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宣教史的榜样和教训(4之2)——清朝时期的基督教(1807-1900年)(苏文峰)2021.10.20

本文原刊于举目官网2021.10.20

苏文峰

 

编注:本文是为2022年即将出版的《宣教心视野》(Perspectives)中文修订版而写,全文约一万两千字,分四次先在《举目》刊登。

 

1807年,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第一位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年)到达广州。

马礼逊与两位助理

 

1807-1842年是中国尚未开放宣教之前的预备时期。马礼逊和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梁发等中西同工翻译圣经,1813年译成新约,1819年译成旧约;1823年新旧约全书合并出版,称为《神天圣书》。

1815年出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是中国报业史上第一份中文期刊。

1818年在马六甲设印刷厂,后迁去香港。1830年代,戴德生的岳父台约尔(Samuel Dyer,1802-1843)创制了活版的中文铅字。1843年麦都思(Walter Medhurst,1796-1857)在上海设立中国近代第一个印刷所“墨海书馆”。

1818年在马六甲办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是中国第一所洋学堂。1842年以后迁香港,曾造就不少中国基督徒人才,如:何福堂、唐廷枢等。

马六甲的英华书院

 

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是新教第一位来华宣教士医生,在广州设立中国第一所西医院博济医院,以眼科为主,是后来医疗传道者的先驱。

传教士在教会内也积极培育本地人才,按立中国传道人,在基层扎根。古天青、屈昂、何福堂等都成为中国教会承先启后的开拓者。

1842年南京条约之后,中国开放五口通商和宣教。1860年北京条约之后,传教士可以购地建堂,并且可以从沿海进到内地自由传教。

这段时期的宣教方式,新增街头布道、设教堂、社会关怀、赈灾、禁烟局等。许多宣教团体在马礼逊等宣教先驱建立的基础上,优化扩大医疗、学校、翻译圣经及文字工作的质量。

1877年、1890年、1907年,来华传教士3次在上海召开全国宣教会议,针对中国福音禾场的现况和需要,共同思考宣教策略。他们也选派代表撰文,写信给西方教会传递负担,并力图向中国士大夫及政府表明基督教的教义及精神。

1907上海举办的第三届来华传教士大会

 

估计此一时期来华宣教团体高达160多个,同一差会甚至还有国籍之分;传教范围遍及全中国。全部西方来华传教士在1858年只有80人,到1900年已近2千人。

这一时期的传教士除了广为人知的马礼逊、米怜、伯驾、戴德生、剑桥七杰、李提摩太、柏格理等,还包括:宾威廉(William Burns,1815-1868),曾是欧美两洲布道家,1842 年到香港。他以“随时待命”(always ready)为生活和宣教事奉的准则。近代西方著名的传教士戴德生、马偕、慕安德列等人,都深受他影响。

宾惠廉William C. Burns

 

另一位顾约拿单(或称古约翰 Jonathan Goforth,1859-1936),1888年来华。他未去河南传教前,戴德生写信劝他要“以膝代步”(go forward on your knees)。他在东北带领了教会大复兴。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少为人知的传道者和信徒,默默耕耘在广大的禾田上。

 

榜样

1860年全面开放以后的宣教事业,除了传福音、建立教会以外,也根据“整全宣教”(holistic mission)的理念,从3方面导引不同的人由外而内,接触信仰:

1.社会

设禁烟局及社团(如1875年广州羊城劝除鸦片公会)。

天足会(立德夫人等女传教士大力推广)。

天足示范图

 

社会公益。如孤儿院、育婴堂、收容所、红十字会、男女青年会……并从事赈灾(如救助1876-1879年、1888-1889年、1920-1921年北方五省的大旱灾,1878年组织中国赈灾基金委员会等)。

医院诊所。1885年美国长老会在北平设立中国第一个接生医院“妇婴专科医院”(比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1917年创办的“协和医学院”早约30年)。

2.教育

早在开放传教前的预备时期,已有传教士关注高等教育。1835年伯驾在广州设博济医院后附设医校。孙中山曾在1886年秋入博济医校接受初期的医学教育。

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1882年在上海办中西书院(后并入东吴大学)及中西女塾。

丁韪良(William Martin,1827-1916),1850年抵华后,在华60多年间曾设同文馆及任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总教席,为中国设立科学课程和科教实验室。

1882年美国长老会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在山东登州设立的登州文会馆,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化大学,是齐鲁大学的前身。他被称为“中国近代科学教育之父”。

1888年创立南京金陵大学。20世纪上半叶的13间基督教大学,承接了这段时期的创校精神和教学内容。例如:苏州东吴大学(1900),上海圣约翰大学(1905)和沪江大学(1906),成都华西协和大学(1913),杭州之江大学(1914),南京金陵女子大学(1915),福建协和大学(1915),广州岭南大学(1918),北平燕京大学(1919)等。

