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是新教第一個傳教士馬禮遜到中國200周年，英年早逝的趙天恩牧師未能等到這一年的到來，也未能實現對這一年無數的期盼，比如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佈道會、在中國建立一所高 水平的神學院、出版華人撰寫的神學教科書等等。但是，他卻為我們留下了一本重要的遺著──《中國教會史論文集》。

           該書序言的作者陳漁指 出，趙天恩牧師的教會史研究，側重從上帝的眼光，看待神如何引領中國教會，基督徒和教會又如何以信仰真理回應劇變的時代。趙牧師不是在象牙塔中寫歷史，他 是以生命來寫歷史，以生命參與歷史。他將自己一生的目標，與中國教會應走的方向，提煉為“三化異象”：中國福音化、教會國度化、文化基督化。這“三化”便 是今天海內外華人基督徒和教會孜孜以求的願景。

第一個黃金時代

          如果說中國福音傳播的第一個黃金時代，是中華民國建立之後的二十多年，那麼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直至今天，則是第二個黃金時代。天安門事件是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在追 求民主自由的道路上，所遭遇到的最重大的挫折，由此當代知識分子對本身的文化感到幻滅，不知何去何從。基督信仰正好可以為他們提供答案，在中國文化欠缺的 “超越觀”、“原罪”、“救贖”、“寬恕”以及超越家庭關係的“愛的團契”和“永生”的盼望等觀念上，注入活力、泉源。

          上個世紀90年代之後，一大批流亡西方的知識分子和學生領袖，成為基督徒甚至全職傳道人，他們的生命見証更反饋回中國大陸，觸動和震撼了千萬知識分子的心靈世界。

           研究歷史的目的，乃是為今天提供借鑒、為未來提供前瞻，這也正是趙天恩牧師關注中國教會歷史的原因所在。趙天恩在總結第一個黃金時代存在的嚴重缺陷時指出： “民國肇建之初原是傳福音的黃金時代，就因為當時中國教會神學根基太薄弱，所以那20年的光陰未能激起基督化的浪潮。”

           由於缺乏文化使命 和歸正信仰，當時的基督徒和教會，未能實現與知識界和中國文化的對話。基督徒和教會甘願處於社會邊緣的地位，既不知如何應對時代的挑戰，也不知如何充當先 知和先鋒的角色，更不知怎樣讓“愛”和“寬容”，這些基督教價值，融入到千瘡百孔的中國社會之中。20世紀中國的文化思潮和政治傾向，遂不可挽回地走上了 激化道路。

          我個人在回顧中國教會史與近現代思想史、文化史的關係時，發現有這樣三個值得反省的地方：

缺乏公共影響力

           首先，從戊戌變法到五四運動，其間兩代具有公共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中，基督徒寥寥無幾。即便留學西方的精英分子，出於“中体西用”的想法，一般都熱衷於學習西 方的船堅炮利、政法經濟等，對不能迅速拿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人文科學不甚感興趣，對西方的宗教信仰更是不屑一顧。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排斥基督教這一對 西方社會影響巨大的傳統，既有儒家理性主義的影響，也是因為近代民族主義觀念剛剛形成──而基督教恰恰被當作西方殖民者侵略中國的先導。

           因此，當時的知識分子大都對基督教持負面看法，願意心平氣和地瞭解基督教甚至謙卑地接受基督教的人極少。知識分子中也很少有人客觀持平地評價基督教對中國近 代化的貢獻。還是胡適說過一段比較中肯的話：“我們焚香感謝基督教的傳播帶來了一點點西方新文明和新人道主義，叫我們知道我們這樣對待小孩子是殘忍的、慘 酷的、不人道的、野蠻的。我們十分感謝這班所謂‘新文化侵略者’提倡‘天足會’、‘不纏足會’、開設新學堂、開設醫院、開設婦嬰醫院……他們是中國新教育 的先鋒。他們是中國‘慈幼運動’的開拓者，他們當年的缺陷，是我們應該原諒的。”在“反帝”成為主潮的當時，此觀點屬“政治不正確”。胡適如是說，需要相 當的勇氣。

不彰顯信仰立場

           其次，即便當時有少數知識分子是受洗的基督徒，一般也不 在公共領域彰顯其信仰立場，更不會在學術著述和文學創作中表達個人信仰。作家老舍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老舍不僅是一名基督徒，而且在北京缸瓦市教堂及基督 教青年會中擔任過職務。老舍所撰寫的《北京缸瓦市倫敦會改建中華教會經過紀略》中，篇首有一段《著者小記》這樣寫道：

