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是新教第一个传教士马礼逊到中国200周年，英年早逝的赵天恩牧师未能等到这一年的到来，也未能实现对这一年无数的期盼，比如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布道会、在中国建立一所高 水平的神学院、出版华人撰写的神学教科书等等。但是，他却为我们留下了一本重要的遗著──《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该书序言的作者陈渔指 出，赵天恩牧师的教会史研究，侧重从上帝的眼光，看待神如何引领中国教会，基督徒和教会又如何以信仰真理回应剧变的时代。赵牧师不是在象牙塔中写历史，他 是以生命来写历史，以生命参与历史。他将自己一生的目标，与中国教会应走的方向，提炼为“三化异象”：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文化基督化。这“三化”便 是今天海内外华人基督徒和教会孜孜以求的愿景。

第一个黄金时代

          如果说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是中华民国建立之后的二十多年，那么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直至今天，则是第二个黄金时代。天安门事件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追 求民主自由的道路上，所遭遇到的最重大的挫折，由此当代知识分子对本身的文化感到幻灭，不知何去何从。基督信仰正好可以为他们提供答案，在中国文化欠缺的 “超越观”、“原罪”、“救赎”、“宽恕”以及超越家庭关系的“爱的团契”和“永生”的盼望等观念上，注入活力、泉源。

          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一大批流亡西方的知识分子和学生领袖，成为基督徒甚至全职传道人，他们的生命见証更反馈回中国大陆，触动和震撼了千万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

           研究历史的目的，乃是为今天提供借鉴、为未来提供前瞻，这也正是赵天恩牧师关注中国教会历史的原因所在。赵天恩在总结第一个黄金时代存在的严重缺陷时指出： “民国肇建之初原是传福音的黄金时代，就因为当时中国教会神学根基太薄弱，所以那20年的光阴未能激起基督化的浪潮。”

           由于缺乏文化使命 和归正信仰，当时的基督徒和教会，未能实现与知识界和中国文化的对话。基督徒和教会甘愿处于社会边缘的地位，既不知如何应对时代的挑战，也不知如何充当先 知和先锋的角色，更不知怎样让“爱”和“宽容”，这些基督教价值，融入到千疮百孔的中国社会之中。20世纪中国的文化思潮和政治倾向，遂不可挽回地走上了 激化道路。

          我个人在回顾中国教会史与近现代思想史、文化史的关系时，发现有这样三个值得反省的地方：

缺乏公共影响力

           首先，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其间两代具有公共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中，基督徒寥寥无几。即便留学西方的精英分子，出于“中体西用”的想法，一般都热衷于学习西 方的船坚炮利、政法经济等，对不能迅速拿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人文科学不甚感兴趣，对西方的宗教信仰更是不屑一顾。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排斥基督教这一对 西方社会影响巨大的传统，既有儒家理性主义的影响，也是因为近代民族主义观念刚刚形成──而基督教恰恰被当作西方殖民者侵略中国的先导。

           因此，当时的知识分子大都对基督教持负面看法，愿意心平气和地了解基督教甚至谦卑地接受基督教的人极少。知识分子中也很少有人客观持平地评价基督教对中国近 代化的贡献。还是胡适说过一段比较中肯的话：“我们焚香感谢基督教的传播带来了一点点西方新文明和新人道主义，叫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对待小孩子是残忍的、惨 酷的、不人道的、野蛮的。我们十分感谢这班所谓‘新文化侵略者’提倡‘天足会’、‘不缠足会’、开设新学堂、开设医院、开设妇婴医院……他们是中国新教育 的先锋。他们是中国‘慈幼运动’的开拓者，他们当年的缺陷，是我们应该原谅的。”在“反帝”成为主潮的当时，此观点属“政治不正确”。胡适如是说，需要相 当的勇气。

不彰显信仰立场

           其次，即便当时有少数知识分子是受洗的基督徒，一般也不 在公共领域彰显其信仰立场，更不会在学术著述和文学创作中表达个人信仰。作家老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老舍不仅是一名基督徒，而且在北京缸瓦市教堂及基督 教青年会中担任过职务。老舍所撰写的《北京缸瓦市伦敦会改建中华教会经过纪略》中，篇首有一段《著者小记》这样写道：

