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举目官网2021.10.20

苏文峰

 

编注：本文是为2022年即将出版的《宣教心视野》（Perspectives）中文修订版而写，全文约一万两千字，分四次先在《举目》刊登。

 

1807年，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第一位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年）到达广州。

马礼逊与两位助理

 

1807-1842年是中国尚未开放宣教之前的预备时期。马礼逊和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梁发等中西同工翻译圣经，1813年译成新约，1819年译成旧约；1823年新旧约全书合并出版，称为《神天圣书》。

1815年出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是中国报业史上第一份中文期刊。

1818年在马六甲设印刷厂，后迁去香港。1830年代，戴德生的岳父台约尔（Samuel Dyer，1802-1843)创制了活版的中文铅字。1843年麦都思（Walter Medhurst，1796-1857)在上海设立中国近代第一个印刷所“墨海书馆”。

1818年在马六甲办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是中国第一所洋学堂。1842年以后迁香港，曾造就不少中国基督徒人才，如：何福堂、唐廷枢等。

马六甲的英华书院

 

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是新教第一位来华宣教士医生，在广州设立中国第一所西医院博济医院，以眼科为主，是后来医疗传道者的先驱。

传教士在教会内也积极培育本地人才，按立中国传道人，在基层扎根。古天青、屈昂、何福堂等都成为中国教会承先启后的开拓者。

1842年南京条约之后，中国开放五口通商和宣教。1860年北京条约之后，传教士可以购地建堂，并且可以从沿海进到内地自由传教。

这段时期的宣教方式，新增街头布道、设教堂、社会关怀、赈灾、禁烟局等。许多宣教团体在马礼逊等宣教先驱建立的基础上，优化扩大医疗、学校、翻译圣经及文字工作的质量。

1877年、1890年、1907年，来华传教士3次在上海召开全国宣教会议，针对中国福音禾场的现况和需要，共同思考宣教策略。他们也选派代表撰文，写信给西方教会传递负担，并力图向中国士大夫及政府表明基督教的教义及精神。

1907上海举办的第三届来华传教士大会

 

估计此一时期来华宣教团体高达160多个，同一差会甚至还有国籍之分；传教范围遍及全中国。全部西方来华传教士在1858年只有80人，到1900年已近2千人。

这一时期的传教士除了广为人知的马礼逊、米怜、伯驾、戴德生、剑桥七杰、李提摩太、柏格理等，还包括：宾威廉（William Burns，1815-1868），曾是欧美两洲布道家，1842 年到香港。他以“随时待命”（always ready）为生活和宣教事奉的准则。近代西方著名的传教士戴德生、马偕、慕安德列等人，都深受他影响。

宾惠廉William C. Burns

 

另一位顾约拿单（或称古约翰 Jonathan Goforth，1859-1936），1888年来华。他未去河南传教前，戴德生写信劝他要“以膝代步”（go forward on your knees）。他在东北带领了教会大复兴。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少为人知的传道者和信徒，默默耕耘在广大的禾田上。

 

榜样

1860年全面开放以后的宣教事业，除了传福音、建立教会以外，也根据“整全宣教”（holistic mission）的理念，从3方面导引不同的人由外而内，接触信仰：

1.社会

设禁烟局及社团（如1875年广州羊城劝除鸦片公会）。

天足会（立德夫人等女传教士大力推广）。

天足示范图

 

社会公益。如孤儿院、育婴堂、收容所、红十字会、男女青年会……并从事赈灾（如救助1876-1879年、1888-1889年、1920-1921年北方五省的大旱灾，1878年组织中国赈灾基金委员会等）。

医院诊所。1885年美国长老会在北平设立中国第一个接生医院“妇婴专科医院”（比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1917年创办的“协和医学院”早约30年）。

2.教育

早在开放传教前的预备时期，已有传教士关注高等教育。1835年伯驾在广州设博济医院后附设医校。孙中山曾在1886年秋入博济医校接受初期的医学教育。

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1882年在上海办中西书院（后并入东吴大学）及中西女塾。

丁韪良（William Martin，1827-1916），1850年抵华后，在华60多年间曾设同文馆及任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总教席，为中国设立科学课程和科教实验室。

1882年美国长老会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在山东登州设立的登州文会馆，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化大学，是齐鲁大学的前身。他被称为“中国近代科学教育之父”。

1888年创立南京金陵大学。20世纪上半叶的13间基督教大学，承接了这段时期的创校精神和教学内容。例如：苏州东吴大学（1900），上海圣约翰大学（1905）和沪江大学（1906），成都华西协和大学（1913），杭州之江大学（1914），南京金陵女子大学（1915），福建协和大学（1915），广州岭南大学（1918），北平燕京大学（1919）等。