           “在南開中學教書的 時候，我曾在校中‘國慶紀念會’上說過：我願將‘雙十’解釋作兩個十字架。為了民主政治，為了國民的共同福利，我們每個人須負起兩個十字架──耶穌只負起 一個。為破壞、剷除舊的惡習，積弊，與像大煙癮那樣有毒的文化，我們須預備犧牲，負起一架十字架。同時，因為創造新的社會與文化，我們也須準備犧牲，再負 起一架十字架。”

          雖然這種說法，顯示出自由派神學的烙印，但畢竟是對信仰的公開宣示。1931年7月，老舍與胡絜青結婚，婚前致信胡：“我是基督徒，滿族……”這說明，在30年代初，老舍仍然自承是基督徒。

           但這以後，老舍與基督教會的關係，便百覓不得其痕。老舍在作品中越來越少涉及到基督信仰，在公共生活中也儘量避免談及。40年代，老舍急劇左轉，成為左翼色 彩最為強烈的著名文人之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他被官方冊封為“人民藝術家”，不再敬拜上帝，成為“人民”（其實是“領袖”）的奴僕。當文革肇 始、厄運降臨之時，由於沒有超越性的信仰支撐，一夜之間被領袖、人民和家人拋棄，老舍無法承受此種遭遇，便選擇了投湖自殺。20世紀上半葉中國知識界的基 督徒，生命歷程大都與之有相似之處。

自我隔絕於主流

           第三，進入民國以後，中國教會中誕生了若干本土的優秀神學家和傳道人，如王明道、宋尚節、倪柝聲、計志文等人。他們大多沒有受過正式的神學教育，卻有過人的天資、先知講道的恩賜和權柄，對中國教會的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他們在教會史上堪稱屬靈的偉人，但他們的重大局限在於：他們完全隔絕（或自我隔絕）於主流知識界之外，與差不多同時代的一流的世俗知識分子如蔡元培、胡適、 陳獨秀、魯迅等人，沒有任何的交流與溝通；他們也很少在公共傳媒上表達信仰立場，也甚少以基督徒的身分參與政治、文化和法律等公共活動。因此，他們的影響 力基本上局限在教會內部，無法拓展到更為廣闊的社會空間之中。

           正是這種隔絕，導致20年代中國知識界掀起聲勢浩大的“非基督教運動”的時候，左右兩翼幾乎所有一流知識分子都積極參與其中──批判基督教是他們所能找到的惟一的共同點。

          在此一運動中，基督信仰被那些掌握了話語權力的知識分子們大肆“妖魔化”。對此，趙天恩牧師分析說：“基督教在中國開始遭逢到兩面夾擊的滋味：這一面的攻擊者認為基督教不科學，阻礙了民族進化的腳步；那一面的攻擊者則控訴基督教是為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服務的。”

          面對來自這兩個方面的嚴厲批判，當時只有少數自由派的基督徒知識分子，如趙紫宸、誠靜怡、劉廷芳、許地山等人，做出了一些比較軟弱和含混的應對，這些應對很快便被反對的聲音淹沒了。

           趙天恩的分析是深切的：“他們缺少對政治意識形態的認識，缺少足夠的屬靈操練。基督教的神學教育裡，缺少培育哲學、歷 史素養的過程；天主教的耶穌會神父卻經過二年的屬靈操練、二年哲學、四年神學、三年的宣教或教書等的基礎操練。由此看來，50年代教會的失敗，也反映了中 國基督教傳統神學教育的薄弱。”
直到今天，大部分中國大陸家庭教會自我封閉或被迫封閉的狀況，仍然未有根本的改觀。對家庭教會情況爛熟 於心的趙天恩，對此懷有深深的擔憂：“今天大陸所興的家庭教會很注重禱告，早上五點起來禱告二小時、睡前禱告一小時，但對政治、社會動態一概不知，不讀 報、不聽新聞，就是有一顆受苦的心志，似乎等著挨打。‘殉道精神’雖然很好，但其實這種態度並不健全。”           當海外教會一味讚美國內家庭教會受苦的心志的時候，趙天恩卻看到了危機所在，家庭教會的“修道院化”並不符合新教精神。此種情形如果不能得以改變，“三化”則無法在中國成為現實。

