，在中国江南，也是冬去春来的桃李美景。我坐在新西兰的办公室，暗暗思忖：为什么今年神在这个时节，把我从北半球带回南半球。

          电话响了，原来是OMF书屋的同工：“这里有一位西人姐妹，准备到中国旅行，她拿着一张上海地图，告诉我她会住哪里，又要去哪里。我忽然想到你是上海人，又 正好在奥克兰，也许帮得上忙……”话筒易手，声音换成英语：“我叫Karen，我的外祖曾去过中国宣教，所以我的母亲出生在中国，我想在她有生之年陪她去 看看她从小长大的地方……”

          又是一位中国内地会的后人，不知他们当年的工场在哪里。

         “那是个小地方，很多人从来没有听说 过，”话筒那一头的声音开始迟滞，仿佛是为她外祖为之付出青春年月的那个中国地名，并非闻名全球的大都市，而略抱歉疚。按著解放前的罗马拼音，Karen 发出了两个汉字的拼音：“Chenghsien，不过现在改叫Shengzhou。”

          “什么？！”我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说的是嵊县、现在叫嵊州的那个地方吗？──那是我爸爸的家乡！”

          这下，轮到Karen吃惊了，居然在奥克兰能碰到一个不仅听说过“嵊县”这个地名，并且还流着嵊县人血脉的中国人。“我的妈妈怎样能和你的爸爸见一面呢？我们有很多问题要当面请教。”

          “我在NB教会聚会，3月11日下午是英语証道，你们那天过来是最合适的。”于是，当天下午的华人主日敬拜，全教会的目光都集中在那三位“外国”访客 上：Karen和她的母亲Gladys，及她的父亲Ron。Gladys随身带来一本文件夹，装着所有与中国之行有关的资料与照片，如数家珍地向我全家展 示。

          “我想到上海看看父母结婚的三一堂，”──那是今天九江路的基督教两会办公楼；“还有我离开中国前，逗留过好几个月的内地会总 部。”──那是今天新闸路上的儿童医院；“请看，这是我以前在嵊县的家，那里曾有一所男校，我在那儿住到1934年……”Gladys给我看她父母当年的 名片：安德生和安赵氏（William and Ella Anderson），左下角按当时的格式简单地印了一列竖字：浙江嵊县内地会。上世纪20年代，完全可以够得上正式地址了。毕竟，嵊县那样的小地方，能有 几个外国人住呢？

           Gladys又给我们看一张1922年左右拍的照片：“我们住的地方，靠山近水……”我们也从家里带来一本中英对照的 《中国嵊州》图册，其中一张鸟瞰县城的跨页大彩照，和Gladys手里的那张黑白照完全对应：正前方是山，中间一条大河，江山虽然未改，河的两岸、山的脚 下80多年前的农舍与田野，却已变成了高楼大厦。当年的嵊县，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城镇；今日的嵊州，则成了一个没有个性的现代化城市。

         “旅行社一直向我们强调，嵊县没有什么可看的。我也努力要他们明白，我们不是去观光，而是去寻根。他们最终为我们安排了一辆专车和一名导游。但对于教堂、男校，他们没有任何概念。”

          嵊县的事，我也同样没有概念，大家把目光移向老爸。 “只有去查查《嵊县志》。”爸爸沉吟道。然而，即便嵊县的士绅们编过地方志，我们能在哪儿找得到呢？

         “你孃孃家（江浙一带称姑妈为孃孃）有一本；回国后去借借看。”

搜书的奇遇

          Gladys 和Karen的行程是4月24日到上海，而我则早已定在4月初回国，正好利用这段时间探路、找资料。我的孃孃是安德生教士前往嵊县宣教那年（1922）出 生的，看到85岁高龄的她，佝偻著背端茶倒水、招待客人，我实在不好意思开口请她为我找县志。再坐一会儿就要告辞了，临行时先去一下洗手间。