           “在南开中学教书的 时候，我曾在校中‘国庆纪念会’上说过：我愿将‘双十’解释作两个十字架。为了民主政治，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耶稣只负起 一个。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须预备牺牲，负起一架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须准备牺牲，再负 起一架十字架。”

          虽然这种说法，显示出自由派神学的烙印，但毕竟是对信仰的公开宣示。1931年7月，老舍与胡絜青结婚，婚前致信胡：“我是基督徒，满族……”这说明，在30年代初，老舍仍然自承是基督徒。

           但这以后，老舍与基督教会的关系，便百觅不得其痕。老舍在作品中越来越少涉及到基督信仰，在公共生活中也尽量避免谈及。40年代，老舍急剧左转，成为左翼色 彩最为强烈的著名文人之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他被官方册封为“人民艺术家”，不再敬拜上帝，成为“人民”（其实是“领袖”）的奴仆。当文革肇 始、厄运降临之时，由于没有超越性的信仰支撑，一夜之间被领袖、人民和家人抛弃，老舍无法承受此种遭遇，便选择了投湖自杀。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界的基 督徒，生命历程大都与之有相似之处。

自我隔绝于主流

           第三，进入民国以后，中国教会中诞生了若干本土的优秀神学家和传道人，如王明道、宋尚节、倪柝声、计志文等人。他们大多没有受过正式的神学教育，却有过人的天资、先知讲道的恩赐和权柄，对中国教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他们在教会史上堪称属灵的伟人，但他们的重大局限在于：他们完全隔绝（或自我隔绝）于主流知识界之外，与差不多同时代的一流的世俗知识分子如蔡元培、胡适、 陈独秀、鲁迅等人，没有任何的交流与沟通；他们也很少在公共传媒上表达信仰立场，也甚少以基督徒的身分参与政治、文化和法律等公共活动。因此，他们的影响 力基本上局限在教会内部，无法拓展到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之中。

           正是这种隔绝，导致20年代中国知识界掀起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的时候，左右两翼几乎所有一流知识分子都积极参与其中──批判基督教是他们所能找到的惟一的共同点。

          在此一运动中，基督信仰被那些掌握了话语权力的知识分子们大肆“妖魔化”。对此，赵天恩牧师分析说：“基督教在中国开始遭逢到两面夹击的滋味：这一面的攻击者认为基督教不科学，阻碍了民族进化的脚步；那一面的攻击者则控诉基督教是为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服务的。”

          面对来自这两个方面的严厉批判，当时只有少数自由派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如赵紫宸、诚静怡、刘廷芳、许地山等人，做出了一些比较软弱和含混的应对，这些应对很快便被反对的声音淹没了。

           赵天恩的分析是深切的：“他们缺少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认识，缺少足够的属灵操练。基督教的神学教育里，缺少培育哲学、历 史素养的过程；天主教的耶稣会神父却经过二年的属灵操练、二年哲学、四年神学、三年的宣教或教书等的基础操练。由此看来，50年代教会的失败，也反映了中 国基督教传统神学教育的薄弱。”
直到今天，大部分中国大陆家庭教会自我封闭或被迫封闭的状况，仍然未有根本的改观。对家庭教会情况烂熟 于心的赵天恩，对此怀有深深的担忧：“今天大陆所兴的家庭教会很注重祷告，早上五点起来祷告二小时、睡前祷告一小时，但对政治、社会动态一概不知，不读 报、不听新闻，就是有一颗受苦的心志，似乎等著挨打。‘殉道精神’虽然很好，但其实这种态度并不健全。”           当海外教会一味赞美国内家庭教会受苦的心志的时候，赵天恩却看到了危机所在，家庭教会的“修道院化”并不符合新教精神。此种情形如果不能得以改变，“三化”则无法在中国成为现实。