华西协和大学开创者

 

1860年前，在五口约有50所小学。1875年前后，教会学校约800所，学生约2万人。1900年时，约2千所，学生4万人。

女子教育。1844年英国阿尔德塞（Mary Ann Aldersey，1797-1868），在宁波办中国第一所女校。此后几乎每一个宣教团体都设女校。估计1876年中国已有2084人读女校。传教士对推动女子教育、平民教育及盲人教育（1874年莫莱氏William H. Murray，在北京办中国第一所盲人学校），有很大的贡献。

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是1905年由英美教会合办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1920年并入燕京大学。

3.文化交流

英国人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1840年来华，曾翻译许多中国经典，包括《四书》、《孟子》、《易经》、《礼记》、《道德经》、《离骚》等等。他的译著，至今仍是传教士和西方人认识中国经典必读的版本。

英国人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1848年来华，翻译不少中国典籍和戏剧、医学、哲学，并为中国编译了一套科学丛书《西学略述》。

德国人花之安（Ernst Faber）著述德文版《儒学汇编》、《中国宗教科学专论》、《孟子思想》等。用英文写《史前中国》。

这些学贯中西的传教士，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介绍者，更被史学家赖德烈（K.S. Latourette）称为中国文化的“辩护人”。（注1）

美国人林乐知1874年创办的《万国公报》及李提摩太长期主持的出版社广学会，对于中西文化交流、介绍新知、促进中国维新变法及现代化，有极大的贡献。康有为、梁启超、林语堂都在他们的著作中述及深受教会出版品影响。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亦交由《万国公报》发表，足见他对这份报刊的重视。

万国公报

 

教训

1.这段时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因有传教条约的保护，可以自由到沿海及内地宣教和置产建堂，宣教事工迅速扩展。但也因此招致中国人的排斥敌视，到1900年义和团时达至顶峰，传教士及华人信徒受到极大的迫害。

2.这段时期的来华传教士与船坚砲利的帝国主义，同样来自西方；虽然两者的动机和目标大不相同，却很容易被中国人看作是“同伙人”。有许多仇视来自民众的误解和迷信，也包括儒家官绅对“华夷之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执念。（注2）

不可否认，有少数传教士及教民利用条约的特权，欺压地方百姓，恃强凌弱，仗势欺人。有部份传教士遇到诉讼时，偏袒教徒，因此发生不少教案。这种做法是依靠“势力”而非依靠“神的灵”（参《亚》4：6），是宣教者的前车之鉴。

有许多传教士及差会反对这种做法，自愿不受传教条约保护。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美国传教士应思礼（Elias Inslee）便慨叹：“况传习者，皆系天之所使，不须世人矜恤之也。总之，教务一端，不容议在约内。盖立约之事，人事也，行教之事，天事也。”

3.这段时期太平天国（1851-1864）的兴起，曾被少数传教士视为“中国基督教化”的机会。

事实证明，太平天国不是正统的基督教信仰。洪秀全借用《尚书》、《周礼》和圣经的名词，用政治权力强迫民众去敬拜他自创的“真神皇天上帝”。他使用民间迷信和一知半解的基督教教义，制定一套中国特色的军政教合一的仪式和制度。例如：洪秀全出兵檄文中自称“天父天兄，命我真圣主天王降凡御世”。军律第一条有“要恪遵天命”的字句；第二条“要熟识天条（即十诫）赞美，朝晚礼拜，感谢规矩，及所颁行诏谕”。每支军队必有礼拜的地方，仪式采天主教和中国拜天习俗。会堂北端设方桌，桌前系绣花桌布，外悬帏幔，挂灯画轴，桌上有油灯两盏，插尖角小黄绸令旗。

从宣教学角度看太平天国的信仰实践，可以理解他们想要本色化（Indigenization），却徒有形式（Form），不知真理的实义（Meaning），走进了混合主义（Syncretism）的误区，可说是不伦不类。他们擅长将教条生活化和大众化，也因而极端世俗化。再加上太平天国激烈改革传统：毁偶像（包括佛、道、孔的神像及天主教圣母像），禁祭祖，用天历，改田制。他们粗暴的手段，引发中国旧礼教士绅及许多西方传教士的强烈反对，成为太平天国灭亡的因素之一。（注3）

 

注：

1. 有关传教士对中国科学教育的贡献，可参考：曹增友，《传教士与中国科学》，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
2. 详见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1860-1874》，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
3. 建议参阅张宝铁、袁蓉、毛晓玲，《太平天国文化》，南京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