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21.10.20

蘇文峰

 

編註：本文是為2022年即將出版的《宣教心視野》（Perspectives）中文修訂版而寫，全文約一萬兩千字，分四次先在《舉目》刊登。

 

1807年，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第一位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年）到達廣州。

馬禮遜與兩位助理

 

1807-1842年是中國尚未開放宣教之前的預備時期。馬禮遜和米憐（William Milne，1785-1822）、梁發等中西同工翻譯聖經，1813年譯成新約，1819年譯成舊約；1823年新舊約全書合併出版，稱為《神天聖書》。

1815年出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Chinese Monthly Magazine），是中國報業史上第一份中文期刊。

1818年在馬六甲設印刷廠，後遷去香港。1830年代，戴德生的岳父台約爾（Samuel Dyer，1802-1843)創製了活版的中文鉛字。1843年麥都思（Walter Medhurst，1796-1857)在上海設立中國近代第一個印刷所“墨海書館”。

1818年在馬六甲辦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是中國第一所洋學堂。1842年以後遷香港，曾造就不少中國基督徒人才，如：何福堂、唐廷樞等。

馬六甲的英華書院

 

伯駕（Peter Parker，1804-1888）是新教第一位來華宣教士醫生，在廣州設立中國第一所西醫院博濟醫院，以眼科為主，是後來醫療傳道者的先驅。

傳教士在教會內也積極培育本地人才，按立中國傳道人，在基層扎根。古天青、屈昂、何福堂等都成為中國教會承先啟後的開拓者。

1842年南京條約之後，中國開放五口通商和宣教。1860年北京條約之後，傳教士可以購地建堂，並且可以從沿海進到內地自由傳教。

這段時期的宣教方式，新增街頭佈道、設教堂、社會關懷、賑災、禁煙局等。許多宣教團體在馬禮遜等宣教先驅建立的基礎上，優化擴大醫療、學校、翻譯聖經及文字工作的質量。

1877年、1890年、1907年，來華傳教士3次在上海召開全國宣教會議，針對中國福音禾場的現況和需要，共同思考宣教策略。他們也選派代表撰文，寫信給西方教會傳遞負擔，並力圖向中國士大夫及政府表明基督教的教義及精神。

1907上海舉辦的第三屆來華傳教士大會

 

估計此一時期來華宣教團體高達160多個，同一差會甚至還有國籍之分；傳教範圍遍及全中國。全部西方來華傳教士在1858年只有80人，到1900年已近2千人。

這一時期的傳教士除了廣為人知的馬禮遜、米憐、伯駕、戴德生、劍橋七傑、李提摩太、柏格理等，還包括：賓威廉（William Burns，1815-1868），曾是歐美兩洲佈道家，1842 年到香港。他以“隨時待命”（always ready）為生活和宣教事奉的準則。近代西方著名的傳教士戴德生、馬偕、慕安德列等人，都深受他影響。

宾惠廉William C. Burns

 

另一位顧約拿單（或稱古約翰 Jonathan Goforth，1859-1936），1888年來華。他未去河南傳教前，戴德生寫信勸他要“以膝代步”（go forward on your knees）。他在東北帶領了教會大復興。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少為人知的傳道者和信徒，默默耕耘在廣大的禾田上。

 

榜樣

1860年全面開放以後的宣教事業，除了傳福音、建立教會以外，也根據“整全宣教”（holistic mission）的理念，從3方面導引不同的人由外而內，接觸信仰：

1.社會

設禁煙局及社團（如1875年廣州羊城勸除鴉片公會）。

天足會（立德夫人等女傳教士大力推廣）。

天足示範圖

 

社會公益。如孤兒院、育嬰堂、收容所、紅十字會、男女青年會……並從事賑災（如救助1876-1879年、1888-1889年、1920-1921年北方五省的大旱災，1878年組織中國賑災基金委員會等）。

醫院診所。1885年美國長老會在北平設立中國第一個接生醫院“婦嬰專科醫院”（比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1917年創辦的“協和醫學院”早約30年）。

2.教育

早在開放傳教前的預備時期，已有傳教士關注高等教育。1835年伯駕在廣州設博濟醫院後附設醫校。孫中山曾在1886年秋入博濟醫校接受初期的醫學教育。

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1882年在上海辦中西書院（後併入東吳大學）及中西女塾。

丁韙良（William Martin，1827-1916），1850年抵華後，在華60多年間曾設同文館及任京師大學堂（北大前身）總教席，為中國設立科學課程和科教實驗室。

1882年美國長老會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在山東登州設立的登州文會館，是中國第一所現代化大學，是齊魯大學的前身。他被稱為“中國近代科學教育之父”。

1888年創立南京金陵大學。20世紀上半葉的13間基督教大學，承接了這段時期的創校精神和教學內容。例如：蘇州東吳大學（1900），上海聖約翰大學（1905）和滬江大學（1906），成都華西協和大學（1913），杭州之江大學（1914），南京金陵女子大學（1915），福建協和大學（1915），廣州嶺南大學（1918），北平燕京大學（1919）等。