第二個黃金時代

           21 世紀之初，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前所未有的變化。中國原有的意識形態系統土崩瓦解，實用主義和虛無主義思潮此起彼伏。中國人的 道德倫理跌到了歷史的最低點，中國人的心靈比任何時刻都更加渴望福音的甘露。那麼，作為基督徒，我們作好充分準備，迎接福音傳播的第二個黃金時代嗎？我們 的生命形態、神學素養、文化儲備，是否足以應對瞬息萬變的中國社會？我們如何在公共倫理領域凸現基督信仰，如何讓信仰貫穿到日常生活當中，如何通過慈善和教育工作等傳播福音？

          在新世紀之初，基督徒和教會不能重蹈覆轍，不能躲藏起來、隱蔽起來持守信仰，而應當自覺地承擔起文化使命，完成基督 教文化從邊緣到中心的轉變，並以基督信仰置換中國原有的道德倫理與文化價值。一大群具有基督徒身分的政治家、企業家、作家、藝術家、學者、律師、教師、媒 体工作者等的出現，是基督信仰進入中國主流社會的標誌，也是中國家庭教會由“地下”轉變為“地上”的關鍵環節。

          與此同時，基督徒和教會的 聲音，也應當傳揚到社會生活中的每一個領域。未來的中國，完全可能像今天的美國一樣：當一些對公民的生活有重要影響的法案，進入醞釀階段的時候，基督徒和 教會，或者基督徒所支持的非營利組織、文化教育組織、遊說機構等，都會積極參與討論並形成壓力集團，在促使通過或者不通過該法案方面發揮作用。諸如同性戀 婚姻合法化、墮胎合法化、死刑、安樂死等問題，美國的基督徒和教會從不沉默。這不僅不違背政教分離的原則，反倒因為有了基督徒和教會的參與，讓政府的決策 更加公義和公平。

          今天，中國的家庭教會還不知道如何應對類似的問題，但有些問題是我們無法迴避的。我們不能歪曲性地引用聖經經文，“該撒 的物當歸給該撒，上帝的物當歸給上帝”（《馬太福音》22章21節），來為自己的沉默和不負責任開脫。如果我們的信仰是整全性的信仰，是又真又活的信仰， 我們就不會對世俗生活中的政治、法律、經濟、文化、教育等問題，一無所知、一片茫然。

回應時代的呼聲

           讓基督信仰光照中國全地，這是新一代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的使命。中國文化雖然尚未經歷福音化的過程，但中國文化中也充滿了上帝的普遍啟示；中國文化中固然有 不少敵基督的成分，但中國文化中亦存在著承受基督信仰的接口。中國人不應抱殘守缺、一味抗拒基督信仰，也不應為中國自身的文化傳統而感到自卑與羞恥。中國 的基督徒知識分子尤其要相信，上帝的道可以實現對中國文化的“創造性改造”，正如趙天恩所倡導的那樣：

           “身為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我們對 基督信仰的文化意涵投以極大的關注。因著對基督的委身，我們深感有責任在救贖性的光照下，重新詮釋中國文化傳統。我們也覺得需要協助中國基督徒發展出一套 基督信仰架構，以此來解讀中國文化（這是中國人在上帝所賜一般啟示下的成果），並指出中國人文主義思想的不足與限制。”

          基督教的信仰和價值，能夠為中國社會的重建，提供新的道德倫理的支撐，以及人權、自由、寬容等中國文化中一直匱乏的觀念！

           因此，在這個“最好的時代”與“最壞的時代”並存的時刻，應當有一批基督徒站出來，不僅要處理教會內的信仰問題，更要回應時代的呼聲，以基督信仰的價值為根基，提出建議、反駁及有效的引導，甚至提出實際的替代方案。

           中國的基督徒人數的增長固然重要，但同樣重要的，是基督教價值成為中國社會的一種基本價值，一種精神資源。基督信仰將不再被看作是“異教”，基督教文化將不再被看作是“外來文化”。這種由“他者”變為“我”的過程，正是福音在中國傳播的第二個黃金時代必須完成的。

          換言之，當中國福音化、教會國度化、文化基督化到來的那一天，基督信仰將讓無數的中國人擁有全新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浸染了他們對待上帝、職業、政治、 娛樂、家庭──幾乎是人生各個方面的態度。這一激動人心的景象，早已設定在上帝美好的計劃之中，也蘊涵在每一個基督徒的奔跑與爭戰之中。

作者出生於四川成都，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碩士。他的作品在當今大陸文壇、學術界乃至思想界，都有相當的震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