          通常我都是去客房的浴室，但是那天，孃孃让我用她卧室的套间。窗台上平放著一本一寸多厚的黑皮书，封面上的字大到让人想不看都不行──居然就是《嵊县志》！谁会在洗手间里读地方志呢？神的作为简直不可思议！

          这 本1989年版的《嵊县志》第536页记载：“清同治八年（1869）三月，上海基督教内地会（译注：此称法有误，内地会直到1887年才将总部从杭州移 到上海），派英籍牧师来嵊传教，先在县城北直街设立‘英国中华内地会耶稣堂’。……民国五年，县城孝子坊建福音堂，成为当时嵊[县]、新[昌]两县基督徒 活动的主要场所。堂内曾办过‘三育小学’。”

          从县志里附的简易地图来看，北直街是贯穿全城的大街。教堂和男校的“遗址”看样子在“孝子坊”。有路名，总能找得到。 除了“最后一个外国传教士谢乐门” 外，县志中没有提到任何人名。

          安德生夫妇的故事仍以英文为载体，尘封在西方：

         安 德生（William A. Anderson, 1891-1972）出生于新西兰南岛奥塔哥（Otago）附近的一个农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后，安德生于他30岁生日那天（1921年7月19日） 被内地会接受为宣教士。当时新西兰人加入内地会，通常都在澳洲受装备，安德生是第一位从墨尔本圣经学院（Melbourne Bible Institute）结业赴华的宣教士。1922年，他被分派到嵊县，并在当年9月号的内地会月刊《亿万华民》（China’s Millions）上刊登了一篇以《投入事工》（Beginning Work）为题的文章。有意思的是，同期月刊的封面上刊登了一幅六名新宣教士的合影及见証，其中一位便是安德生未来的妻子赵宽爱（Ella Salisbury, 1894-1942），她是那批宣教士中唯一一位新西兰人，而新西兰的Salisbury氏是一个很有宣教负担的家族。到中国后，赵宽爱被分派到温州。四 年后，两个新西兰人在山东芝罘的宣教士子弟学校重逢，并于1926年12月8日在上海圣公会三一堂结婚，一同回到嵊县、新昌一带服事；他们的两个女 儿，Ruth和Gladys都出生在上海内地会位于吴淞路的前总部附属医院。但是等Gladys四年后回到上海时，该总部早已于1931年迁至新闸路。

          因着抚养幼女、学习新方言和适应新环境，本来身体就不健壮的“安赵氏”的健康开始亮起红灯，先动了大手术，然后又出现严重的头痛，专家的诊断是“神经失常” （nervous breakdown），必须转到精神病院作专门护理，除了返回故国外，没有其它疗法。订完船票后，安德生才获知，精神病患者必须由护士陪同才能旅行。安德 生不得不等到受过正规护士训练的妻妹专程赶到上海后，才重新安排行程。又有消息说，新西兰的海关不会允许安赵氏这样的精神病人入境，安德生不得不再次取消 行程，联络远在新西兰的亲友向政府部门做出特殊请求，直到收到确认电报后，才再度买票、打包。

           这次的船期刚巧是圣诞节，当所有的行李都运 到码头后，船长居然要求安赵氏必须由两名专业护士随行才能上船，一个白天护理，一个晚上护理。时近子夜，第二天上午十点便要开船，哪里去找愿意去新西兰的 护士呢？伤心欲绝的安德生惟有打电话到内地会总部医院求助。当时医院正好有一位等待回国述职的护士，愿意接受这个少于12小时的紧急通知，将1934年的 圣诞前夜都用来整理行囊。当一行六人于圣诞那天汇集在船头上时，每个人心头都充满了对神极度的感恩。（注）

          在上海的宾馆里见到Gladys母女，他乡遇故知，不亦悦乎？我和她们分享了我的新发现，对这次寻根之旅充满自信，尚不知成就诸事的乃是耶和华的灵。

教堂与佛堂

          嵊 州实在不是个旅游城，所以旅行社只派了一名新毕业的办公室小姐充当导游，嵊州之行将是她第一次的“实际工作经验”！到达嵊州，已近正午。大家决定先找地方 吃饭。我们在主干道北直街边的一家饭店停下，下车后才发现是自助餐，便步行到马路对面的“国际大酒店”用餐。当时只是觉得宾馆的卫生较“与国际接轨”，没 想到神在这样的细节上也有祂的美意。