華西協和大學開創者

 

1860年前，在五口約有50所小學。1875年前後，教會學校約800所，學生約2萬人。1900年時，約2千所，學生4萬人。

女子教育。1844年英國阿爾德塞（Mary Ann Aldersey，1797-1868），在寧波辦中國第一所女校。此後幾乎每一個宣教團體都設女校。估計1876年中國已有2084人讀女校。傳教士對推動女子教育、平民教育及盲人教育（1874年莫萊氏William H. Murray，在北京辦中國第一所盲人學校），有很大的貢獻。

中國第一所女子大學是1905年由英美教會合辦的華北女子協和大學，1920年併入燕京大學。

3.文化交流

英國人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1840年來華，曾翻譯許多中國經典，包括《四書》、《孟子》、《易經》、《禮記》、《道德經》、《離騷》等等。他的譯著，至今仍是傳教士和西方人認識中國經典必讀的版本。

英國人艾約瑟（Joseph Edkins，1823-1905），1848年來華，翻譯不少中國典籍和戲劇、醫學、哲學，並為中國編譯了一套科學叢書《西學略述》。

德國人花之安（Ernst Faber）著述德文版《儒學匯編》、《中國宗教科學專論》、《孟子思想》等。用英文寫《史前中國》。

這些學貫中西的傳教士，不僅是中國文化的介紹者，更被史學家賴德烈（K.S. Latourette）稱為中國文化的“辯護人”。（註1）

美國人林樂知1874年創辦的《萬國公報》及李提摩太長期主持的出版社廣學會，對於中西文化交流、介紹新知、促進中國維新變法及現代化，有極大的貢獻。康有為、梁啟超、林語堂都在他們的著作中述及深受教會出版品影響。孫中山的《上李鴻章書》，亦交由《萬國公報》發表，足見他對這份報刊的重視。

萬國公報

 

教訓

1.這段時期西方來華傳教士因有傳教條約的保護，可以自由到沿海及內地宣教和置產建堂，宣教事工迅速擴展。但也因此招致中國人的排斥敵視，到1900年義和團時達至頂峰，傳教士及華人信徒受到極大的迫害。

2.這段時期的來華傳教士與船堅砲利的帝國主義，同樣來自西方；雖然兩者的動機和目標大不相同，卻很容易被中國人看作是“同夥人”。有許多仇視來自民眾的誤解和迷信，也包括儒家官紳對“華夷之辨”“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執念。（註2）

不可否認，有少數傳教士及教民利用條約的特權，欺壓地方百姓，恃強凌弱，仗勢欺人。有部份傳教士遇到訴訟時，偏袒教徒，因此發生不少教案。這種做法是依靠“勢力”而非依靠“神的靈”（參《亞》4：6），是宣教者的前車之鑒。

有許多傳教士及差會反對這種做法，自願不受傳教條約保護。1858年《天津條約》簽訂後，美國傳教士應思禮（Elias Inslee）便慨嘆：“況傳習者，皆係天之所使，不須世人矜恤之也。總之，教務一端，不容議在約內。蓋立約之事，人事也，行教之事，天事也。”

3.這段時期太平天國（1851-1864）的興起，曾被少數傳教士視為“中國基督教化”的機會。

事實證明，太平天國不是正統的基督教信仰。洪秀全借用《尚書》、《周禮》和聖經的名詞，用政治權力強迫民眾去敬拜他自創的“真神皇天上帝”。他使用民間迷信和一知半解的基督教教義，制定一套中國特色的軍政教合一的儀式和制度。例如：洪秀全出兵檄文中自稱“天父天兄，命我真聖主天王降凡御世”。軍律第一條有“要恪遵天命”的字句；第二條“要熟識天條（即十誡）讚美，朝晚禮拜，感謝規矩，及所頒行詔諭”。每支軍隊必有禮拜的地方，儀式採天主教和中國拜天習俗。會堂北端設方桌，桌前繫繡花桌布，外懸幃幔，掛燈畫軸，桌上有油燈兩盞，插尖角小黃綢令旗。

從宣教學角度看太平天國的信仰實踐，可以理解他們想要本色化（Indigenization），卻徒有形式（Form），不知真理的實義（Meaning），走進了混合主義（Syncretism）的誤區，可說是不倫不類。他們擅長將教條生活化和大衆化，也因而極端世俗化。再加上太平天國激烈改革傳統：毀偶像（包括佛、道、孔的神像及天主教聖母像），禁祭祖，用天曆，改田制。他們粗暴的手段，引發中國舊禮教士紳及許多西方傳教士的強烈反對，成為太平天國滅亡的因素之一。（註3）

 

註：

1. 有關傳教士對中國科學教育的貢獻，可參考：曹增友，《傳教士與中國科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
2. 詳見呂實強，《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1860-1874》，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6。
3. 建議參閱張寶鐵、袁蓉、毛曉玲，《太平天國文化》，南京出版社，2005。