华西协和大学开创者

 

1860年前,在五口约有50所小学。1875年前后,教会学校约800所,学生约2万人。1900年时,约2千所,学生4万人。

女子教育。1844年英国阿尔德塞(Mary Ann Aldersey,1797-1868),在宁波办中国第一所女校。此后几乎每一个宣教团体都设女校。估计1876年中国已有2084人读女校。传教士对推动女子教育、平民教育及盲人教育(1874年莫莱氏William H. Murray,在北京办中国第一所盲人学校),有很大的贡献。

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是1905年由英美教会合办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1920年并入燕京大学。

3.文化交流

英国人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1840年来华,曾翻译许多中国经典,包括《四书》、《孟子》、《易经》、《礼记》、《道德经》、《离骚》等等。他的译著,至今仍是传教士和西方人认识中国经典必读的版本。

英国人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1848年来华,翻译不少中国典籍和戏剧、医学、哲学,并为中国编译了一套科学丛书《西学略述》。

德国人花之安(Ernst Faber)著述德文版《儒学汇编》、《中国宗教科学专论》、《孟子思想》等。用英文写《史前中国》。

这些学贯中西的传教士,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介绍者,更被史学家赖德烈(K.S. Latourette)称为中国文化的“辩护人”。(注1)

美国人林乐知1874年创办的《万国公报》及李提摩太长期主持的出版社广学会,对于中西文化交流、介绍新知、促进中国维新变法及现代化,有极大的贡献。康有为、梁启超、林语堂都在他们的著作中述及深受教会出版品影响。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亦交由《万国公报》发表,足见他对这份报刊的重视。

万国公报

 

教训

1.这段时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因有传教条约的保护,可以自由到沿海及内地宣教和置产建堂,宣教事工迅速扩展。但也因此招致中国人的排斥敌视,到1900年义和团时达至顶峰,传教士及华人信徒受到极大的迫害。

2.这段时期的来华传教士与船坚砲利的帝国主义,同样来自西方;虽然两者的动机和目标大不相同,却很容易被中国人看作是“同伙人”。有许多仇视来自民众的误解和迷信,也包括儒家官绅对“华夷之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执念。(注2)

不可否认,有少数传教士及教民利用条约的特权,欺压地方百姓,恃强凌弱,仗势欺人。有部份传教士遇到诉讼时,偏袒教徒,因此发生不少教案。这种做法是依靠“势力”而非依靠“神的灵”(参《亚》4:6),是宣教者的前车之鉴。

有许多传教士及差会反对这种做法,自愿不受传教条约保护。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美国传教士应思礼(Elias Inslee)便慨叹:“况传习者,皆系天之所使,不须世人矜恤之也。总之,教务一端,不容议在约内。盖立约之事,人事也,行教之事,天事也。”

3.这段时期太平天国(1851-1864)的兴起,曾被少数传教士视为“中国基督教化”的机会。

事实证明,太平天国不是正统的基督教信仰。洪秀全借用《尚书》、《周礼》和圣经的名词,用政治权力强迫民众去敬拜他自创的“真神皇天上帝”。他使用民间迷信和一知半解的基督教教义,制定一套中国特色的军政教合一的仪式和制度。例如:洪秀全出兵檄文中自称“天父天兄,命我真圣主天王降凡御世”。军律第一条有“要恪遵天命”的字句;第二条“要熟识天条(即十诫)赞美,朝晚礼拜,感谢规矩,及所颁行诏谕”。每支军队必有礼拜的地方,仪式采天主教和中国拜天习俗。会堂北端设方桌,桌前系绣花桌布,外悬帏幔,挂灯画轴,桌上有油灯两盏,插尖角小黄绸令旗。

从宣教学角度看太平天国的信仰实践,可以理解他们想要本色化(Indigenization),却徒有形式(Form),不知真理的实义(Meaning),走进了混合主义(Syncretism)的误区,可说是不伦不类。他们擅长将教条生活化和大众化,也因而极端世俗化。再加上太平天国激烈改革传统:毁偶像(包括佛、道、孔的神像及天主教圣母像),禁祭祖,用天历,改田制。他们粗暴的手段,引发中国旧礼教士绅及许多西方传教士的强烈反对,成为太平天国灭亡的因素之一。(注3)

 

注:

  1. 有关传教士对中国科学教育的贡献,可参考:曹增友,《传教士与中国科学》,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
  2. 详见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1860-1874》,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
  3. 建议参阅张宝铁、袁蓉、毛晓玲,《太平天国文化》,南京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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