           在侍应林立、水陆俱陈的中国式用餐中，我和导游交替盘问服务员们：

         “孝子坊在哪儿？”“不知道。”

        “哪儿有教会学校？”“不知道。”

        “哪儿有教堂？”“不知道。”

         和中国其它城市的餐饮业一样，嵊州城的服务员都是外乡人，也刚刚开始熟悉自己的“第二家乡”；她们不是干脆不知道，就是七嘴八舌，莫衷一是。还是自己想办法吧：“哪儿有卖地图？”答案仍是：“不知道。”

         记得Gladys说她的家靠山近水，“哪儿有山？”“我们这儿有好几座山，您说的是哪一座？”“嵊”字从山从乘，“乘”字古义为四，在这个“四山相合”的地方找山，实在是自讨无趣。“那河在哪儿？”“我们这儿有好几条河，您说的是哪一条？”我没辙了，不知还能问什么。

         Gladys早已翻开了她的文件夹，Karen也打开了《中国嵊州》图册，试图向女孩子们解释她们要去的地方，但这些新旧交错的照片只能把她们看得眼花撩乱。Gladys提起她小时候常在家里听到庙里的钟声；这下，女孩子们终于知道了：“噢，城隍庙──”

          欲找教堂，先找佛堂吧。有一个服务员建议我们到最高层鸟瞰一下全城，也许会对周遭的环境有个总体的认识。等候观光电梯的时候，Karen告诉我：“我们昨晚 祷告时，曾求神为我们预备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们鸟瞰全城。如果神没有带领我们到这家用餐，宾馆大概不会允许我们随便乘到他们的最高层。”

           路 上，Karen将她的“登高情结”娓娓道来──Gladys家里珍藏着一本戴德生的儿媳戴存义师母所著的《戴德生和内地会：圣工的成长》（Hudson Taylor and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The Growth of a Work of God），其中记录了一件官方《嵊县志》所忽略的“小事”，发生在戴德生1868年第一次孤身途经嵊县的时候：

          “……站在嵊县主要庙宇的 台阶上，他（戴德生）俯瞰脚下灰色屋顶所组成的县城，除此之外，他大致数了一下，约有30多个村镇散落在县城周围。所有这些房屋里面的男女老少不论生死， 都处于与神隔绝的状态，忧心如焚的他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面对身边围观的人群，他花了很长时间向他们竭尽心力地传讲福音。当他筋疲力尽、声音嘶哑后，便爬到山上，继续在祷告中向神倾心吐意……”

          “如今，这些祷告都已蒙应允。”戴师母这句话，是指数年后，戴德生再访嵊县时，发现因着当地一位儒生的转变信主，这片土地上开始不断有人归向耶稣。今天，我与Gladys母女再访嵊县，离戴师母说这句话已近90年（该书初版于1918），我们还能找到嵊县的教会吗？

          凭著职业天性，导游在没有地图的情况下，把整车人带到了城隍庙。明清时期，城隍庙通常是一个县城的主要庙宇，想必这就是当年戴德生鸟瞰全城、露天布道的地方 了，但是Gladys马上认出这不是她幼年的住所。既然教堂在庙的附近，那么我们就沿着山路一边开一边找吧。“我记得我和姐姐可以步行到河边，我那时才不 到四岁，所以路不可能太长，但是我们却离河边越来越远了，而且路也绝对没有这么宽……我敢肯定我们走错了……这样开下去是绝对找不到的──”老人的声音开 始焦灼起来。