第二个黄金时代

           21 世纪之初，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原有的意识形态系统土崩瓦解，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思潮此起彼伏。中国人的 道德伦理跌到了历史的最低点，中国人的心灵比任何时刻都更加渴望福音的甘露。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作好充分准备，迎接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吗？我们 的生命形态、神学素养、文化储备，是否足以应对瞬息万变的中国社会？我们如何在公共伦理领域凸现基督信仰，如何让信仰贯穿到日常生活当中，如何通过慈善和教育工作等传播福音？

          在新世纪之初，基督徒和教会不能重蹈覆辙，不能躲藏起来、隐蔽起来持守信仰，而应当自觉地承担起文化使命，完成基督 教文化从边缘到中心的转变，并以基督信仰置换中国原有的道德伦理与文化价值。一大群具有基督徒身分的政治家、企业家、作家、艺术家、学者、律师、教师、媒 体工作者等的出现，是基督信仰进入中国主流社会的标志，也是中国家庭教会由“地下”转变为“地上”的关键环节。

          与此同时，基督徒和教会的 声音，也应当传扬到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领域。未来的中国，完全可能像今天的美国一样：当一些对公民的生活有重要影响的法案，进入酝酿阶段的时候，基督徒和 教会，或者基督徒所支持的非营利组织、文化教育组织、游说机构等，都会积极参与讨论并形成压力集团，在促使通过或者不通过该法案方面发挥作用。诸如同性恋 婚姻合法化、堕胎合法化、死刑、安乐死等问题，美国的基督徒和教会从不沉默。这不仅不违背政教分离的原则，反倒因为有了基督徒和教会的参与，让政府的决策 更加公义和公平。

          今天，中国的家庭教会还不知道如何应对类似的问题，但有些问题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我们不能歪曲性地引用圣经经文，“该撒 的物当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马太福音》22章21节），来为自己的沉默和不负责任开脱。如果我们的信仰是整全性的信仰，是又真又活的信仰， 我们就不会对世俗生活中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教育等问题，一无所知、一片茫然。

回应时代的呼声

           让基督信仰光照中国全地，这是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使命。中国文化虽然尚未经历福音化的过程，但中国文化中也充满了上帝的普遍启示；中国文化中固然有 不少敌基督的成分，但中国文化中亦存在着承受基督信仰的接口。中国人不应抱残守缺、一味抗拒基督信仰，也不应为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而感到自卑与羞耻。中国 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尤其要相信，上帝的道可以实现对中国文化的“创造性改造”，正如赵天恩所倡导的那样：

           “身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我们对 基督信仰的文化意涵投以极大的关注。因着对基督的委身，我们深感有责任在救赎性的光照下，重新诠释中国文化传统。我们也觉得需要协助中国基督徒发展出一套 基督信仰架构，以此来解读中国文化（这是中国人在上帝所赐一般启示下的成果），并指出中国人文主义思想的不足与限制。”

          基督教的信仰和价值，能够为中国社会的重建，提供新的道德伦理的支撑，以及人权、自由、宽容等中国文化中一直匮乏的观念！

           因此，在这个“最好的时代”与“最坏的时代”并存的时刻，应当有一批基督徒站出来，不仅要处理教会内的信仰问题，更要回应时代的呼声，以基督信仰的价值为根基，提出建议、反驳及有效的引导，甚至提出实际的替代方案。

           中国的基督徒人数的增长固然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基督教价值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基本价值，一种精神资源。基督信仰将不再被看作是“异教”，基督教文化将不再被看作是“外来文化”。这种由“他者”变为“我”的过程，正是福音在中国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必须完成的。

          换言之，当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文化基督化到来的那一天，基督信仰将让无数的中国人拥有全新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浸染了他们对待上帝、职业、政治、 娱乐、家庭──几乎是人生各个方面的态度。这一激动人心的景象，早已设定在上帝美好的计划之中，也蕴涵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奔跑与争战之中。

作者出生于四川成都，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他的作品在当今大陆文坛、学术界乃至思想界，都有相当的震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