真正的导游

          终于，我们停止继续盘山而上，Karen看到一处“革命烈 士陵园”，也许再次登高俯视，可以找到我们要去的地方。于是，从老到少，拾阶而上，等到爬到最高点，发现看到的只是四周挡住视线的青松翠柏。我们仍不由自 主地沿着石子路走下去，幻想着礼拜堂会神奇地显现在小树林中。然而一圈下来，什么也没找到。我们四人在一块石墙前汇集时，都已完全放弃希望。“鹿山公 园”，我看着石墙上的字想，拍照留念吧，也算是个交待，至少我们到过了戴德生当年的祷告山。

         “也许我们可以找到几个和我同龄的老人，他们中间或者有人记得些陈年往事。”“妈咪，和你同龄的老人，这个时候都在睡午觉呢，谁会像你这样跑到公园来户外活动呢？”

          我耳朵听着Gladys母女俩的对话，眼睛看到一个20来岁的姑娘从我们面前走过。那姑娘看到两个外国人，自然而然地放慢脚步，频频回首。导游小姐径直走上 去问：“你知道这里哪儿有教堂吗？”没想到这个姑娘回答说：“我知道啊，我以前一直跟妈妈上教堂的。”“你能带我们去吗？”更没想到的是，那姑娘一口答 应。

          按小沈姑娘的引导，司机把车开回城区，停在一片老屋的入口，我们开始下车步行，从临街的小铺子和闲坐的老人们面前穿梭而过。后来 Gladys告诉我，当她一踏上那条中国乡镇典型的窄街时，便知道找对地方了；唯一使她不能完全确认的是这条小巷比她记忆中的窄小许多，但是她很快发现， 所有的事物都比她四岁女童眼中的那个老家“缩水”了一大圈。

         “看！”我抬头看到屋顶上的十字架，“一定是这家了！”

          Gladys的脚跨进门槛的瞬间，脱口而出：“就是这里！”院子、木屋、庭树、阳台、水井、粉墙、黑瓦，70多年了，除了草坪被铺成水泥地外，一点没变。

少小离家老大回

          小 沈姑娘一进院便用当地话大声通报，屋里很快跑出一位中年人，是当地教会的长老。他请我们进屋坐，从墙上拿下一些历史照片，和Gladys文件夹里的非常类 似。不可能错了。其中有一张我们则是第一次看到，那是嵊县最后一位内地会宣教士谢乐门（W. K. Shannon）夫妇，1950年底离华返纽时与会众们拍的集体照。

           长老指著照片中那个洋娃娃似的小女孩告诉我们，谢牧师的女儿也曾于 2000年和2006年两度故地重游。但那张照片场地开阔，显然不是在这个院子里拍的。Gladys 回忆道：“那时候，妈妈常带着我们走到麦斐参（Alexander and Margaret McPherson）家去玩。从我家到麦家是上坡路，这张照片应该是在麦家拍的。”

          “你说的地方，我们叫上教堂，这里是下教堂。上教堂的房子1980年按政府指令拆迁走了，我们这里也快搬了，去年差点遭火烧，周围的房子都著了，就是这里不著。”谁使旷野中的荆棘烧而不着呢？谁使火窑中的但以理须发不伤呢？

        屋里不知何时又多出几个妇女。一时，普通话、上海话、嵊县话、纽式英语交错纵横，谁都不知道谁在说什么。“77年前，我们一家都住在这个院子里，还有人记得这些事吗？”

         “哦，老太太77岁了！”嵊县人惊讶地彼此相顾，“您要见更老的长老？我们有，我们有──”

          几个人跑出去，跑回来时多了两名长者。有人指点我们：“这位杨长老，就是照片里这个穿黑衣服的男孩子；谢牧师走那年，他15岁。”如此算来，杨长老今年也有72岁了，是在Gladys返纽后的第二年出生的。“我可不可以看看院子里的井，我们以前曾在里面冰过西瓜。”

          “我可不可以看看二楼的阳台，我小时候在那里骑过脚踏车。”

          托老太太的福，我们甚至爬上阁楼，“参观”了Gladys当年躲迷藏的小黑屋。

          礼拜堂与住宅相连，穿过一道门就是，仍然保持着1918年9月号内地会月刊《亿万华民》（China’s Millions）上刊登的那张照片的格局。照片旁边是麦斐参教士所写的文章，开篇引用了戴德生于1868年2月22日的日记，也就是他从鹿山回来后写的：

           “从台州经天台县、新昌县和嵊县回来，整条路线几乎都被村镇所覆蓋……嵊县是一个重要的大镇，极其需要一名宣教士。”

          因 为庄稼多，做工的人少，等到第二年7月，内地会才有能力在嵊县成立福音点。1916年前，嵊县一直是绍兴府母会的支站（outstation），成为独立 福音中心两年后，嵊县人有了自己的礼拜堂，并于1918年2月21日举行了献堂仪式。这一天正好是戴德生那篇日记写成后的50周年，整整一个禧年！

          因为会众的人数已增加到700多人，做礼拜的正厅扩建出一大片，门外还装了扩音器。90年前建的礼拜堂显得有点古旧，左边的柱上贴著“弟兄”，右边的柱上贴著“姐妹”，仍然保持着男左女右、坐不连席的乡风。

           我 和Karen一个忙着拍照，一个忙着摄影，Gladys则和杨长老忙着“叙旧”，他们竟然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找到了共同语言，空旷的礼拜堂里回响起两位 老人用嵊县话合唱“耶稣爱我我知道”的童谣──这是我第一次听Gladys使用中文。一点都不错，正是因为耶稣的爱，才把一个新西兰家庭和一群中国人联系 在了一起。

从700到3000

          长老们坚持要我们去参观一下建在河边的新教堂，“我 们嵊县人近一百年没建堂了，弟兄姐妹的积极性都很高。我们新盖的教堂可坐3000人，还附设老人院，可以说是全浙江省最大最漂亮的教堂。”等我们亲眼看到 那座新教堂时，不得不承认那位长老的介绍还是自谦了一点，岂止是浙江省，即便在全国范围内，这座欧陆风情的城堡式教堂也是数一数二的。

          嵊州只是一个1995年底才被国务院批准为县级市的小城镇啊，神真是为嵊县人行了大事！嵊州人既然造了这座3000人的大教堂，势必有信心可以把整个圣殿坐满，不仅仅是这一代人，而是世世代代。

          面对这座壮观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大教堂，Gladys激动地让我转告长老们：“我的父母曾在这里撒种，今天你们在这里收割。”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为嵊县流 泪代求的岂止是戴德生、麦斐参、安德生、谢乐门和他们的妻子？但栽种的、浇灌的和收割的都不算什么，使一粒麦种改变整个地貌的乃是创始成终的神。如果戴存 义师母在场，她必然大声欢呼：“如今，这些祷告都已蒙应允”！

           最后，我们围立在教堂顶层的一个类似塔楼的亭子里。先是Gladys用英文祷告，再是杨长老用当地话代表嵊州教会祷告。坐上面包车，向众人挥手告别，望着他们依依不舍的神情，我说：“今天的事将成为他们一整年的话 题。”Karen接口说：“今天的事也将成为我们一整年的话题。”

          确实，我和Gladys母女一先一后从上海回到奥克兰后，不论是见面， 还是通邮件，嵊州之行都是我们的主要话题：如果我不是碰巧二、三月份在奥克兰，便不可能结识Gladys母女；如果我不是碰巧比她们早两周到上海，便不可 能预查县志；如果我们不是碰巧在那家宾馆用餐，便不可能被误导到城隍庙；如果我们不碰巧爬上鹿山，便不可能去到戴德生当年布道与祷告的地方；如果小沈姑娘 不是碰巧在公园正门的石墙前走过，便不可能为我们带路，也就不可能有这一篇游记……聚集、分散、归来、开赴、祷告、寻求、等候、奔走、我们起来、我们坐 下，有什么神不知道？又有什么不在神的旨意当中？

作者是上海人，现旅居新西兰。

注：摘自安德生晚年的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